政治明见与哲学思辨
澄清柯亨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误解
朱雪微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035）
摘要： 无产阶级理论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无产阶级存在与解体问题也是西方学界一直争论和质疑的焦点。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柯亨在探索“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提出了三个质疑：无产阶级的存在受到规范性的质疑；无产阶级面临着正在解体或者已经解体的状况；无产阶级不会实现与哲学的结合，进而从资本主义母体中接生出来的社会主义也不会实现。为认证柯亨的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前提的一种误读，我们需要站在马克思原初的立场,理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重释哲学与无产阶级结合的真正意蕴。
关键词： 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意识；自在；自为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社会生产的飞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丕变：一方面，生产性工人比例下降，非生产性工人急剧上升，使得工人阶级内部出现阶级分层，且各个分层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出现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新中间阶层的突起。基于此背景，西方学术界围绕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阶级消亡论与阶层分析论甚嚣尘上。暂且不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如何，这些学者都是在阶层理论层面谈论阶级问题，这已然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问题。西方学者对无产阶级的理解误区关键在于，他们都没有区分“自在的无产阶级”和“自为的无产阶级”，以至于对无产阶级问题的讨论仅仅局限于“自在层面”，没有看到马克思实际倡导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要使自在的无产阶级成为“自为的无产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支重要的学派也参与其中，但与其他赞同阶级消亡，质疑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存在的学者不同，柯亨对阶级的关注是力图抛开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角度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本文力图着眼于柯亨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三个质疑来澄清柯亨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误解：无产阶级概念存在问题，需要加以修正；无产阶级面临规范性问题，无产阶级已经瓦解，所以我们不得不寻找一条抛开革命主体的新的道路；哲学与无产阶级的联合是对柏拉图哲学与权力联合的拙劣运用，并不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
一、澄清柯亨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误解
在早期，柯亨曾力图在两个文本中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界定“无产阶级”概念，但是这两种界定都或多或少地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理解存在偏差。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文中，柯亨以人与物的关系为切入点，运用分析的方法来界定无产阶级。在柯亨眼中，人与物的关系无非就两类：1.人作为主体支配物；2.物作为主体支配人。柯亨进而运用分析的方法对这两类做进一步的分析，指出这两类又都可以再分为相似的两类：1.1 和2.1 人可以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得到确证，但是人并不能意识到自己身处在这个环境之中；1.2 和2.2 人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不能得到确证，甚至人还与自身所处的环境相对立，并深受这种对立的压迫。不同的是，柯亨又对物支配人中的第一类，也就是2.1 做了进一步考察，将其又划分为两类：2.1.1 人了解自己的环境并且可以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得到享受和满足；2.1.2 人虽然了解自身环境，但不能意识到自己就身处其中，因而也就不可能享受其身临的处境，不能从他的劳动中获得满足感和喜悦感。这样，柯亨经过一系列的分类、分析之后，将资本家归为人支配物的一类，将工人阶级归为物支配人的一类。以马克思的文本为依据，我们可以发现柯亨的这种分类并不正确，因为他没有弄清楚异化、私有财产和无产阶级它们的相互关系，从而也不会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处于物支配人的异化之中。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清楚地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1〕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的状态和处境不同，有产阶级徜徉在这种异化中，在异化中看到自己的力量愈发壮大，自己的地位愈发坚固；无产阶级却在这种异化中失去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意识到自己非人的现实的处境和被毁灭的地位。我们暂且假定柯亨的这种分类方法可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应该都被划归为物支配人的一类，而非柯亨所理解那样，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受制于“资本”这种“非神圣形象”，资产阶级也不能支配“资本”这种神奇的物，所以非要按照柯亨的分类，资产阶级理应归于物支配人的一类中下属的2.1.1 项，即人可以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得到确证，但是人并不能意识到自己身处在这个环境之中，但是人可以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得到享受和满足；无产阶级对应物支配人的2.2 分类，即人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不能得到确证，甚至人还与自身所处的环境相对立，并深受这种对立的压迫。
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柯亨力图重新定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柯亨指出马克思是依据生产中的从属地位对无产阶级进行定义的，即无产阶级是拥有全部的劳动力但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但是这种关于“无产阶级”概念的界定存在悖论：并非所有拥有全部劳动力但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都符合“无产阶级”的概念，例如高薪的设计者；而有些拥有全部劳动力同时也拥有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也可以被称为无产阶级，例如受雇佣的自带机器的工人。在柯亨看来，无产阶级确实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但是生产资料对界定无产阶级来讲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柯亨认为无产阶级可以拥有生产资料，但是如果他们不与资产阶级缔结契约，他们也不能养活自己。基于此，柯亨重新定义了无产阶级：“无产者必须出卖他的劳动力以获得他的生活资料。”〔2〕首先，我们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柯亨重新界定的无产阶级含义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地位中给无产阶级下的定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表达的十分清楚：“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3〕其次，柯亨围绕着“生产资料”对无产阶级进行分析，认为马克思过多地强调了生产资料对于无产阶级地位的重要性。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误解，马克思并没有声明无产阶级必须是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马克思之所以以生产地位为视角对无产阶级进行界定，只是为了强调无产阶级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只是想强调无产阶级与生产资料的这种失衡状态，只是为了说明无产阶级在资本与劳动关系中仍然是处于劳动的一方。
柯亨试图重新界定无产阶级的概念，但他最终还是陷入了混乱。我们从柯亨的著作中看到，柯亨将“无产阶级”与“穷人”“劳动阶级”混为一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深刻指出：无产阶级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4〕因此，“无产阶级”不同于“穷人”和“劳动阶级”，“无产阶级”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劳动阶级”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存在，古代的“劳动阶级”是“奴隶”，中世纪的“劳动阶级”是“农奴”，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前的“劳动阶级”是“手工业帮工”，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劳动阶级”是“工场手工业工人”，这些“劳动阶级”都不是“无产阶级”。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从人们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地位界定阶级，从而将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为获得生活资料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阶级界定为“无产阶级”，这只是马克思所论述的自在层面的无产阶级、经验层面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理想的革命主体是组织起来的“自为的无产阶级”。需要注意的是，“自为的无产阶级”与“自在的工人阶级”并不画等号，将自身提升为“自为的无产阶级”是“自在的无产阶级”的任务。“自为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建构性的问题，而不是经验性问题。马克思并不是要在经验中去寻找理想的革命主体，他关注的是无产阶级怎样形成为阶级的，也就是“自在的无产阶级”怎样提升为“自为的无产阶级”。
二、澄清柯亨对马克思无产阶级解体的误解
在柯亨转向政治哲学之后，他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使无产阶级概念的规范性问题饱受争议。柯亨以美国社会主义老歌“永远团结”的第二段歌词为切入点，试图说明现如今无产阶级面临的规范性问题：“我们开垦荒地、建造城市，他们才能从事贸易；我们开挖矿山、修建工场，铺设万里铁路线；而如今，我们饥寒交迫，被遗弃在我们自己创造的奇迹中……”〔5〕柯亨在此强调，我们应该注意歌词的最后一句话，“我们饥寒交迫”和“在我们自己创造的奇迹”之间隐含冲突：在现今社会，饥寒交迫的人与那些因从事生产而依然饥肠辘辘的生产者并不具有同一性，而这两点就是柯亨质疑的所谓马克思意义的工人阶级身上的特点正在离散的问题。柯亨认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身上汇集的特点（“‘多数’、‘生产’、‘剥削’、‘贫困’、‘无所可失’以及‘革命’”〔6〕）正在离散，导致现今已然不具有汇集这几个特点于一身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标签备受争议，马克思主义遇到了过去不曾遇到过的规范性问题，我们必须抛开革命主体的问题，从道德层面为实现社会主义开辟新路。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同样是天津市物流业能耗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推动作用一直比较强，因此，伴随城镇化的发展，合理引导居民消费，对天津市物流业能耗下降具有积极作用。此外，与北京市不同，空间结构对天津市物流业能耗增长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这说明强化天津市各区功能定位规划，合理布局城市空间结构对物流业能耗降低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物流业能耗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柯亨对马克思自在层面的无产阶级的理解存在偏差，他关于无产阶级的解体问题也依然禁锢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消亡论的理解之下。柯亨以无产阶级特征的离散为依据，不仅对无产阶级概念的规范性问题进行诘难，而且得出“无产阶级正处于瓦解过程中”〔7〕“无产阶级不曾、也不会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联合与影响力”〔8〕的论断。我们可以发现，柯亨此处的论断是矛盾的，说“无产阶级正处于瓦解的过程中”则表明或预设了无产阶级已经形成，然后才可以说无产阶级正处于瓦解之中；而说“无产阶级不曾、也不会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言的联合与影响力”则表明无产阶级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形成过。我们暂且抛开柯亨论断自身的矛盾性，单就柯亨关于无产阶级解体的整体观点来反驳他对无产阶级理论的误解。柯亨坚决认为“受剥削”“贫困”“大多数”这些特点正在离散，汇集这些特征于一体的革命主体正在解体，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无产阶级——一半是真实的，一半是假想的，然而不管它的真实成分是多少，它都已经不复存在，而且没有也不会出现类似的革命力量来代替它。在柯亨看来，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将理想寄托在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如果社会主义仍然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联合，社会主义将永远不能从资产阶级的母体中被接生出来。因此，柯亨主张抛开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为社会主义做道德辩护，试图开辟一条从道德上宣扬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路径。
式(6)中，可由式(4)前两式对相应的广义坐标求偏导数得到.式(6)对时间求导，并用偏类速度表示，各运动杆质心的速度可以表述为：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王重返洞穴、无产阶级人性的复归与奥德赛返乡都是一场复归之路，“一场形而上学的灵魂的返乡”〔19〕：都是在路上，漂泊在复归的路上，返回到洞穴的路上，行走在人性复归的路上；都历经磨难、饱尝艰辛，奥德修斯在战后历经十年漂泊，终于克服大海的惊涛骇浪、妖魔鬼怪的折磨；哲学王克服内心的恐惧，面向事物本身，面向火光，忍着眼睛的刺痛面向太阳，最后又让习惯太阳光的哲学家返回洞穴；丧失一切合乎人性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废除私有制，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实现的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实现合乎人本性的人的复归。我们可以说，荷马叙述了奥德修斯英雄返乡的传奇，柏拉图演绎了哲学王的奥德修斯的传奇，马克思阐释了无产阶级的奥德修斯传奇。所以，在这两个层面，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继承了柏拉图哲学与权力的结合。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马克思从柏拉图哲学与权力相结合中真正继承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
区分“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无产阶级”意识，那什么是“无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意识与工人阶级意识等同吗？科拉科夫斯基一语中的：“‘无产阶级’意识既不能理解成以经验为根据的工人阶级意识，也不能理解成个人意识的总和或平均值。这里总是存在着实际工人的经验意识与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意识之间的差距。”〔14〕“差距”是什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15〕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必须在革命斗争中形成“革命意识”，使无产阶级具有“革命性”。无产阶级要形成“彻底的革命意识”——“共产主义意识”，必须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使自在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提升为“自为的无产阶级”奠定基础。第二，必须使具有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具有世界性、普遍性、历史性。打破地域性的限制，在经济上普遍交往的前提下实现无产阶级的普遍性，使得具有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只有无产阶级集世界性、普遍性和历史性于一身时，“自在的无产阶级”提升为“自为的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可能，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16〕。第三，“自为的无产阶级”必须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位于的阶级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意识既不束缚于由单个人的思想，也不受制于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群众心理意识，它是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意识到了自己位于的阶级地位，意识到自己肩负着的解放的历史使命。第四，无产阶级作为代表者必须与被代表者具有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柄谷行人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进行了分析，指出“代表者的利益”和“被代表者的利益”之间是任意的，才会使得这些阶级在阶级斗争中，造成由谁上位都是偶然的现象，所以才会让波拿巴——这个马克思认为的平庸可笑的人物却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如果代表者不具有将阶级利益普遍化而予以拥护的话语，那么必然会被其他代表者所替代。马克思在分析小农阶级时指出，“……他们是一个阶级……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17〕可以说，马克思从侧面阐述了阶级形成的重要的原因是是否具有阶级利益的同一性？阶级利益的同一性是否使得彼此形成共同的联系？阶级利益是具有全国性的联系，还是仅仅局限于地域之间？阶级利益是否具有政治组织的形式？进而我们可以引出第五点，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具有组织的政治形式。马克思向共产党人提出的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把无产者形成为阶级，无产阶级只有使得其与被代表者的利益同一，与被代表者的阶级利益具有共同的、全国的联系，从而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形式，这样的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自为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确实是受苦受难的社会底层，马克思也的确继承了柏拉图哲学与权力结合的观点，但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并不是对柏拉图理论的拙劣运用，它闪烁着同柏拉图理论同样的光芒。第一，柏拉图哲学与权力的结合同马克思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都是寻求一条解放之路。“洞穴隐喻”是柏拉图哲学与权力的结合的最形象的比喻，洞穴中的囚徒解除锁链的束缚，从洞穴的影像看到木偶，看到火光，走出洞穴看到太阳（柏拉图所说的太阳象征着善、真理），所以“洞穴隐喻”实际标志着哲学家从意见的束缚中获得解放求得真理的过程。柏拉图认为掌握善和真理的哲学家需要重返洞穴，因为只有拥有善和理性的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才能帮助洞穴中的囚徒摆脱意见获得真理，才能在解放自己的同时使得洞穴中的囚徒也获得解放。马克思把哲学与无产阶级结合起来同样是一条寻求解放的道路，无产阶级困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牢笼之中，不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受到普遍的不公正，丧失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使哲学成为现实是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前提，无产阶级是哲学成为世界性所必备的物质的或世俗的载体，哲学是无产阶级成为世界性所应该具有的精神。第二，二者都隐含有一种奥德赛基调。在西方，很多学者在研究柏拉图和荷马的关系，以及哲学和诗、神话、戏剧的关系，从而看到柏拉图的哲学王背后隐含的奥德赛基调；同时也有学者挖掘到马克思与古希腊的传承，无产阶级历经艰辛摆脱资本主义的束缚从而获得人性的复归与奥德赛经历磨难重返家乡的联系。
西方哲学界谈论无产阶级解体问题时，大多是想从经验层面寻找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实体，柯亨也不例外。对此，我们是不是应该追问无产阶级是经验问题吗？我们总是想从无产阶级的概念出发，在经验社会中寻找与无产阶级概念相符合的对象，而这恰恰是康德哥白尼革命所要颠覆的：不是我们的观念要和对象相符合，而是对象要符合我们的观念。正如有学者所言：“无产阶级是发端于现实问题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构想，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性的设定，而非基于经验观察所得出的多个个体的共相”〔9〕。无产阶级的经验层面往往掩盖了无产阶级的建构性问题，所以，我们要看到，不过是现实中出现的无产阶级的这个群体，恰好符合了无产阶级的观念而已。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明确指出：“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10〕真正的关键是要追问这里的“有所作为”指的是什么？根据马克思的文本，我们可以说这种“有所作为”就是把无产阶级从“自在”提升到“自为”的“作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清楚地提出要形成“自为的无产阶级”，“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11〕怎么才是“自为的无产阶级”？我们总是囿于自在的层面谈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问题，而真正困扰马克思的是如何形成“自为的无产阶级”，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已经形成，即马克思只是说“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2〕是共产党人的任务。我们也可以在马恩的著作中，发现“无产阶级的成熟”“潜在的无产阶级”等表述，这些均足以表明无产阶级还没有使自己形成一个“阶级”，一个“自为的阶级”。那没有形成，何谈解体？因此，无论是柯亨抑或是西方学术界的其他谈论无产阶级解体的问题，都是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论述的误读，“‘无产阶级’概念具有建构性特征”〔13〕，并不是汇集了几个特征于一体的工厂里的工人就是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使“自在的无产阶级”形成“自为的无产阶级”。这样，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如何将“自在的阶级”提升为“自为的阶级”。
三、澄清柯亨对马克思哲学与无产阶级结合的误解
根据柯亨的观点，马克思把哲学与无产阶级结合起来，与其说是对柏拉图哲学与权力结合的继承，不如说是对柏拉图的哲学与权力结合的拙劣运用。柏拉图曾经三次西西里之行，企图劝谏两位国王，希望实现自己依照哲学观念治理国家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终究还是没能实现，柏拉图也退出了政治事务，但他还是坚信只有哲学与王的结合，即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只有统治者具有哲学的智慧，这样的国家才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在柯亨眼中，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是人类最崇高的代表，而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则是人类最底层、最卑微、最扭曲的代表，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就是“人类最崇高的代表——追求真理的哲学家——与人类最卑微、最扭曲的体现——受压迫的社会弃儿之间展开的伟大联合。”〔18〕除此之外，柯亨还将柏拉图所谓的哲学与权力的结合视为一种偶然性，斥责马克思陷入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必然结合的幻象之中。柯亨对马克思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理解是片面的，或者说他只理解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并没有理解马克思将哲学与无产阶级结合的真正意义，如果不澄清这一点，就会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理解产生偏差，进而也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职是之故，无产阶级需要形成自己的“革命意识”，从而实现从“自在”到“自为”的蜕变，冲破地域的束缚，使得无产阶级的世界性、普遍性和历史性成为可能，只有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非人的社会现实、自己的阶级地位、历史使命，只有无产阶级作为代表者与被代表者的利益具有同一性，只有无产阶级在组织形式的共产党的指引下，才能使得“自在的无产阶级”上升为“自为的无产阶级”。所以，无论是柯亨在抛开革命主体的前提下，试图寻找新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像西方激进左派中奈格里、哈特那样诉诸诸众、柄谷行人寄希望于消费群众那样寻找新的革命主体，都是在自在的经验层面上谈论无产阶级，都没有真正地理解马克思给共产党人提出的任务——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的真正含义。
我知道高二还有太多美好的事让你留恋。人们不能总活在当下，总是在追忆过去的岁月。但是你知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所以，“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无产阶级虽然具有受苦受难的一面，但是积极的革命性也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一面。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代表着革命的物质力量，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并不是柯亨所认为的人类最崇高的代表与人类最卑微的代表的结合，而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点才是马克思对柏拉图的继承。正如耶鲁大学政治科学教授Steven B. Smith 所说的那样，柏拉图尝试将理论与实践、理性与现实结合起来，黑格尔与马克思继承了这种革命传统并把它发挥到了极致。尽管马克思是从柏拉图那里继承并发挥了这一点，但正如柄谷行人所说的，我们要消解这种差异的“同一性”场域，仔细寻找马克思的思想与其他类似思想的“细微差别”，因为在这细微的差异里恰恰包含着马克思与前人的本质不同。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王”真正的意义不在“王”，而在“哲学”，所以在柏拉图眼中，真正重要的还是“理念”。黑格尔虽然打破了以往主客分离的局面，主张要把真实的东西理解和表述为实体的同时，也要把它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即使柏拉图与黑格尔都强调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但二者始终没有走出理论的界限，只有马克思深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具体实践运动中，才赋予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实内涵。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揭示马克思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文本：“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0〕，真正的革命力量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结合，无产阶级和哲学的集合就是这种革命力量，“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1〕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2〕，我们可以将此处的“实践”解读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思维的真理性”解读为理论的真理性，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使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得到确证。在马克思看来，没有理论指引的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实践践行的理论是空洞的。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不是随随便便的“结合”，而是“有条件的结合”，换言之，只有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现实的非人的处境的时候，只有当“自在的无产阶级”成为“自为的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使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成为可能。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需要以“自在的无产阶级”提升为“自为的无产阶级”为前提。柯亨对马克思将柏拉图把哲学洞见与世俗权力结合实现的偶然性视为一种必然——哲学与无产阶级结合的必然，从而使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陷入“分娩论”的泥淖之路的观点，我们需要澄清“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随着无产阶级进入历史而实现的，理论与革命、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无产阶级的联系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理论是革命过程本身思想的真正体现。
约束条件为总资源的完全分配与部门资源的整数约束，目标函数为指标向量偏离理想向量的距离.此外，根据是否必须满足文献[1]公理Ax.4，可以分为紧约束与宽约束两类资源分配模型：
综上所述，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并非直接就是经验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借用张盾教授的话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具有现实性和建构性的双重特征，它不仅仅是一个有特定历史内涵的事实性概念，同时还是一个超出直接事实的建构性的理论概念”〔23〕。马克思根据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划分阶级，进而将没有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的阶级称为“无产阶级”时，马克思是在自在的层面上即经验和社会学意义上谈论“无产阶级”；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形成的“阶级”，已然不是经验层面的“自在的无产阶级”，而是“自为的无产阶级”，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性的“自为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形成。本文并不是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是无懈可击的，本文只是试图说明那些宣称“无产阶级解体”“今天已经不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我们需要寻找新的革命主体”之类对马克思的指责都是无的放矢的批判，马克思主张的是要形成真正意义的“自为的无产阶级”。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自在的无产阶级提升为自为的无产阶级。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不是柏拉图哲学与权力的拙劣运用，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是马克思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有力的证明。
参考文献
〔1〕〔10〕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4、45.
〔2〕〔英〕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 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91.
〔3〕〔4〕〔11〕〔17〕〔20〕〔21〕〔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5、295、274、762、16、16、134.
〔5〕〔6〕〔7〕〔8〕〔18〕〔英〕G.A.柯亨.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M〕. 霍政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4、137、133、144、127.
〔9〕夏莹.论黑格尔的“贱民”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观念的结构性差异〔J〕. 学习与探索，2019(3):15-21.
〔1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1.
〔13〕潘斌.从“贱民”到“无产阶级”：马克思对黑格尔贫困问题的政治性重构〔J〕. 哲学研究，2018(9):25-32.
〔14〕〔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3 卷）〔M〕. 侯一麟，张玲霞，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265.
〔15〕〔1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4、31.
〔19〕〔美〕郝兰.哲学的奥德赛——《王制》引论〔M〕. 李诚予，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51.〔23〕张盾.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及其路径〔J〕. 中国社会科学，2006(5):33-45.
To Clarify Cohen’s Misunderstanding of Marx’s Proletarian Theory
ZHU Xuewei
（Academy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35,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proletariat is an important fulcrum of Marx’s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existence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has been the focus of debate and questioning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As a leading figure of analytical Marxist school, Cohen also questioned the proletarian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rebuilding Marxist scientific socialism. Cohen raised three heckles to Marx’s proletarian theory: the existence of the proletariat was questioned by the norm; the proletariat is in the process of disintegrating or has already disintegrated; the proletariat will not be able to integrate itself with philosophy, nor will socialism be able to be born out of the matrix of capitalism.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is view of Cohen’s is a misreading of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Marx’s scientific socialism, we need to stand in Marx’s original position, understand Marx’s proletarian theory,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reinterpret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combination of philosophy and the proletariat.
Key Words: the proletariat; scientific socialism; class consciousness; in-itself; for-itself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91（2019）06-0022-07
收稿日期： 2019-01-10 修改日期：2019-05-10
作者简介： 朱雪微，女，黑龙江尚志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职博士后、讲师，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西方激进左派复兴共产主义观念的批判性研究”（15BZX01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63192118）；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研究”（C0218017）。
优先出版：DOI：10.16197/j.cnki.lnupse.20190902.005
【责任编辑 潘照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