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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你的创作来看，在写作风格上变化很大，从儿童文学写到知青文学，再从知识分子写到现在，你一次一次给人很多意外，连评论家都难以预料。
王：在创作上我觉得这是比较自然的，至于我的写作风格变化很大，这也是自然的，没有一点特别意外的。以前一些评论家对我的定位也不是那么准，在我开始写作时说我是“儿童文学”，其实我也只是写了几篇儿童题材的作品，根本算不上儿童文学作家；然后，评论家又说我是知青题材作家，其实我也极少写知青题材。我觉得我的作品是随着自己的成长而逐渐成熟。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逐渐长大逐渐成熟。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逐渐长大逐渐成熟。我并没有像评论家说的那样戏剧性的转变。
问：从我的感觉上，有一些女性作家创作生活层面比较多，创造上缺乏超越。而你的《流逝》、《小鲍庄》等作品则突破了传统文学的理性，比较深厚很有分量，对人类、对文明、对生存价值等在叙述上可以看出有很深的底蕴，这是与她们不同的，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自觉的追寻，即母体意识。
王：这是肯定的，也很自然，想把作品写好就得不断地思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目标，总是想越写越好，这当然一定要思考。我觉得现在有些作家写作没有什么变化，恐怕就是因为他们写作不动脑筋，如果动脑筋就会有深入，有深入就会有变化、有进步。我的写作直到现在也没有评论家所说的突变，写作同样也不存在着突变。
问：作家有两种：一种人的思考是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而改变，易受影响；而另一种人的变化是间接的，他们从阅读出发，自我思索，又有一些新的艺术思想在创作上得到反映，你是这样的吗？
王：不，这不一定。其实生活本身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生活，大家观察到的也都差不多，而大家写出来的作品不一样，这要看你理性准备有多少。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深刻，就和别人不一样。
问：现在确实有这种状况，很多人写作只是为了某种目的某种需求，在写作中感受不到快感和乐趣，因为写作不是他的第一生命。
王：他们的快乐是在小说成功之后获得某种报偿后产生的，而当今社会存在着许多机会可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如他们可以当歌星、当演员、下海经商等。这同样可以实现他们的欲望。现在社会可以实现很多追求，这与我们当年从事文学创作时的背景、环境不同，当时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一种场景，80年代初，生活即充满希望又单调枯燥，所以有很多人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小路。青年人都有一种浪漫的想法，做梦的年龄搞文学创作是顺理成章的事。许多人开始写作，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了很远，但当社会环境发生转变、变化时，能坚持写作就不是那么浪漫的事情，他们的快感消失了。
问：在文坛上存在着另外一种作家，他们处境困难但仍然坚持写作，如当年的周克芹、路遥等。
王：农村的作家负担都比较重，他们承受的压力非常大，非常辛苦，这大概也是路遥这类作家早逝的一个原因。对现在的写作者而言，写作是一种严肃的工作。
问：现在文坛上女作家非常活跃，在写作上女性作家对语言的把握、表现和叙事方式上比男作家做得要好，而且特别轻松。
王：女作家比男作家写作更勤奋一些、更认真一些。但在写作上我认为没有具体性别之分。现在有些评论家的观点是从作家自己谈创作的文章中得来的，这是要上当的。创作过程是说不清楚的，想象力不可捉摸。现在作家中存在着一种风气，把自己的创作谈得特轻松、特潇洒，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还有一些写作家的人也把作家的写作生活写得非常轻松、非常浪漫潇洒，这是不真实的。我写作用笔写产量也不是很高，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写一点儿。
问：80年代初以来的一群女作家，在创作态度上和现在的女作家不一样。如张洁的《方舟》，她不是靠历史、哲学或深思一个历史真实，而是从直觉写作上守住了人性的一些基本良知，对社会文学异化有一种排斥感，她力求深化自己，对社会表层有较强的排斥感，但现在走红的女作家与那代女作家相比是大不一样了，她们失去了一种姿态。
王：现在的作家性别意识不是很强，女作家和男作家很像。80年代女作家的作品有一个特点，非常明显，不仅仅是张洁等。而现在两性作家在写作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她们很现实，拼命把现实世界的面目表现出来，尤其是“新写实小说”那一派。两性作家极其相似，他们的作品、理论不是文学很好的理想和表现目标。不过那些评论家把方方也归纳到“新写实”里去，这不正确。我觉得方方比“新写实”作家都要好。对于“新写实”小说，我觉得缺少一种诗意，写作能力很强，语言非常利落。这批作家的差别很大，笼统归为一派不太科学，这同评论家的想法有关。
问：那你觉得评论家提出“新写实”、“新体验”、“新市民”、“文化关怀”等口号的目的是什么呢？
王：他们的动机和出发点都是好的，大概是评论家觉得文坛太寂寞、太冷清，想制造一些文学运动推动文学的发展。但评论家的这种想法和归纳方法缺乏理论依据，是不科学的。
问：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现在的这些更为年轻的新生代作家？
王：他们的具体作品我看过一些，他们现在还没有定型，很难做出评价。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代”的标准很难划分，不能仅仅以年龄为划分标准。
问：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作家的写作不能有太多人为的干扰因素，现在是作家一出点新东西，评论界马上就大造声势。以致一些作家本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正常发展，结果却受到负面影响，这种现象真令人担忧。
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母亲那一代人写作，是靠命令。而今天这代作家其实也有命令，而且这种命令比那代作家的命令还要强。如电视电影、广告、市场、消费、需求都制造着一种强迫症。文学本身也制造强迫症，如新潮、先锋的永远是吸引人的。现在的作家谁都不愿说自己的作品是传统的，其实好作品是不分前后、新潮传统的。
问：常看文学作品吗？
王：不是看得很多，有时候看到有些作品写得特别好，蛮喜欢的，就觉得自己真是赶不上。现在有位部队作家阎连科，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写得很好，有沉痛感，他写作很有感情。反观别的作家，大概是写多了，故事、文字、情节、语言、技巧、文体都很漂亮，但就是没有感情。
问：我个人感觉我们这个时代，一种新的理想、新的生活模式、生产方式都还没有建立起来，而新的能够符合环境、社会、时代的变化的秩序都还没有形成，可能这个时期女作家难以适应，人要有一种持久的激情，还是需要一种相互呼应的氛围，女作家们也许意识到，环境社会现实个人无法改变，这也许是她们创作缺乏热情激情的原因？
王：我想还有一个原因，社会生活也有假象，社会生活表面看起来很丰富，在现在一批年轻作家的笔下，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这种都市生活的真相是什么呢？也许他们自己都迷惑了。从农村到都市的作家，有两个写得比较好，莫言和刘震云，但两人的风格本质完全不一样。莫言是不可调和的，农村和城市尖锐冲突的痛苦感永远无法调和。
问：这是不是和地域文化口号有关系呢？几年前上海一批学者提出“重建人文精神”，后来上海文学界就有两种提法：“文化关怀”和“新市民小说”的出现；北京一批学者开会提出“后现代主义”，后来北京文学界又出现了“新体验小说”，还有别的地方也有各种观点和提法，在这些提法确定以后，出现了一种为评论家而写作的现象。对这些作品，你怎么看？
王：这些年轻作家的作品感觉他们“后现代”得不得了，这种现象是比较可悲的，第三世界文化都会出现类似现象，都是在向西方文化靠拢。
问：从世界背景来看，许多“新”的东西已变得非常缺乏价值，比如表现主义小说曾在日本国内轰动一时，但放到国际上看，与卡夫卡他们一比就看出那只不过是翻版是模仿品，这也说明了这一点。
王：这很可悲，什么叫第三世界？就是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个地球村，那些强民族强国家侵略弱民族弱国家，用他们的文化观念标准去消耗别人的民族文化，把他们的观念标准强加于人。
问：这也包含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入侵和影响，关键在于他们帮你做了选择。
王：这种情况非常像台湾的70年代，他们的文学界起来了一批知识分子——乡土派作家，当时我还不懂，最初看陈映真等人的作品不知他们的情绪为什么那么激烈。当时我只是从文学表面文学本身来看，到今天中国大陆也出现了种种类似景观，我突然明白了他们作品的价值所在。
问：这是不是可以说台湾的发展可以成为我们大陆的一种参照？
王：对，这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又无可奈何，连知识分子都随波逐流了。
问：有种观点认为你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女作家，但你的作品却不是很畅销，你怎样认为？
王：这是很自然的事，全世界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