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族资本与上海帮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帮会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民族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帮会气焰嚣张，势力笼罩全市，成为民族资本家及其企业生存发展的一种社会环境。民族资本家怀着复杂的心态不得已与帮会拉扯关系，既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安全，也是为了一定的商业竞争的效用。至40年代下叶，它还有意味深长的社会政治意义。上海帮会一方面结纳民族资本的企业主和经营者，另一方面自己也涉足实业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蜕旧开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形象。民族资本与上海帮会的不寻常关系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诸多非经济因素中的一种，反映了近代中国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社会关系的一种扭曲和变形。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民族资本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需协调处理好各种正式非正式、合法非法的关系，唯长袖善舞方能在社会、市场的舞台上伸展身手左右逢源。帮会是民族资本要处理的一种关系。清末民初发展膨胀起来的上海帮会，二三十年势力遍及沪地，成为上海的地方“实力派”，也成为上海民族资本处世立业无法回避的一种社会环境，有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及其企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与上海帮会发生了关系。民族资本与帮会的关系在以往的经济史论著中极少论及，几不在经济史家的视野之内，但这种关系是深入研究社会经济史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民族资本的生存竞争与上海帮会
1929年和1931年上海金融界发生了两件轰动性的事情。1929年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与静安寺和尚订约，租借邻近一块地皮，准备建房出租，并已向地政局备案，办妥了一切法定手续。不料上海帮会大亨张啸林也要租借此块地皮，托人与静安寺僧人接洽未果，转找朱氏商量要求高价转租，朱不允。一天早晨朱成章坐车外出，被人开枪击伤，旋被绑架。中国国货银行化巨款将朱赎回，朱终因伤太重不治身亡。银行界因朱成章事件人人自危，后来交通银行请出上海帮会元老张仁奎“保驾”，才渐平息了此事。1931年，上海商业储畜银行的一宗食盐生意，因长江翻船，损失近200万。杜月笙得信后指使门人弟子去该行存钱， 待上海银行将钱贷出后，又令人放风说上海银行亏空几千万，资金干枯，股董们东挪西调，捉襟见肘。此谣言一出，储户大惊，纷纷连夜到该银行排队挤兑现金，且挤兑之势有增无减，向中国、交通二行救急也无济于事。上海银行变卖了一切可以变现的资产，还是应付不了，第4 天陈光甫已走投无路，眼见大势将去，后经人指点星夜拜访杜月笙。次日，杜氏坐车来到上海银行，当众申报存款300万。消息传出， 挤兑之潮转瞬消退。上海银行一场灭顶之灾，只杜月笙一个姿态便化为乌有，令陈光甫这个金融大家不胜感叹。这两件事都因帮会作恶而起，又因帮会干预而化解。帮会之势令金融界不寒而粟而又无可奈何。
帮会成为上海工商实业金融界不得不面临不得不对付的一种生存竞争的环境。如有不少商店开张营业除了官方注册外，还要得到当地的帮会三教九流的首肯，或送礼送钱，或干股分润，或按月奉薪，或干脆入帮入会，否则帮会流氓会用各种卑劣手段骚扰和恶作剧，使经营无法进行，业主不得安生。黄金荣经常唆使一些青洪帮分子和地痞流氓，在商店门前或闹市地区寻衅取闹，甚至假装打架和骂街，影响商店营业，使顾客远而避之，不敢进去买东西。黄金荣装模作样惩办小流氓，他一到小流氓逃得无影无踪，似乎唯有他才能确保安全。有时黄金荣干脆指使门生对店主说：“这事只要托黄老板出来一压，保证太平无事。”于是商店老板们为了能立足于市，维持营业，只得每逢过年过节甚至按月给他送钱送礼，把他当作“护身神”。杜月笙在出名前也常干这样的勾当。当时许多商店，在开张时怕流氓捣乱，便请巡捕房派人保护。他就指使小流氓在夜间去偷招牌，第二天再去勒索。还有些生意很热闹的商店，不肯花钱给流氓，他就指使这些人去这些商店门口相互殴打，抛粪便等，弄得顾客纷纷逃避，最后只有出点钱才能了事。帮会也搞一些经营，其间如和其它业主商民发生竞争和矛盾，帮会往往会凭借黑势力欺压对方。1924年，黄金荣要扩充共舞台场地仅以二担米钱的搬场费，强要金陵中路五金杂货店的店主叶庆祥在半月内迁出。叶婉言谢绝，黄金荣大骂叶不识抬举，不出3天叶被抓入法巡捕房。 叶妻四处奔走营救无人敢帮忙，最后只得去黄公馆哭求请罪，答应迁出店堂，叶庆祥才被释放。前述静安寺地皮事件与此类似，只是后果更严重。二三十年帮会势力显赫，帮会头目成为社会闻人，他们更多的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去“合法”地从工商界获得利益。一些企业为了经营竞争，常主动去拉帮会的关系。30年代，刘鸿生的章华毛纺厂通过打点关系，承揽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呢供应，又通过杜月笙介绍，邮电部门制服也采用章华厂产品，这样外国货呢绒被章华厂挤出了军需部门和邮电部门。杜月笙当然也获得了好处。三十年代上海有两家同行企业互相竞争十分激烈，矛盾也随之日趋激化，各种手段无不用之，后来一家企业主为了壮声势拜了杜月笙为老头子，另一家生产主得知后深为惊慌，因为如帮会介入，竞争天平将顷刻倾斜，胜负不言而喻。这位业主思虑再三决定携重礼去黄府，拜黄金荣为师，以此抗衡。双方化重金请后台，帮会头子成为企业竞争的一种筹码，蚌鹤相争，渔翁得利，帮会从中获得便宜。有些业主富翁在社会上碰到某些棘手难办之事，在百般无奈之际，也往往求找帮会头子解决。上海一家颇有名的绸布店老板，在家乡浦东想盖一幢别墅，不料当地一恶霸硬说坏了他家“风水”，侵越了他们的祖宗基地，率众破坏并向法院起诉，请人调解则索价越来越高。后来这位老板送礼入杜府，与杜月笙见了一面，杜淡淡地寒暄几句，说你的事我对章士钊大律师关照过了。几天后法院开庭，绸布店老板，从败诉变为胜诉，对方不服被驳回。事后这位老板说，“气是出了，官司打赢了，钱可花了不少；原来，黄某（即恶霸）只想敲诈1万元，这下，连打点、送礼加律师费， 共花了我近10万元。”而他的辩护律师章士钊说5万律师费，送杜先生3万，打点法院和新闻记者1万，自己实得1万， 还要给助手和写状子的人。
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罢工风起云涌，劳资矛盾层出不穷。许多罢工旷日持久，双方不肯妥协，陷入僵局，资方和官方时常无可奈何，但不少棘手的问题却被杜月笙调解了。如1932年1 月招商局全体船员罢工要求加薪，轮船停航，局方顽固不理，后经杜月笙调解，船员年终发双薪，各轮复航。1932年4月的时事新报开除工人事件，1933年8月的英商会德丰公司的开除工人事件，1934年1 月的银楼业工人反对工资打折发给事件，1934年9 月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反对解雇开除工人的罢工等均由杜月笙出面调解。杜氏调解工潮以主持公道标榜，要大家买他的帐，听他的话，甚至有时他干脆越俎代庖代表资方答允工人的要求。他有一句口头禅，说（某）老板不拿出钱来，我出钱，我说话算数。在一般情况下，这句话是有效的。杜月笙垫了钱，一般资本家总是设法补偿，怎敢让大亨破财。旧上海的工人职员无保障，受资本家剥削压迫，在社会被人欺凌蹂躏，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为生存不得不团结互助保护自己，传统的帮会成为他们保护自己的工具。上海各行各业工人入帮人数很多，几乎每个行业都有帮会或与帮会有关的组织。福新面粉厂工人中湖北人最多，几乎全部都是洪帮，无锡人加入青帮最多，有的人兼跨两帮。邮电工人中20%入帮，码头工人中70—80%入帮，电车工人入帮比重也很大。由于工人中帮会中人很多，所以杜月笙调解，往往能奏奇效。而杜月笙为了树立自己的仗义行侠的形象，以工人保护者自居，也确能为工人争取些利益。30年代初，上海报纸上呜谢杜月笙调解纠纷的文字时常可见。由于工人入帮较多，不少工厂企业的工会为帮会所控制。杜月笙的一些子弟门人还成为一些大行业工会和上海总工会的负责人，他们无不听命于帮会大亨。有些工潮就是由帮会分子操纵煽动的。40年代下叶一些帮会流氓有句口头禅：“搞他一个工潮，保险摆平”。这些人同资本家和工人双方讲“斤头”，从两方面捞取好处（资方奉送金条，工人被抽“酒钱”）。一些企业主资本家面对工潮中的帮会势力也只能委曲求全，破财消灾。
30年代上海帮会势力急剧膨胀，上海滩上的不少行政、军警、工商等机构均有帮会中人，有些部门就掌握在帮会之手。黄金荣的门人遍及法英租界巡捕房。杜月笙的徒弟陆京士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当军法处处长，另一徒弟王兆槐是侦察大队长，在警备司令部里，许多人对杜比对司令还恭敬。上海的新闻界、律师界也控制在帮会之手，此外码头运输、商品走私更是帮会的势力范围。工厂招工、工厂工头也都受帮会染指和制约。帮会成为上海工商界周围无法摆脱和无法躲绕的一道“险山恶水”。于是为了生存发展，上海许多企业主经营者加入了帮会的行列。投拜张仁奎的有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大业公司总经理李桐村、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分行经理徐尔康、中国旅行社总经理陈香涛、中央造币厂厂长韦敬周等；投拜樊宝瑜的有中国银行胡笔汇、金城银行吴蕴斋、大陆银行张慰如等；投拜黄金荣的有新光内衣厂老板傅良骏、正泰橡胶厂老板郑仁业、渔业公司经理黄振世、新华影片公司经理张善琨、三星棉铁厂老板张之廉、仁丰染织厂老板谢克明、华欧制糖厂老板陈菊生、泰康饼干厂老板乐宝成及朱汝成、中兴轮船公司总船主王云浦、、国信银行行长郑筱舟、吴开照相馆老板吴小石等。投拜杜月笙门下的厂商业主最多。30年代上叶杜门子弟成立恒社，杜门恒社社员中工商业人士仅1934年就有130余人。〔1〕科技资本家吴蕴初也入帮，并取得了大字辈的名份。一般而言，工商界地位较高的人所投拜的帮会老头子辈位名声均较高，小老板只能投拜二三流的帮会头目。
二、帮会势力向工商金融实业界的渗透
帮会为了生存和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传统的帮会主要搞些烟赌娼等黑色行业，如杜黄张三大亨的三鑫公司贩买走私鸦片烟土，获利钜万，成为他们发家的聚宝盆。此外帮会还经营一些舞厅、戏院、剧场、浴池、旅馆、酒店等娱乐和服务业，如“大世界”、天蟾舞台便是帮会头目开设。这些行业往往人员混杂，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无所不有。
但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以杜月笙为首的帮会势力便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工商金融界发展。1929年杜月笙听从钱新之建议开创中汇银行，同行“堆花”，门人集股，顿时集资50多万，另一方面杜动用关系向中央银行领用钞票，得到补贴。中汇银行成立，杜各种关系户纷纷前来存款，不几年竟成为一著名银行。杜月笙不化一文空手赚了一座银行，尝到甜头后，杜便处心积虑，使用各种手段涉足实业界。1931年杜制造了上海银行挤兑风波后，杜在金融界声誉雀起，成了银行界的一尊神。杜先后担任了中国通商银行、浦东银行、国信银行的董事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董事，并当上了上海银行公会的理事。杜摇身一变，成为上海金融界实力人物。张謇开创的上海大达轮船公司是上海内河航运业之大产。1931年大达两艘轮船在航行中失事焚毁，损失甚重，加上连年经营不善，引起股东不满。杜一方面大量收购大达股票，另一方面指使门人杨管北纵恿一些股东要求改组大达公司董事会。其间杜指使门人率众在码头闹事，使警察封了码头，后经调解了事，但大达公司主持人已成惊弓之鸟。1933年，杜终于当上了大达公司董事长，杨管北当了经理，大达公司成了杜氏企业。此后杜又当上了上海轮船公会理事长，全国轮船公会理事长。1936年上海面粉交易所面粉牌价上涨，业外巨商朱如山、钟可澄囤积居奇推波助澜，粉价扶遥直上，使交易所一帮做空的经纪人损失巨大，面临破产。由此交易所也将赔偿巨金。交易所主任黄炳权情急之中求救于杜月笙。杜教黄放风杜本人也做空，并授意继续抛售。不料朱、钟等人并不卖帐，粉价继续上涨。由于此时国际市场洋麦在涨，国内跟涨，不可遏制。在此情况下，杜竟致函当地（江湾）社会局以“面粉攸关民食，不许任何人投机为名”将交易所无限期停板彻查。最后朱钟等人屈服照停牌价结算了事。同年8 月原交易所理事长王一亭让位，杜取而代之，杨管北成为常务理事。杜用类似手段还攫取了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一职。此外杜月笙利用低息贷款收买了一些工商企业，或转手或交门人亲朋好友经营。
除了杜月笙之外，上海帮会的一些头目如金廷荪等在上海、杭州、嘉兴、宁波等地开了一些面粉厂、造纸厂等企业，具有相当规模。在杜月笙之前，新新公司总经理肖宗俊、阜丰面粉厂经理孙百祥、大业公司经理吕苍岩等均是帮会中人。不过在30年代前工商界帮会的势力较零星，尚不成气候，那些业主不愿显示自己帮会的身份。杜月笙跻身实业界后，实业界卷起了一股帮会的旋风，不仅帮会分子打入工商界，而且工商人士也纷纷投入帮会门墙，使上海工商实业界内部帮会势力骤然增长，成为近代上海经济社会一种奇观。
30年代上中叶，上海有5大社会团体：上海地方协会、 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航运业公会。1934年地方协会会长史量才为歹徒刺杀身亡，杜月笙以副会长身份接任会长。同年上海总商会改选，久窥会长之职的杜月笙，在指使门徒上下活动，眼看水到渠成之际，突然又力排众议推荐王晓籁出任会长，受此抬举的王对杜感恩戴德唯命是从，杜于是成为上海总商会的幕后决策人，这比杜在前台任会长更便于操纵。在金融界，不少巨头名人也是杜氏的知交和门生，杜本人身兼许多银行要职，故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实也在杜的左右之中。航业公会由虞洽卿掌握，但杜有大达公司，是航运界巨户，举足轻重，况且杜还担任了上海全国轮船公会理事长，也是一言九鼎。杜月笙的势力几乎遍及了上海整个工商实业界，无人能与之匹敌。
帮会由上海工商实业界的一种外在社会环境变成工商界的一种内部存在。
三、畸形社会的畸形关系
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与上海帮会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了。一个是新兴的，以民主、科学、自由相标榜的近代阶级；一个是传统的、秘密的、以打家劫舍为宗旨的江湖集团，彼此有着不同的活动范围和社会定位。两者是如何走到一块来的？它们并非不期邂逅。透过纷繁的社会现象，可看到他们这种关系的萌生发展，蕴涵着一定的社会必然性，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运动中也是有迹可寻的。
民国时期上海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是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还是企业个体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民族资本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与社会各层次各方面的接触面接触频率大大增加。在五方杂处、租界割据、异人扭结的上海社会，企业的产、供、销及其它一切经营活动无不受到各种合法非法社会关系的制约、牵连，其间发生的各种矛盾冲突龌龊，许多是说不清道不明，说不得，道不得的。企业如一架机器，其活动的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卡壳”，就会运作不灵，甚至陷入困境。二三十年代上海帮会势力崛起，成为社会上公开半公开的强暴势力。帮会如羊牛追逐肥美的水草一般，把生利不息的企业和身缠万贯的资本家当作他们追逐猎摄的对象。面对杀人越货无所不为的帮会流氓，在警匪一家，徇私枉法公行的社会里，那些庶族资本家显得很脆弱，无法也无力抗争，必然寻找靠山，才能生存发展，于是只得屈服，曲意奉承，化钱请尊神，入帮求太平。一些资本家投拜黄金荣杜月笙是为了借阎王镇小鬼，最终目的乃是不与或少与黑社会打交道。
近代上海虽然工商业较发达，但工商等经济法规极不健全，况且官员腐败徇私枉法屡见不鲜。“功夫在诗外”，经营者要发展事业，广交朋友拉拢关系是要诀之一。和西方民族重理性不同，中国民族是个重感情的民族。民间办事，人们讲究情、理、法。凡事以情为先为重。人们待人接物总是先从自己的情感出发，首先是符合自己意愿，然后再考虑理和法。法是“国家”的，带有政治色彩；理是“社会”的，不同社会有不同的理；唯情是永恒的，也是最稳定的。情还是自己的，企业与外界交往中除了利益原则外，人情是举足轻重的。城市化和商品化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一方面使人际关系变得陌生和短暂，另一方面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村封闭状况不同，城市是个开放流动的社会，人们的生活及各项活动不得不相互依赖和交往，于是人情关系就变得很重要。以江湖义气相标榜的帮会关系成为严酷商业竞争的一种润滑剂，一种补充。入帮是一种感情投资，业主处于同门便有了感情联系。帮会规定同门有相互扶助提携之义，不得欺诈。同门中的业主之间，业主与官员、市井无赖之间可以互相援助壮大势力。“差役不进帮，饭碗端不长”，“帮会不通差，生意敲不成”。警察局、社会局、税务局、市场管理部门有许多人就是帮中人，业主与之同门，可减少这些人的刁卡留难，还能得到些关照。另外上海帮会中各色人物均有，数量庞杂，“一师俱师，一徒皆徒”，业主可以广通信息，开辟业务联系，增加生意机会。如刘鸿生通过杜月笙独占邮电部门呢绒市场就是一例。江湖险恶，却有“奇异风光”，一些资本家虽没入帮门，但与帮会闻人和大小目头称兄道弟打得火热，其用意也在于此。
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胜者存，败者亡是十分严酷的。有些业主为了竞争，不讲商业道德不择手段胡作非为，加入帮会或者依靠帮会势力可以拉虎皮作大旗，为他们的非法经营“壮色”。一位生意人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说“我在没有拜黄金荣为师之前，只是个初露头角的生意白相人，剥削劳动人民的办法还不多。自从进入黄门之后，我在社会上的地位抖起来了，担任了许多社会团体理事一类的职务，剥削的办法就更多。归根结蒂是依仗黄金荣的恶势力才有这样的成就。”〔2〕商业角逐有两种，一为竞争，一为“斗争”。前者以遵守一定的“竞赛规则”为前提，后者肆无忌惮，无所不为。前者以优化发展自己来战胜对手。后者以恶化、损害对手来取胜。旧上海的资本家为了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白相人的世界里闯荡，往往竞争、“斗争”两种手段交替使用。拉结帮会即可以不怕别人的“斗争”，还可以用来“斗争”别人。一些入帮的资本家利用人们对帮会畏之如虎，顺之如羊的恐惧心态，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竞争”优势。有的资本家还借帮会势力对工人进行超经济剥削。而资本家利用帮会势力对付工人闹事则是一种常见手段。如荣宗敬，为了利用流氓势力来对付工人，就聘请帮会头目为申新厂顾问。另一些资本家生活腐化，抢男霸女，有了帮会的“牌头”，可以畅行无阻，以恶势力来满足自己的恶欲。
民族资产阶级在与帮会的磨擦、冲突、斗争、挫折中，为了保全自己、发展自己，逐渐与帮会靠近，攀附关系，终于粘连起来了。和帮会结盟，资产阶级可以减少、缓冲乃至化解险恶环境对自己的伤害，为自己涂上一层色彩斑澜的保护色，甚至利用它为达到某些自己的目的服务。许多大中企业聘请杜月笙等人兼任名誉职务，送上一份可观的俸禄，已成为这些企业的一种生存竞争的成本，一种交易费用。由于资产阶级的入伙及捧场，使上海帮会的势力越发强大，对社会其它成员的威摄力也越大，于是资产阶级“下水”者也越多，这样形成了一种“怪圈”，以往的个人经验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制度。1936年刘鸿生之子刘念智从国外留学回来，对其父这个赫赫有名的企业家，竟然同杜月笙等黑道人物打得火热，深感不解。一个喝洋墨水的青年是不易理解一个企业家在上海建业发展的艰难。刘鸿生在晚年感慨地说：“凡是过去生长在上海的人都会感到上海大概是世界是最复杂最可怕的地方”〔3〕。 刘鸿生的这句话包含着多少刻骨切肤的经验和教训。做生意要学会与各种人物打交道。“世事洞明皆学问”，刘鸿生之所以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深谙中国社会的奇特，中国生意经的奥妙。在近代中国市场极不完全，法制极不完全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依傍帮会，是一种痛苦而无奈的选择。大多数资本家对帮会具有一种既厌恶恐惧又不得不与之周旋结交的矛盾心态。对此杜月笙很有自知之明。他私下对心腹说：“你们不要看许多大好佬们都跟我称兄道弟，要好得很。……殊不知，他们是在拿我当夜壶，用过之后，就要火速点藏到床底下去”。〔4〕但民族资产阶级敢于与帮会携手言欢，拉扯关系，毕竟是对传统成见的一种突破，反映了资本家为了生存发展攫取利润不择手段的一种资本冲劲，这一点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资本家身上比他们的前辈第一代绅商表现得更为强烈。
资产阶级与帮会结合，除了各自的需要外，上海帮会自身的某些特点也是个重要因素。第一，上海帮会势力特别大，笼罩上海，辐射全国，呼风唤雨，神鬼莫测，对世人有种难以言状的威慑力。第二，上海帮会逐渐“商品化”。在上海这个工商城市，帮会的“替天行道”转化为“替钱行道”，于是过去“打家劫舍”的对象成为他们青睐的对象。第三，上海帮会有特殊的政治背景。上海帮会与国民党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在辛亥革命时孙中山、陈其美（本人即帮会中人）被推为帮会头领，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帮会从事反清斗争。上海青帮曾组成敢死队，为上海光复起义作出过贡献。尤其是蒋介石、陈立夫等国民党党政大员本身就是上海帮会中人。上海帮会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第四，上海帮会社团化。30年代初，上海帮会中出现了新式社团，在社会局注册，成为公开化社会化的团体。如恒社、荣社、仁社、毅社等。这样淡化了传统帮会的迷信和神秘色彩，简化了入帮宗法式的繁规褥矩，相对减轻了上层人士“下水”的顾忌和难堪。
帮会大多是贩夫走卒，市井之徒等下层人士，身操贱业而心有所不甘的人们有着向上攀升的本能欲望。当他们的势力形成一定“气候”，为世人所瞩目时，这种欲望就变得分外强烈。近代上海帮会交结延纳的资产阶级等上层人士和厕身实业界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古代社会绿林中人出人头地有一种方法，即“杀人放火受招安”，改寇为官步入仕途而跻身上流。近代上海工商业发展迅速，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移变，社会分层等级秩序逐渐近代化，功名社会向利益社会转化。拥有大量社会财富的资产阶级成为世人所歆羡的体面人士，资本家替代士大夫成为新一代的社会精英，在民间相对具有领袖群伦的地位。帮会头目涉足实业界交结资本家等上流具有提高自己社会地位和改善自己人格形象、刷新旧色的效用，成为近代帮会弃暗投明的一条主要途径。这方面最典型的人物是杜月笙。杜氏在成为“闻人”之后说：“衣食足，应当礼义兴了，不能再让大家一看到就讨厌害怕。”〔5〕他不仅巧取豪夺揳入实业界，博得了资本家的身份，而且对其行为举止也作了一番刻意的包装。在公开场合杜月笙总是穿起长衫，大热天也不例外，见有地位的人还要罩上马褂；在家练习书法，使自己的签名显得端正有力，具有书生气；他不愿别人称他“老板”，而希望别人叫他“杜先生”。杜在下了一番苦功后，举手投足显得文质彬彬知书达理，初次见面而不知其底细的人，还真识不出他的庐山真面目。杜月笙对别人托帮忙解决绑票勒索之事，也不轻易答应，怕人说他与匪徒有染，影响名声。对那些体面能博得美誉的事情他则很热衷，如抗日募捐，赈灾救难等爱国慈善事业他乐而不疲，借此他往往可以名利双收。杜月笙的一些“大手笔”确实博得了人们的一些称誉，他也十分自得，认为自己“蛐蟮修成龙”。杜月笙这条“龙”是靠钻营工商金融实业界而最终修练成的。
杜月笙将势力切入实业界，窃取了许多工商团体的显要职务，俨然成为上海工商界的班头人物，但杜月笙并未脱胎换骨成为金盆洗手的实业家。在资本家主义起步时期，一些业主用暴力、欺诈、走私等手段积累资本，如英国的海盗、美国的洛克菲勒、香港的走私老板等。亚当·斯密认为这符合“自然的正义”（自然的正义即非法律的社会的正义，而是历史自然的“正义”）。30年代上海帮会向工商界的渗透，是“非法活动”在资本主义初期的一种形式，具有近代中国的特色，但上海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出现由“非法活动”孕育出的资本大家。杜月笙论其实力和影响本可以成为一个资本大家，杜月笙真正兴趣不在于此，而在于“政治”。因为杜深知在动荡不靖的社会中，真正有力量的是手握统治权的“官”和拥有暴力的“匪”，而非工商企业家，强人出身的杜月笙转换为实业家的社会条件没有成熟。
上海帮会势力的崛起坐大“得益”于租界，有些论者认为民族资本与帮会的这种关系归咎租界，其实问题并未如此简单。资产阶级和帮会拉扯关系并非仅是在社会关系上的相互利用，似乎还有另一层的意义。抗战胜利后，租界取消了，但杜月笙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并未结束，杜在工商界的兼职甚至更多了。租界没有了，民族资本缺少了一个“掩体”，直接处于政府的统治之下，资产阶级与杜月笙等帮会势力的结盟就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社会政治意义。中国近代历届政府从本质上说都不是资产阶级政府，它们是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强势集团，为了利益它们常常要损害或剥夺民间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资产阶级需要培植拉拢一些别的势力为已所用。40年代下叶，中国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社会动荡、官僚资本贪婪不法、实业界时时感到环境的险恶和生存的艰难。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与帮会保持关系具有以势抗势，以恶抗恶的用意。资产阶级形成后，在社会政治关系上具有包括参政结交官员等向上攀援和拉拢社会下层壮大自己民间力量的向下渗透双向性。1947年后，国民党政府内战节节失利，经济凋敝，通货恶胀，投机风行，各种工商法令连篇累牍地颁布，民族资本企业受限制诸多；此外国民政府整顿金融经济秩序，强征外汇、黄金、白银，也使资本家蒙受损失。政治昏暗政府专制，资产阶级与政府利益背离，其政治关系向上突破受阻后，便会改变向度向下发展，寻求支撑，以抵抗上层压力，保全自身利益。当然也有一些资本家乘社会混乱之际，勾结帮会势力从事不法经营，从中售奸。而帮会作为一种黑势力，本质上是政府的一种异已力量。租界回收后，帮会对国民党政府而言失去了以往的价值。为了强化统治，国民党政府对尾大不掉的杜月笙等帮会势力采取了排斥打击的政策。杜月笙等人一方面暗中与政府抗衡，明争暗斗，另一方面为了向政府显示实力，也极力拉拢和利用上海实业界。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下，资产阶级和帮会都感到力量孤单需要彼此联合。两者的关系在租界消失后也并未解体，而且是继续存在。
民族资产阶级与上海近代帮会这种不寻常的关系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诸多非经济因素中的一种，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某种软弱，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中，“势”对“理”对“法”的抑制逼仄和覆盖，从而折射出中国走向近代化法治化的艰难和坎坷。剖析民族资本与帮会的关系作为一种历史借鉴，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现在一些地方已出现了假冒伪劣产品生产者和黑社会勾结，抗拒法律的事件，流氓结帮欺行霸市也时有所闻。国外黑社会与企业主相结合，行贿政党政客，左右地方政治，控制社会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这些情况很难说不会在上海发生，旧上海的帮会与企业的关系很难说不会死灰复然。这段历史提示今天的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必须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清明，健全和强化法制，唯此才能给企业创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经济文明水平，将我们的社会真正建成现代化的治世社会。
注释：
〔1〕〔2〕〔5〕《旧上海的帮会》，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第369～382、183、206页。
〔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9页。
〔4〕（台湾）章君穀著：《杜月笙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