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建构与实践立场--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现状与问题_文化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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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616(2014)06-0093-05

      一、文化产业政策内涵:经济与文化视角

      文化产业政策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界定,目前国内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西方发达国家对类似概念“文化政策”也同样一直存在争议。[1]根据目前文献,国内对文化产业政策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视角和倾向:

      一是文化的视角。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是政府根据文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一定时期内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变动趋势,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规划、引导和干预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文化主张体系。[2]这一概念将文化产业政策归为文化主张体系的一部分,其内在实质是将文化产业仍看作文化范围内的事,一定程度上强调的是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文化属性;并突出了政府在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作为管理者的主导角色。

      二是经济学的视角。认为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为指导和调节文化产业活动和经济利益所制定的规则和措施,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政府间接管理文化产业,促进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3]显然,这一概念是将文化产业政策放置在国家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当中来考察,其内在的实质逻辑是把文化产业归结到传统的经济产业范围内,倾向于强调文化产业及其政策制定的经济或产业属性。

      尽管文化产业政策概念的界定不完全一致,但这里有三点应该是明确的,即政策制定主体、作用对象客体以及制定目的。因此,文化产业政策是政府针对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战略目标而制定的旨在鼓励、推动和调控其发展的一系列相关规划、措施等的统称。根据上述不同视角的定义,国内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界定普遍强调国家、政府在政策中的主体性,以及文化产业政策在政府管理和产业发展中的工具性作用,这显示出国内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实用性倾向。与此对应,国外部分学者对类似概念“文化政策”却有另一番认识。如Toby Miller和George Yudice(2002)认为文化政策是指以制度上的支持来引导美学创造性和集体生活方式,并且是串联这两个方面的渠道和桥梁,[4]吉姆·麦圭根(2004)更为简洁地指出文化政策是关于文化和权力的研究,文化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从属政策”、子系统,[5]在研究路径上,体现的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立场。

      二、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研究体系构建:跨学科研究和实用性立场

      尽管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研究与国外成熟的研究路径和体系相比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我国文化产业目前发展快速,推动了相关政策研究的跟进,而对建立何种文化产业政策体系和研究体系也随之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对文化产业政策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应该如何建构等问题,有学者认为,文化产业政策在内容体系上可分为三大部分,即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以及产业发展政策[6],而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应遵循以社会效益为主,体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处理好市场和行政手段关系等基本原则。[7]

      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体系,吴慧勇(2010)认为,要立足国情,向西方借鉴经验,但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文化产业政策作为一个跨学科新领域的复杂性,并强调当前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要首重实用性,兼顾“批判”性话语。[8]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文化产业政策及其研究体系构建的主要依据是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这其中体现出了对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实用性倾向。其中吴慧勇(2010)体现出更宽阔的研究视野,其所表达的观点和指出的问题,来源于和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政策研究的对比,尤其是对人文批判性立场的强调。对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实用立场是国内学者普遍自觉的选择,但对其人文性或批判话语的强调,则需要国内学者更多向西方文化政策研究者学习。

      三、研究的两个热点问题:财政税收和金融

      文化产业发展实践中,资金问题是其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与此相关的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扶持政策也是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重点,2010年中宣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之后,各省市相继出台了对文化产业的相关金融政策。对应理论研究,文化产业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研究成为这两年的研究热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本国文化产业发展实际状况研究,二是对国外文化产业税收政策的介绍与启示。

      贾旭东(2010)认为文化产业金融政策是一种扩张性政策,核心的政策问题是如何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振兴提供充足并可持续的金融支持。[9]针对我国文化产业税收政策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部分学者提出应重点扶植一些文化企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力度,发挥财政资金作用;适当减免文化产品的劳务税、扩大优惠企业范围和减免个人税收等完善税收优惠制度,发挥税收调节作用的建议措施。[10-11]

      此外,有关于国外文化产业税收政策类型的研究指出,中国文化产业财税政策应明确原则,遵循市场规律和扶持弱势文化产业,立足本国实际,借鉴国外。[12]

      四、两种研究视野

      (一)以史为鉴: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历史变迁

      “文化产业政策”这一概念正式出现是在2000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但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实践却有着更长的历史。[13-14]

      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历史演变,学者间有着不同的划分标准和认识。杨吉华(2006)认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实践走过了从不自觉到自觉、被动到主动、个别到系统的发展过程,其演变发展可以分为:1978-1992年的兴起阶段、1993-2002的全面扩张阶段及2003年至今的战略地位确立阶段。[13]而蔡尚伟(2010)等认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动力主要源于体制创新和政策主推。以中共十六大为分水岭可将文化产业政策演变分为文化市场酝酿期(1978-1987)、文化市场全面推进期(1988-1998)、文化产业合法性建构期(1998-2002)、文化产业提速发展期(2003-2004)、扎实助推期(2005-2008)、纵深发展期(2009-至今)六个阶段。[15]张培奇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我国1997-2007年文化产业政策变迁过程进行了梳理,把这10年间的文化政策变迁分为调整政策阶段、规范发展(1997-2002)和创新政策阶段、鼓励发展阶段(2002-2007)。[16]此外,还有学者对我国文化产业研究文献的梳理。[17]

      对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历史的研究表明,从历史的视角回溯和审视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总结归纳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历史经验和规律,已成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以洋为鉴:中外文化产业政策的横向比较

      1.欧洲文化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原则及对文化政策经济理性的批判

      目前,国内学者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及其研究现状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他涉及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有阿根廷和巴西,其中《欧盟各国文化产业政策咨询报告》(李庆本,吴慧勇,2008)是一本对欧盟文化产业发展和政策介绍最全面的文献,涉及欧盟27个国家,几乎涵盖欧盟所有的国家。该书指出欧洲制定文化产业政策的重要原则是:“充分认识文化的民主化要求,并以此方式来避免文化的不良倾向。”[18]

      文化产业作为具有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的产业形态,其政策的制定倾向直接影响到这两种属性体现的强弱。根据以往的发展经验,国外有学者指出,对文化政策的经济目标的强调则会招致对其实用性(工具性)的批判。Lim(1993)指出,文化产业政策对欧洲城市发展主要表现在增加就业和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社会效益以及提高环境和城市竞争力,但其实际效果常没有预想的好。文化政策如果建立在经济目标之上,便会导致地方政府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城市的文化状况,而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在制订文化政策时,考虑城市居民的行为习惯是相当重要的。[14]这种现象正是国外学者所批评的文化政策背后的经济理性或理据。[5]但就国内文化产业发展及其政策制定实际来看,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仍主要来自于经济力量的推动,对其发展目标及产生效益的评价也主要在经济范围之内。

      2.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中间道路”

      在分析比较了以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美国文化产业政策和以国家安全为要务的法—加文化产业政策两个极端模式之后,李宁(2006)认为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应走“中间道路”,在防御中创新。[19]而美国模式和法—加模式为代表的文化政策模式分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欧洲和美国不同的经济体系。[20]美国文化产业政策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启示在于文化产业政策的市场化、中国化和世界化。[21]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政府起足够的引导作用,通过宏观调控将更多资源引入文化产业领域。[22]

      

      图1 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期刊文献变化趋势①

      五、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区域视角

      目前针对某一区域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文献也在增多,一定程度上讲,这种研究不仅是文化产业发展现实问题的反映,也是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细化的体现。对于具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区域,如何有效开发、整合本区域文化资源,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成为这些区域在文化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王雪莉(2009)针对陕西省文化资源丰富,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的现状,从政治经济学和政府管制经济学角度建议:陕西应从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政策、财政税收政策、投融资政策和人才政策四个方面加强政策建设和人才培养。[23]

      在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中,当大部分研究者将目光投向政府、区域和企业之时,邓安球(2007)将研究的视角投向了文化产业的消费领域,其《基于湖南实践的文化产业消费政策研究》一文认为要实现湖南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目标,必须制定合理有效的文化产业消费政策,形成文化消费主体,促进文化消费。[24]

      六、国内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述评

      (一)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特点

      1.政策导向性

      根据中国知网对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文献的统计,自2005年以来,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文献明显上升,2010年和2012年是两个高峰,文化产业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见图1)。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研究基本和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整体变化趋势一致,而自2009年开始,成为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见图2)。结合文化产业发展实际不难发现,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升温和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实践基本一致,和我国政府在2009年9月颁布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有密切关系。这种研究文献数量的增长和研究热点与文化产业发展实际问题凸显的一致性,表明了目前国内文化产业政策学术研究的实用性以及政策动力。

      2.多学科研究的实用性立场

      文化产业本身作为跨学科的领域,在其研究中亦形成多学科交叉的局面。根据目前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文献,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主要涉及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政治学、法学和文艺学等多门学科。和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相对应,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研究在路径和立场上体现出实用性或工具性倾向,处于基本理论的建构阶段。

      3.文化产业政策研究逐渐增多与深化

      根据对目前文化产业政策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2004、2005年之后,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开始显著增多,尤其是2009年之后。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相关政策研究更加关注现实具体问题,细化的、深化的专题类研究增多。

      (二)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研究视角的局限和重要问题的遮蔽

      首先,体现在对政策制定主体关注较多,多从政府角度思考,缺少对企业和大众文化消费角度的考察。文化产业政策的对象不仅是企业还有文化产业链终端的大众,文化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体现不仅是对文化企业的发展,还有大众的文化消费。由此造成研究中对此相关问题的遮蔽。

      其次,基于第一点,目前关注较多的是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和对策性问题,而对于文化产业政策执行过程、实施效果的评价、反馈问题,文化产业政策理论建构及制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问题,以及文化产业政策和文化产业其他方面的联系等问题研究的较少。

      

      图2 文化产业财政税收、金融政策研究文献变化趋势

      再次,以应用性建构视角的研究为主,缺乏批判性研究视角和对权力的关注。在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批判研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路径,国内文化政策研究目前缺少这一路径。对什么是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这一问题也鲜见有人提出,对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处于一种自然的介入状态,反思性思维不够。中外研究路径上的差异,不仅仅是文化产业发展实践阶段和研究传统的不同的表现,更是对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目的,对象关注的不同造成的。我国建构性的实用立场体现的是对产业本身发展的关注,西方批判性立场则明显体现出对人自身的思考和关注。而文化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对人的关怀,也就是人文性。

      所以,有西方学者将文化政策研究看作是一种文化研究。主张作为学术研究,文化政策研究不是对一个政府或部门工作的反映,政策研究应该对决策做出贡献,但不能成为政府的工具。“它还要维持并革新自己与进步运动的关系,以求得社会文化公正。”[5]

      2.研究方法单一,定量实证性研究缺乏

      目前国内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多是思辨式的逻辑推导。即使研究的是具体的应用性问题,一手材料的掌握也甚为有限。这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方法上的一种倾向。定量的实证性研究是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深入文化产业发展实践一线,对文化产业政策实施过程效果进行跟踪调查的研究比较鲜见,一手资料的积累十分有限。而大量实证性量化研究数据目前正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制定和进一步有效研究的迫切需要。

      国内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表现出很有意思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出对文化政策研究作为为政府管理服务的工具性实用主义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研究中,却缺少真正的、有效的定量实证性的研究。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目前我们在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本身还不够成熟和未形成明晰研究路径,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目前国内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滞后,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未能较好地为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有效支持。

      此外,真正的跨学科研究缺乏。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尽管已有多学科的介入,但是,目前还是散兵作战,各自为营,多学科的进入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跨学科、多学科联合研究的平台,真正的跨学科资源并未有效的整合。

      3.研究表层化,深入细化和专题化研究有待加深

      对文化产业研究目前宏观性论述较多,微观深入研究少,造成研究的表层化和空泛化。如有学者建议中国文化产业应加强人才培养和支持,但怎样加强中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中国文化产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做到人才更好的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却未论及;还有提议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应世界化、市场化等类似问题,但世界化、市场化到底如何,如何去做到?也均未论及。即使面对金融、税收等具体问题时,类似问题也很普遍。正像有学者指出,目前文化产业政策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少,简单的经验总结较多,而且政策建议流于泛泛而谈,创新性研究匮乏。[25]

      研究的细化和深入还指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深入发展,不应只从整体宏观概念上的文化产业政策思考,而应具体到每个文化产业行业类别来思考,面对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来思考,即针对具体文化产业门类有深入的专题化研究。

      4.国外相关文化产业政策及研究成果引入不够深入

      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研究和引入,是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整体上来看,目前对国外文化政策研究还处于表层。对其大概的类型和特点介绍较多,但对其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以及效果和出现的问题却未有深入研究,而且大多研究的关注点倾向一致,缺少系统性的梳理和研究,甚至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出现误读。[25]

      (三)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建议

      首先,研究视角应从过多关注政策主体向政策客体倾斜,关注大众文化消费,研究在政策层面如何引导文化消费,各区域可根据自身情况,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和建立相关平台机制,如对演艺娱乐、文化旅游等刷卡消费环境的完善,鼓励文化消费信贷及艺术品,工艺品资产托管,支持和探索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文化金融结合,促进互联网文化消费等;加强政策执行和实施效果实证性研究,积累大量一手定量和定性数据资料,建立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终端的有效反馈机制。其次,加强跨学科联合研究,成立文化产业研究的跨区域、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研究平台;对文化产业政策分类细化,开展专题研究,对具体问题深入挖掘;系统研究国外文化产业政策制定、运作和实施效果,加大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成果译介。以上两点可依托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以课题委托或建立合作机构等形式,形成整合不同学科及相关领域的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平台,建立长效反馈机制。第三,增加反思性批判的研究视角。目前由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阶段及实用性的学术研究倾向,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少见,但基于反思性的、批判性视角也应是文化政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对人文的关怀是学术和政策制订应遵循的深层逻辑。这一方面,可针对文化产业或文化理论研究方向在国家、省级层面发布相关课题,以起引导之效。

      ①根据中国知网数据统计,图1、图2文献检索截止日期为201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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