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根源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根源论文,主义论文,政治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12月，俄罗斯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了新宪法，确定了俄罗斯新的国家结构，从而确立了总统个人在法律上的主导地位。俄罗斯的这种总统制因总统的高度集权而被俄罗斯学者称为“选出来的君主制”[1]，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 叶利钦的获胜标志着以总统高度集权为特点的权威主义政治最终确立。
根据现行宪法（即1993年宪法），俄罗斯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但宪法又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由联邦总统、联邦政府（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和联邦法院共同行使。[2]总统在俄罗斯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集内政、外交、行政、立法和军事等大权于一身，是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宪法规定，总统“在国内和国际场合代表俄罗斯联邦”，有权代表俄罗斯联邦主持谈判和签署国际条约；总统拥有广泛的人事任免权，他不仅有权提名政府总理人选并经杜马同意后任命总理，也有权组成联邦安全会议、总统办公厅，有权任免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机构间的关系协调上，总统可以依法向国家杜马提出法律草案，举行全民公决，签署和颁布法律，并有权依法确定国家杜马的选举和解散杜马。[3] 总统拥有的强力否决权使杜马很难通过总统不赞成的法案。难怪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称，叶利钦的总统权力要比克林顿大4倍，在这样的体制下， 即使杜马中100%是俄共党员也无济于事。[4]本文拟对权威主义在俄罗斯确立的根源加以探讨，并浅析其对俄罗斯对内对外政策的影响。
一、权威主义政治确立的历史根据
从历史上来看，俄罗斯是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在俄罗斯，沙皇封建专制统治长达数百年，而资本主义则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发展。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自上而下的改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苏联的政治体制也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制度，议会从未象西方国家那样发挥过真正的作用。无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在共产党时代，议会（杜马、苏维埃）都是软弱无力的，权力始终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沙皇、总书记）手中。俄罗斯伟大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还有什么比俄罗斯社会结构更简单的呢？“高踞于社会之上的是集权力于一人之身的最高政权。”[5]而且，叶利钦的统治虽然是独裁的， 但他的独裁大体上是机制内的独裁，是对于国家权力机关的控制，相对于以往将控制渗透到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极权主义制度来说，人民还是获得了较大的自由，这种独裁也就没有超出人民的承受范围，尤其是对原苏联制度卷土重来的恐惧，更使俄罗斯人民宁愿接受目前这种权威主义的总统集权制。
这种历史传统的影响还表现在其对国民意识的影响方面。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沙皇制度是高度集权的统治；十月革命后，为了适应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苏俄奉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斯大林上台后，又进一步加强了国内镇压的力度，可以说，俄罗斯人民始终是处于独裁统治之下的，民主意识极其薄弱，驯服也成为其民族特性之一。因此，当社会出现危机时，他们所企盼的，往往只是一个开明的沙皇。在俄罗斯的改革遭受挫折之时，人们渴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铁腕式的政权，在俄罗斯人看来，加强总统的权力将大大提高政府的效率，从而为社会带来安定与繁荣。
二、权威主义政治确立的社会根源
（一）社会政治形势的客观要求。1991年底俄罗斯独立后，在其政治转轨的过程中出现了二元权力中心。由于这时的宪法仍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其间经过多次修改，宪法本身就包含了许多矛盾之处，对总统与议会的权力划分不清，总统和人民代表大会都有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中心的宪法依据。在制定新宪法问题上，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叶利钦主张进一步扩大总统的权力，而议会则反对实行有绝对权力的总统制，坚持总统与议会权力平等，实行限制总统权力的议会制。双方的冲突与矛盾不断加大，最终导致了1993年的“炮打白宫”事件，才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双重政权”局面。这一时期的政局混乱使俄罗斯人认识到，西方的自由与民主距离他们还十分遥远，只有放弃独立初期的理想面对现实，建立稳定的和平环境才能带来安定与幸福，求稳怕乱逐渐在俄罗斯政治思潮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因此，在1993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俄罗斯人民认可了确立总统制的新宪法，希望以此实现社会的稳定。
（二）民众对政治的淡漠。独立之初，人们对政治充满了热情，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会为俄罗斯带来迅速的发展繁荣，然而随着改革的进程，严酷的现实使人们的心态转向现实主义，他们不再热衷于国内动荡的政治形势，只将这些看作是政治家的游戏。1993年的一项社会调查表明，60%以上的人根本不关心领导层面的斗争，对国内政治生活的种种变化十分厌烦。[6]政治斗争仅仅在议会内部、在选举时进行， 而游行、示威等街头政治早已成为过去。对政治的淡漠与对改革信心的丧失使俄罗斯人再次接受了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权威主义。
（三）民主政治阶级基础的不健全。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阶级基础，然而在俄罗斯，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压制了它的产生与发展。虽然在俄罗斯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出现了公民社会这一新兴阶层，但它却在社会转型时期逐步走向衰退，休克疗法的失败使自由民主派发生了急剧的分裂，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追求民主的浪漫理想主义，希望尽快结束总统与议会的对峙状态，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权威主义政治确立的文化根源
（一）俄罗斯的文化特点。俄罗斯在地理上处于东西方结合处，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缘条件使俄罗斯形成了与欧洲文明及亚洲文明均不相同的文化传统。别尔嘉耶夫认为，“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7]一方面，俄国有欧化的传统， 它始终将目光投向西方文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选择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而开始了其历史上第四次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进程；然而，在另一方面，亚洲的资本主义精神对俄罗斯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俄罗斯人吸纳了东方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对国家权威的崇尚，因此，他们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只有国家强大才能使俄罗斯摆脱危机、恢复大国地位，俄罗斯文化中的这种亲亚洲色彩很容易演化为对权威、对集权的崇拜。
（二）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精英崇拜”思想。在俄罗斯，人们习惯于将国家“人格化”，俄语中的“国家”是“国君”一词的衍生物[8]，国家与政府首脑往往被混淆在一起；此外，对于独裁的习以为常使许多俄罗斯人相信，伟大的思想都有它的作者，它虽然是孕育在人民群众当中，但总需要某个社会先进分子及时地将其挖掘并提高到众口赞成的高度，并利用政权的力量将其保护起来。[9]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大选期间还是在平时的政治活动中，各个政治派别往往不注重政党纲领的提出，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塑造令民众满意的代理人身上，这种“人格崇拜”使俄罗斯人很容易接受个人集权。
（三）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强国思想。在地缘环境上，由于俄罗斯东部缺乏天然屏障，时常面临遭受进攻的危险，因此俄罗斯人对民族、国家的安全问题非常关心，甚至超过了对个人福利的关注。当俄罗斯模仿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遭到失败时，他们对西方文明原有的渴望变成了失望，加之俄罗斯由超级大国降为西方国家俯首贴耳的“小伙伴”，国际地位的迅速衰落促成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迅速复兴，其实质是强调国家——民族至上，为了满足国家或民族的利益，国民应当作出必要的牺牲。这样，虽然叶利钦在经济改革上一再受挫，却仍在1996年大选中获胜，从而确立了权威政治，反映出俄罗斯人对由一位铁腕人物来领导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期盼。
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确立对俄罗斯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经过最初的阵痛后，俄罗斯人意识到，国家的强盛、生活的安定不能依赖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更不可能依靠西方帮助实现，为了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必须建立一种适合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权威主义政治，在实现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家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
在这里，国家稳定的实现首先就依赖于国家权威的建立。俄罗斯学者阿·米格拉扬对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演变的历史进行了研究，指出在向民主社会的过渡过程中， 权威主义发挥着必不可少的稳定性作用。 自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法国在近200 年的时间中为建立民主制度而经历了多次革命，直至本世纪80年代初期才真正确立了民主制度，而英国在英王的权威和努力之下，新兴资产阶级同贵族阶层的妥协促使英国在全世界最早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1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历也为目前俄罗斯的体制转换提供了经验教训。二战后，在选择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国家中，获得成功的只是极少数有特殊条件的，而绝大多数则遭到了失败；相反，选择权威政治模式的国家则普遍获得了成功。很多西方政治学家指出，民主政治并不一定带来想象中的政治稳定，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11]
俄罗斯总统制确立几年来，俄罗斯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总统与议会的对峙尖锐到再度出现“双重政权”的可能性没有了；多党制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总统的超党派性使政治斗争被限制在法律范围内，党派的争斗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情况不再存在；由于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实行垂直控制，1994年叶利钦力排众议出兵车臣，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实际情况表明，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为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在对外政策方面，权威主义政治容易调动各种政治资源，有着极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因此在实现特定的对外政治目标方面，权威主义政治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这种权威主义政治与民族主义、大国主义观念的结合又使国家在面对外来政治影响与压力时表现出较强的抗争性，[12]这种特征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从一边倒转向全方位外交政策过程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抛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后，便迅速向西方国家倾斜，希望融入西方社会。然而，不仅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不适合俄罗斯的国情，就连西方国家所允诺的经济援助也多为一纸空文，俄罗斯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充当了西方国家的“小伙伴”，国际地位的迅速下降激起了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和自豪感的复兴。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政府迅速调整了其对外政策，1994年2月叶利钦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应结束“单方面让步的做法”， 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同时努力恢复独联体的势力范围，并开展双头鹰外交，强调改善与东方国家的关系，1996年1 月前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被解职标志着俄罗斯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确立。此外，俄罗斯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坚决维护本国利益，视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的根本准绳，并将战略目标确定为“加强俄罗斯作为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中有影响的一极的大国地位”。[13]此后几年中俄罗斯在波黑、中东、朝鲜以及南斯拉夫等热点地区问题中都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充分显示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在今后对国际关系问题的处理中，俄罗斯将撇开对意识形态的考虑，而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其外交政策将更多地表现为现实主义。
虽然目前叶利钦已离开政治舞台，但其继任者普京执政半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已充分显示出，他也是一位强力总统，俄罗斯的权威主义政治不仅不会动摇，相反，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也将更为务实，权威主义为其大国复兴政策提供了充分的政治保障；权威主义与大国主义的结合将对俄罗斯的国际战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