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问题：现状与危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军备论文,现状论文,危险论文,不扩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谈论东亚的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不适切，而对于在东亚具有最大国际政治影响的美国的国内“鹰派”势力，连同对于广义的东亚(即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内)各处那些过于悲观地看待本国安全形势、或者过于急切地企盼本国权势增长的人们来说，简直根本不相干。
一方面，美国近两年来先后否决全面核禁试条约，退出反导条约，创设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并且积极酝酿、宣布或贯彻一套以显著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为一大要义的新军事原则，包括近来引起严重关切与广泛抨击的美国“核态势重新评估”和“先发制人”信条。(注：参见下列评论：时殷弘、崔建树：“美国极端民族主义——从美国参议院否决全面核禁试条约谈起”，《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1期；时殷弘：“美国国家导弹计划和中国的对策”，《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4期；朱锋：“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意味什么”，《环球时报》2001年12月20日；朱锋：“美国要怎样先发制人”，《环球时报》2002年6月27日。)所有这些导致国际军控体制及其信念基础业已近乎被颠覆，或者至少面临被颠覆的严重危险，而如果考虑到“9·11”以来对于遭到突然袭击的美国全国安全恐慌、在此背景下大大加剧了的改造美国整个军事机器的强劲趋势、布什政府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哲学和单边主义外交及其广泛深厚的精英舆论基础和公众情绪支持，情况就更是如此。(注：关于“9·11”事件以来的这些因素，参见时殷弘：“9·11事件与美国对外态势”，《美国研究》2001年第4期；王辑思：“美国社会在发生变化”，《环球时报》，2001年11月16日；李晓岗、王珊：“美国正谋划世界新秩序”，《环球时报》，2002年5月23日。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的最著名国际关系理论表述和倡导，见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这部著作受到美国许多鹰派/准鹰派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对外政策思想家的高度赞扬。它开宗明义地说：“国际政治一向是一种冷酷无情和危险的事情，而且很可能仍将如此。尽管它们之间竞争的烈度有起有伏，但强国互相惧怕，总是竞争权势。每个国家的压倒性目的都在于使它自己在世界权势中所占的份额最大化，这意味着以其他国家为代价获取权势。然而，强国并不仅仅力求成为所有强国中最强的国家……它们的终极目的是成为霸主，即(国际)体系中唯一的强国。”(Ibid.,p.2.)作者在该书末章的“结论”一节里写道：“前面的所有分析对未来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意味着什么?很清楚，美国在21世纪初期可能面临的最危险情景，在于中国变成东北亚的潜在霸主……使得未来的中国威胁令人如此担忧的是，中国可能比美国在20世纪对抗过的任何一个潜在霸主强大得多，危险得多。威廉德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在其对抗期间，都不具有接近于美国那么大的潜在力量。然而，如果中国将成为一个巨型香港，它将很可能具有大约四倍于美国的潜在力量，使中国能够在东北亚取得对美国的决定性军事优势……不仅如此，在随后而来的中美两国间全球性竞争中，中国很可能是个更为强大可怕的超级大国。”“这种美国对华政策(即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政策)是误导性的。一个富裕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持现状国家，而会是一个决心取得区域霸权的侵略性国家。事实上，国际体系的强有力的结构性规定很可能迫使美国在不久的将来抛弃其建设性接触政策。确实，有迹象表明新的布什政府已在这个方向上走出了最初几步。”(Ibid.,p.401—402.))比较精确地说，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情景相比，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对美国而言，已经从一个较多地侧重于国际安全和全球安全的问题，变成了很大程度上仅就防止对美国的突然袭击才真正重要的、美国一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和现有国际体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近乎一落千丈。它们可以说已经或正在失去历来的主要推动力和主导者，与此同时原有的多种原则、规范、规则、组织机制和共同信念不是已经被弃置，就是处于严重的混乱和失能状态中。可想而知，就东亚军备控制和不扩散的总面貌和总气氛而言，美国方面的上述变化会造成怎样广泛和深重的恶性影响。
另一方面，东亚当地一些重要国家在军备扩充和升级及其实际使用方面的意愿显著增长，相关的行动略微夸大地说层出不穷，政府内外对于军备控制和不扩散的信念与希望处于被侵蚀和被削弱状况，其程度达到了这两个概念显著见于东亚国际政治议程以来最严重的地步。东亚和世界面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崛起为新的核武国家，对于印巴两国就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进行的激烈竞争简直束手无策，而且近来极为担心它们之间一触即发的核战争危险。朝鲜的核能力开发和导弹试验在几年前引起了头等显要的国际争端和非常重大的国际后果，它的导弹出口和导弹技术扩散则构成当前在华盛顿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被予以严重关注的一大问题；朝鲜可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导弹出口者和导弹技术扩散者之一。(注：例如，一些已退休的巴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军控专家透露，巴基斯坦直接从朝鲜得到它目前的大部分导弹能力，其1993年许开始拥有的第一代导弹高里—1型几乎完全由朝鲜设计和生产，以后的两代即高里—2和高里—3型也基于朝鲜的导弹技术。见Howard W.French,“North Korea Sired Most of Pakistan's Nuclear Missile Capability,”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27,2002.)半个世纪以来，日本的非核武器化被普遍视为当然，但现在居然已再三遭到某些日本内阁级高官和政界头面人物的公然否定或质疑；在他们看来，日本的非核武原则同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样应当修改，或者说后一修改将为前一修改开辟道路。(注：见Howard W.French,“Koizumi Aide Hints at Change to No-Nuclear Policy,”The New York Times,June 4,2002.又见idem,“Nuclear Arms Taboo Is Challenged in Japan,”ibid.,June 9,2002.当然，与此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根据在日本进行的若干民意测验，大多数日本公众仍然认为日本不应当拥有核武器，“广岛和长崎的遗训仍然有力。”见Brad Glosserman and Yumiko Nakagawa,“Nuclear Taboo Remains Strong,”Japan Times,June 25,2002.)不仅如此，日本常规军备的持久膨胀、巨大规模和先进水准同日本军队法定功能的变化倾向一起，成了日本的一些邻国很有理由深感不安甚或愤怒的问题。在台湾海峡两边，归根结底既由于台独倾向的恶劣发展，也由于美国对台政策中至少客观地包含着的台独助力、战争诱因和军备刺激因素，同一个中国的两个地区——大陆和台湾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竞相扩充和优化指向对方的武器装备(在中国大陆方面还理所当然地针对台湾问题上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和中美之间由此而来的局部军事冲突)，以维持双方实际上都认为经不起须臾缺乏的武力威慑，并且准备迎接远非必定能够避免的未来实战；这一武器装备竞争就其历史由来和政治实质而言，构成台海两岸阻独对谋独斗争的一部分，在近一年多里更是这斗争的空前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除了所有这些“热点”之外，同现在谈论的主题相关的还有中国常规武力和核武力的发展，或曰中国军事力量的加速现代化。在中国以外的许多人看来，这构成东亚乃至世界权势分布的变迁趋势中特别重要的事态之一，甚至是当前东亚军备控制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美国的一些鹰派势力，包括近来向国会提交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的五角大楼，更是同台湾问题相联系对此大做文章——“中国威胁论”的文章。然而许许多多中国人理直气壮地确信，这一军事现代化不仅出于遏阻和制止台独的绝对必需，连同在美国的霸权性优势和潜在威胁(以及来自其他个别大国的潜在威胁)面前维护中国基本安全和
自主的绝对必需，而且同愈益严峻的局势和中国的经济、财政实力增长相比，迄今为止仍然相当克制，其力度、规模和水准仍然有待大幅度提升。
总之，面对美国态势和政策的上述变化(甚或可以说急剧变更)，也面对东亚多方面实在和潜在的军备竞赛、扩散和军事冲突危险，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在东亚一般来说远不再是——如果它曾经是——一个比较广泛地吸引人们浓厚的兴趣、并且使人可以怀抱乐观的希望的课题。假如不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东亚大多数地方被赋予最大的重要性，对于和平的珍视一般也相当普遍和有力的话，所做的判断肯定还要悲观。
然而，从相反的角度看，正是由于东亚总的安全形势甚为严峻，由于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直接取决于这形势的各自安全利益至关重大，再加上眼前和未来的世界基本稳定与全球性军事安全与之密切相关，因而东亚的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应当是东亚国际政治、对外政策、国际关系研究中特别紧迫、特别重要的问题领域之一，并且应当在世界政治议题和世界政治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不言而喻，上面列举的所有重大问题倘若不予实质性的缓解或解决，就很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直接后果。首先，美国近两年来的对外态势、国家战略、外交风格乃至国家心理方面的恶性趋势如若进一步严重发展，势将迅速导致现有国际军控体制及其信念基础瓦解殆尽，同时却无法得到任何具备相当合法性和较为有效的新国际体制来填补真空；如此，将使得先前多年里一些人(他们过去往往被视为“大惊小怪者”)所预言或严重担忧的可怕图景变得至少不再那么难以想象和遥远，那就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广泛扩散，无节制的军备竞赛普遍盛行，局部战争轻易升级为全面核冲突，而届时美国是否有能力控制局势大可怀疑。
其次，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事实上有能力、更有强烈的诱因在彼此间进行大规模核战争的国家，同时却根本不受关于核军备及其运载工具的各种现有国际控制体制的约束；因此，一旦它们之间极为原始、极不稳定的互相核威慑以及外部大国并不非常有力的外交影响抵不过由政府内外的历史宿怨、现今敌意、极端情绪和赌博心理等等合成的冲突升级动力，那么世界就颇可能看到有史以来第一场极具生命毁灭性和精神破坏性的核交火。美国国防部最近估计，印巴之间如果马上爆发一场“最坏情况”核战争(a“worst-case”nuclear war)，就将有900万至1200万人随即死亡，600万至900万人随即受伤。(注：Michael Richardson,“Fears Spread that Other Asian Nations Will Seek Nuclear Arm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une 6,2002.)不仅如此，一旦印巴两国互相投掷核武器，还将造成异常严重的国际地缘政治后果和国际心理冲击。就本文的主体来说，其中特别包含许多人担心的这么两种危险：(1)印巴之间的“一场核交火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开发这样的武器，特别是在国家间的竞争和敌对不受区域军控安排制约的亚洲”；(2)有如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负责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艾因霍恩所言，它可能造成“降低未来核交火的门槛的影响……那将是个非常有害的先例。”(注：Ibid.)
第三，朝鲜有其高度特殊的内部体制、思想观念、对外态势和安全环境，它们使之很可能依然强烈地倾向于拥有某种“决定性的武器”，并且出于种种可以想象的原因(从赚取硬通货到争取反美“伙伴”)继续有关的武器输出或武器技术扩散，不管在具体实施上可能有怎样的起伏或进退；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特别是将朝鲜宣布为“邪恶轴心”成员的布什政府总是多少倾向于将军事打击当作对待朝鲜军备活动的政策选择之一。(注：参见Bertil Lintner and Suhkyung Yoon,“North Korea:Coming in from the Cold?”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October 25,2002.)如此，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方面近乎“牵一发、动全身”的朝鲜半岛便确实存在一种危险的可能性，即由于军备控制和扩散问题爆发军事冲突甚或战争，那对于半岛内外各方都有严重意义。1998年8月底“大浦洞—1”导弹越过日本上空一事在该国引起的轩然大波表明，如果有什么事情最容易为日本的军备大扩充和大升级提供动因和口实，甚至促使或便利该国在危险的方向上转换其自身角色，那么朝鲜中远程战略突袭能力的开发与形成肯定属于此列。
日本的这种倾向或可能性已经由于近几年的一系列事态，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突出，而近来日本政府高官突破历来已久的“核禁忌”的言论尤其引人注意。如前所述，东亚的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问题领域当中包含的第四个主要潜在危险就在于此。日本维持着美国以外居于世界最前列的军事开支规模和几乎最先进的常规武器系统，而防备想象中的朝鲜军事威胁很难相信是其唯一的主要功能。对于往昔日本帝国的某种眷恋和对其历史罪行的淡化甚或抵赖，“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其《相关法案》透露的海外军事/政治抱负，“9·11”后异常积极并且规模可观的海外派兵，在舆论准备和立法酝酿两方面都显著增长着的修改战后和平宪法的动向：所有这些同经济长期衰退、政治机制病态、国民沮丧思变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情绪的勃发或上扬一起，不能不使人开始疑惑日本国家的未来方向。(注：关于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的强劲上扬及其对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加强效应，见Tim Larimer,Donald Macintyre,and Sachiko Sakamaki,“National Color,”Time South Pacific,August 30,1999;“Japan Starts Picking on China,”The Economist,February 8,2001;Michael J.Green,“The Forgotten Player,”The National Interest,No.60(summer 2000);Ayako Doi,“Japan's Right Staff?”Foreign Policy(the date of the issue has been missed)。关于日本庞大的军事力量对东亚稳定的潜在危害性含义，见Rajan Menon,“The Once and Future Superpower,”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January/February 1997;Charles Bickers,“Extending Tokyo's Reach,”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January 18,2001.)就军备和扩散问题而言，假如无论出于什么可以想象的缘由，日本居然拥有了核武器，或者其庞大军备的主要构成具有了无可争议的进攻性质，那么东亚乃至世界的政治/军事格局就会发生变化——到头来必定非常危险的巨大变化。
第五，台湾海峡两边的武器装备竞争已经进入一个不断螺旋上升的作用—反作用循环，它同许多典型的军备竞赛一样，虽然维持着一种“和平的”对抗性现状，但同时加剧双方间的敌意和原本的政治解决困难，并且增大由种种对抗升级心理、特别是决心通过先发制人的决定性行动来摆脱劣势或经久压力的冲动所驱使的大冲突危险。越来越与美台之间多方面军事合作相伴的美国对台军售，构成两岸之间武器装备竞争的单独一项最重要的动因。关于近年美台军事合作的具体由来和发展，最佳的披露出自《华盛顿邮报》。按照该报今年4月底的一则内幕报道，自李登辉1995年访美导致中国大陆对台湾东海岸外试射导弹起，美国国防部的规划者们“开始认真看待中国攻击该岛的威胁，不安地关注中国的军力增长”，并且“确信他们同台湾的军事关系需要予以新的注意”。此类关注和谋划发展到1997年，美国开始就台湾的防务需要同台湾当局进行秘密对话，同时开始进行美、日、台三方秘密军事会议，先后总共8次，会议场所选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东京和华盛顿附近。这一直发展到2002年3月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公开访美，同美方进行几乎最高级的军事会谈。(注：John Pomfret,“In Fact and in Tone,U.S.Expresses New Fondness for Taiwan,”Washington Post,April 30,2002.)至于美国对台军售，自中美建交以来已累计达数百亿美元，而小布什政府2001年4月批准的约40亿美元军售规划是其中规模接近最大的一次，武器性能等级也最高，包括4艘基德级导弹驱逐舰、8艘柴油动力潜艇、30架阿帕奇攻击直升机、12架P—3C反潜机、远程雷达系统和“爱国者—3”导弹等。
美国对台军售与其不同程度的对台保护承诺结合在一起，强有力地鼓励着台湾当局的台独意图和相应行动，由此使得大陆方面不得不更加致力于旨在阻独的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包括与之相关的武器装备扩充、改善和更新。反过来，这又导致美国以维持“军力平衡”和台湾安全为由，在规模、频繁程度、武器种类和性能等级上不断提升对台军售，即加剧一种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台海和平、东亚稳定和中美关系全局的武器扩散。如前所述，多半由台湾问题(包括由此而来美国军事干涉和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引发的中国军事力量加速发展，使得事态全局更加引人注目。逐步增加的对台中短程导弹部署、对俄罗斯先进海空武器的大量购买和近一两年来军费的较大幅度增长，只是其中那部分被外界舆论谈论得最多的事情。
近来特别受人注意的是这第二方面。同样按照《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方面最近的一大事态发展，在于中国开始同俄罗斯谈判，以购买总价16亿美元的8艘基洛级柴油动力潜艇(前此已购买了4艘基洛级潜艇)。据美国国防部官员估计，这“将大为加强封锁台湾和挑战美国在附近海域的海军优势的能力。”此项购买据称是俄罗斯一项总额40亿美元、4到5年内完成的对华军售承诺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出售另2艘现代级导弹驱逐舰、新一批S300对空导弹和40架苏—30战斗轰炸机。(注：John Pomfret,“China to Buy 8 More Russian Submarines,”Washington Post,June 25,2002.)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计算，对俄罗斯先进武器的大量购买使中国在2000和2001年俱为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注：Ibid.)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台独倾向发展和美国对台军售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注：总之，如前所述，归根结底由于台独倾向的恶劣发展和美国对台政策中的恶劣成分，台湾海峡两边的武器装备竞争已经形成，并且开始较显著地进入了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与此同时，两岸的武器装备竞争已经成为台湾问题的一个愈益重要的方面，越来越显著地影响到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基本政治、心理层面。事实上，美国的一些中美关系著名研究者已比较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例如，最近在某个国际研讨会上，这方面的一位一流美国学者提出了下列问题：如何缓解台海两岸升级中的“军备竞赛”?这方面中国可以做什么?美国又可以做什么?中美两方是否可以跨过台湾当局直接达成某种安排?是否能够建立中美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军事互信?这样的问题至少值得思考。在两岸之间，也可以思考和权衡下述可能性：根据不搞任何形式的台独这一根本前提和其他必要条件，经过无论何种具体方式的沟通和商讨，逐渐采取某些军事稳定建设措施，连同关于某些武器装备的扩充及部署问题的某些调控体制，无论其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甚或默契式)的，暂时短期的还是中长期的，限于个别事项的还是涉及更大范围的。正是这些问题很容易加剧两岸间的紧张，被台独势力用作政治动员和政治操纵的机会，并且事实上助长了以大规模对台军售和美台军事合作为突出代表的美国干预。)
所有上述所有形势理应使人确信，无论是从东亚各国的国家安全考虑，还是就整个东亚区域的国际安全度量，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应当是东亚国际政治和国家防务/外交政策探究的一个具有头等意义的课题，并且具有相当大的紧迫性。与此同时，它也应当成为东亚双边和多边国际政治议程上一个头等重要的议题，需要有关国家政府非常认真和积极的对待。否则，东亚很可能成为21世纪初期世界上最具爆炸性的地区，其危险程度大概只有中近东才能与之相比。(注：见Richardson,“Fears Spread that Other Asian Nations Will Seek Nuclear Arms”.)不久前，一批来自21个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的政府高官、议员和战略分析家在新加坡举行军控和安全问题讨论会，其中许多人在会上告诫说，亚洲面临“要么改善军控和缓减紧张、要么进行发展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更广泛竞赛”的抉择。按照韩国国防部军控局局长在会上的说法，全世界共17个拥有核武器或核武化规划的国家，其中7个在亚太地区；共28个有导弹规划的国家，其中16个位于该地区；共16个有化学武器规划和13个有生物武器规划的国家，其中的亚太国家分别为10个和8个。总之，按照他的说法，全世界“50%以上的潜在扩散者在亚太地区。”这一局势和其中包含的危险应当得到所有关心东亚持久和平的人们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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