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讲话论文,总书记论文,江泽民同志论文,外交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领导我党在新形势下胜利前进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中国共产党进入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其中，江泽民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论述，是对当今时代呼声的有力回应，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指导我国新世纪外交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因而全面、深入地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并以之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江泽民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新发展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江泽民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不断充实它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国际局势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为构建新世纪的外交方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论是指导人们的实践取得成功的强大思想武器。江泽民准确地把握国际总的发展趋势和当今时代的特征，创造性地发展了邓小平的时代观，为我国构建新世纪的外交政策和方针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科学依据，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
(1)国际形势的新概括：“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但“天下仍很不太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清醒的判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新判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江泽民继承邓小平时代观，高度重视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在深入研究世界格局演化的基本走向后，得出了科学、准确的认识：“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1]“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2]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世界仍不安宁”。[3]“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4]这些论断精辟地概括了当前世界格局的基本走势，为我们观察国际战略形势指明了方向。
(2)外交工作的新任务：“促进世界多极化，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在进入新时期后反复说明：“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为此，他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5]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的外交经验、政治胆略，在全面分析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基本走向后，提出了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奋发图强，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的科学论断，并把它作为跨世纪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江泽民在2001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新世纪中国的外交工作，要“为促进世界多极化，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奋斗”。[6]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更是明确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交往、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前进。”“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愿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渴望发展、向往进步的国家和人民携起手来，争取实现一个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共同推进历史的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7]这是我党对当前国内外新形势的正确认识与判断，也是对新时期外交工作的根本要求，它表明外交工作同样离不开“三个代表”；同时也深刻阐明了我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和目标，指明了我国外交工作的前进方向。
(3)与时俱进的外交新思路：“把一个和平、平等、合作、稳定、共同繁荣的世界带入21世纪”，“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江泽民在邓小平“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今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本质特点的敏锐判断，创造性地提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的论断。[8]充分认识世界的“相互依存”特点，对于我们顺应世界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潮流，加速发展，在新世纪抢占有利的国际地形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江泽民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多样性产生互补性”。[9]“这些差异不应是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障碍，而应成为加强相互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动力”。[10]他高屋建瓴地指出：“要在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上创造政治平等与经济繁荣，将一个和平、平等、合作、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人类的新世纪，至少要为建立这样一个美好的新世纪明确方向，奠定基础，开辟道路。”[11]因为这不仅是“当前各国人民正在严肃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一代领导人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12]江泽民的这一思想在“七一讲话”中表述得更为明确：“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13]这些论述对于科学地指导我们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和胸襟、更加积极的意识和态度全面置身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之中，对于构建新世纪的外交方略，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2.“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把握了美苏两霸受挫的时机，明确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江泽民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战略高度，把邓小平的这一主张更加具体化，鲜明地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任务和完整主张，并在实践中完善其理论。1997年4月，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演讲，阐释了国际新秩序的内容和原则：这种国际新秩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主张“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别国无权干涉”；“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分歧或争端，而不应该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反对经济贸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歧视性政策与做法；更不允许动辄对别国进行所谓经济制裁。”[14]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再次强调：“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15]江泽民有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建议和主张，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它不仅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也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在多次国际争端的解决中，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广为国际社会关注和支持。
3.新型国家安全观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形势，江泽民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邓小平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的跨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摒弃冷战思维”的新安全观。具体而言，在政治安全方面，他认为，国家主权和统一不容侵犯，国家内政不容干涉，不允许超级大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推行强权政治，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国。在经济安全方面，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利益不容损害，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矛盾、贸易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决不允许以经济和贸易制裁对他国实施报复，更不允许以其达到某种政治目的。[16]在科技安全方面，他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主张将科学技术纳入和平和发展的轨道，更加安全地利用科技成果。在军事安全方面，他认为，必须加强我军的质量建设、改革军事体制，各国的国防和军事战略应是防御性的，应立足于防止冲突和战争，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他特别强调，在新形势下，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此外，江泽民还指出了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新的安全思想和主张，并强调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应付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和挑战。[17]江泽民从更有效和更持久地维护冷战后出现的相对和平局势出发，把经济安全这种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问题作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把他的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目的是“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18]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冷战思维的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它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4.关于主权和人权的新思想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我国进行人权攻击，他们抨击中国侵犯人权，并常常对中国进行制裁。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本质是以保护“人权”为名，达到干涉、侵犯别国国权、主权的目的。江泽民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的人权思想，在多种外交场合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人权立场和观点，回击和驳斥了西方人权外交的进攻和指责，坚决维护了国家主权，为反对别国利用人权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人权问题说到底是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的事，我们坚决反对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19]1995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美中协会等六团体午餐会上就中国的人权政策作了重点阐释：谈到人权问题，第一，“要考虑国情的不同。对中国来说，确保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也是最大的人权保障。”第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都会有侵犯人权的现象发生。重要的是政府对这些现象采取什么态度。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一些侵犯人权的现象，对这些现象，中国政府的态度历来是坚决反对，并依法纠正。”第三，“不能把危害国家和侵犯人民利益的犯罪行为划入人权保障的范围。”[20]2000年3月1日，江泽民在致第八届亚太人权研讨会的贺信中又指出：“二十一世纪，我们将进一步发展民主，依法治国，确保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我们愿与亚太及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推动地区和国际人权事业的进步，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共同奋斗，携手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21]江泽民的论述，深刻阐明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新世纪人权政策。
5.党际关系的新思想：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通过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总结国际共运史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外国党关系的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在新的形势下，江泽民坚持并发展了邓小平的党际关系思想。他在多次讲话中进一步发挥和明确了党的对外工作的目标、原则、对象和内容。如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地指出了跨世纪党的对外工作方针：要坚持在党与党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这一方针强调发展新型的党际关系，并首次向世界申明政党交往的目的是“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形成了与建交国家和未建交国家政党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党际交往新格局。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将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组织广泛交往，加强合作，促进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国家关系的发展。”[22]这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邓小平的党际关系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二、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的战略创新
江泽民以政治家、战略家和外交家的宏伟气魄、敏锐眼光和卓越才智，总结历史，正视现实，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确立了新世纪的外交战略，从而把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推向新的境界。
1.全方位外交战略
江泽民的全方位外交战略，给邓小平外交思想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1)大国外交政策：倡导多极化，构筑新型的大国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的过渡期。美国急欲趁“一超”独存的有利时机，谋求“单极统治”。有的西方大国则鼓吹由几个富国“合霸”，共同主宰世界。在复杂的形势面前，在世界各大国领导人中，江泽民率先指明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进程，并多次强调全面调整大国关系，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重要性；呼吁从着眼于21世纪，从战略的高度审视和处理大国关系。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深刻指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和组合。大国之间关系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多极化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并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还把同发达国家改善关系、发展合作作为中国新时期外交方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全面改善、调整大国关系，促进各大战略力量的良性互动，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排除外部障碍，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来看，江泽民的大国外交政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求同存异，加强同大国的对话与交流。江泽民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扩大互利合作。对彼此之间的分歧，应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坚持进行对话，不搞对抗，妥善加以解决。江泽民还提出，中西方各国领导人应从战略高度、世界大局和面向21世纪的角度看待双方的关系，把握各自的现实与长远利益。其二，以经贸为纽带，推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建立和发展与大国的良性互动关系。其三，建立元首互访、总理会晤、高级官员磋商、热线联系或其它的沟通协调机制。其四，坚持原则，排除干扰，与大国建设面向21世纪新型伙伴关系。
除了在理论上廓清世界格局的发展方向外，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还在具体外交行动中积极发展同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关系，倡导多极化，努力构筑“面向21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框架，在国际上形成了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新潮流。事实证明，只要大国之间牢牢把握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互尊重，以诚相待，大国关系就能够不断推向前进。
(2)周边外交政策：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促进共同繁荣。江泽民十分重视同邻国发展友好关系。他指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稳定、蓬勃发展的东南亚。同样，一个稳定的、迅速发展的中国也符合东南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事实证明，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发展，不仅造福于本地区各国人民，而且也是促进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因素。”[23]1996年12月，江泽民在出访巴基斯坦时，提出发展同南亚各国友好关系的五项原则：“扩大交往，加深传统友谊”；“相互尊重，世代睦邻友好”；“互利互惠，促进共同发展”；“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团结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他指出：“没有南亚的稳定与发展，就不会有亚洲的和平与繁荣。”[24]这五项原则不仅是中国与南亚各国发展关系的原则，也是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友好合作和交流的政策和方针。1997年12月16日，江泽民在吉隆坡的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时指出：“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应该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审视和处理双方关系，建立中国与东盟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5]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90年代以来，中国同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同几乎所有的邻国都建立或恢复了正常关系，同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并在推动经贸合作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3)南南合作政策：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力度，稳固全方位外交的基础。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推进南南合作，最大限度地维护共同利益，携手应付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这是摆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江泽民从跨世纪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入地探索南南合作的多种模式，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建议。1996年5月13日江泽民《在非洲统一组织的演讲》中明确提出构筑面向21世纪长期友好、全面合作的中非关系，并就全面发展中非关系提出了五点建议：“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26]这些原则为中非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它同样适用于南南合作关系。1996年7月5日江泽民在哈萨克斯坦议会发表演讲，指出：“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是当今世界发展和国际合作的两个重要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需要加强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他还指出：“南南合作应是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既有经济的合作，也有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合作。”[27]这些原则和建议为全面发展南南合作关系指明了方向。本着这一精神，中国政府致力于巩固和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对于有困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并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扩大同他们的经济技术合作。南南合作政策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繁荣与发展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多边外交政策：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国际合作，承担国际义务，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热情、主动和全方位参与的姿态投身到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多边外交活动之中。江泽民在不同的国际组织的多边活动中，多次阐述了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和立场，并在实践中坚决贯彻这一立场，努力推进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中发挥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赏与承认。江泽民新多边外交政策概括而言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倡导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型国家关系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二，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摒弃冷战思维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强权行径。其三，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积极推动国际裁军进程。其四，高度重视人权并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其五，与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合作，共同对付人类发展面临的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贫困失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国际犯罪活动猖獗等全球性问题。其六，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促进全球发展和世界进步。
2.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战略”
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成为影响世界和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成为综合国力较量的核心。正如江泽民在分析国际形势发展趋势时所说：“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已成为过去，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经济因素和科技进步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28]“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在加紧调整科技和经济战略，增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29]在这样一种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发展经济和科技，增强综合国力，以期能在21世纪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中处于主动和有利地位，成为中国跨世纪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构建面向新世纪的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战略”也就成了中国政府当前的时务与急务。对此，江泽民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论述。江泽民指出：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制定面向未来的经济战略，把增强综合国力作为首要任务，以求在下一世纪到来时能在世界上占有自己的位置。”“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关键是要提高科技水平，增强经济实力。”[30]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战略”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抓住“经济优先，发展至上”的时代特点，实现国家战略的调整。(2)科教兴国，人才为本。基于跨世纪的考虑，江泽民把“科教兴国”、培养跨世纪人才作为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作为以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战略”的核心内容。(3)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
3.亚太战略：新世纪外交的战略重点
(1)向亚太地区全面开放的谋略。全面开放谋略，是江泽民亚太外交战略的逻辑起点。江泽民指出：“中国实行全方位开放，面向世界，首先是面向亚太地区”。[31]“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和亚太经济的发展，世界和亚太经济的发展也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32]中国与亚太地区联系日益紧密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中国要面向世界，首先要面向亚太，而面向亚太最主要的是积极参与和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顺利健康地深入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江泽民做出了向世界，首先是向亚太地区全面开放的战略决策。
(2)亚太安全合作谋略。江泽民历来重视与致力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并把它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他指出：“中国地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十分关注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国愿意同亚太地区各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33]为此，他积极倡导和谋求建立亚太各国和地区的安全合作关系。江泽民全面阐释了中国对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立场：亚太各国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任何国家都不谋求霸权或势力范围，不组建和参加针对其他国家的军事集团；加强互利合作，扩大双边、次区域和全地区的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根据公正、合理的原则实行裁军和军控，反对军备竞赛，防止核扩散；亚洲国家间的领土、边境争端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应该根据有关国际公约，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关于建立何种安全机制的问题，他指出，可以从本地区多样化的实际出发，进行双边和区域性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加强沟通和信任。[34]江泽民的精辟论述，为中国制定亚太安全合作谋略指明了方向，尤其是他所强调的亚太安全合作的原则和立场，同样适用指导世界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
(3)亚太经济合作谋略。针对亚太地区的现实特点制定对亚太的经济合作政策，是江泽民站在跨世纪的战略高度做出的又一科学决策。1994年11月，江泽民指出：“既有多样性，又相互依存，是亚太地区的现实。”“承认这样的现实，把它转化为我们的优势，亚太经济合作就会生机勃勃，就有日益广阔的前景。”基于这一考虑，他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提出五项原则建议：“相互尊重、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相互开放、不搞排他”，“广泛合作、互利互惠”，“缩小差距、共同繁荣”。[35]之后，江泽民不断就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原则和方针。他指出：“要尊重各成员国发展经济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能力。在采取集体行动时，要尊重各成员的自主自愿，这应该成为构筑亚太经济合作的基石。”[36]江泽民把“自愿自主”作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最根本的问题与原则。“要尊重差别，恰当把握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合理速度。”“如果发展中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不适当地过快，就有可能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导致严重后果，反而不利于实现本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37]这是江泽民提出的亚太经济合作发展的合理速度的原则。关于亚太经合组织的职能，江泽民也提出了指导性的原则：“亚太经合组织的唯一使命，就是开展经济合作，不宜把讨论的范畴扩展到社会、政治、安全等非经济领域。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专心致志推进经济合作。”[38]江泽民的这些论述表明，尽管国际风云变幻，各国的利益各不相同，但只要本着求同存异、发展至上的方针，各国之间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推进经贸合作，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这已为实践所反复证明。
(4)亚太持续发展谋略。持续发展谋略，这是江泽民制定的亚太战略的核心内容。江泽民指出：“要把世界和亚太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开展合作的根本目标。”“努力促进发展中成员经济的持续增长，逐步缩小它们与发达成员之间的经济差距，有利于推动世界、特别是整个亚太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应该作为我们决定所有合作举措的出发点和归宿。”[39]对于如何保证亚太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问题，江泽民提出了一些主张和建议：其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繁荣，开发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江泽民指出：“10多亿人脱贫致富，对于亚太地区拓展贸易市场，增加投资机会，推动科技进步，深入经济合作，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40]其二，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合作的互动。江泽民指出：“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带动亚太经济合作向前发展的两个车轮，两者应相辅相成、相互推动。”[41]其三，加强宏观调控，克服贸易保护主义，为亚太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江泽民指出：“近年来，主要发达成员经济波动较大，针对发展中成员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多边贸易体制的正常运行受到干扰。为确保本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发达成员应率先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避免宏观失控可能给发展中成员带来的不利影响。”[42]其四，加强金融合作，防范金融风险。江泽民指出：“加强地区和世界的金融合作，维护正常的国际金融秩序，共同防范国际游资过度投机的冲击。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对所有国家都有利。我们对加强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持积极态度，愿意参与有关合作机制的讨论。”[43]中国政府在江泽民的持续发展谋略的指引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不仅成功地避免了金融风暴的冲击，而且为稳定亚洲经济和金融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称颂。这证明江泽民的亚太谋略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战略方略。
三、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的时代意义
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是在“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但“天下仍不太平”的历史条件下，总结新中国外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视野高远超迈，内容丰富深刻，凝聚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的智慧。它从时代和战略的高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它既正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和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又揭示了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它是毛泽东、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新发展，是指导21世纪中国外交工作前进、开创未来的指南，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战略意义。
首先，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关键时刻为中国的外交实践指明了前进方向。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进行了科学分析，精辟地指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世界各种文明和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是对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主题论述的重大发展，对我们正确认识国际形势，进一步做好新世纪外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学习和贯彻“七一讲话”精神，在外交工作中，就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认清世界潮流，把握时代主题，站在时代前沿，努力营造长期和平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环境，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福祉服务。为此，中国外交必须以坚决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而当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国家的发展。因而外交工作必须围绕这一根本利益进行。同时，也要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同人类历史前进的潮流紧密相联，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联，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外交工作既要体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又要尊重不同社会制度长期共存的现实；既要大力弘扬中华文明，又要积极继承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表明了对世情、国情的正确认识和尊重，表明了对国家、民族和世界的负责态度。
第二，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深刻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江泽民的外交思想，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新时期外交工作中的典型体现。90年代以来，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江泽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洞察力，观察和把握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提出面向新世纪的外交思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它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产物，充满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外交理论，又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做出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发展。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可能有这个新的外交思想。
第三，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勇气。这是中国外交事业继往开来、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可靠保证。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在外交方面，理论创新，就是要使中国的外交理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江泽民在把马克思主义灵活地运用于外交领域、在领导外交的实践过程中，站在世纪之交的制高点，放眼全局和未来，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从当前中国外交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出发，高屋建瓴地提出跨世纪的外交思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新境界。这里展示了江泽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凝重的历史使命感。把握时代脉搏，以创新、奋进的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这是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一创造性特征，赢得了当代不少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敬佩与认同。他们认为，江泽民在外交上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把握国际大局的风格，具有相当的前瞻性。[44]
十余年来，在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外交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发展。在国际上，尊重各国人民对自己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对外交往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贸、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信息传播、旅游、环保等各个领域；从政府的官方外交扩展到议会外交、民间外交、军事外交、人权外交、政党外交等，形成了新世纪总体外交的新格局。中国的新世纪总体外交，为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展示了一个和平、友好、讲原则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新千年，江泽民同志的外交思想在中国外交实践中展示出坚定、成熟，指挥若定的伟大风采和无穷魅力，在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和国际事务中，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为中国赢得外交主动权、抢占21世纪外交的制高点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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