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市场谫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市场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健全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必要研究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特殊规律，科学地总结并批判地借鉴其经验教训。毫无疑义，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与资本主义文化市场有着质的不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否定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列宁说过：“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4卷348页）。列宁所强调的，正是文化发展的历史联系。根据列宁的这个思想，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说，对于过去创造的文化，以及实现这种创造所采取的一定社会形式、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与这种创造活动相冲突相对抗的社会形式，我们都应该了解它、研究它，进而对它加以改造，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文化市场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它是历史的，就是说，并非有了文化便同时有了文化市场。文化市场只是在文化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产生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市场迅速发展，同时也充分暴露出它本身固有的弱点和弊病。可以预见，到共产主义社会，文化市场将不再存在。不过在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看到，文化市场仍然是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形式，是文化建设的社会系统工程中的重要一环。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我们今天要不要文化市场，而在于我们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或缩小其消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特殊规律，认真汲取其经验教训，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本质特征，是拜金主义、把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3页）马克思在谈到雇佣劳动使得“我的活动成了商品，我完全成了出卖的对象”时，又曾指出：“同样，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659页）。这些论述，都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把文化产品完全商品化、完全市场化。
不过，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市场的一切现象，统统都是或只是拜金主义的表现。那样就会把本质与现象简单地等同起来了。现象是丰富而复杂的，对于一个事物来说，就既有本质现象也有非本质现象，即使同是本质现象也有程度的不同、层次的区分。事实上，马克思就说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不单纯是商品生产。”他又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佣，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同上书，第26卷，432页）在这里，“非生产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换来一定的收入，这并不体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从而，例如说，“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同上），这虽然也经过文化市场，但并不是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本质现象，并不是拜金主义的行为或表现。而“生产劳动”则创造剩余价值，它表现了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所以，马克思说，例如“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同上）。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规定了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本质特征，那就是把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完全市场化，资本家贪得无厌地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
前者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是自由的精神生产，它为人们提供有文化价值的精神财富。后者则是资本家雇佣作家艺术家去追逐剩余价值、追逐资本增值，具有与自由的精神生产相对抗的、反文化的性质。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在本质上恰恰是反文化的；在这里，“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从别人那里诱骗他的命根子即金钱的诱饵”；为了从邻人口袋里诱取黄金鸟，“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卑鄙下流的意念，充当消费者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皮条匠，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以便然后为这种亲切的服务要求报酬”。这里的引语，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话（参见该书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86页）；然而在今天，它们难道不仍然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大众文化”的性质、面貌和弊病的传神写照吗？
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美国艺术理论家约翰·霍华德·劳逊曾讨论过美国电影的历史发展。我们摘引几条材料来看看吧。
1.劳逊说：二十世纪以来，“现代的工业生产过程吞没了艺术家的技巧，使艺术家的意愿都不得不迁就机制品的统一规格。当我们今天来谈论电影创作的理论和技巧时，我们所谈的其实是商业机构的‘创作活动’。我们在探究剧作家的思想时，不得不先研究他所属的公司的‘思想’，和影响这些公司的想法的各种力量——对利润的追求、生产费用、能否利用专利品和新发明、观众的要求、某些有势力集团的宣传目的。”
2.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美国，“为了安定人心，政府宣布将奉行和平政策”；好莱坞导演格里菲斯摄制以反战为主题的《党同伐异》，于1916年9月发行。与此同时，重要的财政集团开始利用电影的宣传作用来“替英、法在大战中作宣传”，“在1915年由于从英国接到一亿美元军火订单而势力日增的杜邦公司，跟实际上已控制了新闻片的法国百代公司订立了同盟”。“美国烟草公司（它的产品的相当一部分是卖给英国的，它和伦敦的资本家有密切的联系），也在1915年插手进电影企业”，指派其副董事长韩普顿负责夺取制片和发行的控制权，经过谈判及种种活动，“和韩普顿有着密切联系的VLSE发行公司这时已开始劝诱美国人民不要再保持中立，而去帮助协约国。1915年9月，它的第一部出品《和平的战斗口号》在纽约上映。这部影片是S·勃拉克顿摄制的……勃拉克顿说这部影片就是为了‘鼓动美国参战这个目的才拍摄的’”。结果，正在摄制反战的《党同伐异》的格里菲斯陷入困境，他弄不到资金，“原来答应投资影片《党同伐异》的人毁约了，格里菲斯用尽了他从以前的一些影片中赚到的利润，才拍完这部影片。它被人攻击为‘非美的’，很多城市都禁演这部影片。《党同伐异》的失败使格里菲斯再没有机会进行独立的制片活动。美国正走向战争……”
3.又例如，二十年代美国到处修建奢华的电影院。尽管“奢华的电影院也只是全部影院中的一小部分，但就收入来说，它们都是起决定作用的一个部分……因此，电影企业的经济政策并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来自各阶层居民中的‘群众观众’身上的。对电影最有决定性的观众是城市资产阶级。无论在二十年代初期或现在，这些人的精神粮食大多来自‘家庭’杂志、侦探故事和爱情小说”，其结果，“正如约可布说过的，成百部的影片都以‘渲染性欲，鼓吹道德败坏，宽恕不正当的非法关系’为能事”。“好莱坞电影明星甚至把流行影片里的社会观点应用到他们自己的社会活动中来，这是无足道的。他们的低级无聊的作品正反映了他们的放荡的私生活。他们都是些暴发户，他们把种种荒淫无耻的行为（这些也是使他们成名的东西），当作了正常行为的标准。”
劳逊的著作中还有着丰富的材料，既有在资本控制下美国电影业重重危机的材料及分析，又有对美国电影发展情况、包括卓别林成功的材料及分析。劳逊在这些评述结句时说道：“本书原来的目的是想说明美国现代电影的灿烂发展前途，但它却可能成为已被美国文化的死敌判处了死刑的这门艺术的一篇墓志铭。”他所看到的“美国文化的死敌”是什么？上面所引述的材料可以说明，那“死敌”正是把美国文化完全商品化、完全市场化的不断谋求自我扩张的“资本”；它左右着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在根本上恰恰是反文化的。（上述引文均见于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中国电影出版社1961年版381～445页）。
劳逊的著作关于电影的部分写于1949年。又是半个世纪快过去了，就美国来看，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本质特征是否已经改变了呢？应该说，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变化是有的，但不是本质特征的变化。据《美国的文学鉴赏和文化品位》（作者陆志宝，见《文艺报》1994年6月11日）介绍，“三十年前，低级文化这一文化品位在美国的文化中占有绝对地位，后来其地位被下中级文化所取代”。这里的“低级文化”似乎是指文化层次来说的，它所涉及的“主要是一些工厂里和服务性行业的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还包括半熟练的白领工人，以及较为偏僻的中西部的农民。这些人没有受过专门的高中教育”。这个“低级文化群体依然庞大”；但是“这一群体缺乏购买能力，无法吸引大广告商，因而它的媒介在经济上只能勉强生存”；“在文化市场和商品市场上，低级文化群体常常不为人们所注意和重视。”那么，文化市场上引人注目的东西是什么呢？文章说，“下中级文化群体是美国今日大众媒介的主要观众，大众媒介的主要内容是为这一品位的文化群体服务的。只要你扭开电视机开关；只要你对某电影院的时间安排扫上一眼；只要你在书摊前停留片刻，下中级文化就会向你滚滚扑来。”这里说的，正是当今美国大众文化的主体。它是所谓“下中级文化”，是不为“低级文化群体”，即拥有“传统的工人阶级的价值观”而文化程度不甚高又缺乏购买力的人们“服务”的。“下中级文化群体”则是指“所有的职业较为低下的中产阶级和下中产阶级，包括技术工人”，“还包括了会计师和公立学校的教师”。“下中级文化群体强调文化应以享用者为基点，很少理会文化的创作者。而文化的创作者却往往为了满足文化享用者的要求而牺牲自我和尊严”，他们为“下中级文化群体”提供那些被“低级文化群体”视为诲淫诲盗的故事性很强的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为“下中级文化群体”提供经过修改而贬值了的高雅文化（“严肃的小说和戏剧被删去了人物的心理描写，加重了故事情节；上中级文化品位的电影被改编成下中级文化的电视连续剧，如《朝鲜战场》就是一例；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也被塞进了打击乐和迪斯科的节奏”），为“下中级文化群体”编写明白易懂又令人愉悦的戏剧（在那里“可以提出种种问题和矛盾，但这些问题必须在舞台落幕之前得到完美的解决；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可解决的苦恼会使下中级文化群体反感”）……尽管这篇文章没有为我们提供当今美国艺术生产的组织情况，但它所叙述的文化市场的现状，却足以说明其把精神产品完全市场化、完全商品化的本质特征仍然如旧，并且依然是与艺术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相冲突相对抗的、是反文化的。
在这里，我还想提到1983年美国最畅销书之一、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提供的情况。该书说：
“估计美国半文盲人数在1800万到6400万之间。”
“更令人泄气的可能要算高中学生中途退学的人数越来越多。在领头的加利福尼亚州，七十年代，退学率增加83%，……在威斯康星州，七十年代内，退学率增加50%。”
“连续16年来大学入学考试中的学力、智力及性向测验（大学院校入学合格考试）成绩下降”，“一年不如一年”。“1980年考试成绩是有史以来最低的：语文和数学分别从考试成绩没有急剧下降的1965年的473分和496分下降到424分和466分。”
“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年轻的高中、甚至大学院校的毕业生不能写出象样的英文或者甚至连简单的算术都做不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进入成年的这一代的技术能力竟不及其父母辈。”（见该书42～44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我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客观存在的反文化影响，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电视音像文化勃兴的条件下，这种反文化影响有增无已。《大趋势》说：“最强有力的技术的出现也许是电视，不论是收音机还是电话都没有电视那样生动和吸引人。”（54页）电视音像文化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强烈的视听享乐，同时也对原有艺术样式和传播媒介构成挑战。而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唯利是图，是毫无顾及文化结构是否失衡的。事实上，“电视病”已经成为西方“城市病”的一种重要症状。长年累月在那种浅层次的、流俗的、甚至是充满性与暴力宣传的视听享乐包围之中，青少年文化素质下降，“不能写出象样的英文或者甚至连简单的算术都做不出”，难道不是势在必然、不足奇怪的吗？
二、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在管理方面积累的经验，值得我们大胆地、有批判地借鉴和汲取。
如前所述，就其本质特征、从而也就其基本趋向说来，资本主义文化市场推崇拜金主义，将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完全市场化。这在根本上与自由的精神生产相冲突、相对抗，在根本上不利于文化的发展，甚至是反文化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在健全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时，应从资本主义文化市场汲取的最深刻的历史教训。根据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在理论上必须正确认识文化产品的根本性质，不要把文化产品与一般物质生产产品完全等同起来，必须正确认识文化产品的精神价值，不要把文化产品完全与一般商品相等同，必须正确认识、引导和管理文化市场而反对文化市场自发论，反对将文化产品完全市场化商品化，等等；我们在实践上则必须把文化工作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反对拜金主义，必须尊重作家艺术家自由的精神创造，绝不能把他们变为金钱的奴仆，必须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而绝不能迎合低级趣味、制售精神鸦片，等等。
不过，我们在把握了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本质特征之后，还应当以此为前提，对其管理经验大胆地、有批判地借鉴和汲取。应当看到，在使文化市场公平、规范、统一、法制化方面，资本主义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虽然我们反对像资本主义文化市场那样把精神产品完全市场化，但我们并不是否定文化市场本身。今天我们的多数文化产品还要经过文化市场，而我们今天的文化市场在相当大的范围还存在混乱无序、违法乱纪等现象，因此有选择有批判地借鉴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在这方面的管理经验，当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还应当看到，尽管资本主义文化市场按其本质而把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完全市场化，在其本性上是反文化的，但特别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也出现了某些限制其弊病、保护文化发展的举措。例如经过长期实践，逐渐认识到文化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将文化事业中如博物馆、图书馆等等属于社会公益事业的部分改由国家给以经济支持，对各类文化依据其是否以赢利为目的、依据其不同的文化品位而采取不同的经济倾斜，通过税收、资助、奖励等各种措施扶持民族文化的发展，等等。甚至在有的国家，如瑞典，其议会还通过了明文反对把文化商品化的议案。尽管这些政策和举措在限制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弊病方面，作用仍然是有限的；但它们显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有批判的汲取，对于我们健全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会有帮助的。
上面说到的两点，已经有不少同志提出来讨论过、研究过，并且有的研究还是相当切实，对实际工作很有裨益的。这些研究成果，应当得到肯定。不过我还认为，如果我们的思考停留于此，那仍然是不够深入的。当今西方国家纷纷实行某些保护文化发展、限制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弊病的政策和举措，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应当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这些问题，就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
我们讨论问题，不应当从定义出发，而应当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文化例外”：精神产品不等于牙刷》（作者徐非光，见《文艺报》1994年6月18日）为我们介绍了西欧、法国与美国开展的一场“文化大战”，很有些发人深思的东西。这场斗争涉及到长达七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它“主要表现为欧洲共同体国家、特别是法国，对美国企业利用关贸协定和所谓‘世界贸易自由化’，来垄断欧洲文化市场的一贯政策的强烈抵制和抗拒。其具体的目标，就是明确提出要求把文化产品排除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乌拉圭’谈判所达成的协定之外，至少是对电影、电视节目的贸易给以必要的限制，从而阻滞美国文化产品压倒一切倾销，同时坚决拒绝取消国家对电影事业的贴补，以保护欧洲文化发展的利益和欧洲文化的特性。”双方针锋相对、立场强硬。美国明确强调，“必须把音响、影像等视听产品包括在新的全球贸易协定之中”，否则便“将导致娱乐业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法国为首的欧洲一方则强调，“电影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不应被纳入自由贸易”，否则“我们的子孙将不再是欧洲人”；他们还明确提出了“反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口号。双方较量的结果，是美国不得不做出部分让步，未能如愿以偿。这场斗争可以向我们说明什么问题？
1.事实证明，把文化产品完全商品化、完全市场化的所谓“自由贸易”，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趋向。美国在这种“自由贸易”的国家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并主动地以进攻姿态利用文化市场化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文化垄断和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已经给其他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早在80年代初，密特朗就针对“美国资本大规模进入电影业，电台和电视台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劣等外国节目”表示了强烈不满。事实上，美国影视片已霸占了欧洲文化市场。据法国文化部公布的资料，美国电影目前占法国影院票房总收入的60%以上，而法国电影只占美国市场的0.5%。1993年，影视产品已成为美国出口欧共体各国的第二大出口产品。法国外交部长朱佩说：“美国向欧共体国家出口的电影电视片，为欧共同体向美国出口的影视片的15倍”，“我不希望美国的影视片由占主导地位走向垄断”。法国文化部长图邦说：“来自美国的文化潮流，正在威胁法国的电影和音乐行业，以至整个法国的文化生活。”密特朗更警告说：“美国文化有压倒其他文化的危险。”他强调：“一个国家不应当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
2.在这种情势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文化与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密切联系。面对美国大规模的文化侵袭，法国许多文化名人大声疾呼：“如此下去，我们的子孙将不再是欧洲人”，并提出“50年后欧洲作为一种文化是否还存在”的质疑。而他们对美国文化并不那么恭维，图邦说：“不应该忘记的是，美国人与亚洲、中国和日本相比，已经输掉了经济战。他们手里还剩下一点什么呢？还剩下一个‘文化大国’，剩下对世界上所有生活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电影和广播、电视进行的。可口可乐、麦当劳和迪斯尼乐园，三位一体构成了一整套生活方式。”为了与这种东西相对抗，为了“维护欧洲和法兰西文化特性”，他们不得不打破“文化市场万能”论，采取了某些保护民族文化发展的举措。例如前任法国文化部长雅克·兰就倡导了一个“法国恺撒电影奖”与好莱坞相抗衡，对法国本国的电影生产提供补贴，迫使法国电视台大量采用法国或欧洲其他各国制作的节目，还对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大规模改造、建设，把法国的文化预算的实际数额翻了一番以上，等等，“使法国变成了欧洲最大的艺术保护国”。
3.在这种情势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文化与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图邦的这段抗议之辞很值得重视，他说道：“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欧洲人感觉受到了威胁。美国人只梦想一件事情：能随心所欲地控制新技术市场。……我意识到这一危险，立即作出反应，这是正常的。我们要把可保护利用我们世界级文化遗产的先进技术手段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如何，绝不能让人像对待一个殖民地那样来掠夺我们。我无意同美国开战，而希望保持平等的伙伴关系。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当然也知道，地理学上的欧洲拥有为建立新产品的基础所不可缺少的文化物质。我们决不能让这个历史机会丧失……”问题提得够尖锐的了，他认为所面临的是一场“殖民掠夺”，而保护法国文化，就是保护法国掌握新技术、保护法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命运。（上面所引材料均参见徐文）。
由上所述，我们虽然不能离开整个国际背景来孤立地考虑问题。可以说，当今西方国家纷纷实行某些保护文化发展、限制资本主义文化市场弊病的政策和举措，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深刻矛盾、激烈竞争的结果；这场斗争所涉及的绝不仅是文化利益、经济利益，还涉及政治利益，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一场掠夺与反掠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面对美国文化的大举侵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尚且能作出坚决而强烈的反应和反击；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更面临“西化”、“分化”和和平演变图谋的威胁，难道不更应该加强警惕和防范吗？我们应该站在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历史高度，既要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又要认识到把文化产品完全商品化、完全市场化正是国外敌对势力实施和平演变图谋所希冀和采取的重要手段，从而在健全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过程中，自觉地抵制把文化完全商品化的错误倾向，大胆地、批判地借鉴西方国家那些保护民族文化发展的政策和举措，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当然，在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经济发展离不开精神文化的有力支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建设为代价去抓物质文明。许多西方国家面临美国文化的压倒性威胁，尚且能认识到民族文化与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联系，起而捍卫自己的民族文化，掌握自己民族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命运；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难道还能割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密切关系吗？我们应该站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高度，重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大胆地、有批判地借鉴西方国家的有关政策和举措，既要真正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市场，又要超越文化市场的限制，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还要看到，无论美国还是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文化政策说到底是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东西，说到底是为巩固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尽管由于历史经验的积累，或由于它们相互间争斗而导致的某些政策调整，它们有的东西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但是绝不能全盘照搬，而必须根据我们的国情对之加以选择和改造，才能为我所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意愿和我们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学习外国的东西并对之加以改造的基本准绳。这是我们绝不能忽视，更绝不能忘记的。
总之，研究资本主义文化市场的特殊规律，对其经验教训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批判的借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本文谈了笔者一些肤浅见解，可能还会有不少错误疏漏之处，愿抛砖引玉，以利研究的深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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