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中的中国与美国：冲突和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冲突论文,体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政治版图由最初的分散零落到今天的高度相互关联，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讲是以资本主义的扩展为脉络的。正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不同区域的政治实体间发生了冲突与合作、利益的协调与争夺、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在这样的矛盾斗争中，世界体系发展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化局面。由于中国和美国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不同位置，使得中美关系既有冲突，也包含相当程度的合作。
一、世界体系的历史和发展特点
从理论上来看，世界体系的构成与维持包含了四个基本要素：(1)必须建立在一定程度、一定类型的经济结构上；(2)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互动的行为体；(3)体系内必须有某种能够调节、控制行为者行为的规则，这种规则既可以是正式的、成文的规则，也可以是行为者共同接受的惯例；(4)体系中获益者的受益必须能保证获益者强大到足以维护体系的运转，并抑制可能对体系产生破坏的力量。
世界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运动性，体系本身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世界体系的发展说来，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第一时期，由区域逐步向更大范围扩张。由于代表着新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最快，因此首先在欧洲开始形成了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区域性的体系。在这一时期，世界体系扩张的原动力源自资本主义经济对利润、市场和原料的追求。世界体系的特征也体现为：在以暴力为特征的扩张中，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政治经济秩序得以建立，它包括了一个单一的劳动分工（世界经济），政治上则出现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家体系。在这一时期，具备西方文明新内涵的国家作为扩张行为的主动者，同外于受剥削地位的被动者之发生了冲突，征服与反抗构成了体系的主要特征。
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世界体系进入第二个时期。列强对世界的争夺日趋激烈，并两次达到最高峰，这一冲突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这一时期世界体系的特征是：为了争夺世界的领导权，大国之间的战争成为主要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两极对立的格局，世界体系开始进入第三个时期，新的因素的出现使其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同时也增强了体系扩展的深度和速度，有力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新的科技革命为资本的跨国流动注入了新的动力，跨国公司作为资本的载体进入了一个兴旺的发展时期，资本的高度国际化也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以新兴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吸收和融合，并且要求经济基础发生相应的变革，同时经济的全球化也要求建立在世界经济基础上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国家间关系发生变革。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了“融入”和“边缘化”两种基本形式。“融入是指世界体系外的国家和地区不断进入世界体系的过程，而边缘化则指世界体系不断包容新的国家和地区的过程。”（注：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126）这也是世界体系的发展对国际行为体产生的必然作用。
二、美国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世界体系在其演变过程之中，总会有一种世界程序来确保它的稳定运行，而这种秩序终究是由处于支配地位的国际力量（即霸权）决定的。世界体系的运动导致各个行为体的力量发生变化，出现差异，使体系呈现出一种等级性。它体现在不同的行为体在力量、政治权威和利益分配中有着不同的地位。中国和美国就处在不同的力量层次上。
从全球体系的结构层次分析，美国处于中心地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国家力量的许多领域里的优势越来越显著。美国作为经济实力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着世界经济的核心地位，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生产、分配、消费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自身经济力量的强大外，美国还是世界经济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在安全方面，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军在军事实力、高尖端武器方面显示出了的无可争辩的优势地位。不仅如此，美国还与盟国建立了世界上范围最广、实力最强的联盟机制。在国际政治方面，美国不仅是联合国各项决议能否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许多对国际政治有着重要影响的组织中的不可或缺的一员。除了这些“硬力量”外，美国还拥有强大的“软力量”，美国在执行其经济政治政策的同时，还输出其政治和文化。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这种中心地位，使其对全球事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是全球秩序的重要维护者。
19世纪中期，西方的坚船利炮把封闭于自给自足体系的中国拉进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加深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以及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使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道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又试图摆脱东西方对抗，建立自己的体系。但历史证明，“两个拳头打人”只会使自己同时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挤压，不仅活动空间缩小了，还使自己远离了世界发展的潮流。只有当中国对外开放以后，中国才真正重新走入世界体系之中。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综合国力上升到全新的层次，在世界上发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有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国际竞争力不高，国防实力较为落后。如果对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作客观、公正的定性，那么可以称之为一个正在蓬勃上升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在全球具有了相当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
由此可以看出，从中美两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位置来讲，美国居于体系结构的顶端，而中国处在较低的位置，但上升的速度和势头引人注目。两者之间的整体差距虽然在缩小，但相对位置间的差距仍然很大。
美国的全球战略摆脱不了世界体系结构的限制。首先，美国的繁荣不是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而是有赖于世界经济的自由化程度。世界体系的等级化使得非核心地区在贸易体制中处于不平等地位，来自它们的反抗自然而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核心地区里，不同国家利益的差异也会导致相互的争夺和排斥。而美国要想保证自身经济发展能获取最大利润，就必须保证贸易和资本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保证美国的资本进入世界市场，实现最大的增值。因此在贸易领域，美国的政策是竭力促使世界贸易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美国的贸易政策是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反应，就是要维持现有的世界经济结构，维持发达国家的有利地位。同时，美国凭借其优势地位推行的经济贸易政策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自由化。
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一个核心地区以外的位置。几十年经济成就虽然充分说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正确性和必然性，但无限制的开放市场，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会对刚刚走上发展道路，尚不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和生存能力的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因此中国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一种更为平等的秩序取代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秩序。
因此在经济关系上，一方面，中美互为对方的一个巨大市场，特别是中国成为美国资本输出的重要方向，双方可以通过经济合作实现“双赢”，因此美国政府才会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支持中国加入WTO。而中国也把双方的贸易往来、经济交往作为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中美双方的合作虽能“双赢”，但在双方采取合作态势时，出发点仍是关注自身利益的得失。所以这种互动尽管是以互利为主要特征的，但由于个体利益的差异性，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夺和斗争。不过，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存在，也促使双方避免采取像经济大萧条时代那样大规模的贸易壁垒、贸易歧视等手段来追求利益最大化，中美双方的经济合作与斗争都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流中发展和演变的。
三、中美安全理念在世界体系中的冲突
在安全领域里，中国和美国的大战略同样应放到世界体系中加以理解。体系的有机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在霸权力量的兴衰上。对美国来讲，相对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要保持其在世界体系中的有利位置，就必须防止出现企图破坏世界安全体制的挑战者或破坏力量。在美国的安全观里，有三种力量将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1)在综合力量和整体战略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2)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无赖国家”，(3)能对美国进行直接威胁的、破坏性的恐怖组织。尽管美国也承认“似乎不太可能有什么大国具有、或者将要在近期具有对美国构成全球性挑战所必需的那种野心和能力”，但“美国的政策必须对出现新的竞争的可能性保持关注。对这类不测事件的预防应当成为美国21世纪最重要的目标。”（注：扎尔米·卡利扎德，伊安·莱斯.21世纪的政治冲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6～17）
在美国看来，中国正呈上升势头，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具备了扩大军事实力的物质基础，而中国正在进行的军事现代化正证明了中国具有这种意愿；同时中国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不同于美国的国家，小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公开把中国称为一个“战略竞争者”。为了防范中国，美国一方面进一步加强旧有的同盟关系，积极进行前沿部署；另一方面，美国还开始在中国周边谋求更多的新的盟友，向台湾出售大量装备，同越南商讨重返金兰湾的可能性，利用反恐战争发展和印度的关系以及试图在中亚国家长期驻军等等。美国担心中国在成为世界强国后会挑战自己的霸主地位，所以战略上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来进行防范。
而中国的安全观在五个方面同美国有着非良性的互动：(1)中国一向反对军事同盟，尤其是北约的东扩和日美安保体制，而美国则把同盟体制视为维持全球稳定的基石，并正在评估扩大同盟，如建立亚洲版北约。(2)中国支持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争端，而科索沃战争表明美国可以绕过联合国，依靠盟国甚至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3)中国所进行的军事现代化是为了适应新型战争，更好地维护主权完整的需要。但在美国看来，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是对亚洲稳定的威胁，长远看来更会减小美国的军事优势，进而危及到它的国家安全，尤其是中国是拥有较为完备弹道导弹系统的国家。(4)中国收复台湾的决心十分坚决，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只能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统一。(5)中国主张主权的不可侵犯，反对外来势力干涉一国的内政；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宣扬“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主权有限论”等危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政策。
除此之外，双方在重要的思想理念上也存在着冲突。第一，在大战略的追求上，中国作为一个处于世界权力中心边缘的新兴国家，首先追求的是争取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出于对“冷战”历史的戒心，中国在外交上对美国的结盟政策、霸权主义十分警惕，强调独立自主。而在美国的政策中，它的霸权是维护世界稳定、繁荣的根本力量，1999年美国总统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将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作为21世纪安全战略的基础。这同中国一向提倡的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张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二，如何看待“霸权”这个概念。在许多中国人眼中，“霸权”就是等同于侵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在西方人看来，“霸权”意味的不仅仅是控制，还包含着领导。霸权稳定论者就认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起着稳定世界体系的重要作用。第三，西方信奉权力的传统由来已久，要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维持一种制度，就只能依靠强制性力量。而中国更强调政治的道德性和合法性，这同西方现实主义有着很大区别。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眼里，中国宣扬的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用来掩饰其潜藏的野心，因为它们相信，一个大国随着实力的增强，对外显示和行使权力的欲望也更为强烈，并成为其推行冒险政策的原动力。第四，美国宣扬的民主、自由观念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同中国的国情相吻合，而且从来就是以具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为载体。中国则一向坚持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势力以任何名义干涉他国内政。第五，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强盛，由此衍生出日益强大的民族自豪感。虽然中国的民族主义追求的是获得西方文明的尊重与认同，但美国断定这种民族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中国扩张势力的增强。
上述中美两国在战略上的冲突与互动是客观的事实，但如果把它们放在世界体系中来看，就可以发现，中国和美国并不是天生的敌人，双方的分歧与冲突是由各自在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决定的。中国出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要求在世界政治权力的划分、经济利益的分配上重新组合，但这种追求是以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利益为限度的，而不是针对单个国家，或企图颠覆体系。中国反对的并不是美国的霸权和由美国主导的体系，而是美国统治这个体系的方式和对待中国的态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强国总是寻求建立一种有利于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处在权力顶端的美国也是如此。为了保持在世界体系中的有利地位，美国会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观念上与自己保持一致，顺从或者默认它的领导，这就形成了世界体系在今天所表现出的一些主要特点。同时，作为体系内的霸权，美国必然要防范挑战力量的冲击，确保它所认为的一个繁荣的世界所以建立的经济、安全体制得以正常运行。
四、以新安全观为指导，推动中美在体系中的良性互动
构成中美双方保持合作、避免发生冷战式的冲突的根本因素是两国国家利益的重合。因为稳定与发展是双方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双方良性互动的动力和抑制冲突的关键因素。在维持现有世界体系的稳定上，美国需要世界主要力量的合作。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对地区局势、国际政治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经济的巨大增长点，中国是美国的重要市场，是国际资本增值的重要土壤。双方的经贸合作出现的是“双赢”的局面。
安全方面的合作往往要比经济领域的合作困难。尽管美国极力渲染中国是世界秩序的挑战者，但它也承认所采取的政策不是要挑起中美冲突，而是要预防可能到来的冲突。另一方面，中国所倡导的以平等、互信、互利、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已经由理论走向了实践。此外，中美双方在维护世界和地区稳定、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中国正在向世界证明，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能够成为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共同繁荣的积极力量。东亚自由经济贸易区的构建就表明，即使在一些领域存在着争执，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合作空间。这也说明中国的新安全观已经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局部认同，并推动地区多边合作的开展。这种思维方式将有力地挑战旧有的冷战思维模式，为世界的发展与稳定作出贡献。
综上所述，世界体系的发展和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使中美关系存在着良性和非良性的互动。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承认这种体系决定的冲突并不意味着要被动接受它，相反应认识到每一方所采取的政策不仅会对对方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到世界体系的全局或者局部的表现特征，反过来又迫使双方作出相应的政策选择。中国的强大是客观的，美国针对中国的政策也是一个霸权国家在维持其地位时的必然选择。中国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一方面要以实力换取尊重，要知道“权力”一词在西方国家政治概念中并不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关键在于权力的使用者如何用它来对待其他国家。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来争取相应的地位，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减少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同时也能使世界体系的权力结构变化以良性的态势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双方的合作与共存不是不可能，关键在于要摆脱旧模式的制约，用一种适应历史发展的新安全观来面对中美之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