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与转换：社会转型期的政党权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政党论文,权威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转型是一种深度的变迁过程，它对社会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和立体性的，不可避免地对政治领域产生冲击和影响。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党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其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环境的置换，其对社会发挥作用的方式乃至作用范围，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和转变是政党权威转型的表征。
一、政党权威的生成
在转型期出现的多种问题和矛盾需要政治中心予以平抑和解决，以求社会运作规范在稳定和良性的轨道上。而政党的有效运作，为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通道，也为社会整合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价值上的支撑。对当代中国来说，社会的客观形势、后发现代化的战略需求、政党自身具有的结构功能优势以及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等等，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应发挥领导作用，党权威的树立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保障。在转型期，党权威的生成不是来自自身的宣告和法律上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她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和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在此过程中赢得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一）利益表达 在社会转型期，各个利益主体为了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认同和庇护，其标志是经济上的权益能得到政策上的支持或法律上的认可。而要使这些带有个性化的利益诉求能够进入政治议程，这些利益主体的通常做法是在各种场合进行政治参与和从事利益表达活动，以期引起政治决策中心的关注。政治参与，有直接的政治参与，也有间接的政治参与，前者是直接对决策中枢施加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压力；后者是通过一定的媒介，将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输入到决策中枢。而在利益表达过程中，政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萨托利指出：“政党是表达要求的管道。这就是说：政党首要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代表手段，它们是代表人民表达要求的工具或机构。”①对中国的执政党来说，无论是直接的政治参与还是间接的政治参与，其发挥的作用是无以替代的。从前者来说，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与执政党的群众路线和民意收集机构（如党的信访部门）相契合，使得直接的利益表达有着政治上的支持和组织上的保证；从后者来说，由于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中介，“它一端连着民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另外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因为只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的运作施加影响，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②所以，执政党可以凭借其组织优势和所握有的政治资源，来组织和动员民众沿着国家设定的制度化渠道进行有效的利益表达，也就是支持和引导民众借助国家制度设施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里，执政党对国家机器的影响是间接的，在民众和国家机构之间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另外，无论是直接的政治参与还是间接的政治参与，对执政党的决策来说，都是利益的“外输入”；其实，对领导党和执政党来说，其政策、方针和路线的提出有的是基于政党精英或政党组织自身对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种认识，或是对社会利益一种体认，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内输入”。执政党在社会利益的内外输入的过程中体现了自身的价值，也发挥了自身权威性的功能。
（二）利益综合 利益综合能力是将民众的意愿、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转化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能力。利益综合的能力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从利益综合的过程来讲，执政党的利益综合能力至少是与回应能力、自主能力以及程序化的能力是紧密相连的。首先是回应能力，它不仅要求信息输入的渠道要通畅（这在利益表达部分已经展开过），而且它要求对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项和问题要有一套回应机制，对事件的发生的原因、性质、影响和策略等方面作出分析和解答，为政策的科学化打下基础。这一套回应机制不仅包括政治系统内部，而且还包括一些社会咨询机构；另外，增强执政党的回应性还要求有一套预警机制来应对突发的事件和问题等等。对中国来说，为了提高执政党在利益综合过程中的回应能力，计划经济体制下“单通道”的信息传输体制，即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主要集中在党政系统内部，已经发生子改变；现在基本建立起了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包括学术组织、思想一信息库、民间思想库、网络、新闻信息系统等在内的混合型信息传输体制，③这提高了执政党回应社会的能力。其次，在自主能力上。执政党在利益综合的过程中。面对着多样化的利益诉求，社会整合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将这些多样的利益诉求转化为社会的一般需求。由于这种转化不是在真空的环境中完成的，执政党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外在的干扰，包括威胁恐吓、利益诱导等等，执政党如果没有自主能力，就很可能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出现偏差，忽略甚至无视公共利益，从而降低了政党的合法性。对中国的执政党来说，通过价值观念的导引和监督机制的完善，能在利益综合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价值判断，不会被一些利益团体所左右，将一些带有个性化的利益诉求引入公共政策领域。最后，在程序化的能力上。利益综合涉及到信息系统、智囊系统和决策中枢这三大系统，要得到高质量的利益综合成果，除了要明晰几大系统的功能边界以外，还要将利益综合的过程给程序化和规范化。程序化的利益综合要求执政党在进行利益综合时，对议程的确立、方案的表决等方面都有明确的程序化规定。中国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以及细化，会议制度的相关安排等等，都为利益综合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
（三）政治录用 “所谓政治录用能力，即把社会精英接纳到党内来、使党成为社会各阶层、集团中最优秀分子的代表、成为给社会公共治理提供人才的可靠资源库的能力。”④所以政治录用应该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将社会精英吸纳到党的系统来，因而任何一个政党要实现其纲领和目标，除了需要大批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之外，还离不开社会精英的加盟和支持，有作为的具有感召力的政党必然有一套感召、吸引社会精英的价值理念；第二部分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将党内的精英输送到国家机关中去。政党同利益集团的最大的不同就是谋求执掌政权，在西方，要成为执政党就必须有本党的党魁成为政府的首脑，通过首脑践行着政党的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一方面通过自身的组织渠道、选拔机制和培养机制，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在党内发现和培养了大量的治国理政的精英人才，让他们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从而保证了政策的有效性，提升了政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执政党经过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将党内的精英或者是社会上的精英输送到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去，使执政党的政策实施有了智力上的保障，并在这一过程中做到党的意愿和人民的意愿的统一。将社会上精英吸纳或输送到国家的政权机关，一方面了保证了执政党执政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能将社会精英纳入到政治体系的框架内，为社会整合打下了基础。
（四）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就是通过社会政治组织与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传播社会的政治文化，培养政治人格的过程。政党的政治社会化，是指政党凭借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向社会传播本党的政治纲领、主张以及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以提高人们的政治素养、培养具有一定政治立场的政治人，从而推动社会的政治发展。在社会化的方式和途径上，政党可以依赖专门的政治机构，或控制政治社会化主体，宣传一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以改变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结构，使整个社会的舆论氛围有利于本党的价值主张。对于执政党来说，为了推动社会的政治发展，它不仅要综合和表达民众的利益，而且还要推动政治人的成长、政治文化的更新和政治人格的转换。执政党通过政治社会化，不仅使民众了解到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同执政党的政策和方针，甚至是熟悉和掌握政治参与的技巧，为当前的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依据，为执政党政策的有效推行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在转型期，对中国的执政党来说，无论是意识形态上的宣扬还是方针政策上的提出，都非常注意发挥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在党内党外树立起民主讨论的氛围，注意与其他社会主体的沟通、协商和合作，将自身的活动限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并且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带动和影响其他社会主体，所以这些不仅是党自身形象的展示，而且是执政党执政为民价值理念的传播，这种政治社会化过程为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上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互推进的，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它们从规范的层面提出了政党应具备的四项功能，一个有作为、能得到民众认同的政党必然会注重政党这四个方面功能的开发和拓展。这四项功能开发和实现的过程，也是政党权威生成的过程。由于政党发挥这四方面的作用是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下层开的，因而，政党权威的生成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政党权威的生成、树立的过程论特点，决定了执政党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将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和政治社会化等功能的履行同人民的利益诉求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执政党在不同的环境下都是社会的权威性的政治力量。
二、社会转型对政党权威的冲击
在计划经济年代，尽管民族国家得以建立，但为了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执政党必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决定了党在新中国建设中，包括在国家制度建设中，是绝对的主导力量。”⑤由于执政党的国家制度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因而政党的权威就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认同，政党就能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而将自身的权威拓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海外有学者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即“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个领域的制度与组织，才能解决问题，克服全面危机。”⑥执政党权威的树立是通过党的组织形式，直接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实现对社会的全面重组和整合。
在转型期，由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使整个社会焕发了活力，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冲击了党整合社会的模式，以前模糊的党政关系日益走向规范化。因而，执政党权威的生成和维持机制要从以前的全能政治中走出，这些至少会对党政关系、党的组织模式和党的领导方式等方面产生冲击和影响，这些冲击，构成了政党权威转换的直接原因。
（一）对党政关系的冲击 “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形态中，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党领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主导社会。在这样的关系格局下，只要党加强控制，党就能迅速积聚权力，从而拥有绝对的权力。”⑦这一段话很好的说明了计划经济年代党发挥着对国家、社会进行的控制和重组作用，这种控制和重组使党的权威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得以树立起来，因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⑧党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政治动员、革命理想信念的散布和领袖个人的人格魅力，使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得以确立。在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模式下，党不仅主导了国家政权机关的产生及其运作规范的制定，而且还通过党管干部制度、分口管理等制度，将国家的具体政治生活纳入到党的控制轨道，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国家机构的日常运作很难有自主的空间。在改革开放后，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发展有了政策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保证，同时党的治国方略上的转变，特别是依法治国的确立，为保证社会和市场主体的生长空间，为规范党的活动，尤其是规范党政关系提供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基础和保证。同时，党政关系的规范过程，也是对计划经济年代的党政不分的直接的控制模式的侵蚀。
（二）对党组织模式的冲击 这里所谓的“组织模式”是指党依靠自身的组织架构或社会的组织模式实现对社会整合。在建国初期，为了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主导和控制，除了依赖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外，如党委制和党组制、分口管理制、双重管理制，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完善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党的组织架构。道理很简单，党的领导地位和权威作用是需要组织载体和组织网络去贯彻实施的。1951年，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现在共有580万党员。……所有这些党员，在全国各方面建立了约25万个基层组织——支部。从这些情形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党不只在上层，在各方面领导着我们的国家和各种事业；而且在下层，在各种工厂中、矿山中、农村中、机关和学校中、部队的连队中密切联系着广大的人民群众……”⑨党除了依靠自身的广泛的组织网络来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主导以外，另外，党还通过社会的单位化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即党通过党和政府——单位——个人这一垂直的控制链条实现对社会乃至个体的一种控制，这样单位“作为国家权威和党的权威的双重代表，把归附于多种组织的个人重新吸纳到新的政治体系之中，提供一种新型的政治生活。”⑩但在转型期，无论是党自身的组织架构，还是社会的组织形态，都面临着一定的问题和挑战。由于新经济组织的出现，使基层党组织的建立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影响到党的覆盖面；由于社会流动资源和替代资源的增加、人员的老化，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感召力和号召力；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单位体制受到冲击和影响，在有些地方党——单位——个人的控制模式变为党——个人的控制模式，党整合社会的中间链条出现了断裂，影响到党动员和组织社会的效度。
（三）对党领导方式的冲击 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一元化的领导方式，其实质就是党对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控制。195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11)党的这种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当然，这种领导方式的选择与历史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等因素相关，这里不作详论。但在转型期，各种社会和利益主体本身成长需要一定的自由活动空间与党的事无巨细的领导方式相矛盾，社会发展的多元与党的单一的管理模式相矛盾，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与党的一元化管理所带来的惰性和依赖性相矛盾，国家机关活动的规范化与党的一元化管理的随意性相矛盾等等，这些都会对传统的一元化的领导方式产生影响和冲击。
三、政党权威的转换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程度。”(12)亨廷顿的这一观点蕴涵了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政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保障；其二，一个政党的是否有权威，取决于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以及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一般来说，政党或执政党是否具有权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波动，政党的权威能否树立取决于在变动的环境中，政党能否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二是，民众支持是否有一个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后者一经成立一般具有稳定性，很难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我们中国的执政党，其权威地位的确立并不仅仅取决于历史传统，也不是取决于自身的宣告，而是取决于在一个变化环境中能否赢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取决于这种支持的制度化水平。
“在革命后社会的初期，受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高度集权的政治领导方式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不仅社会主义革命后如此，一般社会革命后亦均会出现高度集权的政治活动模式。今天，高度集权的领导方式之所以谓‘过份’、‘不相适应’，完全是因为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变化，所以必须改革之。”(13)因而，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环境的变动，原有的权威形式必须发生转换。这种转换可以是多层面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概括，但从抽象的层面讲，它主要包括从人治权威走向法治权威、从单纯的权力性权威走向权力性和非权力性权威并重这两个方面：
（一）从人治权威走向法治权威 在改革开放前党的权威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人治性权威，它带有极大的弹性和非规范性，正是由于有这个非规范性和无预期性的权威，它给中国的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威胁，邓小平指出过：“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14)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机制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所以在新时期，意味着党在一个新的环境下治国理政，从历史地位、现实的需求等方面来讲，党都应该在社会中发挥出权威性的作用。但这种权威性地位获得必须走出传统的人治模式，必须同市场经济相契合，必须同法治的权威相一致，因而，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主张，它要求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必须尊重和履行国家法律；在处理与经济、行政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时，必须遵从一定的制度和规则。党也只有树立起法治性的权威，才能掌握更多的合法性资源，赢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也才能把民众的政治参与引入到制度化的轨道，而这些又会提升党的权威性地位，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二）从单纯的权力性权威到权力性和非权力性权威并重 在中国，党在革命后主导国家和社会重建的过程中，由于革命年代命令式的领导方式的惯性，资源总量的匮乏以及险恶的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党将自身的组织体系科层化和行政化，这样，党无论在处理党内问题还是党外的问题，都可以采用指令式的上下贯通的方法来达成某一目标，将权力性权威发挥到极致。但权威的这种行使方式也会带来了一定的弊端，因为这种刚性的外在的控制方式忽略了人内在的心理需求，同时它也模糊了党与非党组织、党与政权机关的界限，对社会活力和政权机关自主性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弊端在利益分化的多元社会里显得更加突出。实际上，党领导作用的发挥是否有效，一方面看党的权力性影响，即依靠党的组织渠道和法律途径，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系统中贯彻实施下去；另一方面，要依靠党的非权力性权威，通过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党群民主，加强党和其他主体间的沟通与合作，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提高党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从而达到降低执政成本、提高党的合法性和提升党的权威性地位的目的。在转型期，在注重权力性权威的同时，应特别关注这种非权力性权威的树立和发挥。
注释：
①［美］萨托利：《政党与政党制度》，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②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③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
④王长江：《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⑤林尚立：《集权与分权：党、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及其变化》，载陈明明主编：《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⑥邹谠：《中国20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载《思想家：跨世纪的探险》，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⑦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2页。
⑧《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2页。
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04页。
⑩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6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46页。
(1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377页。
(13)王沪宁：《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复旦学报》1987年第4期。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