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非均衡增长与区域竞争力衡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力论文,区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
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市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一种新的交叉型态势，即一方面是增长率由高向低有所回落，另一方面是经济总量由低向高不断上升。
再从表1看，全国的经济总量(GDP)从1992年的2663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16694亿元，平均增速达到了11.7%；人均GDP从2287元增加到9030元（突破了1000美元），年均增速达到了10.3%。这一增长速率超过了同期政府的计划指标(7-8%)，表明各个地区都有一股强烈的增长冲动。但在这一总体增长态势下，却掩盖着区域增长的不平衡态势。
二、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非均衡态势
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主动利用了不平衡发展的战略。比如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等。这些战略和政策的实施结果强化了我国各个行政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失衡。图1给出了我国五大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总量和增长率。
表.1 我国经济总量及增速(1992-2003)
年份 国内生产总 人均生产总
GDP增长
人均GDP增
值（亿元）
值（元／人） 率(%)①
长率(%)①
1992 26638.1
2287 14.2
12.8
1993 34634.4
2939
13.5
12.2
1994 46759.4
3923
12.6
11.1
1995 58478.1
4854
10.5
9.3
1996 67884.6
5576
9.6
8.4
1997 74462.6
6054
8.8
7.7
1998 78345.2
6038
7.8
6.8
1999 82067.5
6551
7.1
6.2
2000 89468.1
7086
8.0
7.1
2001 97314.8
7651
7.5
6.7
2002 104790.6
8184
8.0
7.2
2003 116694
9030
9.1
8.3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整理，2003年数字来自《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注：①GDP和人均GDP的增长率以上年基数为100计算而来。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长三角（包括上海和江浙两省）的经济总量始终处于国内领先的位置，增速也比较平稳。珠三角（以广东省的数字代替）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领头雁，就单一行政区域而言，其经济实力处于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除港澳台）首位，但近两年增速不及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我们把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区域归结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方阵区域（或领先区域）。环渤海湾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近几年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经济总量直逼长三角，从而成为第二方阵区域（或称为追赶区域）。东北三省和川渝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下一步战略目标的重点区域，因而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区域归结为第三方阵（或后开发区域）。这两个地区，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从增速上来看，与其他三个经济区域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见表2）。
表2 五大经济区域的经济总量和增速(1999-2003)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整理，其中2003年的数字来自统计公报。
注：①这里的增速计算是名义增速，没有考虑物价因素。
②为了计算方便，这里将广东的全部数字代替了珠三角地区的数字；而用江、渐、沪三地代替了长三角16市的数字。
按照区域发展的“趋异”性假说，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由于生产要素的聚集程度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不同，必然会出现繁荣和相对贫困的两极持续积累趋势(D.C.North,1955;C.Myrdel,1957;N.Kaldor,1970)。相反，按照区域发展的“趋同”性假说，由于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技术和投资的“外溢”，以及知识的“学习效应”，落后地区有可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赶上发达地区(W.Isard,1978;R.Tamura,1991)。
如果从区域发展的实践中观察，增长记录可能更能支持趋同论假说。例如在中国，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一部分地区利用政策倾斜或制度变革获得了超前发展。当政策效应释放殆尽，或制度变革普遍推广以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增长差距不断缩小甚至消失。发达地区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在自身资源禀赋受限的情况下，其拥有的生产要素和投资必然向落后地区转移。例如，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提出的“长江流域经济区”和“泛珠三角”概念，就把腹地延伸到了中西部地区。
上述趋势使“趋同论”假说有了实证支持。在区域发展的早期阶段，国民经济体系中存在着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当区域经济增长达到一定转折点以后，区域发展达到不平衡的巅峰状态；之后，发达地区有可能联合落后地区组成经济一体化区域而实现均衡发展。这些都体现了区域发展的基本规律(J.C.Williamson,1965;W.Alonso,1980;Swann,1996)。
三、区域非均衡的发展态势及其衡量指标
为了证实我国五大经济区域从非均衡向均衡的发展过程，本文引入下列三个指标来衡量其非均衡发展过程中的区域竞争优势。
1.区域经济核心能力的衡量
这里我们引入工业竞争力指数(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 Index,CIP)来分析五大经济区域的核心能力，包括各区域工业发展的4项基本指标：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人均制造业出口额、制造业增加值中高新技术产品比重、制造业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根据各指标的含义，我们得出了表3。
表3 我国各经济区域的工业竞争力指数(CIP)(2003)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和《工业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注：①本表中制造业增加值以当年的工业增加值来代替；②人口按全年平均人口计算。
从第一项指标（人均制造业增加值）看，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工业增长的质量指标，得分最高的是上海（19319.5元／人），其次为天津（10955元／人），浙江、江苏和广东分别位居第三、四、五位。而得分最低的为四川和重庆，分别为2039.3元／人和2464元／人。这说明，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的差距比较大。
从第二项指标（人均制造业出口值）看，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生产国际化程度的指标，上海以2697美元／人名列各省市第一，广东以1359.5美元／人居第二位，天津、浙江和江苏分别列第三至五位。而成渝地区和河北、山东与前五位的省市相比，差距非常大。
从第三项指标（制造业增加值中高新技术产品比重）看，作为衡量工业发展层次的指标，位列前三甲的省市依然是：江苏(47.2%)、广东(45.9%)和天津(30.5%)，说明沿海地区工业发展层次依然高于内陆地区，但各地区差距不大。
从第四项指标（制造业出口值中高新技术产品比重）看，作为衡量出口产品质量层次的指标，得分最高的是重庆(58.5%)，其次为北京(46.3%)。同样，在这个指标上，各地区差距不大。这一指标若考虑到基数的大小，显然也是东部沿海地区高于西部各地区。
2.区域产业结构质量的衡量
在全国统一市场的环境中，一个区域的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关键是看其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1996)的定义，一个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H)可以表达为：
表4 我国部分区域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变动
1995
1997
1999
2001
广州—深圳 0.40
0.39
0.49
0.44
北京—天津 0.89
0.92
0.93
0.92
成都—重庆 0.94
0.89
0.69
0.72
注：北京—天津2001年的数据仅考虑了主要行业。
从表4可以看出，三个区域或城市群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北京和天津最高，广州和深圳最低。成渝地区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从1995年以后开始下降，这是因为重庆在这一时期大力发展了以汽车、摩托车为主的机械、冶金和化工行业，从而避免了主导产业与成都的同构化竞争。在2000年以后，成渝地区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又有回升的征兆。这是因为，成渝两市提出的区域发展目标，如“三中心”（科技、商贸、金融）和“两枢纽”（交通、通信）基本相同。
3.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衡量
为了说明区域之间产业的相对比较优势，本文引入了“输出基础”的概念和“区位商”的衡量指标。一个区域是否具有经济竞争力，关键是看它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向其他地区输出产品。因此，输出基础理论把产业划分为“基础产业”（输出产品到其他地区的产业）和“非基础产业”（为本地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础产业”（输出产业或制造业）是创造财富并引致增长的主力部门。
衡量输出基础的实力，一般采用下列指标：就业量、薪酬总额、工业增加值、总产值、生产量和社会收支总额等。在实际测量中，就业量通常被当作区位商数，以此作为测量的标准形式。对任何产业而言，区位商数可以表达为：
式中，
分别表示区域产业就业量和一定区域的总就业量；
分别表示一国产业就业量和一个国家的总就业量。如果区位商数大于1，则意味着特定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即能够输出产品到其他地区。在此，我们引入成渝两市的区位商数来衡量这两个地区的竞争优势产业（表5）。
表5 2002年成渝地区20个工业部门的区位商数
行业名称重庆区位商
成都区位商
食品加工业 0.35 1.32
食品制造业 0.63 1.89
饮料制造业 0.95 2.51
烟草加工业 1.29 1.66
纺织业 0.32 0.24
服装制造业 0.06 0.17
家具制造业 0.34 0.86
印刷业 0.90 3.51
化学原料制品
1.10 0.97
医药制造业 1.26 3.57
化纤制造业 1.86 0.41
塑料制品业 0.25 1.00
金属制品业 0.56 1.08
普通机械制造
1.01 1.01
专用设备制造
0.19 1.67
运输设备制造
4.10 1.63
电气机械器材
0.44 0.89
电子通讯设备
0.11 1.32
仪器仪表制造
2.23 1.10
自来水供应 1.30 0.84
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2001-2003)《成都统计年鉴》(2001-2003)
注：表中只是计算了国有及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
从表5中可以看出，对于成渝两市的工业部门而言：(1)当一个城市的区位商数大于1时，另一个城市的区位商数往往就小于1，如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印刷业、化学原料制品、化纤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电子通讯设备和自来水供应。其中，重庆有3个部门的区位商大于1，而成都则有8个部门的区位商大于1。(2)成渝两市区位商都大于1的工业部门有5个，包括烟草加工业、医药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中比较优势更大的部门，重庆有2个，成都有3个。(3)从总体看，成都工业部门的比较竞争优势大于重庆。但重庆的重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如表5没有列入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黑色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等部门）的竞争优势要大于成都。
结论：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均衡必然导致区域增长极的形成。区域增长极从全国来看，有可能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形成；从西部来看，则有可能在成都和重庆形成。不管在哪一个区域，增长极形成的条件最终取决于工业和城市的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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