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玉平[1]2001年在《中国大都市区形成发展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都市区是21世纪城市化发展的主导趋势。近20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经济较发达地区，都市区乃至都市连绵区迅速形成和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化研究的新的课题。本文以郑州为例，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旨在探讨我国大都市区形成过程中的特点，及大都市区发展的思路和对策。全文共分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大都市区的基本概念和特征。首先分析比较中外大都市区的概念与划分标准的差异，其次总结出大都市区所共有的基本特征：高聚集性、高能级性和开放性。 第二部分分析大都市区的成因及发展过程。城市发展受向心力、离心力和摩擦力的相互影响，大都市区的形成是离心力起主导作用的结果；国外大都市区的发展表现为郊区化的进程，而我国大都市区的发展呈现出城乡一体化的特点。 第叁部分以郑州为例对中国大都市区的发展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分析建立郑州大都市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对郑州大都市区的范围进行界定；最后分析郑州大都市区的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 第四部分探讨郑州大都市区的发展构想。主要内容包括：确定都市区的合理发展目标和规模；分析都市区的发展动力机制；依据都市区的现状、特征探讨都市区的发展思路与对策。其中第二部分的第叁节、第叁部分的第叁节和第四部分的第叁节是全文的重点。
岐亚光[2]2016年在《功能分工视角下的大都市圈发展机理与实证》文中指出伴随当前全球范围及区域范围两个层面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都市圈层模式逐渐成为主导其城市经济发展形态的主要模式,即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城市结构及发展布局逐渐呈现出以若干特大或者大城市为核心,中小城市为外围,并实现城市群内部明确的功能分工及产业定位的城市群组织形态,即大都市圈的布局形态。这种城市发展模式也逐渐成为了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我国在改革开放叁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当前业已形成了一批发展初具规模的城市群体系,其中京津冀、长叁角以及珠叁角城市群是叁个发育发展较为成熟的大都市圈。传统大都市圈理论普遍认为,大都市圈经济发展过程中,如若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缺乏沟通和协作,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在资金、人才、市场等发面展开激烈的争夺,在产业方面竞相发展同一产业或产品,这将无疑导致大都市圈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产业趋同、恶性竞争等后果。,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如何实现大都市圈内以城市为基本单位按照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进行分工的新型组织方式即城市功能分工。由此,本文的主旨就是以城市功能分工为线索脉络,研究在城市功能分工下的大都市圈内部的产业格局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梳理并提出了大都市圈之城市功能分工的演化机理,最后结合我国地区层面的现实数据对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具体而言,在对我国大都市圈进行现实特征描述的基础上,本研究从城市功能分工和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两个角度入手,对于我国大都市圈城市功能分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大都市圈内部的核心城市的功能分工水平都非常高,而其他城市的功能分工水平则较低；对于大都市圈的产业集聚的特征而言,我国大都市圈内部的核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都很高,制造业的集聚度都在逐渐降低,周围城市的制造业集聚度则都在逐渐升高,基本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制造业外围的产业空间格局。就理论层面而言,本研究从两个方面来对功能分工条件下的大都市圈产业格局和经济协调发展进行机理梳理。首先,从NEG的经典模型出发,依据D-S模型、保罗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以及维纳布尔斯的垂直关联模型,引入V-R模型把这个两地区叁产业的模型推广到以大城市为核心,周边包含众多中小城市的大都市圈区域范围内,作为解释大都市圈内部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中心,制造业外围的空间格局的内在机制。其次,引入D-P模型作为解释大都市圈内部城市功能分工形成的内在机制。发现,大都市圈在功能分工下,核心城市由于便利的基础设施和更加优越的投资、研发和交流等环境则适合发展企业的研发、设计、市场营销、售后等产业链环节,周边中小城市则适合发展对土地成本敏感和新技术要求不高的生产、装配等环节。在产业方面就表现为核心城市适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周边中小城市适合发展制造业。这就把分工和集聚从机理的梳理上又联系了起来,再次证明分工是集聚的源泉,集聚是分工的空间组织形式。在实证检验方面,首先以经济集聚的代理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以FDI、人力资本、城市规模、政府规模等为控制变量来实证分析大都市圈城市功能分工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除了政府规模对于城市功能分工存在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其他变量对于功能分工都存在着正向的影响。其中,经济集聚因素、科研创新投入、城市规模对于功能分工都有着显着的正向作用。这说明随着城市集聚规模的扩大以及科研创新投入的增加,城市的管理部门的就业人数自然会大幅增加,这就间接地提高了城市功能分工的水平。此外,市辖区的GDP占全市总值的比重这一经济集聚变量随着一些城市郊区和郊县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对功能分工的解释逐渐变弱；另一方面,以城市功能分工为核心解释变量,以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创新投入、私营经济发展、经济开放度、政府干预为控制变量,验证城市功能分工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除了政府干预以外,别的解释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呈现正相关的影响,而城市功能分工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一种正u型的影响,本研究实证测算其“拐点”的值为1.2。由此认为当城市功能分工水平小于“拐点”的时候是不利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因为这个时候由于分工水平比较低,各个城市之间主要呈现出一种对资源的争夺和竞争,因此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是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反之,当城市功能分工水平大于“拐点”的时候是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增长,因为此时城市的功能分工水平已经处在一种较高的水平,城市之间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合作和交流,这样核心城市专注发展研发、设计等环节,其他城市依据自身禀赋发展制造、装配等环节,各自占据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实现了大都市圈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
李学鑫[3]2007年在《基于专业化与多样性分工的城市群经济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运用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基本原理和观点,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以及比较分析等多种方法,从产业专业化与多样性分工的视角研究了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动力——城市群经济。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第1章主要阐述本研究的意义、框架和方法。第2章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城市群形成与发展机理研究的述评,明确本研究要采用的视角和理论观点,以及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基于对国内外有关城市群,如大都市带、大都市区、城市体系、城市——区域等的形成与发展机理研究的回顾,梳理出了目前学界取得的成绩与存在问题,并确定了本研究要采用的视角——专业化和多样性分工。其次,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产业专业化、多样性分工与不同区域尺度上经济发展研究的综述,如地方尺度上的专业化、多样性对单体城市和专业化产业区形成发展的影响;区域尺度上的产业同构、专业化和多样性在城市群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及效应表现;国家尺度上的宏观地域分工与区域发展、影响区域专业化和多样性的因素、产业专业化与城市体系的职能结构、基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分工的城市体系基本特征;全球尺度上的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与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以及全球—城市区域的浮现等的述评,进一步提炼了本研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思路。第3章主要辨析本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概念和传统集聚经济在解释城市群体现象中的局限性,并提出“城市群经济”。首先在辨析两组概念(一组与城市群相关,包括大都市圈、城市密集区、都市连绵区等;另一组与分工相关,包括专业化、多样化、多样性等)的基础上,界定了本研究所采用的城市群、专业化与多样性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其次,通过对城市群形成与发展机理研究比较集中的两大学科——地理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发现两者多认为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在于经济活动集聚与扩散的矛盾运动,根本动力是集聚经济。第叁,从集聚经济的类型出发,分析了传统集聚经济在解释城市群体现象中的局限性。发现无论是地方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所解释的重点均是专业化产业区和城市的发展,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多个城市在一定地理空间中的集聚、分工与合作。第四,从企业的生产活动出发,发现在分工、专业化、多样化的过程中,企业经济的来源不仅在于内部和外部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而且还在于其内部和外部的交易经济、学习经济,据此,提出了“城市群经济”概念,认为城市群经济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分工交易经济、学习经济的有机统一。第4章主要从抽象空间研究城市群经济形成的微观基础,具体回答:①影响区域或城市专业化、多样性的因素有哪些;②专业化城市和多样性城市是如何形成的;③专业化城市和多样性城市在城市群中共存的条件是什么。首先,影响区域或城市专业化、多样性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要素禀赋(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需求偏好、规模经济、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等,这些要素在不同区域或城市及其不同发展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其次,专业化城市形成的传统解释实际上是杜能圈在城市空间的延伸。Henderson(1974)的模型显示,专业化城市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只存在着地方化经济而无城市化经济。但在Henderson(1974)的模型中,城市仍是一个“黑箱”。后来的一些学者基于D-S框架对Henderson(1974)模型进行了改进,从中间投入品共享、劳动力市场匹配和知识溢出等视角进行了微观解释。但无论是在D-S框架内外,规模报酬递增典型地依赖于单一产业的规模;任何另一产业在城市的增加都会导致拥挤成本的上升且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所有均衡的城市或城市体系都应该是专业化的。第叁,导致多样性城市形成的一种方法是引入相关产业的交互作用及其外部性,或考察城市间商品运输成本的大小,因此,范围经济和高运输成本的存在就成了多样性城市形成的关键;另一种方法是假定产业间存在着知识溢出。当产业间知识溢出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大于增加的拥挤成本时,多样性城市自然就会稳定地存在。基于对Duranton和Puga (2002)以及Firestone(2004)的模型的分析,本研究认为,从知识技术溢出的角度看,多样性城市在城市群中存在的必要条件是:①不同产业一定要有某种程度上的技术联系;②由技术联系而导致的产业间知识溢出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一定大于因不同产业共区位而增加的拥挤成本。因此,专业化城市和多样性城市在城市群中共存的必要条件是,产业间知识溢出给企业和家庭带来的效用等于产业内知识溢出给企业和家庭带来的效用。第5章主要分析城市群经济在地方尺度上的表现与作用: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学习经济。第一,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学习经济在都市圈中心城市形成中的作用。从静态效率上看,地方化经济较城市化经济更利于中心城市的成长;从长期稳定性上看,产业多样性较专业化更利于城市的长期稳定增长;从创新及潜力上看,动态的城市化经济(Jacobs型)较动态的地方化经济(MAR型)更利于城市创新和持续增长。第二,产业专业化、多样性与大都市郊区化。造成大城市郊区化的原因有多种,但中西方国家有别。西方的郊区化主要来自于富裕和中产阶层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中国的郊区化则主要源于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住房制度改革、大规模危旧房改造、城市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国内外的大量投资,以及新经济动力的强烈牵引等。然而无论是中国或是西方国家,经济学意义上的大都市郊区化主要是产业郊区化。城市化不经济,或城市多样性不经济是推动成熟产业向郊区迁移的主要动因,而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的再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叁,对中原、关中和山东半岛等城市群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欠发达地区城市群的形成发展中,尽管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在城市的发展中起一定作用,但相对于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因素其影响力较小;长期地,产业专业化,特别是缺乏多样性的“纯粹”专门化不利于城市增长,而多样性可能有一定的正向作用。第6章主要分析城市群经济在区域尺度上的体现:分工交易经济。第一,在简要地归纳产业区域分工3种模式——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和网络分工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城市间产业交易联系的主要方式:垂直联系、水平联系和互补联系,及其所产生的叁种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产业竞争效应和产业互补效应。第二,以中原和长叁角等城市群等为例,对分工交易经济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①产业整体水平上,目前中原城市群的产业多样性程度最高,专业化程度最低,可能的原因与各城市群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1992年以来,中原城市群的产业专业化发生了较大的波动,其中,1998、2001和2004年为专业化度的叁个高峰点;总体上专业化程度趋于平缓和下降,但幅度不大。②工业水平上,中原城市群各中心城市的主要专业化产业变化较大,工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但仍需加强。③动态地,中原城市群内部及城市群与非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但非中原城市群内部的联系有减弱的趋势;目前,一个以郑州为中心、包括四级经济联系空间的大“十”字型网络城市已经浮现;虽然“距离衰减”规律仍在起作用,但城市间的产业分工也是一重要影响因素。④据2002年中原城市群投入—产出表的分析,目前中原城市群具有强辐射且强制约性质的产业较多,弱辐射力且强制约性的也较多,但强辐射力且弱制约力的较少。表明中原城市群的产业关联度还比较低,与发达地区的城市群等相比有较大差距。⑤随着产业分工的加深,中原城市群制造业正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无论是专业化产业还是非专业化产业,其技术进步增长率都逐渐升高;但专业化产业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较工业总体水平和非专业化产业的要高;横向上,中原城市群的技术进步贡献率,无论是工业总体水平、专业化产业或是非专业化产业均低于长叁角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的市场垄断程度也较长叁角城市群偏高。综合地,中原城市群的整体经济效益虽较过去有所提高,但与国内发育较为成熟的城市群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第7章主要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对城市群融入世界城市体系的主要方式——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第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群要想持续快速发展,必须积极主动地实现与全球生产网络的链接,而能否实现有效链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就是城市间的产业分工。第二,产品出口贸易是城市群与世界城市体系对接的传统方式。城市群产品出口贸易的内容、数额主要取决于城市群的产业专业化。研究显示,城市群的专业化生产增长率、技术变化率、资本劳动力比率增长率、产出增长率、产品输出增长率等变量之间存在着因果循环关系。第叁,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城市群与世界城市体系对接的新方式。一方面,FDI对城市群嵌入全球生产系统的产业区、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次中心城市的生产基地以及区域创新网络等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集聚经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分工是除生产信息成本和政策等因子外影响FDI区位的重要变量。第叁,通过对2000-2004年中国13个城市群的定量分析,发现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城市群的制造业集聚经济、外商集聚经济等地方化经济,以及城市化经济均有利于FDI增加;当加入产业分工组织变量后,FDI与城市的产业专业化正相关,或与多样性负相关。第8章给出本研究主要结论与创新。主要结论有:①从专业化和多样性分工研究城市群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②由集聚经济和分工交易经济复合成的城市群经济是城市群形成发展的根本动力;③城市群中专业化城市和多样性城市形成的微观基础在于企业、家庭间的相互作用;④地方尺度上城市群经济的主要体现是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学习经济;⑤区域尺度上城市群经济的主要体现是分工交易经济;⑥产业专业化、多样性是影响城市群与世界城市体系对接的重要因子。主要创新有:①提出并界定了“城市群经济”概念;②运用数理模型解释并验证了城市群形成发展机理;③多视角分析了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对城市增长的作用;④城市产业分工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子。
史雅娟[4]2013年在《中原城市群空间格局的多中心网络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现代城市的功能逐步向更大的区域范围拓展，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化态势呈现，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密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诸多大、中、小城市相互交织成的城市群，在全球城镇体系中日益占据重要的枢纽地位，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都非常重视城市群的科学研究。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任务，那么，在中原城市群地区，其空间格局是如何演化的？是单中心引领还是多中心发展？中原城市群最适宜的空间发展模式是什么？这些都是中原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应用性研究课题。本文前叁章由绪论、文献综述、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等构成。该部分主要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梳理理论基础，确定分析框架。第四章主要对中原城市群空间格局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五章从产业发展与空间关联角度对中原城市群的多中心性进行了论证。第六章基于“流”视角进一步探讨了中原城市群的网络空间。在此基础上，第七章对中原城市群多中心网络空间发展模式及其建构进行了辨识。第八章是总结与展望，总结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透过城市人口要素、经济要素、产业发展、社会发展等指标，再现了中原城市群的空间格局及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中原城市群空间发展格局的新认识。一方面，中原城市群的碎化式空间布局特征，为城市群城市功能性的多中心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中原城市群的“中心-外围”结构日益显着，其空间发展的“去单核化”特征和“多中心性”比较显着，二叁产业空间发展也同样呈现明显的多中心结构。再一方面，中原城市群在人口和产业的空间循环运动方面具有非均衡发展和极化发展的特征，但在整体空间发展上处于均质发展状态。值得关注的是，郑州市在中原城市群乃至中原经济区的极核地位尚未完全形成，仍处于“弱核带动”的发展状态，而一些具有发展潜能且快速集聚发展的中心城市正在形成，这为中原城市群多中心并存发展的态势和发展路径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可能性。（2）基于产业发展和空间关联视角发现，中原城市群在空间发展上具有显着的多中心性。一方面，以工业产业为主的产业集聚区，在中原城市群的区域空间上呈现出多中心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中原城市群主导产业的圈层结构比较明显。以此为基础，在中原城市群区域，贯穿主要中心城市的产业轴带基本形成，形成一条北至中原城市群的最北部，覆盖新乡、焦作和济源的大部分地区，南至许昌、平顶山和漯河市部分区域的南北条带状产业区域。另外，本文还发现，中原城市群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在不断提升，围绕郑州、洛阳、许昌叁个中心城市正在形成叁大核心发展区域，这是中原城市群多中心性特征的一个重要体现。（3）基于“流”的视角发现，通过道路交通网络和互联网络，中原城市群正在日益呈现网络式空间发展。一方面，在中原城市群公路里程稳步增长的背景下，中原城市群的区域交通网络已经形成，围绕郑州、洛阳和许昌等叁个中心城市正构建起一个贯通其他城市的中原城市群交通网络。另一方面，根据高速网络交通流量、四级公路网络交通流量和铁路流量的分析，进一步凸显了郑州、洛阳、许昌在中原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中的中心枢纽地位。再一方面，从货流量、客流量和城际公交客流量看，以郑州为单一中心的网络结构正在转变为以郑州、洛阳、许昌为多中心的网络结构。（4）尝试性提出中原城市群的空间发展模式——多中心网络发展模式，以及“多中心内聚”和“网络式外联”的深度整合途径。一方面，辨析了中原城市群多中心网络空间发展模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提出了中原城市群多中心网络空间发展模式的构成，认为中原城市群多中心网络式空间发展模式中主要包含郑州市、洛阳市和许昌市叁个中心，并可划分出围绕叁个中心城市形成的“中心-外围”发展区域，即以郑州市为中心的“郑州-开封-新乡-焦作”菱形核心发展区域；以洛阳市为中心的“洛阳-济源”核心发展区域；以许昌为中心的“许昌-平顶山-漯河”叁角形核心发展区域。尤其是，本文进一步拓展了城市群深度整合理论“内聚-外联”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中原城市群可通过“多中心内聚”和“网络式外联”实现深度整合。在此基础上，本文有两个新的发现：（1）通过再现中原城市群的空间格局及演变过程发现，以郑州为单核的中原城市群空间发展格局正在发生变化，逐渐从“弱核带动”向“多中心格局”转变，这为重新辨识中原城市群的空间发展模式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另一方面，中原城市群城市人口的碎化式空间发展、新兴中心城市的日益凸显、城市人口与产业空间循环行为的非均衡发展和极化发展、各节点城市的均质和碎化式发展，以及郑州在中原城市群和中原经济区的弱核牵引地位，对重新认识中原城市群的空间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2）在城市群的空间发展模式上，进一步拓展了城市群深度整合理论，尤其是拓展了“内聚-外联”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中原城市群在空间发展模式上可通过“多中心内聚”和“网络式外联”实现深度整合。中原城市群的深度整合，既需要“多中心内聚”，围绕郑州、洛阳和许昌叁个中心城市进行有序内聚或分区域内聚发展，又需要“网络式外联”，把“网络式外联”作为中原城市群强化和提升内聚发展及联动发展的重要策略。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多中心内聚”和“网络式外联”相辅相成，同步发展和深度整合，中原城市群将成为一个“多中心内聚”和“网络式外联”协同互补的有机整体。
刘静玉[5]2006年在《当代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原城市群经济整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实现中部崛起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城市群是组织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增加,并已成为新型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对城市群的研究由来已久,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经济整合”角度对城市群的研究,特别是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区域的城市群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欠缺。中原城市群是中部地区的主要城市群之一,对中原城市群中进行“经济整合”,可以带动河南社会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使中原城市群成为河南乃至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极,进而推动中部地区经济的崛起。因此,进行中原城市群“经济整合”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国内外已有的关于城市群和城市群经济整合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以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系统科学、城市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指导,构建城市群经济系统、城市群地域系统和城市群经济整合研究的基本框架。采用GIS、计量经济学方法等技术手段,分析中原城市群经济整合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基础,进而采用最适合的经济整合模式,开展中原城市群经济地域整合和产业整合。最后,对中原城市群经济支撑系统的发展现状进行客观分析,提出经济支撑系统整合的基本对策。在中原城市群的建设中,进行中原城市群“经济整合”非常必要。①中原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对世界及我国,特别是对河南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后认为,城市群经济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城市群正在成长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源;河南经济和城市化发展出现了向中原城市群地区集中的趋势,中原城市群正在成长为河南新型的经济增长极,在河南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正在逐渐增大;中原城市群在未来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②通过对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吸引力的分析、中原城市群和我国主要城市群相关指标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的经济实力尚不足够强大,中原城市群还不能完全胜任河南乃至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极的重任。③与我国叁大城市群及其平均水平相比,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效果还不理想,而城市群经济不整合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之一;从中原城市群产业整合现状来看,中原城市群地区的某些行业之间、某
陈睿[6]2007年在《都市圈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决定其经济绩效的机制和规律进行了研究,分别从无形的制度结构和有形的空间结构等两个层次建立了都市圈空间结构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复杂映射关系,依据于此并以济南都市圈为例,讨论了绩效优化目的下我国都市圈空间结构的调控模式与对策。本文的主要论点如下:(1)空间结构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十分重要的关联,空间结构本身就是基本上决定空间经济绩效的那些各个侧面的社会特征,经济绩效的高低又激励着微观空间行为和宏观空间结构的重构,二者之间是一对循环因果、互为反馈的动态闭环。(2)空间结构存在六个维度,并对经济绩效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地理环境通过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场所或本底而影响经济绩效,规模密度通过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集聚基础而影响经济绩效,形态结构通过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外部边界和内部可达网络而影响经济绩效,社会经济结构通过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经济社会资本和网络基础而影响经济绩效,创新结构通过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知识溢出而影响经济绩效,空间制度结构通过为经济社会活动提供合理的权利边界而影响经济绩效。(3)在我国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我国都市圈在地理意义上相当于一级城市经济区,但具有明显的制度性地域特征,即承载并实施相关制度结构的地域单元,是对区域内涉及的所有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相关企业个人产生普遍约束和激励的空间安排,是为弥补市场和政府在供给区域性公共物品中失灵的一种制度创新。(4)都市圈空间制度结构是决定其经济绩效高低的结构基础。其能够提高经济绩效的机制在于,并不改变政府的分权结构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是通过都市圈管治、都市圈规划、完善政府事权安排和稀缺资源管制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同时降低区域性事务中的信息成本、协调成本和策略成本,从而有效激励区域内各主体协调行动和分工合作,达到增进区域经济绩效的目的。(5)我国都市圈经济绩效的提高可遵循两条不同的路径,路径的初始空间状态分别是单极集中或者多元分散,随着总量绩效的增加,虽然中间可能会经历集聚或扩散等多个空间结构发展阶段,但却殊途同归,最终都市圈的基尼系数是在上下变动中趋于收敛的,均达到各自相对合适的均衡水平,形成相对均衡亦是相对集中的空间经济格局。(6)都市圈空间结构决定经济绩效的机制也在于能够激励区域分工合作行为,但仅依据于此所设想的线性映射关系则相对简单化了,实际的关系存在一个权衡:都市圈城市化和创新部门集聚对总量绩效具有显着影响,但对结构性绩效的影响不明确,存在反向作用于结构性绩效的可能;核心城市规模、城市网络均衡度和政府集权分权构成权衡的另一面,其对结构性绩效具有显着影响,但对总量绩效的影响不明确,存在反向作用于总量绩效的可能;中心城市分工、圈层分工整合和外圈分区自立等社会经济结构对总量绩效和结构性绩效具有显着且同向的影响,在经济绩效权衡中起到平衡作用,是促进综合经济绩效提高的关键砝码。(7)完善制度安排、积极推进城市化、构建更为均衡的交通网络和促进科研创新部门在核心城市集聚是我国所有都市圈在绩效优化目的下均可采取的空间结构调控策略。对处在由非均衡走向相对均衡演化路径上的都市圈的长期规划,以及已经发展较为成熟、处于溢出发展阶段的都市圈的近期规划,还可通过控制中心城市规模并引导中小城市集聚、分散中心城市的服务业功能并培育服务职能分工体系、分散中心城市的制造业功能并促进内外圈层产业整合和垂直分工、引导外圈多个自立性子区域产业功能的分别集聚发展、培育更为均衡的城市网络和采取更加集权的行政区划结构等来提高经济绩效;反之亦反。济南都市圈无论在演化路径还是发展阶段上均趋向相对均衡;根据上述模式,相应地提出了空间结构优化对策。
陶希东[7]2004年在《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分析及其整合机制研究——以徐州都市圈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城市化时代的来临，当代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其空间范围或影响范围都在客观上构成了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相结合、全面突破行政区划界限的都市圈，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空间单元，特别是诸多大都市圈(区)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在世界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全球经济的竞争，已经演变为诸多重量级大都市圈之间的竞争。一个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在城市化进程中适时、因地制宜地构建大都市圈，无疑是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战略选择。 跨省都市圈是跨越多个高层行政区划单元、由若干个联系紧密的都市区共同组成的网络化都市经济区，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根据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规律，跨省都市圈经济发展不应该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其成员城市应呈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协作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但在我国特殊的“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跨省都市圈内部却呈现各自为政、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行政区经济运行态势，成为我国培育和发展都市圈经济的瓶颈因素。西方国家在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其大都市圈内部不存在“行政区经济”现象，或极其微弱。因而，全面借鉴国际大都市圈的治理经验，对我国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形成机理、空间整合等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我国行政区经济发展演变的趋势出发，遵循局部和整体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单个跨省都市圈为研究对象，沿着行政区经济与跨省都市圈经济之间关系这一主线，主要采用一般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数据统计、定量分析，以及区域经济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对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及其多元化形成机理、整合机制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全文共分10章、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1—3章)；第二部分，行政区经济理论再分析(4-6章)；第叁部分，徐州都市圈实证研究(7—9章)；第四部分，结论(第10章)。其中，第1章，介绍了本文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基本内容框架和研究方法。第2章，是对基本概念的辨析，主要对国内外都市区、都市圈、都市带叁个极其相似、且具有明显差别的概念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辨析，并从我国行政管理的实际出发，重新界定了叁者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对跨省都市圈进行了新的界定，进行了分类，并提出了成熟型跨省都市圈的六个基本条件；第3章，总结梳理了国内外大都市圈(区)研究现状及进展，进行了简要评述，并发现如何重塑都市圈内部各行政单元间关系，构筑有效的跨界治理体系，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都市圈研究的主要议题。第4章，全面回顾了我国行政区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观点，并结合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趋势，对我国行政区经济理论得出几点新的认识。并从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出发，对行政区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再判断，认为行政区经济是我国全面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短期内不会彻底消除，而在经济发达的城镇密集地区，由相互封闭的行政区经济走向相互开放的都市圈经济，是行政区经济的近期演变趋势。第5章，首先结合当前我国几个主要跨省都市圈的经济运行现状，从整体上透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跨省都市圈内部出现的行政区经济新现象;然后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视角出发，对行政区经济的形成机理进行了再分析，认为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现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有“城市政府是经济人一一经济根源;城市政府间非合作“囚徒困境”博弈—症结所在;城市政府横向阻隔、孤立竞争关系—区域政治基础;城市政府行政权力异化—运行保障;单元型城市规划—外在推动力;跨界非政府组织及其有效性的缺失—社会根源:社会信用危机—社会土壤’夕。第6章，借助当前国际政府再造与治理的新理念，从区域治理的角度，提出了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机制，主要包括构筑跨省都市圈现代区域政治体系、区域市场经济体系、区域社会体系和区域城际合作体系，尤其对跨省都市圈城市政府间关系再造及区域政治制度创新进行了重点研究;第7章至第9章是对徐州都市圈的实证研究。第7章，侧重分析了建设徐州都市圈的战略意义，采用较为翔实的数据资料分析了其经济现状特征，认为徐州都市圈经济发展处于初期发育阶段。第8章，分历史时期、传统体制时期和体制转型时期叁个时段，对徐州都市圈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过程分析，重点分析了转型期行政区划格局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省际政策差异成为当地行政区经济运行的典型表现与结果。第9章，从徐州都市圈的实际出发，提出“中心培育、区域协调”的经济整合对策，重点对跨界协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再次提出并论证了设立徐淮省的观点。第10章，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得出若干结论，并对我国行政区经济未来研究趋向、都市圈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展望。
王智勇[8]2013年在《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框架及其保护策略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及其对全球的影响已成为21世纪最大的世界性事情之一。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区域化及区域城市化趋势明显，城市密集区成长迅速。城市密集区作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必将加速推动城市密集区的快速成长。2005年以来，我国先后批复了20多个地区类似的空间规划和发展政策，实际上佐证了城镇化主战场转向城市密集区的趋势明显。面对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扩张和蔓延的大潮，尤其是城市密集区人口和空间的快速膨胀，生态空间保护的紧迫性日益凸显，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城市密集区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安全、生态服务质量的好坏已面临严峻挑战。论文从实证案例分析入手，系统探讨了国内外城市密集区空间发展态势与问题，总结其生态空间保护与控制的经验。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了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空间发展态势，并探讨了其快速发展所产生的生态效应。在研究并提出了生态空间状况的测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实证案例的测度并分析其生态空间状况，由此判断区域生态空间的合理格局。论文基于博弈论的视角，系统的探讨了生态空间变化的动力机制；构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结构要素及结构框架，并对其加以解析；通过多元的分析视角，从整体上提出未来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的保护策略。本文共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国内外城市密集区空间发展与生态控制的经验借鉴。在系统分析国内外城市密集区空间发展的基础上，揭示其空间发展的主要矛盾与问题，分析其生态保护与控制的经验得失，并总结出对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空间发展及生态保护的启示。第二部分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空间发展态势及其生态影响。比较国内成型期与成长期城市密集区在土地、人口、空间、经济等方面的状况，以明确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的相对优势、现状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并以武鄂黄黄城市密集区作为实证主体，研究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的发展概况及空间发展态势，揭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由于快速发展所产生的生态效应。第叁部分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测度及评价。以AHP层次分析法和GIS技术建立生态空间状况测度方法，并以武鄂黄黄城市密集区作为案例，在测度其生态空间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其生态空间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合理的生态空间格局。第四部分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变化的动力机制。基于博弈论的视角，围绕政府、企业、公众叁方博弈对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分别从政府调控力、经济驱动力、社会生长力来解析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变化的深层次原因。第五部分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构成要素及结构框架。在分析总结国内外对生态用地分类已有研究和规划实践的基础上，探讨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结构要素的构成，提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共通性的生态空间元素，构建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结构框架。第六部分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保护策略研究。分别从优化区域生态空间结构、创新区域生态空间管治、完善生态空间规划体系、建立规划实施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的保护策略。
张欣炜[9]2017年在《中国的大都市区化进程—格局与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世界已进入真正的"城市时代"。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相差较大,但大城市的发展尤为引人关注。据根据联合国经社会《世界城市化展望2014》统计,目前已有超过半数的城市人口居住在人口规模多于50万的大城市,表明大都市区化已成为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亚洲的城市化率并不高,但由于人口总量较大,成为世界城市人口增长最主要的贡献者,并且亚洲地区的城市发展同样具有大城市化特征。目前,西方国家对于都市区化的研究已开展多年,建构了丰富多样的理论体系,但其研究多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关注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不断深入,集聚与扩散双重力量对城市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城市空间组织形态发生快速而剧烈的演化,都市区化已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现象在沿海的大部分城市以及内陆部分中心城市尤其明显。但对于中国都市区化的研究却出现了统计口径的问题,长期以来,如何衡量中国城市的人口规模一直是中国城市研究的一个难题,这是因为我国的城市是不同等级的行政区域,实质上是城市—区域,尤其是1982年我国市代管县体制实行后,中国的市域范围远远超过城市真正的规模。因而我们有必要提出中国的都市区界定方案,作为对中国都市区化进程进行研究的空间单元,同时结合国内有关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聚焦典型案例,从产业、人口通勤等相关联的维度系统分析我国社会经济特点下的都市区发展现状和动力机制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和目的,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介绍都市区概念的起源、发展以及国外应用现状入手,对国内外都市区研究的进展进行综述,归纳提出本文对都市区基本内涵和特征的理解。随后通过对都市区形成发展相关理论的分析介绍,归纳出全球化、城市化、郊区化影响下中国都市区化的形成机制与分析框架,为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在实证部分,论文将宏观分析与中微观案例相结合,希望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研究目标:第一,在保证准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前提下,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新特点,对中国大都市区的界定方案进行细化和完善;第二,对界定出的中国大都市区的人口规模结构特征、功能专门化特征以及空间演变等情况进行研究,从而对2000年以来中国都市区化进程特征有宏观认知;第叁,以代表性大都市区上海为研究案例,从"产业空间分工-人口空间重构与通勤行为"这一视角探讨都市区的产业空间分工与通勤特征,识别核心都市区范围,并总结都市区中国化的模式、特征与形成机制。论文共分八章对以上研究目标进行探索。其中前叁章为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第四章到第五章从宏观尺度对我国都市区化的发展格局与演变进行研究;第六章到第七章论文选取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最高、都市区化开展最深入的城市之一——上海作为代表性城市进行中微观尺度的分析;第八章则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和展望。具体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重点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核心的研究目标、以及文章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阐述全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并对使用的方法及数据来源进行介绍。第二章是都市区相关概念的介绍与国内外研究进展的阐述。首先,论文在介绍都市区概念源起的基础上,论述了都市区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应用与演变。其次,文章综述国内外关于都市区学术层面研究的相关进展,并对其主要代表性观点和演化趋势进行评述。最后,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对于都市区内涵和主要特征的理解。第叁章是对有关都市区形成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介绍及全文理论框架的构建。从西方传统的郊区化近域推进理论,到东亚地区特有的都市区模式(Desakota);从经济学基于劳动空间分工的全球城市-区域形成机制,到政治学、社会学从行为者视角进行分析的框架,本章对西方关于都市区形成机制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文章提出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的逻辑思路。第四章和第五章是从宏观视角对中国大都市区的发展格局及演变进行实证分析。第四章将首先对中国城市地域相关概念及城市统计口径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区县为基本单元,完善和细化中国大都市区的界定方案,并界定出全国128个大都市区,为中国都市区化格局的分析提供基础。第五章对第四章界定出的大都市区从人口规模结构、功能专门化以及空间发展格局叁个方面分析中国的都市区化动态进程。在分析的维度上,一方面通过六普数据和五普数据的比较,从时间维度观察中国大都市区的演变;另一方面文章对于都市区空间发展格局的分析,选取大区域、省域、市域叁个层面进行研究,以反映不同空间尺度的发展特点。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的都市区化现象已经开始显现,都市区化进程具有"规模大型化"、"功能高端化"、"区域差异化"等趋势。第六章与第七章选取代表性城市上海作为案例,以企业、个人两个行为主体为对象,从中微观实证视角分析大都市区的形成与发展。由于在工业化的引导下,生产力布局对都市区空间格局的形成有重要引领作用,"生产空间"已成为大都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第六章首先介绍了上海经济和产业的调整过程和生产力的总体空间布局,随后以叁个年度经济普查为数据来源,以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分析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分工格局以及集聚-扩散趋势。结果表明中心城区的去工业化已基本完成,制造业的郊区化过程相当明显;而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呈现出了中心城区连片集聚与郊区点状集中并存的"一主多次"格局。第七章则从产业布局转向人口格局与通勤,在分析了 2000-2010年上海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的基础上,通过地铁刷卡大数据,对上海都市区通勤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服务业的中心化与居住的郊区化促进都市区通勤流的产生;而制造业在郊区的集聚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促成了大都市外围地带的城市化过程。通勤流最多的联系还是出现在近郊区(包括远郊区的近郊部分,如松江)与中心城区之间,从而形成了基于通勤的上海核心都市区。最后力图对都市区的中国化特征进行总结,构建中国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模型,提出都市区可以分为中心区和外围区两部分,而外围区则可根据通勤情况进一步分为通勤区以及一般的外围地带,其中中心区与外围的通勤区可以构成大都市区中的核心都市区。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和归纳,提炼出基本结论和主要启示,并提出研究的不足及对未来的展望。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创新尝试:(1)采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确立的城乡统计口径,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中国大都市区的界定方案。宁越敏等曾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界定对2000年中国大都市区进行了界定。2010年中国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其城乡划分标准较"五普"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根据"六普"人口统计的新特点,本文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大都市区的界定方案。(2)提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已进入大都市区化阶段的论断。以论文界定出的128个都市区范围为基础,从人口规模结构、功能专门化特征、空间发展格局演变等角度分析了2000年-2010年中国的大都市区化进程,提出中国都市区化进程具有"规模大型化"、"功能高端化"、"区域差异化"等趋势。与以往用市域或市区为统计口径的研究相比,以都市区为口径的研究无疑更准确的反映中国大城市发展的新趋势。(3)以上海为典型案例,分析都市区化进程中的产业空间分工。以2004、2008、2013叁次经济普查数据为支撑,结合较少发生空间变动的邮区作为空间单元,从企业的角度分析了上海都市区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分工格局以及集聚-扩散趋势,认为上海中心城区的去工业化已基本完成,制造业的郊区化过程明显;而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呈现出了中心城区连片集聚与郊区点状集中并存的"一主多次"格局。(4)通过地铁通勤流界定上海核心都市区范围,总结大都市区一般空间结构模型。论文利用上海市地铁刷卡的大数据,对上海都市区的通勤范围、空间流向以及主要职住地进行分析,首次界定了基于通勤的上海核心都市区范围,分析了就业—居住的空间特征。在此基础上,对都市区的中国化特征进行总结,构建中国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模型。(5)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都市区形成发展的机制。与西方传统的都市区化过程不同,总体而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都市区化进程明显具有城市化与郊区化并存的二元动力结构特征,乡镇工业化与制造业的郊区化推动了都市区外围地带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大都市郊区与中心城区的经济社会联系,而人口居住郊区化以及现代服务业向中心区的集聚,促进了外围郊区与中心城区的通勤联系。政府、企业、个人是这些复杂空间作用中的行为主体。
夏保林[10]2010年在《郑汴区域城市空间扩展及调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空间扩展以及受其影响表现出来的区域特征相当突出,并在很大程度上对区域空间发展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正是城市空间扩展、以及政府对城市空间扩展的不当调控,严重影响了区域可持续发展。因此区域发展必须正视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把握城市空间扩展的规律和空间演变趋势,并进行适度的综合调控措施,统筹区域发展和城市空间扩展。当前,河南省正在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在全省区域通过“一极叁圈叁层”的空间组织方式,构建现代城镇体系基本框架。郑汴区域是这一战略构想中重要的核心增长极,该区域内的城市空间扩展,既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区域变化的重要特征,也是省市两级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实现增长与发展目标的重要区域。在当前这一战略构想实施的初期阶段,及时进行城市空间扩展及调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借助于RS和GIS技术,对郑汴区域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进行分类,提取出城市的空间信息,然后分别从中心城市建成区空间扩展和外围区域城市空间扩展两个视角,探讨郑汴区域城市空间扩展演变的时空特征,结合郑汴区域特点提出了“多功能组团和网络化”的空间扩展模式。结合我国中部广大发展中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行政力特点,研究郑汴区域城市空间扩展调控的基本策略。论文共分为九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介绍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研究区域及选择原因。第二部分是国内外关于城市空间扩展研究的回顾和分析。首先回顾了国外主要大城市的空间扩展历史,对城市空间扩展研究的分散主义思想、集中主义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思潮进行了梳理。国内主要从城市空间扩展的模式、动力机制、调控措施和新技术应用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第叁部分是城市空间扩展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主要从单一城市的空间结构模型和区域城镇的空间结构理论两个层面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认为模型和理论的应用除了要注意城市发展在地域结构上的共性外,还应注意地区特点。第四部分是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的处理。对郑州和开封两市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历史进行了分析,借助多期TM/ETM+卫星遥感影像资料,结合区域土地利用分类体系标准,结合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和地形图,分别对1988、2001、2008年遥感影像进行分类,获得研究区域各时期的土地利用现状图,还针对郑州市和开封市城市建成区,通过自动解译和人工目视判读相结合的方法对1988、1992、2001、2004和2009年五个时期的遥感影像进行了判读,提取出各个年份的城市建成区信息。第五部分是郑汴区域中心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特征研究。从中心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时间过程、空间变化特征和结构分析叁方面分别对郑州、开封两市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城市用地空间扩展过程中,郑州与开封两市都经历了外部蔓延——内部填充——外部蔓延的阶段,而且扩展在不断加速;郑州市的城市扩展要明显强于开封,已经超出了郑州市辖区的范围,其城市功能应经延伸到周边的中牟、新郑、荥阳等县市,城市质心出现明显的东移。开封市城市扩展在开封市辖区范围内进行,城市质心出现了明显的西移。第六部分是郑汴区域城市空间扩展及土地利用的变化趋势分析。利用多时段遥感数据,定量研究了郑州、开封两市的城市边缘区,以及上街-荥阳地区、中牟、新郑、开封县市域的城镇空间扩展特征,并对郑汴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得出叁点结论:一是通过产业转移和功能的延伸,郑州、开封中心城市的空间扩展对周边区域城镇的空间扩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二是郑汴区域城镇空间的快速扩展,引起区域范围内土地利用发生剧烈变化,耕地、园林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不断减少,城乡用地面积持续增长,并且在未来的20年间,这一趋势将延续;叁是随着郑汴区域城镇空间的扩展和郑汴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一区域将呈现出城镇连绵发展的态势,未来将形成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即郑汴都市区。第七部分是郑汴区域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和动力机制的研究。结合郑汴区域空间特点和发展要求,提出了“多功能组团网络式”的空间扩展模式。从区域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城市之间的相互吸引力、互补性,以及政策驱动、城市规划引导等方面,研究了郑汴区域城市空间扩展的动力机制。第八部分是郑汴区域城市空间扩展的调控研究。从目标、原则、机制等方面探讨了城市空间扩展调控的机制,分析了政府行政及行政力作用下的规划引导对于中部发展中地区城市空间扩展调控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指出并研究了郑汴区域城市空间扩展的重点,即构建郑汴区域空间体系、引导中心城市空间扩展和结构优化、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集中布局、统筹安排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保障生态系统建设。最后从政策、行政、规划叁个方面研究探讨了城市空间扩展调控的具体策略。最后是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创新点进行概括,并讨论和展望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都市区形成发展的实证研究[D]. 庞玉平. 郑州大学. 2001
[2]. 功能分工视角下的大都市圈发展机理与实证[D]. 岐亚光. 浙江大学. 2016
[3]. 基于专业化与多样性分工的城市群经济研究[D]. 李学鑫. 河南大学. 2007
[4]. 中原城市群空间格局的多中心网络化研究[D]. 史雅娟. 河南大学. 2013
[5]. 当代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原城市群经济整合研究[D]. 刘静玉. 河南大学. 2006
[6]. 都市圈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研究[D]. 陈睿. 北京大学. 2007
[7]. 跨省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分析及其整合机制研究——以徐州都市圈为例[D]. 陶希东.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8]. 快速成长期城市密集区生态空间框架及其保护策略研究[D]. 王智勇.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9]. 中国的大都市区化进程—格局与机制研究[D]. 张欣炜.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10]. 郑汴区域城市空间扩展及调控研究[D]. 夏保林. 河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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