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错配问题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城市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Kain(1968，1992)的两篇文章为标志，“空间错配”(Spatial Mismatch)①理论基本形成。空间错配是指城市低收入者受通勤成本承受能力、就业获得能力或市场歧视等因素的影响，形成就业地和居住地分离、居住地空间集聚的现象。该理论起源于对美国城市中黑人(低收入者)空间集聚的研究，究竟是“种族”还是“空间”引起错配在早期研究中存在很大争论，并延续至今。可能是受到空间因素更易量化或政治因素的影响，“种族”因素不断被弱化，“空间”分析逐渐成为空间错配理论的主流。空间错配理论将城市就业、贫困与城市结构联系了起来(Gobillon & Selod，2014)，在城市发展政策、城市结构演变和城市福利经济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 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城市普遍出现了白人与非白人(黑人占大多数)空间隔离的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关注，70年代美国政府就开始治理城市空间错配问题，但40年已过去，美国政府依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有些地区甚至越治越严重，还滋生了其他经济社会问题。中国城市空间错配的原因虽然基本上不是种族因素引起的，但美中城市空间错配却有着相似之处：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相对分离且两个群体有天然的某些差异(美国的肤色差异，中国的户籍差异)，彼此融入较难；美国城市以白人代表高收入群体，以非白人尤其是黑人代表低收入群体，而中国城市则以城市居民代表高收入群体，外来的尤其是低学历、低技能的农村人口代表低收入群体。截至2014年，美国白人与非白人人口比为62∶38②，高比例的高收入群体不但未能稀释低收入群体，反而空间分离越来越明显；相对而言，同期中国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比为55∶45③，低收入人口的比例显著高于美国。虽然中国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问题目前没有美国城市的黑人问题那么严重，但中国城市内收入不平等、公共服务不均等、富人居住区或贫民居住区集聚等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具体而言，从收入角度看，2014年北京新商品房成交均价为2.8万/平方米④，而同期东部农民工平均年收入仅为3万元左右⑤，以扩大3倍来估计北京农民工年平均收入也不到10万元。如果农民工要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要奋斗28年；短期上由于住房价格歧视，高低收入群体空间分离是必然的。从城市规模角度看，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的数据，中国超大城市达6个，特大城市达10个，城市规模扩大必然引起劳动力职住空间分离。何深静、刘玉亭、吴缚龙等人于2006年年底至2007年6月对中国6个大城市进行了住户调查，发现存在“贫困集聚”⑥。可见，中国城市空间错配问题不容忽视。 中国“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未来要健全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稳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并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城市空间错配涉及上述各个方面，其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城市空间错配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完善城市经济理论体系，而且可以为中国创新城市治理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指导。 二、空间错配理论的发展历程 空间错配理论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8-1992年，第二阶段为1993-2015年。Kain(1968)提出的空间错配理论，无论在理论演绎还是应用政策方面，都引起了争论甚至批评。1985年后Kain的开创性研究逐渐被肯定，以Kain(1992)对空间错配理论的重新表述为标志，空间错配进入了第二阶段，该阶段再次出现了是种族差异引起错配还是通勤距离引起错配的争论。但两阶段的特点不同，后者观点争鸣更加激烈，讨论也更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空间错配理论提出 20世纪40年代，美国大量岗位向城市中心集聚的现象开始改变，越来越多的岗位开始分散到郊区，并随着处于中上阶层的白人郊区化而迅速蔓延，最终黑人被留在了城市中心地区。Kain(1968)将该现象称为空间错配，他认为住房隔离影响了黑人的就业分布、减少了黑人的就业机会，住房市场歧视是出现上述现象的主因。这一观点起初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1985年后大量研究和争论才逐渐出现。Ellwood(1986)认为黑人失业是纯粹的种族歧视问题，而与通勤距离无关；Jencks & Mayer(1990)则直接指出Kain(1968)的理论毫无实际意义，“……关于居住区隔离对黑人劳动力需求总量产生影响的假设没有现实证据，就业可达性⑦越大、黑人劳动力供给量越大的理论也不会得到政策分析家的青睐。”分歧之大可见一斑。 对空间错配现象的研究，虽然有针锋相对的批评，但在这一期间，学者们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共四个方面(Holzer，1991)：(1)美国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正在衰退，尤其在内城地区最为明显；(2)在内城的黑人集聚区，居住隔离效应已逐渐减弱，郊区化正在增强，但黑人区的这种趋势滞后于西班牙裔和亚裔人口集聚区；(3)内城区的黑人比生活在郊区的黑人或白人所拥有的就业可达性更小，已经就业的黑人通常比白人花费更多通勤时间；(4)与大多数的其他种族区不同，教育水平低的黑人在郊区的工资比内城区高，工资随都市就业分散程度的提高而上升。这四点共识承认了种族差异是引起空间错配的原因之一，但同时强调了空间(就业可达性)原因，空间问题尤其是就业可达性问题开始被重视。 Ihlanfeldt & Sjoquist(1990)认为不同职业的“可达性”可以解释年轻人就业的种族差异。他的研究第一次为就业可达性理论提供了现实证据。以此为基础，Cooke & Shumway(1991)也不再强调种族问题，他认为空间错配是岗位分散降低了内城居民的就业可达性，相对提高了内城居民通勤时间所致。Ihlanfeldt(1992)认为不理想的就业可达性可以解释城市黑人贫困问题，进一步肯定了空间的重要作用。对此，Kain(1992)总结道：“黑人住房隔离和就业岗位的郊区化是美国黑人低就业率、低收入的主因。”至此，以就业可达性为核心、以空间分析为主的错配理论基本形成，我们称之为传统的空间错配理论。 (二)空间错配理论发展 传统空间错配理论认为，住房市场或劳动力市场的歧视越严重和内城初级职位越稀缺，内城黑人的通勤时间越长。Arnott(1998)通过建立包含三区域(内城地区、郊区及其他地区)、四商品(可贸易的本地商品、不可贸易的服务、可贸易的外地商品和土地)、两部门(技术部门和非技术部门)的贸易模型证明了该观点；而Gottlieb & Lentnek(2001)却发现郊区黑人比白人的通勤时间更长，郊区劳动力中在内城就业的黑人多于白人，这意味着就业歧视或工业部门对部分黑人劳动力的偏好可能是产生空间错配的原因，该发现推翻了Arnott(1998)的观点，再次将空间错配原因引向种族歧视。面对这些争论，学者们进行了一些折中，以促使空间错配理论进一步发展，Houston(2005)强调三点：一是空间错配理论应该强调的是空间而不是种族不平等；二是必须区分住房固定性与住房隔离；三是空间错配的“程度”和“效应”有明显区别，应该分别度量。Houston(2005)的观点对推动空间错配理论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是第三点使该理论更加规范和严谨。 传统空间错配理论只关注美国黑人住房与就业的地理错配，而后期的空间错配理论还提出了其他形式的非地理错配。Taylor & Ong(1995)的研究发现，由于汽车购买能力差异，白人、少数民族以及低技术工人的通勤时间趋同，少数民族聚集区的非裔和拉美裔的工人比其他工人的通勤时间更短，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汽车错配”；Kawabata(2003)和Ong & Miller(2005)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现象的存在，Kawabata(2003)指出与有汽车的工人相比，通勤距离对无汽车工人影响更大；Ong & Miller(2005)认为购买汽车能力比任何导致空间隔离的因素都更重要。此外，“技术错配”也被学者发现，Stoll(2005)的研究表明低学历的少数民族区和高技术工人区之间存在技术错配，对就业有负效应。 在空间错配机制的解释方面，视角更为多元。Lee & Leigh(2007)提出了内圈城郊衰退(Inner-Ring Suburban Decline，以下简称ISD)模型，将城市分为繁荣的外圈郊区、老化的内圈郊区、衰退的内城地区和繁荣的中心商业区，解释了大都市区空间错配产生的机制。该模型的提出改进了过去学者们研究郊区化时将城市结构划分为内城和郊区的简单二分法的做法。沿着这个思路，Convington(2009)研究了穷人区与非穷人区的空间错配情况，发现提高就业可达性能改善贫困家庭状况，这表明ISD模型对现实现象的研究是适用的。当然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探讨空间错配问题。Rosenthal & Strange(2012)认为，由于女性企业家的工作关系网较男性企业家的小，也有可能因为身负家庭重担而承受更多的通勤成本。经验研究发现，与黑人—白人间的居住隔离类似，女性企业家的企业也存在空间隔离现象。Zenou(2013)则从社会交际角度解释了通勤距离如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负向影响的机制：通勤距离远的工人(黑人)身处一个封闭的网络，其可能获取的就业信息有限；如果失业工人(黑人)主要依赖于该网络来获取就业信息，那么工人(黑人)就几乎不可能就业，因此社会隔离也是导致少数民族工人长期失业的原因。 (三)两阶段空间错配理论比较 空间错配理论于1968年提出，当时正值美国“滞胀”危机，失业和贫困是普遍现象，很少有学者注意空间错配问题。而1985年后美国宏观经济基本平稳(CPI和GDP较之前波动更小)，城市空间错配问题才被重新提及并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直到90年代初才达成一些共识。该阶段起初是关于种族和空间问题的争论，到后期空间论者逐渐占据上风，并形成了以就业可达性为核心要素的空间错配理论，该时期的空间错配理论具有观点朴素、视角单一的特征。此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使传统空间错配理论更为规范和严谨，同时多种形式的错配也被提出，空间错配的机制解释也更加多元。通过比较发现，虽然两阶段都叫“空间错配”，但实际上“空间”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早期的空间问题基本等同于通勤距离或时间长短问题，因此才会出现种族歧视和空间错配的争论。在空间错配理论早期研究中，以就业可达性为核心；而到第二阶段，“空间”外延更广，就业可达性的内涵从最初的“地理距离”概念逐渐演变成包含“工人就业获得能力”的空间概念，比如种族歧视、汽车购买力差异、技术差异，甚至性别差异等都可能被解释为“就业可达性”差异。这实际上将种族、性别歧视问题弱化了，迎合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政治服务的本质。 三、空间错配的产生机制 学者们在研究空间错配的产生机制时，提出了很多模型，根据不同模型的特点，我们将其概括为四类：新古典模型、搜寻—匹配模型、空间搜寻—匹配模型和社会交互模型。新古典模型由于假设存在缺陷，不能解释失业现象；搜寻—匹配模型研究的是劳动力就业的微观过程，对失业问题进行了解释；而空间搜寻—匹配模型则考虑空间中劳动力市场及失业人员的异质性问题；社会交互模型则从社会交际视角来解释空间错配的产生机制。 (一)新古典模型 基于新古典主义研究框架，Brueckner & Martin(1997)建立了分析空间错配福利效应的理论模型。首先，他们通过假定黑人和白人工资固定不变控制了劳动力市场效应，主要分析住房市场扭曲效应，建立“固定工资模型”。在该模型中，郊区商业区(Suburban Business District，SBD)事先已经存在于一个单中心、线性城市中，在无区位选择约束时，黑人、白人围绕着中心商业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和郊区商业区聚集，在空间错配的作用下，黑人居住区稳定在CBD附近。均衡时，由于住房市场隔离和黑人人口聚集，黑人被迫花高价获取更多的土地。其次，他们还假定SBD和CBD两个集聚区的工资是内生的，并随劳动力供给变动而变动，所有在“固定工资模型”中的条件都不变，建立“弹性工资模型”。均衡分析结果与固定工资模型结果一致，显然黑人再次成为空间错配的受害者，而对白人没有影响。Arnott(1998)提出了贸易理论模型，包含三区域(市中心、郊区和剩余地区)、四商品(可贸易的本地商品、不可贸易的服务、可贸易的非本地商品和土地)和两因素(技能型工人和非技能型工人)，该模型强调两个因素：通勤成本和住房歧视，均衡时，低技术的黑人工人只能支付通勤成本到郊区就业。 Brueckner & Martin(1997)的模型表明由于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歧视，黑人总是在经济发展福利分配中获益最少的群体，验证了劳动力和住房市场歧视是产生空间错配的主因。Arnott(1998)的模型则为低技能的黑人工人为什么会到郊区就业提供了理论解释。然而，市场出清假设的模型对失业问题毫无解释力，同时也忽视了可能存在的空间失业率、岗位供给率差异等问题。 (二)搜寻—匹配模型 为弥补新古典模型的缺陷，Coulson et al.(2001)构建了关于空间分离的两部门搜寻—匹配模型。模型假定城市中有两个就业中心CBD和SBD，时间是连续的，每个工人的住处都预先给定，两个区域任意一个工人都可以自由搜寻并找到工作，如果工人就业地在居住区域之外则需承担通勤成本；企业可以自由进入，且进入郊区的企业创造单个就业岗位的成本比进入内城的企业低。模型分析表明，搜寻成本和企业进入成本是空间错配产生的必要条件。而Wasmer & Zenou(2002)提出的搜寻—匹配模型则强调就业信息的传播效率，他们认为黑人居住区的长通勤距离减少了工人获取就业信息的机会，因而存在长期失业。基于“理性人”假设，Smith & Zenou(2003)提出的住房消费和空间区位为内生的搜寻—匹配模型认为，居住地靠近工作地意味着短期成本很高昂(高租金、住房消费低)，但工人有更高的搜寻期望，工人长期再就业预期较高；相反，如果居住地远离工作地，则短期内工人所需支付的成本小(低租金、住房消费高)，高通勤成本降低了工人再就业的搜寻预期。因此对居住于远离CBD的工人而言，就业搜寻激励不足，而靠近工作地的工人则在就业搜寻上倍加努力，投入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工人可能由于较低的搜寻努力而长期失业，空间错配即成为部分劳动力市场参与者最优行为选择的结果。长期和短期的收益差别大，导致内城黑人迁移到郊区的成本很高，因此其搜寻努力程度也很低，最终形成空间错配。 Brueckner & Zenou(2003)提出的搜寻—匹配模型假设存在住房市场歧视，黑人居住地在城市中心集聚，由于较少的黑人能被郊区劳动力市场吸引，黑人就业选择倾向于CBD。模型分析表明，空间错配引起了CBD区域的劳动力市场扩大，并导致了CBD/SBD两个劳动力市场上失业率差异：居住在CBD区域的黑人劳动力失业率高于郊区的黑人劳动力失业率。为进一步分析上述结论的稳健性，他们进一步建立两个模型：首先是最低工资分析模型，假定CBD和SBD劳动力市场对非技术性黑人劳动力有同样的需求，因此他们面临相同的最低工资。因为郊区住房市场歧视会引起黑人劳动力错配，所以CBD失业率高。那么该结论是否仅在最小工资假定下成立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他们继续建立了效率工资模型，失业被看作是工人在工作中偷懒的惩罚措施，如果劳动力市场存在住房歧视，大量黑人劳动力集聚在CBD，僧多粥少，就业竞争必然导致低工资。而且低工资产生的负向激励降低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导致偷懒行为的出现和蔓延，为了惩罚这种偷懒行为，企业不得不解雇更多的工人，从而导致失业的进一步加剧。 可见，搜寻—匹配模型对空间错配产生机制的解释有Coulson et al.(2001)的搜寻成本和企业进入成本观点、Wasmer & Zenou(2002)的就业信息获取能力差异观点和Smith & Zenou(2003)的理性人观点。更为综合的是Brueckner & Zenou(2003)的研究，他们开创了劳动力和住房市场歧视关系分析的先河，特别是他们认为CBD和SBD间的失业率差异随通勤成本的增加而增大，因此将空间和失业联系了起来，为分析空间错配效应提供了理论框架，标志着第一个较为完整的解释空间错配产生的理论基本形成。然而，城市每个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相同，不同地区的失业人员种族、工资也有差异，显然，空间异质性不能忽视。 (三)空间搜寻—匹配模型 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Johnson(2006)对搜寻—匹配模型进行了完善并提出了空间搜寻—匹配模型。其假设在大都市区的空间内存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且在不同劳动力市场间的就业通勤、信息的传播是有成本的，工人在大都市区的分布相同，工人技术和岗位所需的技术也是同质的，企业进入成本随着距离CBD越远而逐渐降低，居住于CBD的工人比SBD的工人更倾向去本地市场以外的劳动力市场找工作，工人在空间搜寻过程中可通过节约搜索成本或改善搜索方法来减少空间摩擦。分析表明，相对于拥有同样就业可达性但空间摩擦较少的工人，利用较劣的方法获取就业信息的工人会选择更邻近的区位进行就业搜寻，因此搜寻持续时间更长、就业机会更小、工资也更低，导致黑人在CBD集聚并面临更劣势的就业机会；相对于白人，黑人群体因为较低汽车拥有率和较低质量的信息网络，空间摩擦更大，所以对当地劳动力市场需求更敏感，这进一步恶化了黑人本来较小的劳动力市场可达性，从而引起空间错配。 由于上述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岗位的产生和消亡过程及失业人员的异质性，Zenou(2009a)提出了包含岗位产生和消亡过程的空间搜寻—匹配模型。该模型假设工人在就业之前是同质的，内城工人到郊区需承担通勤成本，为了节约通勤成本，高工资工人更愿意居住在工作地附近。在均衡时，城市空间生产率和区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高工资、高生产率的工人愿意居住于工作地附近以节约通勤成本，但必须支付更高的土地租金；工人的高通勤成本与政府的高失业救济金会导致有的岗位无人问津而消亡，失业率增加，生产率下降，工资降低，从而出现高低就业率、高低工资并存的空间错配现象。此外，Zenou(2009b)认为均衡时土地租金和失业救济金是负相关的，因为救济金增加会引起企业岗位减少，弱化土地市场的竞争；如果对黑人的交通补贴足够高，就会增加就业岗位并减少失业。 空间搜寻—匹配模型考虑了空间中存在多个异质的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并假设失业工人是异质的。它强调工人就业搜寻和企业进入过程，这些设定都是基于黑人具有独立的经济行为能力，但弱势群体的行为模式可能并非如此，证据之一是贫困具有代际传递性，这涉及贫困人群的家庭、家族及社交等。未考虑弱势群体的社会行为特征是上述模型的缺陷。 (四)社会交互模型 最早将社会网络模型用于劳动力市场研究的是Montgomery(1994)，他建立的动态模型将社会结构和社会交互方式引入到就业转变问题的分析中。在模型中社会由两个很小的群体组成，失业人员通过“强联系”(群体内交往)、“弱联系”(群体间交往)实现就业，并形成固定通道。模型分析表明，“弱联系”交流增加会减少群体间的就业不平等；同时“弱联系”交流会增加稳态时的就业率；Calvó-Armengol et al.(2007)也提出了类似的动态模型用于分析犯罪和劳动力市场间的交互联系，但前者注重分析社会交流对就业不平等的影响，后者则关注犯罪和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基于此，Zenou(2011)建立了动态交互模型以分析黑人与白人间的就业差距问题，但其忽视了住房市场歧视；Ioannides(2012)指出劳动力市场中的空间交互内生于城市空间，只进行网络分析而不考虑城市空间是不可取的。 基于这些研究，Zenou(2013)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交互模型，解释了为什么通勤距离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假设存在两个隔离的劳动力群体，如果交流的两个工人属于同一个群体，则定义他们是“强联系”的，反之为“弱联系”；每个群体中的工人数不随时间变化，“强联系”一旦产生便永远不会被破坏；工人处于就业或失业状态；群体内的工人都是成对的，可能处于三种不同的状态：都就业、一个就业一个失业、都失业。模型分析表明，如果工人社会交流依赖于“强联系”，由于社会交流水平高，就业信息传播速度快，工人更容易就业并有能力支付高昂的地租，所以住房价格随着社会交流水平提高而提高；相对于居住区位靠近工作地的工人，居住区位远离工作地的工人可支付更低的住房价格，但却面临更高的失业风险，这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相邻地区陷入高失业陷阱的原因。由于工人居住于同一地区，并不存在交际成本，“强联系”通常是在同一种族之间；相反“弱联系”意味着不同种族间存在成本性的社会交流。换句话说，即使黑人和白人在收入、通勤成本、就业信息、失业率等方面都相同，只要黑人居住地远离工作地点并与白人隔离，他们就会被社会空间隔离，因此将陷入更高的失业陷阱。该模型为城市空间和社会交往关联建立了理论框架。 四、空间错配的经验分析 为了找到空间错配的现实证据，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经验分析，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居住隔离、通勤行为、收入比较和就业可达性，这实际上也是空间错配理论的核心要素，量化这些要素是经验分析的基础。 (一)居住隔离分析 居住隔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是最早应用于空间错配理论研究的方法，可以追溯到Kain(1968)对美国城郊的住房市场上居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研究。该方法背后的逻辑是：隔离度越高，特定种族面临的选择限制就会越严格，于是种族中有能力的工人会迁至有工作机会的地方。如果种族是高度隔离的，则意味着高失业率(Houston，2005)。Massey & Denton(1988)认为居住隔离是一个多维的现象，并提出了五维度量法：均匀程度(不同组间分布的均匀性)、接触程度(不同组中人均居住面积)、集中度(组的集聚程度)、中心化程度(组中人员居住地到城市中心的接近程度)和集群度(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相邻程度)。但这种方法直到Iceland & Weinberg(2002)用来测算美国1980至2000年的种族和住房隔离度时才引起关注。由于不同的错配形式对基础数据的要求不同，有的对数据可得性要求很高，所以很多学者开始探讨间接法。 空间错配理论认为，大都市区的就业岗位与黑人居住区的隔离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基于该推论，Martin(2001)运用美国大都市区1970至1990年的就业和人口变动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受就业机会变动的影响，黑人人口迁移了大约57%；然而受就业变动和人口转移的双重影响，就业空间分布和黑人人口分布之间的差距增长超过20%。Martin(2004)进一步对就业变动和黑人人口分布变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用空间错配指数来衡量大都市区居住和就业区位的分异，分析黑人居住区位和就业区位的隔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黑人失业率与黑人居住、就业区位的分布差异呈负相关关系；他还注意到了黑人群体中个体间的异质性问题，25～54岁的女性完全有能力不受空间错配的影响；而25～54岁的男性群体人口迁移未能完全抵消就业分散的冲击，这表明黑人劳动力的就业与居住空间分离将带来巨大的失业风险，尤其是黑人中的年轻人失业风险更大。 那么，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空间还是种族呢？Hellerstein et al.(2008)通过精细的地理区域划分，构建了直接测量岗位密度的方法，发现该方法测度的结果与黑人男性居民的就业有关，尤其是低技术的黑人男性工人；进一步分析发现，黑人区的岗位密度主要影响黑人男性就业，而白人区的岗位密度对就业影响不大。这意味着空间错配在低就业率的黑人男性劳动力中作用相对较小，而种族歧视作用相对较大。Stoll & Covington(2012)在分析了美国大都市区种族不平等的驱动因素后，也认为种族隔离是最重要因素。 最近国外学者对于居住隔离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居住隔离对种族之间健康差距的影响。Anderson & Fullerton(2014)运用美国164个大都市区的健康调查数据研究了拉美裔居住隔离与健康医疗状况的关系，拉美裔劳动力的受访数据分析表明，居住隔离与自我健康评价、是否有私人医生、是否有医疗保险呈负相关关系，而白人受访者数据分析结果却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所以是居住隔离拉大了拉美裔和白人间的健康差距。Gibbons & Yang(2014)对居住隔离与自评健康(Self-Rated Health)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居住隔离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取决于个人的种族/族裔，与生活在隔离社区的少数族裔社区相比，生活在白人为主的社区的少数民族出现健康自评不佳的可能性大幅提高，表明接近白人居住区并不能改善少数民族的健康状况。另一个方面研究的是就业集聚区的区位和劳动力特征间的关系。Antipova(2015)认为种族问题(就业倾向于靠近本民族的就业集聚区)引起的就业集聚区间的空间错配机制并不存在，大多数黑人从业者可能在就业集聚区外就业。 (二)通勤行为分析 对工人的通勤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是Hamilton(1982)，他首先提出了“超额通勤”(Excess Commuting)概念。超额通勤是用百分比表示的实际平均通勤与理论上最小平均通勤间的差。最小通勤是理论上工人通勤选择的最佳方案。虽然这些研究未直接涉及空间错配，但实际上超额通勤度量的是城市形态(Yang & Ferreira，2005)，显然涉及空间错配问题。将通勤行为与空间错配联系起来的是Holzer(1991)，其逻辑是，如果大都市核心区的失业工人和郊区的低技术就业岗位间存在空间错配，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居住区与就业区的距离越远，就业岗位类型越丰富，居住于核心区的工人必承受更多的通勤成本。 通勤时间的长短及其影响因素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DeRango(2001)的经验分析发现，高失业率地区或邻近地区工人的通勤时间比“预期”时间长，而其他区域工人的通勤时间则比“预期”时间短。实际上影响超额通勤行为的因素有社会、空间及偏好等，到底哪些因素是主导力量，是复杂难辨的问题。Yang(2008)以波士顿和亚特兰大作为对比区域，对超额通勤与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超额通勤的增加可能是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改变的结果，而与偏好没有直接关系。而Kwan & Kotsev(2015)基于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地区的数据，研究了通勤时间与潜在发展机会上的性别差异问题，发现相对于男性，女性在通勤中花费更多时间，其发展机会受到更多约束。 通勤行为分析最初依赖于对职住不平衡程度的数值化描述，Ma & Banister(2006)通过研究首尔大都市区(SMA)发现，当用时间度量通勤时，1990至2000年十年中工人正尝试降低职住不平衡性；与此相反，当用距离度量时，职住分离的趋势并不明显。工人更关心的是通勤速度增加带来的时间减少，而不是距离长短；这揭示了城市空间扩散过程与更快捷的通勤经济过程刚好相反，上班族最终关心的是如何节省通勤时间。但是不是通勤距离长就意味着无效率呢？O'Kelly & Niedzielski(2009)对美国25个城市的经验分析表明，一个城市可能有长的通勤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效率。长距离的通勤是空间上职住分离的必然结果，但城市结构决定了工人已经没有更短的通勤时间，因而可能有效率。Murphy & Killen(2011)提出了“通勤经济”(相对于通勤不经济而言)方法来估计通勤效率，并用大都柏林地区(GDA)1991和200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城市职住混合功能越强，通勤效率越高。Chowdhury et al.(2013)则提出时空比较法，通过比较一个城市的“布罗奇城市三角”(Brotchie's Urban Triangle)⑧在不同时点上的差异来判断不同城市结构下通勤行为的效率。 (三)收入比较分析 空间错配理论认为低就业可达性必然导致低工资，该方法没有直接对空间错配程度进行测算，而是用大都市区内部的工资变动来诠释。Kain(1992)对该方法提出过批评，认为“随意地比较城市中心区和郊区黑人的工资”是空间错配研究中最普遍的错误。Houston(2005)则指出，虽然收入法是基于收入能够反映大都市区不同区位对劳动力供需的假设，但用工作地的收入度量比基于居住地的收入度量更有实际意义；同时他也指出，影响工资水平的其他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如不同区位上企业盈利能力。因此，后来学者不再用单纯的收入比较来分析空间错配问题，而是深入到收入不平等与空间错配的关系研究。Chen et al.(2012)研究了加拿大地区为什么高收入相邻地区越来越繁荣、低收入相邻地区却陷入停滞现象后，认为本地区家庭收入不平等也加深了邻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同时，经济空间隔离以及居民“相似地区居住偏好”的思维都起了主要作用；贫困和富裕地区的区别并不在于失业，而是在于职业类型和年收入。本质上这些变动都源于劳动力市场，家庭收入不平等会引起邻近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同向变动，但邻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变动也可能由经济空间隔离被打破引起。西方学者一直认为居住隔离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一个原因，而Scarpa(2014)通过对瑞典马尔姆地区的经验研究却表明了迁移人口增加引起的人口结构的变动对收入不平等存在负影响，而收入不平等主要受市场劳动力、资本收入的影响。同时，邻近地区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家庭收入不平等引起的，家庭收入的微弱增加都会导致住房市场分区甚至居住隔离。 (四)就业可达性分析 就业可达性分析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能直接度量就业区位和失业区位的空间错配程度，在空间错配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然而，Ihlanfeldt & Sjoquist(1998)认为“物理或空间意义上的就业可达性是很难进行量化的”，正如Houston(2005)所指出的，竞争性劳动的定义、距离衰减问题的处理和空缺岗位数据可得性的约束影响了该方法的可信度。对此Shen(1998)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完善：一方面引入工人通勤行为中的就业竞争，另一方面对有汽车工人的区位效应进行了区分。他运用1990年人口和通勤数据分析了波士顿内城地区低收入工人的就业可达性，结果表明，虽然内城地区中心位置的居住区位能给低收入工人带来某些优势，但是否拥有汽车是决定因素。内城地区大多数低收入工人由于没有通勤车辆，导致空间流动性受限，就业可达性也就较低；同时由于低技术就业岗位分散产生了超出他们支付能力的通勤成本，适合他们的就业岗位随之被保留下来。由此，Maarten et al.(2001)构建了基于地理网络的GIS方法来估计就业可达性，并以荷兰Randstad中心城为案例进行分析，表明有高技术工人的家庭在郊区更具优势，对低技术工人而言中心区是最好的居住区位。Johnson(2006)考虑了就业机会产生的两种机制(非裁员离职和岗位数量增长)，通过经验研究表明，就业可达性的效应在工作搜寻中存在种族差异。 “低收入者”是就业可达性分析的重要对象。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Bania et al.(2008)利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1998-2000年的数据估计了福利接受者在援助结束后的就业可达性对其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无直接证据表明这类人群的就业可达性对其就业、工资有显著影响。Fernandez(2008)则对工厂搬迁带来的种族和就业可达性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企业尽最大努力将搬迁带来的冲击最小化，但地区住房市场的种族分离阻碍了少数民族工人的适应过程，仅种族隔离就能产生空间错配，而与就业可达性无必然关系。Clark & Wang(2010)和Grengs(2010)的研究都认为，汽车对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可达性有积极作用。Boschmann & Kwan(2010)比较了本地区与邻近地区就业可达性的空间特征，结果显示，大都市区相邻地区就业可达性特征与新古典框架下的结论并不一致，且在统计上就业可达性指数与空间特征指数的关系也不稳定，是随空间变动的。 当然，在就业可达性分析中也考虑到了“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Tranos et al.(2013)提出了基于距离阻抗函数的度量数字可达性的方法，并在研究欧洲城市空间结构后发现，由于“数字可达性”，欧洲城市呈现核心—外围模式。此外，有的研究考虑了交通、性别等因素对就业可达性的影响。Wachs & Schofer(1972)研究了芝加哥大都市区失业工人集聚区的公共交通与就业可达性问题，认为公共交通有利于增加失业人员的就业机会，同时公共交通系统的改进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工人就业可达性。由于每个工资等级的男性和女性的就业可达性可能存在差异。基于对性别间相对就业可达性的度量，Gobillon et al.(2015)提出了测算就业可达性性别差异的方法，并研究了法国40—45岁的私企部门全职总经理样本，表明就业可达性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高收入就业可达性明显低于低收入就业可达性。 五、治理空间错配的政策措施 根据空间错配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以美国为例，Ihlanfeldt & Sjoquist(1998)将这些政策划分为三类：移民就业(Moving People to Jobs)、移业就民(Moving Jobs Closer to Workers)和改善工人找到工作的机会(Making It Easier for Workers to Get to Existing Jobs)，Gobillon & Selod(2014)也沿用了这种三分法。 移民就业也称废除种族隔离策略，旨在直接打破阻碍工人流动的约束。最简单的措施是通过立法强化反歧视政策，如解决住房、抵押贷款、信贷市场上的歧视；美国曾经采取的措施是在白人居住的高就业区建立公租房，但长期上该政策是无效的，因为白人的就业岗位在黑人进驻后就会消失，反而在郊区会再产生空间错配；另一项措施是居住地迁移补贴，如1976至1998年在芝加哥实施的“戈特罗”(Gautreaux)项目，1994至1999年在芝加哥、波士顿、巴尔的摩、洛杉矶和纽约实施的“向就业机会区移民”(Moving to Opportunity)项目。Rosenbaum(1995)发现“戈特罗”项目对移民的就业率影响较温和，而Smith & Zenou(2003)则认为“戈特罗”项目能有效缓解空间错配；至于“向就业机会区移民”项目，Kling et al.(2001)评估认为没有改善劳动力市场状况。 移业就民也称内城发展策略，旨在通过财政激励的方式吸引企业进入萧条区。美国于1993年开始实施的“授权区”(Empowerment Zone)项目，是在城市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实行的一系列针对空间就业差异的税收激励和鼓励经济、健康、社会投资的总称，分别在1994年、1998年和2001年分三轮实施。第一轮的实施城市包括亚特兰大、巴尔的摩、芝加哥、底特律、纽约和费城，该项目具体包括税收减免和社会服务津贴基金两类政策工具。Busso et al.(2010)对第一轮实施的EZ项目进行评估后认为该项目在减少失业和贫困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效果相对适中。类似地在法国巴黎地区实施了“企业区”(Enterprise Zone)项目，但效果很小(Ihlanfeldt & Sjoquist，1998)。更一般的政策还有降低犯罪率、增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等。 改善工人找到工作的机会，也称促进就业信息传播策略。旨在改善交通、信息传播条件以减少工人就业的通勤和搜寻成本，提高搜寻效率和工人生产率。一般政策是改善公共交通，如增加地铁站提高交通频次，或者直接对票价进行补贴。在美国，这些政策对于没有汽车和采用公共交通上下班的人是有效的。然而Gobillon & Selod(2014)指出，公共交通改善政策也可能带来一些缺点，如新增地铁站很可能导致当地房地产价格升高，导致住房价格歧视；新增公共汽车站则容易引起交通堵塞；增加购车补贴则可能引起交通拥挤，最终加剧空间错配。而在促进信息流动方面，Ihlanfeldt & Sjoquist(1998)认为可以在城市贫困地区建立就业指导中心，并定期组织发达地区(郊区)企业到现场进行招聘。 上述三类政策针对的问题与所选用的政策工具各不相同，详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