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
60年代末以来，西方学者围绕着战后国际关系中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之间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一新的特征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代表著作有美国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英国苏珊·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在这一学科领域里，有的学者侧重研究国际政治关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即以“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为其研究对象，如美国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学》；有的学者则侧重研究国际经济关系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即以“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为其研究对象，如美国丹尼斯·皮雷奇斯的《世界经济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内容》，美国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的长周期》。但是，这一系列研究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叫什么，我国学术界的意见似乎不完全一致。有的工具书、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把它叫作“国际政治经济学”〔1〕； 有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则把它叫作“国际经济政治学”〔2〕。 应该是“国际经济政治学”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涉及一个学科的性质问题，因此，这一问题有必要予以辨明。
其实，这一学科应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非常明显的，西方学者都是把它称之为“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不是“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tics ”（“国际经济政治学”）。当然，斯特兰奇和吉尔平对这一学科的叫法也是有差别的，斯特兰奇直接把它称之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而吉尔平则把它称之为“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我以为斯特兰奇是把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作为两个变量，并在国际社会中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吉尔平同样是把这两者作为两个变量，不同的只是把它们置于国际关系中考察其相互影响；这并不是说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没有区别，但就它们都是在国际层次上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点而言，应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这两个叫法是没有差别的。
西方学者已经明确地把这一学科叫作“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什么我国有些学者要把它叫作“国际经济政治学”，个中原因是“为了避免与传统理解的‘政治经济学’相混淆”〔3〕。 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理解的“政治经济学”有没有联系，有联系则可以“混淆”，这一学科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如无联系则不可以“混淆”，这一学科应是“国际经济政治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甚至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它们始终是在考察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分析和论述社会经济与政治，这一点西方学者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影响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从17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到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各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一直都在同它打交道。”〔4 〕在“现实世界的变革已使得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密”的时候，西方学者认识到“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两者相互作用的理论阐述一直不够充分”，“为了加深对当代世界各种力量的理解，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5〕， “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权力机构与市场之间的关系”〔6〕， 或“国家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或“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的交互能动作用”〔7 〕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由于吉尔平、斯特兰斯等学者把“国家”与“权力”、“市场”与“财富”看作是含义基本相同的概念，而国家是政治的化身，市场是经济的化身〔8〕，可见， “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其性质而言仍然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吉尔平在其《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的序言中说：“谁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同其海外经济扩张联系起来，谁就几乎毫无疑问地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我当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的确坚信经济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9〕这一段话表明， 在考察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和论述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学科，既使在西方也视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遗憾的是由于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处时代的国际贸易和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尚不频繁，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还不明显，他们的著作多是在考察一国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分析和论述一国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生活，尽管也考察国家政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但其目的是说明国际贸易对一国范围内的经济生活的影响，所以，他们没有留下系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二、“国际经济政治”概念的方法论基础
60年代末以来，各国学者围绕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问题进行研究而形成的一门科学，根据其性质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国际经济政治学”。但是，有没有（或者说应不应该有）一门叫“国际经济政治学”的学科呢？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论述，我以为应该从有没有（或者说应不应该有）“经济政治”和“国际经济政治”的概念开始。
我国政治学专家刘德厚教授在深入研究社会政治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政治”的概念。“广义政治”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关于人的利益全局关系的协调与控制”，或“社会政治主体的利益全局关系所支配的一种社会公共权力活动”，“广义政治”主要包括“经济形式的政治”（即“经济政治”）和“国家形式的政治”（即“国家政治”）〔10〕。“经济政治”的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整体观为基础，通过利益分析的方法而提出来的。一定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全局关系，既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政治活动的始源，由于在整个人类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这种公共性的利益全局关系的内容与形式有所不同，政治在整个人类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类型和形态等也必然有所不同。在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两种无阶级社会里，社会成员的利益全局关系是一种非阶级对抗性的关系，它集中体现在对经济关系控制和协调上，政治就其类型而言是一种非阶级性的政治，就其形态而言主要是一种经济形态的政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三种阶级社会里，社会成员的利益全局关系是一种阶级对抗性的关系，它集中表现在建立和掌握国家政权上，政治就其类型而言是一种阶级性的政治，就其形态而言主要是一种国家形式的政治。在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形成和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最终实现这两种过渡性社会里，社会成员的利益全局关系是一种在部分时间和部分范畴有阶级对抗特点的非阶级对抗性的关系，它既贯彻在对国家政权的掌握上，也贯穿于对经济关系的控制和协调的全过程中，政治就其类型而言是一种阶级和非阶级共存的政治，就其形态而言是一种经济形态的政治和国家形态的政治并主的政治。
国际社会也存在着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它既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也决定了国际政治存在的必然性，国际政治可以看作是各国之间对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控制和协调。国际社会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利益关系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各国对国家之间的政治利益关系的控制和协调形成“国际权力政治”。“国际权力政治”以一国的军事实力为基础，谋求对他国意志和行为实行控制的政治权力，进而获得本国政治利益的实现；各国对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控制和协调形成“国际经济政治”。“国际经济政治”以一国的经济实力为基础，谋求本国在国际经济格局、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有利地位，进而获得本国经济利益的实现。在国际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内容与形式不同，国际政治的类型和形态也要所不同。在本世纪60年代末以前，国际社会的民主政治尚不成熟，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还刚起步，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处于一种“你之所得即我之所失”的“零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国更多的是考虑本国的利益，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具有对抗的性质，政治利益的实现成为经济利益以至整个利益实现的基础，各国控制和协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利益关系的“国际权力政治”便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形态。但70年代初以来，随着国际社会民主政治的逐步完善、相互依赖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逐步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转化，在这种状态下各国除了考虑本国利益外，还必须考虑各国的共同利益，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开始具有合作的性质，经济利益的实现越来越成为政治利益以至整个利益实现的基础，各国控制和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政治”就逐步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形态。由此可见，当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历史整体观为基础，用利益分析的方法分析国际政治时，国际政治就其形态而言，除了存在着过去我们称之为国际政治的“国际权力政治”外，还存在着“国际经济政治”。
美国学者约翰·斯帕尼尔在其著作《国家运用的策略——国际政治分析》中，提出了“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概念，并把“高级政治”界定为安全、均势、势力等领域里的问题，而“低级政治”为自然资源、能源、粮食、人口、环境、福利等领域里的问题，同时认为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各国为了实现本国的利益，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溶入国际经济关系之中，国际社会也就越来越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权力政治（“高级政治”）所带来的弊端为相互依存的发展设制了种种障碍，而相互依存的发展最终要克服这些障碍〔11〕，这就是说相互依存的发展最终将削弱“高级政治”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而使“低级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形态。如果把斯帕尼尔对“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界定与上面对“国际权力政治”和“国际经济政治”的说明作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高级政治”的内涵基本上等同于“国际权力政治”，这也就表明斯帕尼尔从80年代初以来相互依存不断发展的现实出发，通过利益分析的方法研究国家之间利益关系的改变，提出了与“国际经济政治”概念相同的“低级政治”的概念。
这里还需说明的一点是皮雷奇斯在1978 年出版了《GlobalEcopoltics——the New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书，从作者的原文来看该书应译为《全球经济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内容》，国内学术界把它译为《世界经济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内容》也是符合作者的原意的。尽管该书第一次使用了“世界经济政治”的概念，而且“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经济政治”字义上并无多少差别，但由于皮雷奇斯在该书中仍然采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相互联系的方法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因此“世界经济政治”概念的内涵与“国际经济政治”概念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
三、“国际经济政治学”的主要内容
“国际经济政治学”是以“国际经济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交汇点上分析“国际经济政治”的性质、特点和变化，揭示国际政治向国际经济关系渗透，国际经济关系中生出国际政治的规律的理论。“国际经济政治学”的内容大体上包括：一、“国际经济政治”概念的内涵；二、“国际经济政治”的具体形式；三、“国际经济政治”与“国际权力政治”的区别和联系；四、“国际经济政治”形成的历史背景；五、“国际经济政治”产生的必要条件；六、“国际经济政治”的物化形态；七、“国际经济政治”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方式与特点；八、“国际经济政治”的出现与国际经济关系的性质的改变；九、“国际经济政治”对国际生产力的反作用；十、“国际经济政治”的发展与超国家政府形成的可能性。
“国际经济政治”的具体形式分为各个国家为实现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的经济外交活动和各国之间为减少经济对抗性而在经济协调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经济管理活动两个部分。当然，这种划分具有相对性，在某种意义上国家之间的经济协调原则和经济管理活动属于各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和经济外交活动的一个方面，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和经济外交活动也属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协调原则和经济管理活动的一个部分，而且“国家经济人”通过对外经济政策和经济外交活动追求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必须以维持国际经济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正常秩序、国际战争的避免为前提；通过国家之间的经济协调原则和经济管理活动避免各国经济利益的普遍丧失也必然以实现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基础。
“国际经济政治”是国家干预国家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向国际经济关系渗透的结果。就各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利益原则而言，可以说有两层：一层是自我利益原则；另一层是共同利益原则。前者是各国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出发点，行为的基本准则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利益”，后者是前者的集合和抽象，是前者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在现实国际经济关系中，各国首先是“自我利益”的执行者，在“国际权力政治”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对外经济政策和进行经济外交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都从“自我利益”的角度从事国际经济活动，利益上的差别和结构上的不平衡必然会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破坏国际经济关系的正常秩序，甚至由此产生国家之间的战争，各国又不得不成为“共同利益”的执行者，在“国际权力政治”的基础上，通过确立经济协调原则和进行经济管理活动，对现实国际经济交往中所发生的矛盾进行调解，建立各国经济利益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的国际经济环境。
“国际经济政治”物化为国际经济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国际经济制度看作“国际经济政治”的物质形态。国际经济制度是对国际经济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具有控制性的安排，它由国家之间的经济协议或条约所规定的正式、非正式的规范、规则和程序组成。建立在“国际权力政治”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政治”直接形成国际经济制度，并对国际经济制度的变化具有深刻的影响，反过来国际经济制度的形成又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支配“国际经济政治”。
“国际经济政治”改变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性质，使现实的国际经济关系具有自然和社会（政治）的双重属性。国际经济关系是在国际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基础上出现了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随着国际生产力、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关系就其基本方面而言是一种具有自然属性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国际经济政治”的存在，国际经济关系便成为各国安排之下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实现“比较利益”为原则的国际经济关系变成为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原则的国际经济关系，可见现实的国际经济关系必然具有“社会烙印”，是一种具有政治属性的经济关系。斯佩罗认为国际经济关系同国际政治一样“可以被看成是在没有政府情况下的冲突处理和合作谋求”，因此，“国际经济关系本身就构成了国际政治关系”〔12〕。斯佩罗是从政治属性方面来分析和研究国际经济关系，因而得出了令人思考的“国际经济关系本身就构成国际政治关系”的结论，但从科学性上来说这一结论是有偏颇的。
“国际经济政治”存在于其中的国际经济关系具有促进或阻碍国际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国际经济政治”通过国际经济制度的具体安排而形成的较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和状态构成国际经济秩序，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仍属于国际经济旧秩序，它是以剥削和掠夺为特征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这表明现存的国际经济关系不符合各国的利益，阻碍了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国际经济关系的核心部分是“国际经济政治”及其物质形态——国际经济制度，我们可以说现阶段的“国际经济政治”阻碍了国际生产力的发展。各国所面临的任务是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制度，构造新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而形成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促进国际生产力的发展。
以上我们简要地概述了“国际经济政治学”主要内容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有些问题由于文中其它地方已涉及而不需概述；个别问题由于本文篇幅所限而不能概述。
四、“国际经济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区别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经济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两者的研究方法不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基本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放在国际关系的大系统内加以研究，研究国际政治现象时始终把握这种政治现象的经济基础，同样研究国际经济现象时始终把握这种经济现象的政治后果，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方法上的这种一致性，所以我们说“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性质上属于政治经济学这一经济理论类的学科。“国际经济政治学”认为在国际社会民主政治逐步完善、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发展的时代，经济发展和经济竞赛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国际间的经济磨擦和经济冲突成为世界矛盾的交汇点，或者上升为国际政治战略的中心。国际经济关系中对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进行的控制和协调，即各个国家为实现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制定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进行的经济外交活动和各国之间为减少经济对抗性而确立的经济协调原则，以及进行的经济管理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国际政治，而且随着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关系领域里的政治——“国际经济政治”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国际经济政治学”就是在这种马克思主义历史整体观的基础上，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经济政治”，所以我们说“国际经济政治学”在性质上属于政治理论类的学科。
其次，两者研究的范围不同。“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际政治，包括“国际权力政治”和“国际经济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为研究范围，而“国际经济政治学”则主要以国际政治向国际经济关系渗透后，国际经济关系中内生的“国际经济政治”为研究范围。
斯特兰奇在她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一书中首先把权力划分为四种：安全性结构权力、生产性结构权力、金融性结构权力，然后在国际关系系统内详细分析这四种权力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不论斯特兰奇怎样对权力进行划分，但在她的分析框架中“国际权力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占有显著的地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斯佩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学》“重点论述了两个主题：自第二世界大战以来，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政治管理”〔13〕，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实则是“国际权力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斯佩罗对政治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具体内容的说明为证〔14〕，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政治管理实则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国际经济政治”，这一点从斯佩罗的具体论述中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由此可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要大于“国际经济政治学”的研究范围。
第三，两者研究的假定不同。当然“国际经济政治学”在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国际经济政治”时不可避免地也要涉及“国际权力政治”。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大都属于“新现实主义”者，“新现实主义”者同“古典现实主义”者一样，始终把“作为目的，也作为对付别人的手段，国家追求权力且使权力最大化”〔15〕作为基本假定之一。“国际权力政治”不仅是一切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的起点，也是国际经济关系中一切磨擦和冲突的裁判者，“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分析和论述的基本目的在于解释现存的国际关系。而“国际经济政治学”理论则认为在国际社会民主政治逐步完善、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发展的时代，“国际权力政治”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的空间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不起作用，因为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增加了不合作的成本，“国际经济政治”建立的国际经济制度，通过确立行为者的法律责任（如财产权），增加信息量，减少交易成本，可以大大刺激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相互合作，相互合作的加强又进一步明确行为者的法律责任，增加信息量，减少交易成本〔16〕，因此“国际经济政治学”始终把“国际经济政治”是解决当代一切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和经济冲突的最有效的手段作为基本的假定之一，“国际经济政治”不仅应当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的起点，而且还应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一切磨擦和冲突的裁判者，“国际经济政治学”的一切分析和论述的基本目的在于变革现存的国际关系。
注释：
〔1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李滨：《从经济发展看当今国际格局的变化》，《欧洲》，1996年第5期。
〔2〕参见陈必达等：《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学》，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历历等：《现代国际关系学》，重庆出版社出版；张洪贵：《国际经济政治学评述》，《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3〕参见张洪贵：《国际经济政治学评述》，《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注释〔2〕。
〔4 〕参见琼·斯佩罗：《国际经济关系学》（国内更多的学者把该书译为《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学》），储祥银等译，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出版，第1页。
〔5〕参见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7—8页。
〔6〕参见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4页。
〔7〕吉尔平：前引书，第16—17页。
〔8〕同上书，第15页。
〔9〕同上书，第2页。
〔10〕参见刘德厚：《重视“广义政治”的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经济政治”范畴分析》， 《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论经济的政治功能及其结构体系问题》； 《求索》1995年第1 期； 《经济政治学：选择与展望》， 《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3期。
〔11〕参见John Spanier：Games PlayAnalysing InternationalPolitics Hoit，Rinehart and winston.Fouth Edition，1981，P.563。
〔12〕琼·斯佩罗：前引书，第11—13页。
〔13〕同上书，第420页。
〔14〕同上书，第5页。
〔15〕参见刘靖华：《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第6页。
〔16〕参见史蒂芬·克拉斯纳：《国际规制》，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