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理性与凛然
——重读《孟子见梁惠王》篇
◎孟 琢
《孟子见梁惠王》 是翻开 《孟子》 的第一篇，文章不长，也不难懂。孟子见到魏国的国君梁惠王——魏国国都在大梁，因此也称为梁。梁惠王直截了当，抛出问题，“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您大老远来，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没有？ 谁知孟子毫不客气，一开口就顶了回去： “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谈什么好处啊？ 我只讲仁义道德！ 接着给惠王说了一番大道理。
这样一篇颇为浅显的文章，有什么值得深入品读的地方呢？ 要知道，古书中看似易懂之处，往往更需深思详考。就 《孟子见梁惠王》 而言，二人之间截然不同的心态与立场，十分值得玩索。而建立在具体历史语境上的思想考察，也能让我们更深切地理解孟子的用意所在。
关于孟子和梁惠王的心态，一个重要的误解在于，梁惠王是咄咄逼人的追问者，孟子是忍辱负重的对答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就在梁惠王开口的那个 “叟” 字。有人说，孟子的出场并不风光——“老头，听说你大老远来的，一定会给我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吧？” 这个梁惠王很坦率，一点也不装，能用 “红包” 表达的尽量不用语言。第一次面对面，就是这样的尴尬，孟子那可是圣人呀，不管怎样说，这样斯文扫地，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个 “叟” 字，读出了孟子的斯文扫地，也读出了梁惠王的坦率与庸俗。问题在于，古人语气中的 “叟”，真的等于今天口吻粗鄙的 “老头” 吗？有一门学问叫训诂，听起来有些枯燥，但如果通过训诂考证，在字缝儿中发掘古人的心绪与情态，却也能自得其妙。
我们无妨对 “叟” 这个字训诂一下，什么是 “叟”？ 东汉大儒赵岐在 《孟子章句》 中说：“叟，长老之称也，犹父也。” 扬雄在 《方言》中说： “叟，艾，长老也。东齐、鲁、卫之间，凡尊老谓之叟。” 请注意，孟子是山东人，在他的方言中，“叟” 有浓浓的尊老之意。至于赵岐所解释的 “长老” 和 “父”，虽不是说梁惠王一见到孟子就喊 “爸爸”，却也足以彰显其敬意了。
魏国由三家分晋而来，因而自称 “晋国”。梁惠王秉承魏文侯、魏武侯之业，即位之初，魏国是战国诸侯中赫赫有名的强国。但在他一生之中，遇到了两个给他带来了致命性遗憾的人——孙膑与商鞅。
说这许多，只为揭示梁惠王与孟子对话时真实而具体的心态境遇——对历史语境的还原，是 “同情之理解” 的基础，只有尽量接近古人的当下，才能深刻地理解其思想。我们看到，孟子所面对的，是一个态度恭敬，内心充满着复仇渴望的梁惠王。日暮途远，从梁惠王的年龄来看，复仇大业遥遥无期，他的渴望也因此带上了悲剧色彩。一方面，梁惠王给足了孟子“面子”，另一方面，他的要求又完全可以理解，有着一种强烈的 “不得已”。在生活中，这两方面的因素是导致妥协的重要原因——我们往往碍于面子，更会顺应对方的无奈与苦楚。但孟子为什么还是毫不犹豫地和惠王大唱反调呢？他是太不通人情了吗？
这两个人的名字，相信读者不会陌生，但他们与梁惠王之间的恩怨纠葛，却未必全然清楚，更难将其与 《孟子》 这部书联系起来。简单来说，梁惠王重用庞涓为将，孙膑前往投奔，却惨遭膑刑。虽说是庞涓陷害，但最终下令的还是梁惠王。至于商鞅，他曾在魏相手下当差，魏相临死之际，将他推荐给梁惠王。惠王不置可否，魏相看他并无任用商鞅之意，话锋一转：“大王不用他，便当杀之，不能让他为别国所用。” 谁知梁惠王出门之后，便感慨道： “魏相真是糊涂了，又让我重用卫鞅，又让我杀他。”坐视商鞅去了秦国。
四、加强培训和宣传推广。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最低建设要求的学习和培训，从建设和验收等环节帮助乡镇建设管理员熟练掌握最低建设要求。加强农村建筑工匠培训和管理，积极引导工匠在施工中自觉执行最低建设要求。加大宣传推广力度，通过在村庄张贴宣传挂图、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确保农村危房改造的每个农户都知晓最低建设要求。
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陆游还十分钦佩名士的“真”风度，此“真”在于名士性情的至纯至真。最突出的要数《任诞》第47则王子猷“雪夜访戴”一典，此典在陆游作品中出现达21次之多。关于此典与士人精神的关系，罗宗强先生有准确的理解和解释：“这是一则极美的文字，其中传达着一种千古士人为之神往的感情。后来的很多士人，都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它不仅表达一种真挚的友情，更重要的是传达士人的传统性格里那种忘情的趣味。这趣味蕴含高雅脱俗的情调，而且是纯情的，情来即兴，情尽即止。这是后来文人画传统的内在精神之一表现，也应该是属于士文化的一种成分。”[21](P238)
在对孟子的敬意之外，梁惠王对 “利” 的追求，也自有其不得已之处。事实上，他向孟子发问之时，正是处在政治人生的低谷：
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何东何西何北都喝多了，从酒吧出来，仨人搂成一排往左晃一下往右晃一下唱着苏联歌曲“三套车”：“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
登子家高高的门槛被牛啃得七拱八翘，那扇门也摇摇欲坠，为了不散架，那几张门板用铁条钉在了一起，走进一条狭小的过道，黑得几乎看不见前面的路，甲洛洛不由伸长了双手。
“叟” 不是 “老头”，而是相当于今天的“长者” “老先生”。把孟子解释成忍辱负重的道德君子，虽然有戏剧般的动人感，但毕竟不合历史事实。孟子周游列国，诸侯多以客卿待之，古代士人的尊严与地位，有时是超出今人想象的。而且，还要交待一个关键性的细节，梁惠王当时并非少壮，根据历代学者的考证，他与孟子相见之时已在暮年。在年纪差不多的情况下，一个白发苍苍的梁惠王，称呼同样白发苍苍的孟子为 “老先生”，又何谈 “斯文扫地” 呢？
梁惠王做梦也想不到，他 “错过” 的这两个小人物，日后在历史上写下了怎样的浓墨重彩，又会给魏国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孙膑围魏救赵，两次击败魏国，庞涓自杀，梁惠王的长子亦战死疆场。商鞅趁魏国之败，引兵来攻，用诈击溃魏国守军，夺取了战略意义极其重要的河西之地，逼迫魏国迁都大梁。这就是梁惠王向孟子发问的时代背景，他所求之 “利”，并非庸俗的物质追求，也不仅是开疆拓土的野心，更多源自 “愿比死者一洒之” 的复仇意志。
在足够的面子与真切的无奈面前，孟子仍然坚守着理性与原则，这恰恰是他思想的魅力所在。孟子身上有一种凛然的大丈夫气，也正体现在这种 “不妥协” 中。就与梁惠王的对话而言，尽管惠王是痛苦的、焦灼的，但这种孜孜逐利的逻辑，在本质上是无法成立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 在孟子看来，不是要否定“利”，而是不能把 “利” 作为治国的起点。当群体秩序建立在道义与规则的基础上，“利”是一种自然实现的产物；而当其建立在 “利”的基础上，则会导致激烈的纷争，在矛盾、倾轧与迫害中走向 “利” 的反面。儒家强调 “义者，利之和也”，指出要用 “义” 来统摄 “利”，这恰恰是实现 “利” 的根本方式。
在今天看来，孟子的 “义利之辨” 并非不容探讨，但在先秦文化背景中，这是儒家根本的道德追求与政治理性——无论顺逆得失，人不能游离于道德理性之外，更不能凌驾于道德理性之上，这也是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内涵所在。儒家强调坚守，将不变的人伦之道与治国之法建立为 “经” ——经者，常也，孟子的理性不是精致的利己，而是沧海横流中的清醒与不移，这份态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更进一步，孟子的坚持体现出他内在的民本立场。梁惠王求利复仇的核心方式是战争，而这恰恰是黎民百姓 “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 的根本原因。孟子游说诸侯，不是为了图谋高位，也不是要做贵族的 “帮忙”或 “帮闲”，他是要通过自己的呐喊与辩争，为乱世之中挣扎于生死线上的人民大众，追求最基本的生存底线，这也是孟子的 “人民性” 所在。那么，无论梁惠王的 “求利” 是否成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其代价都是人民的流离死伤。正因如此，孟子更要毫不犹豫地否定梁惠王。
智能变电站中，站控层相当于整个电网的控制层，其组成由主计算机、路由器以及一些人机交互的设备等。站控层的设置目的是对变电站进行检测以及控制，在发现险情时及时报警的装置，当变电站发生技术上的问题时，主计算机和这些人机交互的设备会在第一时间记录下电能交换时产生的异常，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处理，反馈给控制中心，给上一级的变电站提供解决问题和应对措施的信息。
尊重道德理性，坚守民本立场，这是 《孟子见梁惠王》 中基本的价值逻辑。这一逻辑超越了面子与人情的羁绊，也超越了读书人与君王的地位之别，因而体现出一种普遍的悲悯与尊严。这份情怀不仅属于孟子，也是儒家传承千古的文化立场——如果说，那些铮铮铁骨的读书人能够成为中国历史的脊梁，来自孟子思想的滋养与启示，实在是不容忽视的。
（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章太炎黄侃研究中心主任/责编 王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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