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金融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进展探讨——兼论“三位一体”碳金融支撑体系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研究进展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体系论文,低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内外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进展
(一)国外低碳经济研究现状
1.低碳经济研究概况
“低碳经济”的概念首次出现在英国政府于2003年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一书中，英国政府同时在该白皮书中宣布“到205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60%，进而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国家”的总体目标。低碳经济概念由此而诞生，并逐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后，有关“低碳经济”的研究和议题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其研究重点也逐步突破了原先较为单一的围绕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研究，向更为具体的如何剖析低碳经济内涵本质，更好地发展低碳经济，如何在低碳经济这一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等低碳经济落脚点的关系问题。
2004年12月，第10次缔约方大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2005年11月，第11次缔约方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2006年11月，第12次缔约方大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再次发布了由斯特恩教授牵头于2006年完成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报告，该报告对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做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估。
2007年12月，第13次缔约方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后京都”问题，即《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到期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随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产生了“巴厘岛路线图”，决定在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安排举行谈判。
自从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制定之后，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以及气候变化引致的全球气候危机，低碳经济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迅速传播。
2.碳排放权研究
碳排放权研究主要是与低碳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衍生而来，并围绕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和交易方案设计、碳排放权模型，以及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体系和风险而展开的。
(1)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和交易方案设计
环境问题外部效应内部化的经济学理论最早以庇古税(Pigou,1946)和科斯定理(Coase,1960)为代表。其后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二是排污权的交易。碳排放权问题则由排污权交易研究衍生而来。
排放权分配方式主要包括免费的配额分配和拍卖两种方式，Parry Pizer(2003)的研究认为，拍卖的方式更具效率性，且可以实现公平竞争，但缺点是拍卖方式的实施会遇到排放主体的强大阻力，显然其可行性将会大打折扣。Cramton，P.和S.Ken(2002)也列举了实施免费分配的诸多弊端：一是免费分配的不公平性①，二是排放权赠送会降低企业的竞争意识。关于排放权交易方面，大量研究证明在各种减排方式中，排放权交易的减排成本最低(Montgomery,1972)。Laffont(1986)运用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同样证明了科斯定理解决环境问题的合理性，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初始排放权分配问题却成为了国家之间实施国际排污许可证交易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减排温室气体经济利益的冲突和调和。
(2)碳排放权模型的研究
有关碳排放权模型的研究，最为著名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平等人均权利模型。这类模型根据采用的时间和人口基准的不同可分为三种：一是当代人平等权利方法(Grubb,1989,1991; Bertram,1989,1992; Epstein & Gupta,1990; Agarwal & Narain,1991)；二是世代公平模型(Fujii,1990; Ghosh,1991; Meyer,1992)；三是过渡性平等主义分配模型(Welsch,1993; Byrne,Wang,Lec & Kim,1998)。
第二类是自然债务模型。该模型是由Smith，Swisher和Ahuja(1993)提出。该模型认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谈判必须考虑一个国家能够支付的可用资源，要将碳排放权所遵循的公平问题分为支付能力和基于累积人均排放的责任指数两部分。
第三类是基于文化观点的分配模型。Janssen和Rotmans(1995)所提出的模型将各地区CO[，2]排放的历史责任和分配未来排放权的政策目标相结合。
第四类是能源需求模型。该模型是由Benestad(1994)基于Rawls的平等主义原则和差别原则以及纠正不当的不公平性原则所提出的。
由于资源的可得性不同，资源分布对人们的影响不同，该模型认为，权利和收益的分配不仅发生在现在看到的各国之间，而且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我们对于后代的责任，对于环境的责任都应当考虑。
(3)碳排放权交易的价格体系和风险研究
价格是市场体系的核心要素，是调剂市场供需的有效机制，围绕“碳排放权”而展开的价格机制和风险研究也就成为低碳经济研究的核心层面。
Fehr和Hinz(2006)考虑长期和短期减排方法对碳价格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价格与预期长期燃料价格和预期排放减少量显著相关，是影响价格的核心驱动器，而其他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很小。Eva Benz和Stefan Truck(2006)的研究则发现用制度转换模型可以很好地对欧洲碳排放场外市场CO[，2]现货价格进行模拟。Rickels等(2007)认为，只要市场把碳排放权配额看作稀缺的投入要素，能源价格和天气变凉就是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Alberola等(2008)研究认为，除能源价格和极端温度外，EU ETS涉及的燃料、造纸和炼铁三部门的生产情况也会影响碳价格。Beltratti等(2009)则通过欧盟第一交易期的经验研究发现碳配额供给影响碳排放权价格。Hintermann(2009)的研究指出，影响碳排放权配额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企业对冲受处罚风险的概率，而不是边际减排成本。Daskalakis等(2007)的研究认为，欧盟第二期EUA价格飙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而EUA价格的上升是风险溢价的表现。其后，Daskalakis等(2009)再次基于欧盟能源交易所的EUA价格数据，构建相应模型研究了CO[，2]排放许可价格，并分析了碳交易衍生品的价格波动行为。
Frank De Jong(2002)研究了PT(Permanent Transitory)模型和IS(Information Share)模型对价格发现的贡献，结果发现这两种方法联系紧密，尤其是IS(Information Share)信息份额模型，考虑了每个市场价格中信息的波动性。Eva Benz和Jordis Klar(2008)采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碳金融定价的问题，并结合PT(Permanent Transitory)模型和IS(Information Share)模型对欧洲碳排放权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进行了分析。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现货市场与衍生品市场之间的价格发现关系，但未能利用现有交易数据实证演示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衍生品与现货的数据关系和波动情况。
而关于碳排放权交易价格风险方面的研究，Mansanet-Batalle(2007)利用2005年碳交易的OTC远期价格，考察了能源价格和天气因素对碳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能源价格和天气因素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碳价格的剧烈波动。Chevallier(2009)则通过引入GARCH模型研究了EU ETS碳期货合约收益率和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Rotfu(2009)运用EU ETS的高频数据对价格形成和波动进行了分析，发现EUAs市场活动在整个交易日并不是恒定的，而是呈现出剧烈的波动。Seifert等(2008)根据随机最优控制理论建立了一个随机均衡模型来研究EU ETS价格波动的特点，并基于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结果对欧盟碳市场的碳配额现货价格进行了详尽的数量分析，发现当交易期临近时，碳配额价格会有一个急剧的上升。据此他们认为，碳价格变化过程并不服从季节性模式，而是呈现出时间—价格的相异波动结构。
(二)国内低碳经济研究现状
1.低碳经济、绿色经济与循环经济关系研究
关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表明，研究三者之间关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类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
较为典型的如，杨志和张洪国(2009)的研究认为，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改变当今“高碳经济发展”时代向“低碳经济发展”时代迈进最具有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方式；而“循环经济”作为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典型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即使在“低碳经济发展时代”，也是能有效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绿色经济”作为应对以“高碳”为主要特点的传统工业化时代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灰色经济的一种最为适合人类生存的“生态经济”，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而“循环经济”恰恰是世界各国构建和发展这种“绿色生态经济”的最适宜方法，或者说是实现这种“绿色生态经济”最有效的路径。显然，人类各项经济活动也正在走向以“低碳为核心”的“绿色经济”时代。那么，该如何向这种“绿色经济”过度？杨志和张洪国(2009)的研究指出，除了要构建以“低碳”为主的经济结构，加速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崛起，以及尽快实现能源产业的清洁绿色之外，还需要整个制造业特别是资源密集型加工业，全面推广和实施更为有效的循环经济生产方式。
方时姣(2009)的研究指出，低碳经济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是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其研究认为，低碳经济是目前最可行的，而且是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最佳形态。而发展绿色经济的宗旨是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粗放型的非持续性经济增长方式向“能源利用效率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低碳经济是绿色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
与此同时，其研究还深入分析了低碳经济发展与循环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发展低碳经济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选择，反过来，发展低碳经济又会对循环经济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发展循环经济要求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两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
崔大鹏(2009)在其《低碳经济漫谈》一文中指出，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内涵较为宽泛，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外壳”。循环经济侧重于废物的减量化和再利用，可以认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或者说方法论；而低碳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它是“可测量”的，从操作层面来看，低碳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碳排放权研究
有关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国内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理论、碳金融交易的研究较多地以整体和宏观的战略角度进行考察。对碳排放权的分配机制问题的研究存在三种倾向：第一种是按人口指标，遵循公平的原则来分配碳排放权；第二种是按GDP指标，强调依据效率原则来分配碳排放权；第三种是按人口和GDP组合指标分配。显然，第一种机制对发达国家有利，第二种机制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而第三种混合分配机制因兼顾了公平和效率，较容易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接受。徐高玉(1997)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温室气体历史排放的累积效应，因此在探讨碳排放分配机制时应考虑各国的历史排放情况。
陈文颖和吴宗鑫(1998)率先提出了考虑公平和效率的碳权混合分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全球碳权交易情况进行了模拟。此外，他们还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不同碳权分配机制对全球碳权交易收益的影响。刘伟平和戴永务(2004)对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研究进展、碳排放权交易中各国初始碳排放权的合理配置问题，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重要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述评。杨红强和张晓辛(2005)的研究则认为，中国在参与国际碳贸易时应争取更多的技术和资金上的资源，要在谈判中充分考虑碳贸易与本国环境保护协调机制的平衡发展。
此外，陈文颖等(2005)进一步指出，如果根据“两个趋同”的分配原则，中国可以实现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前不承担绝对减排义务，但是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考虑大量的与优化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相一致的减排对策与措施。岳杰等(2009)引入期权理论，结合企业内部碳交易机制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碳排放初始分配的定价策略问题，其出发点是希望得到相对合理、完整的期权定价模型，从而达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风险的目的。杨志(2009)的研究认为，碳交易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引领节能减排、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中，碳市场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国急需站在全球金融战略的视角积极参与碳市场的构建，研究碳市场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在参与碳排放交易中的话语权。
有关碳排放权交易及价格风险文献，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对此展开了研究，戚婷婷和鲁炜(2009)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公共因子模型对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进行了分析，并使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对公共因子模型的实证结果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期货市场在价格发现中起主导作用。于海东等(2010)分析了环境金融产品定价差异产生的原因，并给出环境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研究得到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环境金融产品定价差异有助于提高环境金融市场的定价效率。魏一鸣等(2008)，郭福春和潘锡泉(2011)鉴于Alberola等(2008)研究的不足，从非线性视角提出了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波动及风险存在性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些依然局限于对EU ETS碳排放权现货或期货价格波动及风险性研究②。
二、国内外关于碳金融的研究进展
(一)碳金融与环境金融方面
金融是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发挥着巨大的调控和支撑作用。因此，为实现经济与社会朝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推进，也即“低碳经济模式”转型，金融业必须给以创新性的支持。如果说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那么如何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便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此国际组织和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在环境保护方面应有的功能，并提出了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金融”概念。
Jose Salazar(1998)最先提出环境金融的概念，指出，环境金融是链接金融业和环境产业的有效桥梁，并通过进一步分析金融业和环境产业之间的差异性，提出了寻求通过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金融创新方式。Eric Cowan(1999)根据“环境金融”作为环境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交叉学科这一特殊性，探讨了如何发挥资金在发展环境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资金融通途径。Marcel Jeucken(2001)则分析了金融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强调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在环境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分为四个阶段：抗拒阶段、规避阶段、积极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Sonia Labatt和Rodeny White(2002)在其著作《环境金融》中深入探讨了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给金融系统及相关金融机构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进一步论述了金融创新与环境的关系以及金融业如何进行环境风险评价等相关问题。
相较于国外而言，国内对“环境金融”的研究起步相对迟缓一些，而且国内学术界更倾向于用“绿色金融”来表示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惠东旭(2002)、熊学萍(2004)从绿色金融内涵及必要性、孙洪庆等(2001)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刘丽巍和翁清云(2010)从绿色金融支持环境保护手段——绿色信贷等角度进行了探讨。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也同样沿用了国外“环境金融”概念的提法。张伟(2005)梳理了环境金融相关理论，从金融对环境保护的支持机制的角度介绍了政策性金融和金融产品创新对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王卉彤(2008)在引入国外环境金融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定量实证研究的方式，从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和金融产品两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探索气候变化挑战下的中国金融创新之路。显然，随着“绿色金融”、“环境金融”等的兴起与发展，人们逐渐开始用更加具体的“碳金融”来表述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
(二)国内外碳金融研究内容
针对碳金融的研究，国内外主要出现过三次热潮。第一次是有关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研究，为碳金融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IPCC在1990年发表了《第一次评估》报告，确认了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基础，也掀起了第一次研究热潮。第二次研究热潮是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议定书》开启了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时代，相应地人们对碳金融市场问题的研究给予了关注。第三次热潮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从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与国际金融体系失衡的视角分析危机根源，并开始研究碳金融支持低碳经济的机制。
纵观现有研究，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引起的世界经济转型背景下，关于碳金融的研究更为突出。总体而言，国内外关于碳金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碳金融内涵的研究
碳金融是随着低碳经济的兴起而出现的一个全新的金融概念，目前碳金融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世界银行认为：碳金融是指提供给温室气体减排量购买者的资源，这里碳金融仅仅涉及碳排放权，定义显然过于狭隘。拉巴特和怀特(2007)在《碳金融：气候变化的金融对策》一书中深入探讨气候变化以及环境恶化给全球产业体系、金融机构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对碳金融的界定比较宽泛，认为碳金融代表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探讨与碳限制有关的财务风险和机会，预期会产生相应的基于市场的工具以及用来转移环境风险和完成环境目标。《碳金融杂志》则认为，碳金融是指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解决方案，具体包含了碳金融市场、低碳金融服务机构、碳金融产品、碳金融政策等一系列必须要素，这些要素创新性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碳金融体系，为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后果以及灾后灾害管理提供一个高效、低成本途径。而目前较为认可的碳金融内涵界定，主要是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
2.对碳交易市场及其交易机制和发展策略的研究
目前，碳交易市场机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基于配额的交易，另一类为基于项目的交易。基于配额的交易主要是买家在“限量与贸易”体制下购买分配的减排配额，而基于项目的交易则是买家向可证实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标准减排额。《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碳交易机制，分别为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ET)和联合履约(JI)。IET、JI和CDM都是把碳排放权定量化，即建立碳信用，容许进行市场买卖和交易，引导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以最低成本实现减排。
除此之外，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还有另外一个强制性的减排市场，也即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这是帮助欧盟各国实现《京都议定书》所承诺减排目标的关键措施，并将在中长期持续发挥作用。
拉巴特和怀特(2005)研究了金融市场和工具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碳市场的运作模式。郑爽(2008)分析了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和CDM市场及交易特征，并据此提出了如何提高中国碳市场竞争力的政策建议。曾刚等(2009)对国际碳金融市场的现状、问题及发展前景进行了系统梳理。鄢德春(2010)分析了基于清洁发展机制的中国碳金融发展战略。初昌雄(2010)分析了中国碳金融发展现状与发展策略，指出中国应在碳金融领域增加主动权，尽快接轨国际碳交易。陈露和张贻军(2009)则提出了发展碳金融市场，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从低碳直接融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低碳间接融资三类来建设上海低碳金融市场。刘华和郭凯(2010)从国外碳金融产品角度分析了碳金融产品的特征以及其对低碳经济的作用机制。尹应凯(2010)提出了“国际碳金融体系”的概念，从“碳治理—碳交易—碳服务—碳货币”四个层次研究国际碳金融体系构建中的中国策略。
3.对碳货币的研究
从货币历史发展来看，一国货币要发展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国际储备货币，一般需要遵循“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路径。因此，一国货币与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计价结算的货币捆绑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而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壮大，碳货币的概念也逐渐清晰，早在2006年，时任英国环境大臣的David Miliband就提出了个人碳交易计划的设想。2009年7月，韩国开始在全国家庭和店铺等非生产性单位，全面开展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二氧化碳储值卡”计划，储值额可以作为现金使用，也可以用来缴纳物业管理费，或兑换垃圾袋、交通卡、停车券等。随着世界各国参与碳交易市场程度的提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碳交易提升其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促进本国货币跻身于世界主导货币行列。
国内方面，王颖和管清友(2009)、蔡博峰和刘兰翠(2010)等探讨了在低碳能源和低碳技术的计价以及国际结算方面碳信用的国际货币性质。尹应凯(2010)提出中国的碳货币策略由“对内实行人民币与碳相关产品的计价结算绑定、对外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低碳化改革”两部分组成。碳货币可能会让二氧化碳排放权成为继黄金、白银、美元之后的另一种国际货币基础，将“碳点”货币发展为一种新的超主权货币，在此基础上研究国际货币多元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会成为国内外研究的方向。
4.对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服务的研究
银行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枢纽，已不只是单单为社会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更发挥资源配置的独特作用(郭福春和潘锡泉，2011)，因此，正如郭清马(2010)所强调的，银行参与碳金融业务，对于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金融机构仍然以银行融资为主导的现实条件下，推动我国银行业积极参与碳金融业务，既是应对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也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服务是一个普遍也较为成熟的碳金融业务创新，旨在为碳交易提供中介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和发展其他业务，主要包括从碳交易中介服务发展到碳信用单位③的自营活动、开发与碳减排相关的理财产品和碳金融产品、参与和独立创建碳基金等。国外较为典型的开展此类碳金融服务的银行如英国标准银行、荷兰银行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国内方面，商业银行围绕碳金融服务以及以此为基础设计和开发出的与碳排放权相关的碳金融理财产品和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极为丰富。王卉彤(2008)从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视角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建立健全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唐斌和薛成容(2008)认为碳金融是商业银行“寓义于利”新社会责任观的显著体现，银行要在项目实施的每一个环节，包括风险识别、产品设计和责任营销，等等，均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理念。王留之和宋阳(2009)探索性地提出了银行类碳基金理财产品、以CERS收益权作为质押的贷款、融资租赁、保理、信托类碳金融产品、私募基金、碳资产证券化和碳交易保险等八项创新建议。王元龙(2009)则指出，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的风险较大，除了面临基本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等，甚至还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邵伟(2010)从碳银行业务创新、业务管理等角度介绍了国外已有的经验。阎庆民(2010)认为，“低碳银行”只是“低碳金融”的一个主角或者副导演，不能替代低碳货币、低碳证券、低碳保险、低碳基金、低碳衍生工具的作用与功能。
5.对碳金融体系构建的研究
碳金融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有关碳金融的研究最终都是要以如何构架合理的碳金融体系支撑本国经济的发展为归宿，显然，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Janelle Knox-Hayex(2009)指出碳交易需要碳金融支持，需要构建碳金融市场，初步提出了构建碳金融体系的设想。汪淑敏(2009)探讨了构建我国碳市场体系框架的构想，张茉楠(2009)、杜莉和韩丽娜(2010)提出构建涵盖碳排放权定价和交易体系的建立等市场微观层面，金融体系的信贷、保险、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等中观层面，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层面的碳金融框架体系，其研究认为，发展低碳金融，应当建立包括碳基金、低碳贷款、低碳保险、碳金融市场及碳交易机制在内的一系列创新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宋帅和王裕胜(2010)提出了搭建交易平台、创造稳定的制度环境，培育参与主体，创新金融产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构建国际碳货币体系来构建我国的碳金融体系建议。刘庆和刘彤(2010)从供求两方分析构建碳金融体系的必要性，指出中国加强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周卫峰(2010)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碳金融的特点和方向，以功能金融理论为指导，从构建碳金融市场体系、组织体系、产品体系和政策体系出发，对我国碳金融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汪陈、金利娟和何圣财(2010)提出构建创新型金融支持体系，解决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李凯风(2010)指出中国碳金融的发展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系统学的高度把碳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放到国家战略发展的层次，从碳金融环境体系、碳金融调控体系、碳金融监管体系、碳金融组织体系、碳金融市场体系、碳金融业务体系和碳金融工具体系7个子系统来构建我国的碳金融体系。穆岩峰(2011)参考系统工程的三维结构模式，从组织维、产品维和政策维三个维度上构建了碳金融体系分析框架。显而易见，碳金融体系构建已成为当下低碳经济及碳金融发展的聚焦点，也为我国夺取低碳经济发展制高点提出了新的视角(陈柳钦，2010)。
三、金融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三位一体”碳金融体系构建
低碳经济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将低碳经济与金融支持有机结合起来，以金融支持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以低碳经济的发展为机遇，大力发展低碳金融，有效实现低碳经济和金融业的共同发展，势必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因此，在对国内外低碳经济及碳金融研究进展探讨的基础上，本文探索性地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三位一体”碳金融服务体系、碳金融市场体系与碳金融政策体系——相结合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可行的碳金融体系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 三位一体的碳金融支撑体系框架
图表来源：作者自绘。
上图表明，碳金融体系是由碳金融服务、碳金融市场及碳金融政策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三维有机结合的多元化完整逻辑体系框架，在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共同存在，共同发挥各自的效用。因为任何一维(市场、服务与政策)都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均不可能单独发挥其效用。碳金融产品，无论是推出的新型衍生品，还是传统的以碳排放权为出发点的碳信用，其交易离不开碳金融市场，而碳金融市场的交易又要以碳金融产品作为对象，离开了市场，产品无法交易，没有产品的交易，市场将不复存在。因此，碳金融市场包含了碳金融产品及其交易，碳金融产品渗入碳金融市场，发挥其作为交易对象的产品功能，两者之间相互渗透。当然，在市场中完成产品交易的进程中，也离不开碳金融服务体系的支撑，碳金融资金服务机构(银行业、碳基金等)、碳资产管理公司、碳信用评级机构、碳金融信息服务机构、碳金融保险服务机构、碳金融法律服务机构、指定经营实体(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等作为中介，为市场进行CDM项目交易提供中介服务和资金的支持，甚至直接参与碳市场交易，为市场能够顺利运转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而市场的运行则要依赖于完善而发达的金融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要使得碳金融产品、市场及其相关服务得以健康、持续地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还有不可或缺的一环则是国家、政府、金融机构等的政策支持和导向作用。这些碳金融政策可以直接指导金融机构开展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服务导向作用，又可以鼓励市场交易中碳金融产品、衍生品及其与碳排放权挂钩的相关理财产品等金融产品的创新，而这些产品的创新过程中又会提出对碳金融政策的更多需求和要求，以促进碳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出台和完善。这样一来，政策与产品创新之间形成了一种以鼓励支持和反馈为链条的互动效应。
此外，发展国际性碳交易市场，争取发展为全球碳资产管理中心，主要是碳交易中心、碳金融信息中心和碳金融创新中心，并通过与国际市场的充分交流合作，从整体上推进碳金融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项目和配额两种机制，推进期货、期权、互换等金融产品、商品和金融衍生品多层次发展。同时依托政府碳金融政策的支撑和银行、基金、保险等碳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的资金支持和中介服务作用，形成全方位的碳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多层次的碳金融市场体系和立体化的碳金融服务体系的三位一体的碳金融逻辑体系框架，共同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因此，通过碳金融市场、服务及政策这一三位一体的碳金融体系内部的互动，起到相互支撑和支持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运行机体。我们有理由认为，本文构建的以市场为基础、服务为载体、政策为导向的“三位一体”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体系框架，对中国现阶段金融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实现中国实体经济由“高碳型”向“低碳型”转型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价值。
注释：
①企业得到免费的排放权，这意味着企业对排放权范围内造成的负外部性不承担任何成本，而社会公众没有得到补偿，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②国内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数据的不可获得性俨然阻碍了国内碳交易及碳金融的创新发展。
③围绕碳排放权而衍生出的各类碳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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