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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5)01-0001-07
毛泽东不让提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经过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24年的艰难曲折和英勇奋斗，特别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后，才找到了指引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并通过七大党章确定了它的这一法定地位。
可是在建国后整个50年代党的文件和媒体中，几乎看不到“毛泽东思想”这个词。可以这样设想，如果不是毛泽东本人的要求，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1949年3月13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发言时，提出了他的一个新想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1](P259-260)这是毛泽东最初表达不让提毛泽东思想的意思。以后，“毛泽东思想”这5个字就很少出现了。
1951年7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党内理论家陈伯达为纪念建党30周年写了《论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毛泽东得知后认为不妥，指示：“不要用这个书名，我们中国同志不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我们要谦虚，我们执行的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2](P64)根据这一指示，此书英文版改名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其后国内再版，也改为此名。
1952年4月4日，毛泽东在批转中宣部的一份检讨报告时，肯定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3月24日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的文章，并要求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刊物《学习》杂志第4期转载此文。这篇经过毛泽东修改后再转载的文章，原题目中的“毛泽东思想”被删去，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这么一改，显然比原题目更加准确且扣题。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提纲草案作了两处修改：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还批道：“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3](P563)
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就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致中央候补书记兼政法委副主任彭真的信上作了批示，要求将学会章程和宣言中“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4](P192)。
1953年5月24日，毛泽东又在军训部长肖克报送经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纪律、队列3个条令草案的报告上批道：“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4](P238)
毛泽东不仅不让提“毛泽东思想”，甚至连“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提法也觉得不妥。1954年4月1日，他在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呈请批准毕业证件的报告上批道：“‘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4](P473)
毛泽东这一系列删除“毛泽东思想”的举动，终于引起中宣部的重视。1954年12月5日，中宣部向毛泽东呈报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该稿是这样写的：“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该稿实际上并未理解毛泽东之意，不让提毛泽东思想不是想表明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有何不同，而是要换成“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提法。中宣部忽略了毛泽东1953年5月24日的批示（这个给军队的批示可能未转发到中宣部）。于是毛泽东在该稿后加写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4](P623)
应该说，毛泽东加写的这段文字出现了笔误，上下句不合逻辑，也许是毛泽东太专注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提法了。果然，通知下发后，有的省委就最后这句话电询中宣部“毛泽东同志”是否为“毛泽东思想”之误。12月25日，中宣部复电称：“原文系同志，并无错误。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4](P624)这段解释虽然巧妙地偷换了概念，却是准确地表达了毛泽东的要求。此后，“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可以说在媒体上绝迹了。
如果说不提“毛泽东思想”，还可用“毛泽东著作”去替代，仍然没有否认毛泽东思想的法定指导地位的话，那么，党的八大则把这一法定条文也给取消了。会上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的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各代表的发言、民主党派的祝词和外国党的致词贺电，以及各类文件，均未提“毛泽东思想”一词。更重要的是，八大党章改变了七大党章“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的提法，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5](P821)。毫无疑问，这一修改不是没有原因的。
为何不让提毛泽东思想
七大党章确定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之时，中国革命尚处于民主革命阶段，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已发展得极为成熟，指导革命取得胜利是游刃有余，所以毛泽东对取得全国政权并不感到特别兴奋。他后来在1958年2月28日和7月22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就这样表白：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当毛泽东怀着惴惴不安的赶考心情进京后，他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坦率地承认：“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6](P1480-1481)
由此推断，不提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和全党对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毛泽东思想还缺少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这一重要组成部分。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践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面对全新的实践，毛泽东深深地感到仅凭过去搞民主革命的经验是不行的。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出版时，毛泽东就表示，《毛泽东选集》都是过去历史上的东西，还是要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当时所谓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也就是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始料未及的迅速胜利虽然使毛泽东兴奋异常，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的是一五计划只能照抄苏联而自己毫无办法。毛泽东一方面认为这种抄“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7](P117)。这种境况有点类似于土地革命前期，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尚未完全形成，全党只能走十月革命的城市暴动之路，毛泽东的思想是不可能为全党所接受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更何况毛泽东那时还不是全党的最高领袖。
苏共二十大揭露了苏联经济工作中的许多错误。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一些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开始认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时虽然产生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一些经济观点，但毕竟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经实践检验又能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还是初步的，还没有成为成熟的科学体系。我们从1956年的冒进、1958-1960年的大跃进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加上1977-1978年的徘徊，共20年经济停滞不前的事实中，可以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
还可以这样比较，在七大之前，毛泽东已经写出了大量的成熟的涉及各个方面的理论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不胜枚举，已经可以编成厚厚的3卷《毛泽东选集》。而七大到八大之间，只有一篇《论十大关系》还可以称得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著作。
对此，刘少奇后来有过非常坦率而透彻的解释。“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其子女愤愤地问他为什么在八大上不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平静地回答道：“八大不提，因为当时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方针政策还有待于实践检验，还不成为科学体系。因此经中央讨论毛泽东同志同意，八大党章上没写毛泽东思想。”[8](P420)虽然我们不知道中央讨论的具体情况，但刘少奇的表白无疑是真实的，从上节所述的毛泽东的一系列举动完全可以逻辑地得出这一结论。
不用说，不提毛泽东思想，也是毛泽东的谦虚谨慎所致。
早在1943年，同志们提出为毛泽东的50岁祝寿，并借此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闻知后即于4月22日致信中宣部副部长何凯丰，表示：“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9](P212)，何见，在毛泽东思想还未成为法定指导思想前，毛泽东就已经谨慎对待了。
1945年4月23日，在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七大上，毛泽东致开幕词时又明确表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10](P1027)在作政治报告时再次强调要“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10](P1097)。
七大后，党内又出现了拔高毛泽东思想的苗头。1948年8月13日，吴玉章校长致电周恩来，准备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的讲话中改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主义，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问这样说是否妥当。毛泽东于15日回电云：“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9](P303)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P1438-1439)中央还做出了禁止祝寿、禁止用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等六项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决定。
自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提出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特别是党取得全国胜利、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之时，党内外就一再出现了对领袖歌功颂德及推崇个人作用的现象。对此，毛泽东是十分警惕并严厉加以制止的。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致函湖南省委正副书记黄克诚、王首道：“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11](P529)
1950年5月20日和10月27日，毛泽东先后在沈阳和北京两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市中心和天安门前铸毛泽东铜像的报告上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11](P362)“只有讽刺意义”，“不要这样做。”[11](P621)
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就删掉宪法草案中称颂他的条文向政府委员解释道：“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4](P506)
同年8月6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秘书长转来的华南分局关于广东人大代表欲提请全国人大授予毛主席最高荣誉勋章的请示电报上批道：“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4](P528)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12](P60)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致开幕词时，以极其真诚的语言表示：“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5](P9-10)这句至理名言，无疑是他谦虚谨慎的真实写照。可以说，直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前，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始终是很谦虚谨慎的，他当然不愿意过分宣传毛泽东思想。
不提毛泽东思想，更是为了防止个人崇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避免重犯苏共神化个人的错误。
由于中国社会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个人高度集权领导制度所形成的个人崇拜风气的影响，尽管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警惕，个人崇拜现象仍难免不在新中国出现，诸如铸铜像、写条文之类。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逐步开始揭露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个人专断和严重破坏民主法制的错误。7月苏共清除了贝利亚，为批判个人崇拜扫除了障碍。9月10日，《真理报》发表文章，公开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此前8月12日，毛泽东已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13](P94)，“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13](P96)，“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13](P97)。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强调：“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12](P62)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仅1个月，《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讨论意见，于4月5日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中国革命的经验同样证明：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才能使我们党不论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国家建设时期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就。”“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当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八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应该说，该报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这一最重大的修改没有明确解释是最大的遗憾。不过，我们从字里行间中可以找到原因：这就是为了防止个人崇拜以加强集体领导。
报告这样指出：“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地执行。”[5](P87-92)邓小平的这些大段论述，实际上把不提毛泽东思想同吸取苏共教训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建设联系了起来，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个人崇拜的高度警惕。
不提毛泽东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1943年6月10日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再受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苏共的指挥，各党都是平等关系，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搞本国革命而不受任何约束，以本党领袖的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而不必顾忌什么戒律。因此，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完全是顺理成章且必须这样做的事。刘少奇在“文革”中对其子女曾这样说过：“七大提毛泽东思想有三条原因：(1)解放区分散，不能群龙无首；(2)为了反击蒋介石一个民族、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论调；(3)为了抵制第三国际教条主义指挥，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当时毛泽东同志水平最高，贡献最大，应该提毛泽东思想。”[8](P420)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时也这样说道，七大“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14](P10)。
1943年7月8日，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毛泽东）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然在此前一年间，“毛泽东主义”一词已在党的报刊上多次出现。如后方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军政学院教育长张如心1942年2月18、19日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文章《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晋察冀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晋察冀新华分社社长邓拓同年7月1日在其主编的《晋察冀日报》发表的文章《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等等。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提法，如“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等。那期间，到底用什么概念一时还定不下来。
1944年7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任兼《大众文艺》主编的肖三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文中建议用“毛泽东主义”来概括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战略策略以及工作作风这个体系。毛泽东对此建议毫无苟同之意，他从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统一的视角批评道：“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再搞一个什么主义。不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领袖都搞成另一个主义，日本党搞一个德田球一主义，美国党搞一个福斯特主义，这怎么行？我们就是一个主义，马克思主义。”[15]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各国共产党统一的思想理论，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同时，各党都有一个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以各党领袖的“思想”来命名这种结合体的思想结晶，作为马列主义的种概念，这样就既照顾了普遍性，有利于国际共运的统一，也重视了特殊性，有利于各党的独立自主。因此，毛泽东采纳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发言时，再次明确阐述了他的这一见解：“有人说，斯大林的思想之称为学说，不称主义，是斯大林的谦虚。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释为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并且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了两个主义。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1](P260-261)
然而时移事易，新中国一成立就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巩固新政权，建设新国家，新中国必须一边倒，同强大的苏联结盟，以获取其各方面的援助。因此，毛泽东在建国两个月后就立即访问了苏联。整个50年代，中苏两党尽管在斯大林、和平过渡、原子弹等一些问题上有理论分歧，但两党两国关系总的说来是良好的。中国诚心诚意向苏联学习，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64国共产党会议上一开始讲话就诚心表示中国支持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之首，同时中国也获得了苏联各方面的大量援助。
显然，在这个时候，不提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中苏两党都乐意接受的事。这样既推崇了苏共精神领袖列宁，也确定了中共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1954年9月15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就是这样讲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P554)
3个月后的12月19日，毛泽东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解释道：“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16](P387)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有人”，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时说：“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14](P11)无疑，不提毛泽东思想，有利于中苏两党两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各党都各立其领袖的思想为指导思想，在当时两大阵营严峻对立的形势下，显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帝斗争的。
不以毛泽东思想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不等于中共是苏共的儿子党，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更不等于把毛泽东思想弃置一旁。毛泽东仍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仍然要具体地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八大党章也含有此义，在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的同时，更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因此，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5](P821)。这一大段话实则隐含这样一个意思，作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会不断地得到发展的，党仍然必须坚持它而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摆布。邓小平在报告中也仍然坚决要求全党进行“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学习”[5](P102)。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始终重视如一，他后来在1962年9月18日给日本工人访华团还这样题词道：“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见《工人日报》1965-11-12）如此而论，毛泽东是决不会惟苏共马首是瞻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不让提毛泽东思想，八大改马列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与政治思想的原因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新中国整个50年代做出的这一重大决策是适时正确的。它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反帝的斗争，有利于新中国的巩固和建设，有利于党的各方面建设，而且还有利于启发全党的开拓创新精神，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大胆地探索与实践，以便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八大后，“毛泽东思想”一词出现的惟一例外是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建党37周年大会上的讲演几次提到。该讲演以《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为题刊登在他为总编辑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1960年元月16日，《红旗》杂志第2期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扬自觉的能动性》的文章再次提及该词。前文鼓吹大跃进，后文肯定大跃进，批判所谓的右倾冷风和国民经济消极平衡论，号召在一切部门继续大搞群众运动，鼓吹全面跃进。这一切虽然符合中央精神，但唐突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却未被中央首肯。就在同月12日，党中央批复了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的提法问题的请示》：“在青年中组织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较为妥当。不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提，以避免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误解为是两回事。”[17](P379)并仍规定报刊上只提“毛泽东著作”，不提“毛泽东思想”。此后8个月时间里，“毛泽东思想”一词没有在媒体上出现。
正式重提毛泽东思想，是在1960年9月。
这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号召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党中央和毛择东高度赞扬了这个决议。中央在批发该决议时指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18](P376)
9月30日，在建国11周年之际，《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红旗》杂志第19期也刊登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元帅的文章，题目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从此，“毛泽东思想”一词在媒体上大量出现。
至于重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那将是下一篇文章论述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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