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管理”、“计划生育”与“经济学”梁启超对其经济思想的翻译与解读_梁启超论文

“理财学”、“生计学”与“经济学”——梁启超的翻译及其经济思想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计论文,经济学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5)4—144—154

      英文学术术语直接中译或者借助日语转译并非是一个新的话题，这其中对于“Economy”(经济)与“Economics”(经济学)的中译也有很多前人的卓识。①我们从前人的成果中可以看出，确定“经济”与“经济学”的译名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其中的缘由并不简单，可以说是汇集了中外古今宏微观各种影响因素。而如果以知识人个体作为考察对象，即关注参与译名确定的主体译者，从微观角度考察翻译过程，似乎可以另辟蹊径。②在此，本文试以梁启超(1873-1929年)的选择过程作为个案研究。

      作为思想家的梁启超并不以经济学见长，但他以一本《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生计学”这一译语也在“Economics”的中译过程中显得独树一帜。并且，梁启超对于经济理论与政策界的热心也在其之后的两届财政总长就职中显现出来。本文基于之前的研究，③在“生计学”与“经济学”的文本分析中加入“理财学”，探析梁启超对于三个译词的处理与抉择，特别是梁启超所受到的严复的影响，以此论证知识人对于术语翻译的积极干预与“时代风潮”④的关系，看“生计学”是否可以超越“理财学”与“经济学”等“时代风潮”，而梁启超对于经济学术语的采用又可以揭示出其怎样的经济思想立场。

      文章先考察中国与日本对于三个译词的采用，以此作为梁启超所面对的“时代风潮”，然后根据具体文本分析梁启超的选择过程，之后简述梁启超可能的思想过程，以术语中译的分析回答经济思想史的“转化”与“调适”，或者“连续”与“非连续”问题。

      “理财学”、“生计学”与“经济学”之间：中国与日本

      根据叶坦、邹进文等人的梳理，Economics的中译主要有“富国策”、“理财学”、“计学”和“经济学”四个，⑤也有学者加入“富强”，⑥而之所以选择“理财学”、“生计学”与“经济学”作为“时代风潮”，还主要是因为从梁启超的角度来考虑，因为梁较少采用“富国”或者“计学”的说法。

      

      图1 中国采用的“经济”与“生计”

      资料来源：金观涛、刘青峰：“从‘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期139—189页。

      

      图2 中国采用的“经济”、“生计”与“理财”(1827-1930年)

      资料来源：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数据库。⑦

      根据对1833年至1915年中国古籍中词语使用频率的统计：在戊戌变法之前，“富强”是表达经济事物时较常采用的词语，“经济”一词在1902年左右大大超越“富强”成为常用词，并在1905年追随日俄战争的影响普及开来⑧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与“生计”存在此起彼伏的使用状况，其中1900-1905年以及1910年左右，“生计”的出现频率甚至超过“经济”。“经济”在民国立国之后，才呈现出明显优势。将检索时间延长到1822-1930年，也得到类似的结果(参见图2)。其中“理财”与“生计”的变化趋势比较接近，而在数量上稍逊。在对1833-1949年的期刊进行检索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⑨

      如果将检索的范围追溯到先秦典籍，得到的结果也非常具有启发性。依据中文习惯，不仅对“理财”、“生计”与“经济”，还对“理财之”、“生计之”以及“经济之”进行检索，以涵盖“理财之政”，“生计之学”或者“经济之器”等相关用语。其中，《四库全书》数据库采用的是文渊阁版本，收录自先秦至18世纪末的古籍，为官方认可，具有显著的官方色彩；而《中国基本古籍库》数据库选取了自先秦至20世纪初的1万种古籍，讲究版本，并考虑到与《四库全书》的关系，有重合，更多的是补充。与前者相比，收录了非官方的诸多典籍。这一官一民的典籍收录中，“理财”的使用频度差距是最小的，《四库全书》为《中国基本古籍库》的三分之一以上，“理财之”的使用频率甚至超过一半以上。这是否可以说明，“理财”是中国官方较为认可或者较常使用的一个词语。相比之下，“生计”竟然比“经济”的使用差距要小，而“经济”虽然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出现次数众多，但在《四库全书》中较少采用，使得官方与民间典籍中的采用频率差距高达80—85%。这与以往研究中对于“经济”的官方色彩认定似乎不符。当然，由于检索工具的限制，对于“经×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检索结果，而使得“经邦治国”、“经世济民”等词语并没有包括在内，这也许可以提供部分解释。

      

      在得到的文本中，“理财”出现的时间也明显比较早。在周朝卜商《子夏易传》卷八周易中就有：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而“生计”与“经济”则在汉以后出现，“生计”与今义差别不大，但“经济”则含义广博。在汉朝孔安国《尚书注疏》(附释音尚书注疏卷第四)中有“生计”：

      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

      在汉朝伏胜《尚书大传》(卷一上，四部丛刊景清刻左海文集本)中有：

      自古先贤巨儒，博考经济，垂世立教，或显达，未及其身，斯旌扬宜归于后。

      而“经济学”的连用则明显晚近了。在清朝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二，清同治刻本)的“陆耳山先生事略”一节中出现：

      先生自以蒙恩遇逾常格，不当以词臣自画，晚年益覃心经济学，尝取杜氏《通典》，马氏《通考》，合以本朝会典，凡食货农田盐漕兵刑诸大政，皆审其因革利弊，口讲手缮之未就而卒。

      在典籍中，较早对于“经济学”译语的系统考虑应该要属严复在1901年写就的《译斯氏〈计学〉例言》：⑩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

，自严复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

      谓计学创于斯密，此阿好者之言也。夫财赋不为专学，其散见于各家之著述者无论已。中国自三代以还，若《大学》、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记》之《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之《食货志》，桓宽之《盐铁论》，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虽未立本干，循条发叶，不得谓于理财之义无所发明。至于泰西，则希腊、罗马，代有专家。而斯密氏所亲承之师友，若庚智仑，若特嘉尔，若图华尼，若休蒙大辟，若哈哲孙，若洛克，若孟德斯鸠，若麦庚斯，若柏抵，其言论謦欬，皆散见于本[斯密《原富》：作者注]书。而所标重农之旨，大抵法国自然学会之所演者，凡此皆大彰著者也。独其择焉而精，语焉而详，事必有征，理无臆设，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顽。则自有此书，而后世知食货为专科之学。此所以见推宗匠，而为新学之开山也。

      严复详细讲述了为何将“Economics”译为“计学”，认为“计”，其义始于治家，与希腊语原文中的“eco”契合，并且可以从家计引申为国计，意义广泛，伸缩自如。他还梳理了自《大学》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典籍，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出现经济学的专业门类，但也有诸多贡献。当然，经济学的专门化还要归功于亚当·斯密。严复在论述过程中，先后使用了“计学”、“理财”以及“食货”等来指称经济学。这不仅显示出其对国学的深入理解，而且也表现出当时中国社会对于“Economics”的众多翻译可能性。严复的这些语句在其后梁启超的选择过程中也有体现，可以看出严对梁的影响。

      提到“经济”与“理财”的来源时，严复提出“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认为“经济”是日本译语，而“理财”源于中国。日译“经济”与“经济学”的考察(11)似乎已定音，但是对于“理财学”还可能需要商榷。一般认为，“理财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替代具有较多价值取向的“富国策”，但“理财学”从何而来？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一中提到日本的“理财学”：

      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谓讲明道义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文学科。

      其书成于1887年，并先后请李鸿章和张之洞过目，而广泛印发是在1895年。自1896年开始，出现众多以“理财学”命名的书籍与报刊专栏。例如“1896年李佳白的《理财论》，1900年戴乐尔的《理财节略》，1901年李士德的《理财学》，1902年稽镜译述的《理财学纲要》，作新社译的《商工理财学》与杨廷栋的《理财学教科书》，1903年吴启孙译的《理财学讲义》等”。(12)在官方公布的章程(例如《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和法令(例如《大清光绪新法令》(1908年))中，经济学都统一使用“理财学”的名称。这样，似乎可以在《日本国志》与众多中国的“理财学”应用中找到时间的契合点。严复在1901年写作《译事例言》时，是否也是看到了这些应用，而且也因为之前对于传统典籍的熟稔，“理财”是否已经深入其心，故认为“理财学”为中译。

      同时期的日本正处于“经济学”与“理财学”胶着期。“经济”的译语自江户时代就存在，但从明治前期开始，大学等研究机构却对“经济”敬而远之，纷纷采用“理财学”代替“经济学”，呈现官方“经济学”，民间“理财学”的局面。直至1920年(大正九年)“大学令”才一纸令下，大学学部统一改为“经济学”。不仅如此，官方甚至也受到民间的反作用，在原大藏省(今财务省)中有“理财局”的部门设置，而半官半民的东京商工会议所中直到1954年(昭和29年)仍使用“理财部”的名称。直到今天，日本有些地方的商工会议所还在沿用“理财部”的旧称。(13)

      在1881年东京出版的专业词典《哲学字汇》中，“Economics”被译为“家政学”或“理财学”。在《庆应义塾百年史》中有关于福泽谕吉在1890年建校时，执意采用“理财学”为学科名称的记载，而同时具体科目设计中却使用了“经济学原理”与“经济学诸派概论”等名称。(14)同时代的东京专修大学、明治大学以及东京大学都有采用“理财学部”或者将“经济学部”改为“理财学部”的作法。之所以改“经济”为“理财”，还是因为重实用，反官方的干预政策。学术界认为“经济学”是政府用语，而“理财学”更具有自由主义色彩，更加学术化和民间化。(15)

      “理财学”、“生计学”与“经济学”：梁启超的选择

      当梁启超因为变法失败而游历于中国与日本时，身处的正是一个两国都在吸收西学、两国的知识人都希望通过介绍西学西典启蒙国人的阶段。由于经济学在追求国家富强中的重要地位，梁启超在日本创立以“新智识之杂货铺”为宗旨的《新民丛报》时，就从1902年第七号开始连续七回连载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而将“Economics”译为“生计学”也自此而始，并贯穿于之后梁启超的思想中，也影响了中国学界的译语。

      在之前的研究中，梁启超对于“经济”与“经济学”译语的选择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分别为：(16)

      一、摸索期：1902年5月为止

      二、“生计”期：1902年5月至1906年3月

      三、“经济”期：1906年3月至1910年2月

      四、“生计”回归期：1910年2月至1912年10月

      五、“生计”与“经济”并用期：1912年10月至1920年10月

      六、超克期：1920年10月以后

      这与通过梁启超的著作进行检索得到的结果类似(参见图3)。如果再与梁启超的生活分期比较，可以看出这其中在日本的生活与学习对于这个选择过程的影响力。梁启超的平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7)

      第一阶段：康有为为师至戊戌变法(1890-1898年)

      第二阶段：日本亡命至辛亥革命(1898-1911年)

      第三阶段：辛亥革命至去世(1912-1929年)

      其中，选择译语的前四个阶段基本都身处日本，而其思想的波动也反映在译语选择的不定性中。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立场逐渐稳定，并在晚年超越这些限界，游刃有余了。

      

      图3 梁启超采用的“理财”、“生计”与“经济”

      资料来源：森時彦、「生計学と経済学の間」(生计学与经济学之间)『東方学報』2000年第72冊503—523頁；金观涛、刘青峰：“从‘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期139—189页；作者整理。

      在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之前，梁启超采用了包括“富国学”(《变法通议(二)》1897年6月)、“资生学”(《论学日本文之益》1899年4月)以及“商学”(《论商业会议所之益》1899年7月)等多种译名，但更多采用的还是“理财学”与“经济学”。例如，在《西学书目表后序》(1896年)中，他同时使用了“富国”与“理财”：

      生众食寡，为疾用舒，理财之术尽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富国之策备矣。

      在《戊戌六君子传》(1899年1月)中有明确的“经济科”的说法：

      初请更文体之疏，既交部议，而礼部尚书许应骙，庸谬昏横，辄欲驳斥，又于经济科一事，多为阻挠。

      这些混用在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后都归结为大量的“生计学”以及少量的“经济学”。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例言七则”中，梁启超明确指出自己选择“生计学”的理由：

      兹学为今世最盛之学，其流别最繁，其变迁最多，其学科之范围之广，其研究之方法最殽。非专门名家，莫能测其涯矣。浅学如余，安足语此。尝请侯官严先生论次其大略以诏后学，先生方从事他业，未能及也。而方今新学将兴，兹科理想，尤为我邦人所不可不讲，是用不揣梼昧，叙其梗概，聊当菅蒯为椎轮云尔。

      兹学之名，今尚未定。本编向用平准二字，似未安。而严氏定为计学，又嫌其于复用名词，颇有不便。或有谓当用生计二字者，今姑用之，以俟后人。草创之初，正名最难。望大雅君子，悉心商榷，勿哂其举棋不定也。

      论首为发端一篇，本与学说沿革无关，但我国人今尚不知此学之重且要也，故发明其与国种存灭之关系，冀启诱学者研究之热心云尔。

      篇中人名及学理之名词，依严书者十之八九。间有同异者，偶失检耳。

      梁启超首先点明了自己撰写经济学说史是受到严复的影响，因为严无法顾及，才代笔从述。而因为经济学译名未定，自己原用“平准”二字，但严复使用的是“计学”，而这二字使用不便，暂且使用“生计”，待后人商榷。梁启超不仅对于《原富》的开创性赞赏有加，也深受严复《译事例言》的影响，按照严复的思路展开。但是，虽然他声明“篇中人名及学理之名词，依严书者十之八九”，反而在最显著的书名中选择了与严复不同的译法，以“生计学”代替“计学”。之所以如此，他在之前的“读者问答”中有详细的解释。

      梁启超受严书影响的另一个证明在于：他也同样认为经济学源于日本，并且初期使用“经济”时都不厌其烦地加上“日本译”的注语，而对于“理财学”则从未标注，应该与严复相同，认为出于中译。

      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年2月8日)中，他自然而然地使用了“理财学”：

      六曰亚丹·斯密(Adam Smith，英国人，生于一七二三年，卒于一七九○年。)之理财学。泰西论者，每谓理财学之诞生日何日乎？

      而在使用“经济”或者“经济学”时，则多次标注日本：

      以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盖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争也，非属于国家之事，而属于人群之事；非属于君相之事，而属于民间之事；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用日本名，今译之为资生)之事。(《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年10月15日)

      要之，二十世纪世界之大问题有三：一为处分中国之问题，二为扩张民权之问题，三为调和经济革命(因贫富不均所起之革命，日本人译为经济革命。)(《〈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901年12月21日)

      四曰生计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自由)。(《论自由》1902年5月8日)

      梁启超定着于“经济学”，转折于1906年与《民报》的论战：

      此大我之普通性，即人类所以能结为团体之原因也。(小野冢博士言，国家所由起，根于人类之普通性。而览博士言，国家社会之最高原固根于自我之自由活动。其所谓自我者，谓人类共通之大我也，与佛学之华严性海相合。他日更详细介绍之。)荀子以义为能群之本原，洵批隙导款之论矣。其“富国篇”所论，由经济的(生计的)现象，进而说明法治的现象，尤为博深切明。谓离居不相待则穷，故经济的社会，为社会之成始。谓群而无分则争，故国家的社会，为社会之成终。其言争之所由起，谓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欲者经济学所谓欲望。(德语之Begierde英语之desire)欲多而物寡，即所谓欠乏之感觉。(德语Empfindung des Mangels)而欠乏之感觉，由于欲恶同物，人类欲望之目的物，如衣食住等大略相同故也。荀子此论，实可为经济学社会学国家学等之共同根本观念也。(《中国法理学发达史》1906年3月25日)

      在上文中可以看到，梁启超是“经济”与“生计”并用，而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之所以这样做，是否因为论战的听众主要为国内外的青年读者。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必须要使用已经逐渐成为“时代风潮”、为青年人更加耳熟能详的“经济”。(18)不仅如此，在之后的几篇论战文中，梁启超也多采用“经济”，而非“生计”。

      但是，“生计”并非寿终正寝，在1909年开始的清朝预备立宪活动中，梁启超又开始频繁使用“生计”。在《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1910年11月2日)中，梁启超写道：

      企业二字，乃生计学上一术语，译德文之Unternehmung，法文之Entreprise。英人虽最长于企业，然学问上此观念不甚明了，故无确当之语。

      对于“生计”的使用不仅仅在于梁启超一人，例如严复在《法意》(宣统元年本1908年)中也在使用：

      非曰君主之国必无生计之经商也，顾以其形质言非所以劝进是业者也，亦非曰民主之商必不致珍奇之货物也，顾如是之业与其法度实不相谋。

      第五章 生计商业之所以成

      图1中，在1910年左右也确实出现了“生计”的使用频率超过“经济”的小高峰。这不仅仅是梁启超一人的“回归期”，是否可以成为与预备立宪运动相应的一个“时代风潮”的回归？

      自1920年梁启超着笔《清代学术概论》，他对于中西学问的贯通已经超越了学习的境地，而游刃于两者之间了。在结语中，他对经济学有这样的概述之语：

      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道之，而清代之启蒙、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此派所揭橥之旗帜，谓学问所当讲求者，在改良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故其论点，不期而趋集于生计问题。而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二千年来生计社会之组织，亦蒙此种理想之赐，颇称均平健实。今此问题为全世界人类之公共问题，各国学者之头脑皆为所恼。吾敢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试验场，而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实有最大之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其对此问题应付最大之任务。

      至此，梁启超的译语选择是否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他之后的应用多以“经济学”为主。图4勾画出他在“经济学”译语的“时代风潮”中的应对。他摒弃了被认为是中国旧译、或者有官方色彩的“理财学”；虽不敢确定，但一再使用“生计学”作为对传统的一个集成；1905年日俄战争成就了“经济学”译语在中国被广泛接受，而梁启超的反应似乎有些迟钝，但最终的超越也是多数国人无法企及的。当然，如果将“经济学”的最终确定时间定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19)那么梁启超则是时代的先行者了。

      

      图4 梁启超的选择

      

      图5 “Economics”的中译：“时代风潮”与梁启超的选择

      在1902年决意用“生计学”之前，梁启超也如同当时中国的“时代风潮”一样，广泛采用了各种可能的译语。这些译语的来源不同，或中或日，或者借用，或者自创，但梁启超除了对“经济学”多次标明其源于日本之外，对于这些译语基本采用了顺手拈来的作法。当然，如果做一个粗略的统计，其中“理财”与“经济”的采用次数较多。这也应和了当时虽然也在混用，但也逐渐进入选择过程的“时代风潮”。1906年是梁启超面临的另一个有意义的转折点，即进入“经济学”使用时期。虽然他的选择有些受论战对手所迫，但我们不得不说，梁的干预性译语屈服于更有受众的“时代风潮”。之后，梁将这些译语藩篱摆脱，而进入了或“生计”或“经济”的自由天地。

      至此，因为不同点的存在，第二个“选择”的动态阶段是最值得关注的，在此也通过描述梁启超与严复的互动关系分析“时代风潮”的可能含义。

      梁启超的翻译与思想的调适性

      从梁启超对译语的选择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可能“不是静态的思想内涵(thought)，而是动态的思想过程(thinking)”。(20)这一动态的思想过程不仅仅可以是宏观的“时代风潮”，也可以是一个微观个体的思想旅程。在“Economy”与“Economics”的中译中，是否可以将“时代风潮”与梁启超的选择粗略勾画为图5。

      首先，如同梁启超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所述，他的想法深受严复的影响。梁启超弃“理财学”，创“生计学”，并用“经济学”，有何缘由？

      在《原富》“译事例言”中，严复提出“理财过狭”。严复在未完译稿《国计学甲部》按语中也提到为何不用“理财学”：(21)

      又计学之旧界说曰：计学者，理财之学也。此在当时，固为至当。然精而言之，实非吻合。盖计学之所论，主于养欲给求，主观之说；而理财，客观之说也。使求欲亡，则财不可见。是故以理财界计学者，是谓以客界主。此其相异，不独在名，实则坐是之故，论者致入迷途。[此处虽是说明不用“理财学”的原因，但是否可以作为梁启超不用“经济学”的一个注脚？“经济”是否也有“理财”的无“养欲给求”特征。梁启超对于严复的推崇及遵从，对于日本译语的不盲从，是否说明了梁对严复的西学之源的信服以及对日本传来的西学的一种警觉。]若求欲以财而后有，非财得求欲而后形，充其义，若人生为财。非财为人用者也。其见诮哲家，良亦有以。作者前界，纯从人伦起义，其精湛过前辈矣。

      在此，严复给出的解释是主客之理，(22)并以“欲”与“财”的关系来论证，需从“人伦起义”，用“计学”。

      当然，由于《国计学甲部》的翻译时间较晚(23)，对于梁启超的影响稍逊。但是，梁启超在确定“生计学”译名之前，曾经致书就此事询问严复，而严复也先后两次回复：(24)

      再者计学之名，乃从Economics字祖义著想，犹名学之名，从Logos字祖义著想。此科最新之作，多称Economics而删Political字面。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正名定议之事，非亲治其学通澈首尾者，其甘苦未必有共知，乍见其名，未有不指其不通者。计学之理，如日用饮食，不可暂离，而其成专科之学，则当二百年而已。故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无庸讳也。若谓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之学，古籍当有专名，则吾恐无专名者不止计学。

      譬如Economics一宗，其见于行文者，或为名物，或为区别。自当随地斟酌，不必株守计学二字也。此如化学有时可谓物质，几何有时可翻形学，则计学有时自可称财政，可言食货，可言国计，但求名之可言而人有以喻足矣。中国九流，有以一字称家，有以二字称家，未闻行文者遂以此窘也。……窃以为谓非所患，在临译裁剪已耳。

      实际上，虽然严复对于理财学的态度较为坚决，但对于其他译语并没有否认，认为“不必株守”，但可能因为“鄙人亦既以此质问于侯官严氏，尚未得其覆答也”，梁启超还是在《新民丛报》第三号(1902年3月10日)与第八号(1902年5月22日)中以“答读者问”的形式说明了自己选择“生计学”作为“Economics”译语的理由。与《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的“例言”不同，梁启超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有理有据。

      从提问中可以看出，这两位读者都是深谙经济学并贯通中西的。(25)第一位读者名为“东京爱读生”，他认为之前梁启超将“Political Economy”译为“政术理财学”未免太冗，也不合原意。对此，梁启超表示同意，并根据严复之前的梳理将“食货”、“轻重”、“货殖”以及“平准”都考察一番，发现或者缺主体(食货)，或者太不通用(轻重)，或者偏于私富(货殖)，而“平准”与“平准学”似乎可行，但需“质当世之深通此学者，并望通儒硕学更驳诘之而乘教焉”。

      在第八号的“问答”中，读者“驹场红柳生”对“生计学”提出异议：

      贵报第七号而又名之曰生计学。虽生计二字较严氏为稍善，然终嫌范围太小，而不能以政治理财之意包括于其中。窃谓泰西近世所新发明事理，为我中国旷古未有者，不一二足。若必一一而冠以我中国所固有名辞，是诚许子之不惮烦矣，亦恐未必有此吻合者。且举国草创，礼部尚乏检定之例，文人结习，好尚新异，误而用之，必至沿袭数十载而后始能改。与其遗诮后贤，不如其仍旧贯，以俟商榷。

      对此，梁启超是认同的：“尊论谓近世所新发明事理，不能一一冠以我国固有名词，此论诚伟”，而“经济”则“袭用日本，终觉不安。以此名中国太通行，易混学者之目，而谓其确切当于西文原义，鄙意究未敢附相也。故终愿海内大雅，悉心商榷而重定之”。如果采用“财政”二字，但却“指财政为经济，无异指朝廷为国家”，是以偏概全的作法。最终还是采用“生计学”为宜，(26)并且“日本所译诸学之名，多可仍用，惟经济学社会学二者，窃以为必当更求新名，更望贤达有以诲之”。

      虽然此处梁启超并没有表现出对“生计学”的决意，但之后对于“生计学”的态度还是说明他对这个词给予了思想内涵，而且他的选择也对中国知识人产生了一定影响；(27)而其不顾中译“理财学”，一方面应该说是有严复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否可以认为是他对“时代风潮”的一个否定应对，而且其中“理财学”不得不说是有某些官方色彩。(28)梁提到不用“经济学”是因为“袭用日本，终觉不安”，(29)当然也有“没有当于西文原义”的因素在内。由于这种态度，以及之前之后对于强国家干预的赞许之意，因此得到从先前的儒家“超国家主义”转变为“国家主义”的评价。(30)但是，这种从“理财学”到“生计学”，或者“转化”与“非连续”又在1910年梁启超重提“生计学”之后似乎成为一个不和谐的插曲，而自然而然的解释则是一如既往对于中国近代知识人常用的“回归保守”定语。然而，梁启超1920年之后超越译语限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表现出的超国家主义又让梁启超的思想历程多了一个变化因素。梁启超是否如此多变？“时代风潮”的“转化”与“非连续”是否与个人的思想历程相一致？

      诚然，在梁启超身处日本的十余年间，正是日本在一战之前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各有天地的时节，(31)而梁启超也是“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12月)，但这种转变可能是一种对新学的吸收，例如他对经济学较为准确的理解。(32)这种学习与变化是否还是与“儒家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有关，梁启超带着这种关怀与问题意识，对“晚清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33)与《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同年完成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表现出非传统意义的国家主义的态度：(34)

      同月[1902年10月：作者注]，《新小说报》出版，先生发表《新中国未来记》小说一篇……这篇小说完全是阐发先生的政治理想和见解的，里面最精采的部分是黄毅伯和李去病两人的辩论，现在择录几段于下，可见当日先生政治思想的趋向。

      “黄君道：(驳论第十四)不然，群学上定例，必须经过一层干涉政策，才能进到自由政策。兄弟你只知道法国大革命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原动力，却不知道这大革命还又有他的原动力，那原动力在那里呢？就是这干涉政策便是了。……我们中国虽然说是专制政体，却是向来政府的人，从没有干涉到民事的。”

      此处，梁启超一方面认同强国家干预，但却以自由政策为终极目标。不仅如此，梁对中国政府的定位是“专制”，但却认为中国政府与其他专制政府不同，未曾显著的干预民间。除此之外，对自古以来传袭并有些许官方色彩的“理财学”的弃用，也是否可以称为一种非民族主义、非政府干预的“非国家主义”倾向。

      虽然如此，“时代风潮”并非一成不变(参见图5)，梁启超对其的追随也在变化之中。虽然梁启超表现出一定的主观能动力，但其也并非无视大势所趋，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证明梁启超的调适立场。如果具体分析“时代风潮”的形成过程，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梁的思想路径。在前文中已经多次涉及严复对梁启超翻译的影响，而严复是否可以看做是抽象的“时代风潮”的具体代表人物呢？根据严复年表，严复在1902年时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并在1903年亲撰《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35)，对译语严加规范：

      先行自拟译名，或沿用前人已译名目(国名、地名，凡外务部文书及《瀛寰志略》所旧用者从之)，俟呈总译裁定后，列入《新学名义表》及《人、地专名表》等书，备他日汇总呈请奏准颁行，以期划一。

      译书遇有专名要义，无论译传其意，如议院、航路、金准等语，抑但写其音，如伯理玺天德、哀的美敦等语，既设译局，理宜订定一律，以免纷纭。法于所译各书之后附对照表，以备学者检阅，庶新学风行之后沿用同文，不生歧异。

      可以看出严复对于译名还是非常执着的，并没有太多可变动余地。这个译书局专译经典教材，影响力极为广泛，而严复对于通用译语的定称也随之流传。这是否可以称为“时代风潮”的一个有效形成路径呢？并且，1903年《袖珍英华字典》出版时，严复作序。(36)至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英华大辞典》时，还特意请严复手书了序文。(37)同年，严复被学部尚书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历三年，也更奠定了其“时代风潮”人物的地位。一个较为抽象的时代趋势可以从中看到较为微观的渊源。可以说，严复的选择对于译名的确定至关重要，而梁启超与严复的互动过程也可以称得上是梁对“时代风潮”的一个跟随。

      不可否认的是，一以贯之怀拥变革以及挽救国家危亡使命的梁启超，与同时代的中国知识人类似，表现出以富中国、兴民族为指向的学术主旨，但这种主旨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或者中国现实的彻底否定，而是观日本、学西方，以调适(accommodative)而非转化(transformative)来追求学问真知。(38)因此，他们可以接受西学，但并不盲从“时代风潮”，而意图站在时代之巅；因为内外因所致，他们更希冀用传统语言来译转西文，也许因此，“计学”或者“生计学”要更优于“经济学”；他们并非一味保守，虽然“理财”更加入耳，但也要有充足的理由来使用或者不使用。而应对“时代风潮”，也可以做到不拘泥，将“经济学”为我所用。这种“调适”是否揭示了微观思想史层面的“连续性”？

      在面对众多的“Economy”与“Economics”的译语中，梁启超先是随波逐流，但之后受严复影响较早选择了“生计学”作为一个积极的干预。虽然并未如他所预料，反而是“经济学”成为最终的译语，但梁的众多选择以及积极干预可以折射出在学术术语中译过程中的微观反应，也有助于后人理解一个新术语的形成与采纳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经济学”这个具有代表性术语的反对或者接纳，可以作为考察西学东渐中的“调适”与“转化”，或者是思想史的“连续”与“非连续”过程的一个证明。“时代风潮”的“转化”与“非连续”与个人的“调适”与“连续”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Economics”之为“经济学”与梁启超的“生计学”有此意。

      作者感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进文教授提供的参考文稿。

      ①参见叶世昌：“经济学译名源流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16—20页；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59—71页；方维规：“‘经济’译名渊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178—188页；冯天瑜：“‘经济’辨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5—12页，2006年第1期5—11页；冯天瑜：中国語、日本語、西洋語間の相互伝播と翻訳のプ口セスにおける「経済」という概念の变遷(从汉语、日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的相互传播与翻译看“经济”概念的变迁)、『日本研究：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紀要』2005(31)159—190頁；邹进文、张家源：“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116—121页；李宪昶：アヅアにおいてPolitical Economyの翻訳語として登場した諸用語の原義とその進化(亚洲各国使用的Political Economy译语：其原义以及变迁)、鈴木貞美，劉建輝编『東アヅアにおける知的交流=Intellectual exchange in modern East Asia：キイコンセプトの再検討』119—136頁、京都：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3年11月。

      ②参见『日本の経済思想—「全体討論」の記録—』、http://www.waseda-pse.jp/ircpea/jp/publish/cat/，下载于2014年8月1日。

      ③森時彦、「生計学と経済学の間」(生计学与经济学之间)『東方学報』2000年第72冊503—523頁；金观涛、刘青峰：“从‘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期139—189页。

      ④“时代风潮”是『日本の経济思想—「全体討論」の記録—』中的用语，意指当时社会中的流行语或者流行物。http://www.waseda-pse.jp/ircpea/jp/publish/cat/，下载于2014年8月1日。

      ⑤参见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59—71页；邹进文、张家源：“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116—121页。

      ⑥金观涛、刘青峰：“从‘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期139—189页。

      ⑦作者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刘力田提供的资料。

      ⑧金观涛、刘青峰：“从‘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期139—189页。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学”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最终成为社会通用语，参见邹进文、张家源：“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116—121页。

      ⑨根据“晚清与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生计”共3682项，“理财”共2462项，“经济”为275890项。

      ⑩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诗文上)97—1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月。

      (11)参见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59—71页；邹进文、张家源：“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116—121页。

      (12)参见邹进文、张家源：“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116—121页。

      (13)下谷政弘、「経済学と理财学」(经济学与理财学)、『福井県立大学論集』2011年第36号1—18頁。作者感谢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石井寿美世教授提供的研究资料。

      (14)庆応义塾、『庆応义塾百年史别巻(大学篇)』(庆应义塾百年史别卷(大学篇))，pp.201。

      (15)下谷政弘、「経済学と理财学」(经济学与理财学)、『福井県立大学論集』2011年第36号1—18頁。

      (16)森時彦、「生計学と経済学の間」『東方学報』2000年第72冊503—523頁。

      (17)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6月。

      (18)森時彦、「生計学と経済学の間」『東方学報』2000年第72冊503—523頁。

      (19)参见邹进文、张家源：“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116—121页。

      (20)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37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5月。

      (21)王栻编：《严复集》(第四册按语卷)8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月。

      (22)邹进文、张家源：“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116—121页。

      (23)据考证，《国计学甲部》的翻译时间可能在1909年。参见王天根、朱从兵：“严复译著时间考析三题”，会议论文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309—319页，2004年。

      (24)王栻编：《严复集》(第三册书信)517—5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月。

      (25)如果将“问答”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则存在自问自答的可能性。

      (26)从严复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结合之前梁启超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例言中提到“而严氏定为计学，又嫌其于复用名词，颇有不便”，也可以说梁在选择译语时，遵从严复的思路，选择了一个最有概括性的“生计”，并用“生计学”。这样，梁的选择就与严的言传息息相关了。

      (27)在对《申报》全文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北京大学图书馆《民国旧报刊》数据库以及《晚清与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之后，我们可知“生计学”的使用唯梁启超是瞻，均晚于1902年。

      (28)这与日本知识人以“理财学”反官方“经济学”的态度形成一个对比。

      (29)但是，梁也并非全盘否定，提出“日本所译诸学之名，多可仍用，惟经济学社会学二者，窃以为必当更求新名”，只是说“经济学”与“社会学”不当。此外，梁启超也多次用严复的译名“群学”来指代社会学，更显示严对梁的影响。

      (30)此处的“国家主义”可称为“民族主义”与强政府干预的结合，以德国的历史主义及德国的“国家主义”实践为基础。参见森時彦、「梁啓超の経済思想」(梁启超的经济思想)、狭間直樹编、『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共同研究』229—254頁、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年11月。

      (31)Morris-Suzuki,T.(1989),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London:Routledge,pp.69—70.

      (32)梁启超对经济学体系的理解可参见他在《新民丛报》第八号(1902年5月22日)“问答”中的图示，其中“经济学”被划分为“纯正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而“应用经济学”又进一步细分为“经济政策学”与“财政学”。

      (33)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年)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

      (3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三册2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

      (35)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诗文(上))127—1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月。

      (36)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诗文(上))143—1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月。

      (37)王栻编：《严复集》(第二册诗文(下))253—2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月。

      (38)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5—11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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