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社会制约性和理论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性论文,哲学社会科学论文,理论依据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3)06-0020-08
如果从三大规律，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着眼，我们对江泽民同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论断就不会只是停留在政策层面上，而能从它的历史依据和理论原则中得到更深层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悲剧已经表明，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重视理论创新，它同样关系到共产党执政地位能否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兴亡。
一、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吹响了自然科学革命的号角，也敲响了社会学说科学性的丧钟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过程，其中包括人类知识的进步。但是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并不是知识本身，因为知识的进步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与生产方式的发展不可分的。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即人与自然关系状况的制约；而对社会的认识是受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类型和水平制约的。波普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知识，而知识的发展是不可预测的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当然知识——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对社会的反作用是无庸置疑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作用方式和力度会越来越重要。但无论怎样重要都不能推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的论断。因此，对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关系及其地位的变化，只有放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科学理解。
在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无论对自然的认识或对社会的认识都由于生产方式的制约而受到限制。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与自然关系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相对平衡的状态。但是人类的生产经验还是为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提供了必要的动力，因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自然科学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自然科学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它表现为自然哲学，关于自然的知识包含在哲学之中。而在东方例如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自然科学知识往往与星相学、炼丹术相结合，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当然，象中国的《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等这类传世之作的价值是非常高的，但还是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经验为基础的，不同于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实验的自然科学。
由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认识自然的同时，也形成一些对社会现象具有规律性的知识，如由于经常战争的需要产生了兵学，由于长治久安稳定统治的需要产生了历史学、法学，等等。但是农业生产方式规模的狭小和剥削阶级处于统治地位和垄断精神生产，对社会的认识很难达到科学的水平，因而并没有后来出现的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
当人类社会由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而进入工业社会，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的程度和水平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这两种认识越来越不平衡，由于市场经济的自发导向而不断向自然科学和技术倾斜。
马克思对这种现象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专制君主统治下形成阶级；第二个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3页。)在这两个不同阶段中，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呈现出此长彼消的负相关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处于更高阶段。这是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君主专制制度转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由人治转向法治的社会。在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中，这是一次重大的变革。要完成这个革命，资产阶级要为夺取政权进行理论与舆论准备，要探寻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虽然当时关于社会的学说还不能说具有科学形态，但批判封建专制，为新的市民阶级呐喊和论证是十分需要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及随后一段时期的思想家承担的就是这种历史使命。的确，资产阶级需要自己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等等。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们、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们、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加图等等，都是为资本主义诞生在思想理论方面建功立业的功勋人物。
可是，当资产阶级已经夺取政权并站稳脚根，需要大力发展生产以取得经济利益时，它最迫切需要的首先是发展自然科学和新的技术。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随着中等阶级的兴起，科学也大大复兴了；天文学、机械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重新进行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察自然物体的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47页。)
其实，这种向自然科学倾斜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开始显现端倪。马克思一方面说，在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掌握政权，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以后需要发展自然科学以满足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指出，资产阶级的胜利，敲响了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丧钟。这说明，在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二阶段，最能符合资产阶级利益需要的是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它能最有效地迅速使资产阶级国家富强和增加有产者的财富。所以在资产阶级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中，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这当然不是说，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的领导者不需要社会科学。不是，实际上，西方资产阶级是很重视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因而在西方智囊团、智库类的人才，为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内外政策提供理论和思想的学说和著作是很受重视的。事实上，西方学者的一些社会理论方面著作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是很强的，如《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失败》《历史的终结》这类著作。尽管在西方有的学者在社会科学方面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真正对社会进行毫无偏见的科学研究的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科学的价值性限制、束缚，甚至扼杀了它的科学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的胜利敲响了政治经济学的丧钟。
列宁也说过：“建筑在阶级斗争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像期望厂主在应不应该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会采取公正态度一样，是愚蠢可笑的。”(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9页。)因为阶级利益和阶级偏见，很难使资产阶级学者在有关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问题上持客观的超阶级的判断，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存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各种社会现象的批判性的研究著作，也有一些态度客观、具有较高学术性著作，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成为主流。所以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仍然不可能与加速发展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相比。
如果说，在18、19世纪这种倾斜还只是开始，那到20世纪，特别是它的下半叶，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资产阶级和它的大垄断集团和跨国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和在国际竞争中击败对手的决定性力量时，它自然就会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就业的机会和个人收入方面，同样是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无法相比的。
在当代世界上，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迅速、它倍受世人关注和重视的程度，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相对滞后和冷落，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技术那样给资产者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统治者重视直接为自己统治和政策论证和辩护的理论和学说，不可能象重视自然科学与技术那样重视客观的追求科学性的哲学社会学科的研究，更不可能支持对资本主义批判性的科学研究。就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来说，它们之间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促进、相互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向自然科学技术倾斜，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此长彼消的负相关关系，是由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利益原则决定的。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最深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二、向自然科学技术片面倾斜对人类自身的危害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不断倾斜的结果就是当代西方学者惊呼的科技与人文的对立、自然科学学者与人文学者的隔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冲突。西方学者所谓“两种文化”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论断，就是扭转这种倾斜的负相关关系，变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重要的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都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我们只是从自然科学作用的角度去看待自然科学，而不是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正相关关系中去看待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对当代世界中存在和日益恶化的某些问题的认识及其解决的途径、对发挥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相互推进作用和合作的关系都不可能有正确理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正相关的观点，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理解当代人类困境问题的本质和摆脱困境的出路。事实证明，自然科学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越重要。根本的原因在于，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所引发的问题超出了自然科学范围，绝大部分是社会问题。
例如，从世界范围看，当代自然科学革命促进了世界的发展，可当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技术不当应用，也引发了所谓全球性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危机，如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生态危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贫富矛盾，等等。这些所谓全球性问题不少是社会问题，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代自然科学的应用不当，即技术化过程所引发的负效应，超出了单纯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范围，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参与，是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的。
从社会角度看，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可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它的技术化的两面性同样会引发社会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的进程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负效应问题。他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马克思批评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种种错误论调，如反科学技术论、政治代价论，等等。他说，“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退步来补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3页。)。这就涉及到如何以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观点来认识科技作用的正负效应问题。比起马克思说这段话的19世纪40年代，当今科技发展所引发的已不止是一部分劳动者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的变化，道德观念的变化，高科技犯罪，以及许多原来无法预料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社会问题，是单纯依靠自然科学本身是无法理解和解决的。
从生产角度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可是科学不会自动地变成第一生产力，自然科学以技术为中介，首先要变为可实际操作的技术。而技术的应用要通过产业化。所以自然科学与技术要成为现实的第一生产力，同时需要管理科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企业文化等等的参与。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与技术自身，它难以在生产过程中发挥最优化的组合和作用，甚至难以进入生产过程。在各国的专利局的档案中，没有起作用的各种发明和专利多的不可胜数。
而且就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文的关系看，自然科学的新发现给人类带来是祸是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技术上应用，而技术化的过程就包含着科学应用的目的和方式。这种目的和方式取决于价值观，取决如处理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结合，就会变为精确制导的导弹和推行单边主义的工具，与恐怖主义结合就会变为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恐怖行为的手段。与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真正的人道主义结合就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人类的伟大力量。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人类的幸福并不单纯取决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而且要有合理应用自然科学与技术新成就的制度和价值观念。这就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否则，它就有可能成为潘多拉宝盒中的魔鬼。
从国家的职能角度说，当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个人研究的范围，变成大科学多学科的合作，变成科学集团，技术也不再是个人的生产经验的积累，而是以科学新发现为依据的高新技术。高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国家的统筹，需要有正确的科技战略与政策，这个科技政策、战略和科技管理本身，也超出了单纯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人类面对的感性世界是包括人与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是自然与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世界。这就决定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可分割的关系。就以人类常见的突发的流行疾病而言，它虽然属于人与自然的矛盾，需要通过医学科学和相关的学科研究来寻找病因、病源和有效治疗方法。可疾病所引发的问题并非单纯是医学的，而是关系到一个社会对突发事件的控制、管理和应变机制，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在人类历史上由于人与自然矛盾而引发社会问题并不罕见，甚至会改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面貌和历史命运。在当代，由于人类改造自然力量的强化，自然的惩罚和反弹可能会更加严重。一种流行疾病被制服新的流行疾病又可能突然爆发。疾病问题尚且如此，何况是涉及人与自然关系有诸多方方面面的问题。事实证明，在当代脱离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就不可能树立对待自然的正确态度。
可见科学技术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越重要。我们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迅速发生革命的时代，也应该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应当不等于事实。当前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对落后状态，以及引发多方面的社会问题，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社会与经济原因，要改变这种状况并不容易。但是这种状况应该作为前车之鉴。只有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度，我们才能体会江泽民关于“四个同样重要”指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中包括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从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与人类对自然与社会认识的相互作用来说，应该不断缩小两者的鸿沟。事实上，在西方关于自然的科学与关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和交叉学科的出现，表明了对这种片面倾斜的反弹，可由于社会制度和利益原则的支配，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预言，“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8页。)对我们而言，这仍然是个远景，但可以朝这个方向前进。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利益导向下，社会的需求和社会心理向自然科学和技术倾斜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由于科学的理论引导，由于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和实际措施，扭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负相关系，使它们处于同样重要地位，是完全可能的。
自江泽民同志近年来关于“四个同样重要”的论断发表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工作条件的改善，就是有力的证明。当然，要完全落实江泽民同志的指示，真正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还要下大力气。
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规律角度来认识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真正从思想理论而不是口头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状况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兴亡的大事。
如果按照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发展分为两个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断向自然科学和技术倾斜的观点，我们也可以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夺取政权以前的革命阶段和取得政权以后的建设阶段。在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说，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尚且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理论准备，社会主义更是如此，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封建的母胎中孕育成熟的，而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自发地成长。虽然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各种条件，但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有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可以说，没有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分析的政治经济学，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条件、动力和方式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是不可能的。虽然西方有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增长社会主义因素，将来可以自发生长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完全在资本主义社会母胎中孕育成熟并自我诞生，既不需要接生婆(任何形式的斗争)，更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说的好听一点，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这种幻想只是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问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处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的认识，往往也会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一样发生某种倾斜。虽然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明确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但真正这样想这样做的并不多。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严重存在。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毫无疑问，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自然科学技术当然非常重要。特别对我们这样一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技术长期处于落后的国家尤其重要。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我们要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实现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科技创新和拥有一批科技自主知识产权，是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强有力因素。可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同样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重视理论创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理论创新，是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的前提和关键。社会主义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需要不断改革的社会。它在整个发展中会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否则就会由于停滞而导至灭亡。前苏联的解体就是一个教训。前苏联的经验证明，它的解体并不是因为自然科学不发达，他们的航天、航空是很发达的，原来的军工也非常发达。它的毁灭主要一个原因在于它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长期混乱，面对新的国际和国内矛盾提不出新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是固守僵死的教条或者是在貌似创新的新思维下背离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当然与我们的自然科学发展密切相关，可是提出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战略新思路的，并不是自然科学原理，而是来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自我完善几乎涉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从所有制的结构、分配和经济运行的方式、从法制建设到思想道德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如何调节改革中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处理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的建设的发展需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同人一样，也需要自我认识。社会的自我认识，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正如人的自我意识一样，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的自我意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没有先例的伟大事业，更需要通过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来提高对它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自我认识。
而且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人的主体能动性越大，人的自由度越高。可这种自由度是双刃的。正如人对自然能动性可能带来自然的负效应一样，人类在社会领域中主动性和自由度的强化，越要求有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指导来约束人的行为。马克思设想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以对社会历史必然性的承认和掌握为前提的。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越不是无政府状态。人在社会发展中自组织性和自觉调控，表现的就是对社会的规律性把握。人永远达不到这一点，历史不会终结。可人永远在朝这个方面前进，这就是社会与人的共同进步。这个进步过程，也同时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相结合的创新过程。
从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来说，重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用以教育和武装自己的党员，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极其重要的方面。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些曾经非常兴旺强大的党，后来没落了，有的甚至丧失了执政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思想僵化，理论创新观念淡薄，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和哲学社会科学。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矛盾，提不出新的理论和方法，思想混乱、束手无策。历史经验证明，只有理论成熟才能政治上成熟。一个不重视理论建设的党，迟早会衰败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贯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重视理论指导和用科学理论对党员进行教育的党。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开展过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整风运动。在全国胜利后又多次号召在全党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继邓小平理论之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科学社会发展史上的大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不仅表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也包含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力量。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它在总结新时期全面治党、治国、治军经验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中，就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内容。
当然，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个科学化的过程。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摆脱宗教婢女地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自然科学由于它的价值中立和与生产实践的密切联系，它的科学性除了唯心主义哲学家没有人否认。哲学社会科学则不同。不仅哲学中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种派别；而且社会主义科学由于它的价值性，真正成为具有公认客观性的学科一直在争论之中。虽然实证主义步自然科学之后尘，企图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和标准注入社会科学，但没有获得成功。只有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以后，在社会科学科学化的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马克思主义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因此，江泽民同志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具有科学性，是科学性与价值性两者的结合。我们并不是抽象地认为任何哲学都是重要的，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不是说任何所谓社会科学，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还是反马克思观点的都同样重要。我们不否认当代西方在哲学和关于社会领域的各学科取得的某些成就，但我们强调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所以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领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成果，能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能对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干部和群众关心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回答在不同程度上作出某些贡献，能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发挥作用，就能从根本上扭转从资本主义工业化开始的向自然科学技术自发倾斜甚至科技与人文对立的倾向，真正实现江泽民同志关于四个同样重要的伟大决策和殷切期望。
客观地说，社会科学科学化的任务，至今并没有结束。如何在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和学科的建设，仍然需要全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我们越是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越能凸显它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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