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学人思想源流与历史语境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自由主义论文,语境论文,学人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839（2007）04-0010-07
20世纪40年代后期是中国自由主义学人相当活跃的一个时期。抗战胜利后民主建国的历史机遇，焕发了自由主义者空前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以“中间路线”相号召，形成了颇有声势的第三种力量。所谓“中间路线”，就其思想本质言，是寻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制度折中，他们将此称为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合而为一。政治民主是自由主义的古老话题，在中国有相当时间的传播历史，它是自由主义最基本的理想和追求，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一直以来竭力倡导和宣传的核心理念。相比早期自由主义者，对经济问题的关注，显然是4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非常突出的思想特征。他们围绕所有制问题、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公平与效率等话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其主旨在于将公平与正义原则运用于经济领域，实现所谓的“经济民主”，即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理解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偏好与热衷，需要关注于4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背景和历史语境，本文想对此做一些梳理探究，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学人是“后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20-30年代留学英美，其思想与志向大多形成于此时，可以说留学经历是40年代自由主义者最主要的思想来源之一。而其时的西方，正是传统自由主义走向衰落，而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大行其道的时期，尤其是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非常盛行，这对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英国颇有影响的工党著名理论家，费边社成员哈罗德·拉斯基成为中国学人仰慕的大师。
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Harold.J.Laski，1893-1950），英国工党著名的政治理论家，费边社的主要成员，1945-1946年曾出任过英国工党主席。拉斯基1914年毕业于牛津新学院，后受聘于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1920年返回英国，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任教，1926年成为政治学教授。在长期的执教生涯和政治活动中他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二战期间及其战后的40年代，是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最突出的时期。发表于1943年的《论当代革命》最能集中反映这种观点。他在这部著作中积极倡导“同意的革命”，就是用民主的、协商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和平革命。用他的话说：是在“设法维持我们文明社会里的那些民主过程”的同时，使各个阶级人民在充分合作，一致同意的前提下“重新确定共同的伟大生活目标。”[1]（第190页）而这个共同的伟大生活目标就是一个“计划化民主”的社会，换句话说，“同意的革命”旨在保存现有的民主政治，“计划化社会”则是要吸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若干长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将使人们进入一个“和平、幸福、稳定”的崭新世界，这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
拉斯基对中国20-4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的影响力几乎无人能及。当时留美留英的许多中国学生慕名拜师其门下，拉斯基的好友马丁曾回忆说：“我记得战前不久有一次听中国驻伦敦大使说，当社会主义似乎仍然通过同西方修好而不是与之为敌来获取胜利时，如果哈罗德访问中国，他定会受到他许多门生的热情款待，其人数之众多足以举行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2]（第298-299页）中国自由主义学人中，有在美国受其指导者，更多的是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受业其门下。1916年至1920年拉斯基任美国哈佛大学讲师，主要讲授欧洲史、英国史以及政治思想史，同时潜心研究国家主权问题。这段时间听过拉斯基讲授的有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研读的雷沛鸿、张奚若、金岳霖、徐志摩、蒋廷黻等，他们对拉斯基都充满钦佩。2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拉斯基指导的中国学生有钱昌照、陈源、徐志摩、杭立武、罗隆基、王造时等。30年代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的有程沧波、储安平、龚祥瑞、吴恩裕、伍启元、楼邦彦、邹文海、王铁崖、樊得芬、费孝通、萧乾、藤茂桐、胡寄窗等。其中程沧波、龚祥瑞、邹文海和吴恩裕直接师从拉斯基，特别是龚祥瑞和吴恩裕的毕业论文都得到过拉斯基的亲自指点。由上可见，20世纪30-40年代活跃的自由主义学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拉斯基有教育背景上的渊源关系。
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自由主义学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拉斯基认为“计划化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主要生产资料“由全社会拥有和控制”，并实施计划经济，这被中国许多自由主义者接受和赞赏。在经济制度的选择中，他们普遍赞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有不少学者如张东荪、萧公权、吴恩裕、萧乾、陈振汉等都主张国家统制下的计划经济。政治学学者吴恩裕对计划经济的推崇，便充满了拉斯基的意味。他认为计划经济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它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最优选择：“人有个性，也有社会性。不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人必得和旁人合作及分工；而改进个人的生存，尤其需要高度的合作与细密的分工。这种高度的合作与分工的社会就正是所谓‘计划的’社会。因此，‘计划的’社会乃是人性的要求。这要求，在理论上可以有充分的证明；在事实上也即将逐步的证实。它不怕任何的阻力，因为它是‘历史的狂澜’，任何人休想挽回历史的狂澜。”[3]（第3页）
第二，拉斯基强调“把自由纳入平等”是计划化民主国家通行的主要原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享受的自由实际上意味着不平等，“计划化社会”应把当自由纳入平等的范畴，使自由与平等真正体现。对平等价值的强调，备受中国自由主义学人的关注。吴恩裕和负生（笔名）的说法颇具代表性。他们认为，经济平等不应只停留在法律所赋有的权利上，实际生活中的财富平等也很必要。剥夺有产者的资产是实现经济平等的重要手段。这样的平等并不会与自由发生矛盾，取消这些已经成为少数人特权的自由权利不足为惜，因为他们妨碍了大多数人平等的实现。中国需要的是真正意义的全民平等与自由：“西方民主政治的经验已经昭示给我们：没有平等的基础，真正全民的自由是不能实现的。平等和自由是不冲突的，因此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争取自由，另方面也要促成平等，以为自由的基础。”[4]（第7页）实际上，平等在上面的分析中成为甚于自由的重要价值，因而通过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实现经济平等成为自然的选择。可以看出，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者的制度理想中有颇多拉斯基式的民主社会主义痕迹。
民主社会主义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不仅在其思想理论，更在其社会实践。二战后，在民主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等思潮的强劲影响下，西欧各国积极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并形成了现实的国家福利制度。具体说，就是通过加强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和监督，扩大社会福利，以高额累进所得税限制私人资本，实现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同时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和充分的社会就业，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使国民可以享受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就是所谓的“经济民主”，即社会经济生活的民主化。
战后中国自由主义的杂志和报刊中，对西欧的经济实践，尤其是1945年英国工党执政后的若干政策和举措，给予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清华大学教授伍启元的看法表达着很多人的共识，他从东西欧比较的角度指出，从基本的政策来说，西欧国家的侧重点主要在国有政策和社会安全。“但西欧国有政策的实施范围，不及东欧那么广泛。在英国，目前国有政策除原有的邮政、广播等外，只包括中央银行、煤、电、交通等最基本的事业，法国等大陆国家的情形也相同。大约西欧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安全制度’，即使人人自出生至死亡，均能享有免除贫乏的权利。”[5]（第4页）西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推行计划经济，但与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有相当差别。英法两国的计划特点是“保持个人经济活动以相当大的自由，而政府只在最基本处对经济计划与限制。”[5]（第4页）在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眼里，西欧各国政府推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和民主社会主义，很值得中国效仿：“中国应依照西欧英法两国的模型，在政治方面采行民主政治，而在经济方面采行温和社会主义。”[5]（第4页）显然，以英国工党为代表的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颇受自由主义学人的青睐，并成为他们制度选择的重要参照和样板。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美国罗斯福的新政也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者又一瞩目焦点。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后上任的罗斯福政府，提出复兴（Recovery）、救济（Relief）、改革（Reform）的三R新政计划，主张通过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全面而有力的干预，创建一种有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此，国家要限制过分的自由竞争，控制垄断，消除特权，更公平地分配国民收入，稳定物价和工资；还要提供就业机会，振兴公共事业，创建社会福利。罗斯福的新自由主义博得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一片叫好，各种经济福利措施和对平等的重视深得自由主义者人心，他们反复提到罗斯福总统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中“免予匮乏的自由”，认为这是对经济平等的充分肯定，它意味着，经济平等也是人们自由权利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著名学者傅斯年在《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说：“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每不是真的。”[6]（第294页）可见，平等不再是自由的外在条件，而获得了与自由等同的地位，人民权利范围的扩大，无疑是中国自由主义者非常向往的。
可见看出，20世纪40年代整个西方社会都在对传统自由主义做出重大修正，加入若干社会主义因素不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追求，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旨趣所在。这种国际性潮流极大地影响着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思想状态和制度选择。
即使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风靡欧洲的时候，仍然存在一股强劲的反对潮流，就是以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年）为代表的自由保守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它也通称为新自由主义（注意政治和经济含义上的不同称谓）。1944年哈耶克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代表这种观点的重要著作。
哈耶克政治思想的中心是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干涉倾向挑战，捍卫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批评以平等观念为基础的现代多元民主主义。他认为看似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尽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却会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现代奴役制。“民主社会主义，最近几代人的伟大乌托邦，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为之奋斗还会产生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至现在对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会准备接受这种结果。”[7]（第36页）在他看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方法是导致良好愿望落空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意味着废除私有制、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创造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中央的计划机构取代了为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7]（第37页）而这种非市场的排斥竞争机制的社会制度是非常危险的，它不仅使人们失去了经济自由，同时也失去了政治自由。“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7]（第101页）唯有以私有制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才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必须保障。
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哈耶克对福利国家极为推崇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同样持批评态度。哈耶克提出了“自发秩序”概念，他认为在追求自己目的的个人之间会自发形成一种秩序，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但不是人类有意识设计的结果。就市场秩序而言，它的优点在于使个人可以追求无论是利己或利他的目标，而彼此的竞争则是一个发现（知识）的过程，竞争之所以具有价值，完全是因为他的结果不可预测，并且其结果不同于任何人有意要达到或能够达到的目标。总之，哈耶克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是进行市场竞争的个人及其自发形成的秩序。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哈耶克非常强调自发性的竞争，但他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经济是保持距离的。他认为政府所扮演的仍然是一个积极角色，即提供一个规则和制度的框架，以使自由秩序健康成长。
40年代的自由主义学人一方面积极引进和介绍当时世界主流的政治经济学说，如上文提到的拉斯基的民主社会主义、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等。同时也注意到其时并不走红的反对派学说，作为自发型经济自由主义兼古典自由主义复兴者的哈耶克，已引起了他们相当的关注。较早注意到哈耶克的学者是潘光旦，在1946年9月出版的《自由之路》论文集中，潘光旦提到了哈耶克的新作《通往奴役之路》，他对哈氏批评德俄的极权主义表示赞同，但对他将经济自由与计划经济看作不能两立，反对一切计划经济的观点表示“不赞成”，认为这难免“失之偏激”。在他看来，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各有弊病，偏执任何一端都是不妥当的。[8]（第300页）在民主社会主义占主流影响的情形下，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应该与潘氏的看法比较接近。
另有一部分学者则表现出对哈耶克的兴趣，几位坚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学者，如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刘大中、春生（笔名）、北京大学教授蒋硕杰等，均受到哈氏思想的重要影响。吴景超是一位资深的社会学家，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刘大中20世纪40年代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对市场经济论述相当有力的年轻学者蒋硕杰，20世纪40年代是哈耶克的学生，其博士论文经由哈氏和希克斯（J.R.Hicks）的考核通过。① 在经济制度的讨论中，他们常引用哈耶克和另一位著名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希克斯的观点，并持赞同态度。从思想倾向看，哈耶克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注重经济自由。他们坚持市场经济的重要理由，是保证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吴景超与春生从消费自由、择业自由、生产要素配置、生产效率等方面比较了计划经济与价格机制的优劣，得出的结论是计划经济是一种既无自由又无效率的经济体制。尽管这种具有“预先纠错”功能的经济模式，从理论形态上看似乎很理想，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将消费者主权或更广意义的效用主权排除在外，完全忽略个人的喜好和特点，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这既违背了消费自由，同时也没有体现效率原则。有鉴于此，摒弃计划经济，使社会主义与价格机制联姻便成为自然的结论。这种认识的基本前提是两种经济形式可以与不同的所有制组合搭配，也就是说，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是可以分开的，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社会主义之下，可以不必有计划经济，而在其他主义之下，也可以有计划经济……所以哈耶克（F.A.von Hayek）曾说过：我们可以有很少的计划，很多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很多的计划，与很少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这两个范畴，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是不必拉在一起的。”[9]（第5页）吴景超还对如何使公有制与价格机制结合体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设想。
第二，确保民主政治的建设。这些自由主义者接受哈耶克关于全面的计划可能导致集权的思想，认为经济制度的选择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真正意义的民主政治才能建立。蒋硕杰对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的一段分析很能说明问题：“在全面的社会主义下，生产事业尽属国营，全国的就业人员，除极少数自由职业者外，尽属政府之公务员和雇员。有野心的政府利用之以控制全国人事之黜陟。在集体的计划经济之下，则一切商品之生产与分配以及生产因素之配布，更无不在政府统治之下。如此庞大的权力如何能防止其不被滥用？英儒艾克敦Lord acton尝谓‘权力必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然则社会主义下政府之经济统制大权，能不使统制当局腐化否？这是决定经济制度时必须慎重考虑的大问题……我们放眼看看所有过去及现在实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或集体统制经济的国家，何以都没有健全的反对党存在，就可以明了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健全的反对党的存在，亦即民主政治的存在，需要人民在政府所控制的机关之外，令有谋生及发展之途径。”[10]（第10页）这就是说，如果政府控制了人民的饭碗，就意味着控制了人民的一切，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实行市场经济与价格机制，不仅是经济体制的自由问题，也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基础和条件，否则“也不敢保险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不出一个拿破仑或希特勒。他可以巩固城防为名，或以保卫某种主义为名，把一国的资源，用在穷兵黩武方面。这种不幸的可能，是任何社会所不能不预防的。”[9]（第6页）所以在追求经济平等时，万万不可放弃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这是经济制度选择时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由上可以获知，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不仅对哈耶克有所关注，而且一部分学者还颇受其影响，体现出自由主义学人的另一种思想倾向。以往的研究者更多地注意了他们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接受，认为了解哈耶克的人寥寥无几，赞同其思想的更是凤毛麟角，这种判断似乎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学人比我们料想的更加开放和多元。尽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哈耶克的学说远不像20世纪90年代以后得到普遍的重视，但其确实存在的影响却不当被忽略。
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在经济制度选择中，不论是主张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结合还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姻，其实都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作为一种前提予以确认。解读这种普遍的思想倾向，不仅需要我们从世界潮流中加以认知，还需关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由主义者的深刻影响。表面上看，近代中国各种思潮中，“援西入中”的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最具排斥性。从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全盘反思起，自由主义便与传统文化形成了某种意义的对峙。加之自由主义群体特殊的教育背景，使他们与传统文化又多了一层隔膜。于是，自由主义常常被置于文化虚无主义的境地，遭到文化保守主义甚或激进主义的强烈攻击。但是，事实表明，血脉相连的中国文化是全民族所共有的，在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成长历程中，传统资源始终是一个无法剥离的重要元素，无论它以什么面貌加入中国现代文化的构建，其作用都是不容低估的。
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而言，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潮流使他们更容易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到相互印证的资源。换一个角度说，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平等平均的民本思想和大同学说使他们对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学说抱有天然的好感。实际上，《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的经典描述成为中国人认知社会主义的基础，蔡元培就据此说：“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11]（第98页）尽管大同学说决非现代意义的社会主义，但这一传统资源对人们接受和了解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中国视角的思考。民本思想和大同学说对近代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有重要影响，自由主义先驱严复，对西方社会的批评最先集中在社会不平等和贫富不均上，绝不是偶然的。即使在“原强”这样以西方体制为参照，揭露中国深刻危机的文章中，他仍然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各国存在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盖世制之所以太平者，必其民之无甚富也无甚贫，无甚贵亦无甚贱，过于悬殊，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12]（第26页）在赞美西方社会的同时，对西方社会贫富不均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特别在意。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西方社会已经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所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的平等平均。孙中山以民生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解之上：“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13]（第235页）他考察西方所得出的结论与严复一样，由此而萌生出“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13]（第235页）显然，民生主义成为三民主义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
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关照，备受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者推崇。他们认为“三民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完全符合的。”[14]（第13页）尤其是民生主义，实乃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式表述。“所揭发的民生主义，富有社会主义色彩，其目的在实现经济民主。”[15]（第6页）“民生主义在求人民的丰衣足食，也注意到住和行，用时髦的话说，是经济民主。要做到经济民主，财产分配，土地政策等必须有革命性的改变，天然的要倾向社会主义，所以他在民生主义最后一讲中曾说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一类的话。……他用温和的民生主义来改良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替这个社会打了防疫针，免得遭受共产革命。”[16]（第5页）可以看出，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主要是经济民主，这表明他们与近代许多具有同样文化关照的思想家具有相同的思考路向，其中蕴涵着颇多中国固有观念和道德正义感的影响。应该说，在中国自由主义者构建中国理想制度的图景中，传统思想资源始终具有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不容忽视的是，自由主义学人对经济平等的高度重视，也源自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初步发展（1895-1913）和进一步发展（1914-1920）后，自20-30年代进入了资本主义化的时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随之发生深刻的转变，城乡一体化的传统社会秩序开始遭到破坏，都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的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以一种传统中国从未有过的尖锐方式表现出来：一极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得到巨大利益的统治集团和具有垄断性质的金融资产阶级，另一极是随着内地和乡村日益凋敝而生活每况愈下的底层农民和城市贫民。在1936年以前，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不平等还没有全面显露。而40年代以后，由战争引起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触发的经济恶化，使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陷于普遍的贫困化。与此相反，上层利益集团却借助垄断权力，占据了大量的社会稀缺资源，结构性腐败造成日趋明显的贫富悬殊，严重破坏了社会公正。在这种情形下，分配的公正和经济的平等被凸显出来，它成为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著名报人萧乾的一段论述很能反映普遍恶化的经济状况对人们心理产生的重大影响：“今日白米、糙米、棒子面、树皮，恰好代表四个阶级。这四个阶级因为处境不同，心境因而也不同。吃白面的，自然希望永世吃下去；吃糙米的，偶尔不免牢骚，然而也还是得过且过；吃棒子面的，心中便不免焦急着‘什么时候才走到新路上去’，然而也未必就拔步前行；吃树皮的，反正是苦透了，索性硬冲；冲过去就算了，冲不过去也不会比树皮难吃。因此，我想到由旧路到新路之间，人们不是‘走’过去的，而是因逼而‘冲’过去的。要想做到‘走’过去，就得先把吃树皮的至少提高到吃棒子面的地步，就算它是初步的经济民主吧！”[17]（第7页）在大多数人基本温饱未能满足的状况下，谈论自由和民主是奢侈的，“在我看来，在两种民主不可兼得的今日，一碗饭比一张选票实惠的太多了。”[17]（第7页）应当说，自由主义者对经济平等的关注切中时弊，反映了社会底层要求社会公正的强烈愿望。
呈现出种种弊端的资本主义及其与之为伍的传统自由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现实境况中很难找到道德与伦理的足够依据，而以平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时代潮流，其理想和前景都充满了诱惑。因此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修正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即使是颇受哈耶克影响的那些自由主义者，也对此深信不疑。当然，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并不接受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认为最佳的制度选择应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合而为一。不能说他们在理论上解决了自由与平等的问题，甚至由于平等观念的突显，使他们在学理上陷于某种困境，即追求现实状况的平等，必然造成平等与自由的悖论。因而，在价值取舍上，他们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进一步说，由于现实社会的严重不公，使多数自由主义者对平等的理解更趋向于社会主义含义的平等，而不是自由主义对权利平等的界定，将社会主义平等与自由结合，这似是一个理论上的两难选择。
不过，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获得了一个圆满的答案，而在于这种探索蕴涵的意义：第一，它反映了当时自由主义发展的世界性趋向。对自由主义的修正是二战后世界性的潮流，无论是民主社会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均针对传统自由主义过度放任之弊，给予了社会主义色彩的修正，其核心是突出社会公正的价值，寻求社会建立的合法性基础，显然这种修正潮流的意义不容低估。第二，折射出对中国现实状况的深切关注。中国社会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两极分化，成为日益突出并无法回避的问题，因而这种思考不仅是符合潮流的，也是极具针对性的。从更深的层面说，表面的混乱恰恰表明自由主义向社会领域的扩展，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代表着近代中国思想界对社会公正与和谐一种视角的认识。时至今日，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自由主义者都不能回避社会的公正问题，它仍然是今天乃至未来人类追求的目标。在人类探索社会正义的历程中，4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的思考应该是弥足珍惜的一份历史遗产！
注释：
①蒋硕杰博士论文，听从哈耶克建议，撰写了《真实工资及利润率之变动与商业循环之关系》，获得伦敦大学赫其森银奖。以后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也颇受哈耶克影响。他综合了可贷资金和利息流动偏好理论，并对预防性贷币需求理论、国际资本流动和远期外汇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国际经济学界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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