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恳谈会与日本对我国华北的经济统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华北论文,恳谈会论文,经济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半个多世纪前，日本为了侵夺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农林矿产资源，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确立“皇国”霸主和东亚各民族的“附属国”地位，悍然发动了侵略战争。在此过程中，日本侵略者在实施军事占领、奸杀掳掠等赤裸裸的武装强暴手段的同时，为缓和其与被侵略国家的民族矛盾，也曾授意“民间组织”启动了一系列武装之外的“软化”系统，以及“亲善”手段对这些国家实行“软化”政策，东亚经济恳谈会正是这一政策中的关键一环。目前国内学者对日本侵略多从政治、军事以及经济角度来研究，而从所谓“民间网络体系”来研究者为数不多。本文试图通过对“东亚经济恳谈会”的组织构成及其在对我国华北经济统制中的作用、性质的剖析，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伎俩。
一 东亚经济恳谈会的组织构成
东亚经济恳谈会于1939年7月在东京成立，首任会长为乡诚之助。1940年获日本社团法人资格，并分别于各地成立本部。1942年该会兼并了日满实业协会、日本海外经济联盟和南方经济恳谈会。现将东亚经济恳谈会的结构系统列图如下：
从上图所示可以看出，东亚经济恳谈会从总部——本部——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分会，各机构层层叠叠，互相统属，形成了一整套严密有序的组织管理体系。从机构上保证其有力协助战时的日本政府及军方统制东亚各国的行动。
在部门设置方面，东亚经济恳谈会常设委员会最初为八个。即综合、农业、交通、重工业、轻工业、贸易、金融、劳务等。旨在就大东亚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审议立案，并向日本官方呈报其结果。1942年为适应形势要求，常设委员会调整为经济委员会和民族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下设农业、矿工业、金融、贸易、交通、劳动等六个分部。〔1〕为了配合总部的机构设置， 下属各本部及各地方委员会也设置了相应的专门委员会。如天津地方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分为农业、工业、矿业、贸易、金融、交通等六个部门，负责对各该部门有关事项。如农村生产、工业振兴、矿业开发、贸易发展与统制、金融税制、水陆交通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企划及审议。〔2 〕总部经济委员会与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经济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制定适合本地情况的调查研究方案，及时为日本政府对各地的经济统制与掠夺提供服务。
二 东亚经济恳谈会的活动及其对我国华北经济统制中的作用
东亚经济恳谈会在我国华北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华北本部及其下属各地方委员会进行的。
华北本部成立于1939年11月，本部长最初由曹汝霖担任，不久由北京市商会会长、华北商会联合协议会会长邹泉荪接任，其职员多为经济界巨头。这些巨头可分为几类：第一类为各重要公司负责人，如华北开发公司、华北交易配给统制总会、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北制铁公司、钟渊工业株式会社、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等重要公司的负责人；第二类为金融界巨头，如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冀东银行、河北省银行、北京钱业公会与银行业公会负责人；第三类为华北各重要城市商会及商工会议所负责人，如北京、天津、青岛、唐山、太原、石门、开封、济南的商会会长及京津两市的日本商工会议所会头。〔3〕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东亚经济恳谈会与商会关系密切。首先，东亚经济恳谈会各本部长多从各地商会会长中选任；其次，其职员也大多属于商会或商工会议所的会员；第三，就华北本部来说，在成立初期就规定了各省市商会和商工会议所必须加入，〔4〕成为其集体会员。 这样，各地华商会被牢牢地把握在日本人及亲日派手中，成为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及其下属地方委员会开展活动所赖以依托的中心组织。东亚经济恳谈会在华北的主要活动有：
第一，召开各类经济恳谈会。内容涉及华北经济体制、华北产业及资源开发、华北农村经济问题、华北贸易金融问题及劳工问题，人财物面面俱到。
1.华北经济体制问题。在日本政府及其军方看来，华北是日本进行所谓“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华北之经济乃战争经济”。〔5 〕因此华北的经济体制即战时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华北的一切经济要循着日本的侵略战争轨道而运行，使华北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一切军需物资的供应地。为此，日方当局对华北实行生产物资统制和低物价政策，这是战时经济体制的两大核心。并于1943年6月27 日授意华北伪政权公布了《华北扰乱经济统制治罪条例》，对粮食和棉布等战争急需物资限制囤积、隐蔽及转移，并限制其公定价格。〔6 〕战时华北经济体制问题成为恳谈会探讨的首要问题。华北本部曾多次召集临时华北经济恳谈会，宣传华北战时经济体制，动员商民协助新经济体制之实施。
2.华北产业及资源开发问题。对我国华北的产业及资源进行开发是日本侵略者的“国策基准”。便捷的交通条件，富饶的资源及便利的开发条件、廉价的劳动力是日本对我华北进行开发的先决条件。侵略战争导致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和财政拮据，又加快了其对我华北进行“开发”的步伐。在1938年成立的“统合调整机构”〔7 〕——华北开发公司的积极操作下，日本对与其国防有关的资源“二黑二白”——即煤、铁、盐、棉等资源的“开发”取得了屈功尽力的发展。根据华北开发公司总裁津岛寿一在华北本部主办的时局经济大讲演会上的自白。华北煤产量1941年度与1936年度相比增至十五成；铁矿方面，“七·七事变”后，日本相继开发的龙烟，山西省定襄、宁武、东山，江苏省利国，山东省金岭镇，河北司家营、易县等铁矿到1943年时已全部被开发生产，产量也逐年增加，矿产品主要被输往日本，并供伪满及本地之需要；盐田方面，1942年华北盐田面积较1938年扩大二倍以上，生产已增加三四倍，产量在“东亚共荣圈”内占四成，1942年度，华北对日输出之盐全“共荣圈”对日输出总额的62%；棉花方面，华北棉花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纤维资源中所占比重最大，1943年时全华北计划生产棉花1000万担，为此还成立了华北纤维统制总会及其下级机构，负责棉花的生产、收购、配给、制造等部门的工作。为顺利“开发”华北资源，日本还对华北交通、通信、电气等基础产业进行了必要的“开发”，而且，华北产业及资源“开发”“对增强战力之供给颇大”。〔8〕
在掠夺华北产业及资源过程中，不仅中日双方矛盾重重，而且日本各大公司也摩擦频频。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协调各大公司间的利益关系，征询华北情况及各地经济情形，东亚经济恳谈会还不时以华北产业及资源“开发”为主题召开恳谈会，促进华北产业及资源“开发”，以保证华北侵华日军后方兵站基地使命的完成。
3.华北农村经济问题。“开发”农业、增加生产以及与之相关的粮食问题、农产物搜集及收买问题、农村金融问题，均为恳谈会最为关注的议题。“弹丸之国”的日本岛，欲使战争持续下去，必须凭借中国的良田沃野以供其军需民用，华北广大的农村自然成为其掳掠粮棉的根据地。因此在东亚经济恳谈会会议上还多次涉及到农业及粮食问题。
4.华北金融问题。金融问题为经济问题之枢纽，也是日本政府及其军方统制华北经济的关键所在。日本对“大东亚”圈内各国的金融方针是顺应统制形势，在各地确定发券银行及通货制度，以该发券银行发出之银行券为该地唯一法币，并将其纳入日元集团。〔9〕基于此， 日本对我华北的金融对策是，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只有4／10 正币准备而不能兑现的“联银券”，并用军事强制手段使之进入华北金融市场，同时排挤其它纸币流通。如强行由“联银”独家办理进出口物资的外汇结算，限制华北各银行的放款额和放款户数、放款对象及存款利率等业务活动，使华北各金融机关处于“联银”的严密统制下。其结果不仅使各金融机关正常业务日益萎缩，而且也使各工商业厂家资金呆滞，举步维艰。
5.华北内外贸易问题。为了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内日本的“皇国”地位及其它各国的“殖民地”地位，日本政府对该圈内的商业交易方针是，采取以日本为轴心的高度计划交易，以图谋大东亚自给自足体制。〔10〕由于战时经济，日本对我华北与军需有关的各种物资交易实行统制，设立了各种统制协会、专卖机构和行业组合的垄断组织，对工业原料及日用必需品实行配给制，禁止囤积，节制消费，对商业自由贸易实行限制。这些统制政策一方面造成了货物供需不畅，物价暴涨；另一方面由于各类组合排挤华商参加，华商绝少有机会取得原料配给，即使华商有机会加入组合，所得原料也大大少于日商，致使华商工厂纷纷倒闭停业。
6.华北劳工问题。从经济学原理来看，劳动力要素是生产力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日本要对中国丰富的物产资源加以开发，第一不可缺少的要素为劳工。华北地区地少人多，人口稠密，而且华北劳工体魄健壮，有坚强的忍耐力，自然为日本开发中国人力资源之首选。据统计，1941年度华北劳工入满者达949201人，1942年度入满、蒙、华中者总计为1806634人，1943年度总计为1007035人，1944年度总计为442327人。〔11〕华北人力资源的开发关系到以上地区及华北本地物产资源的开发进度。在东亚经济恳谈会上，华北劳工问题也颇受关注。
总之，通过召开各类恳谈会，对华北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研究，以报告日本政府及军方。
第二，进行各类实地调查，协助日伪官方实施各项统制措施。
1.调查物价情况。沦陷时期，由于日本军方及当局在华北实施严格的物资统制政策及滥发“联银券”，致使该地区从1942年后物价骤升，因而物价问题成为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民间工商业者和普通百姓普遍关注的问题。1942年6日，为了抑制物价， 日伪当局公布了《华北物价紧急对策要纲》，在华北设定适正价格，整备配给机构，实行物价统制。为了顺利贯彻实施这一要纲，华北日军当局及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要求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协助实施，广泛宣传。〔12〕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为配合实施这一紧急要纲，不仅召集恳谈会，宣传协助实施事项，而且还派专门调查员沿京汉线和津浦线调查各地粮食业、绸布棉纱业、洋广货业及钱业的经济情况，尤其是各行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及协定价格后的物价情况，以便汇编物价报告书，提交中日双方当局。鉴于物价问题的重要性，1943年2 月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联合各省市商会会长发起成立了华北物价协力委员会，“以协力华北紧急物价对策及其他经济统制事项”。〔13〕华北本部长邹泉荪当选为该会副会长。此后物价问题正式提上了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的议事日程。从1944年华北本部的年度会务报告书中可以看出，每个月华北本部都要对北京市内主要生活必需品的批发零售价格实施定期调查，并编制物价表，分送各关系机关。有时遇到紧急情况，如突然间物价暴涨，还要进行临时性调查。〔14〕除实地调查外，华北本部还召集各地商会会长，联合华北物价协力会和华北商会联合会，专题讨论华北物价问题，了解各地物价情形，并根据各方意见，汇编成“处理当前华北物价办法建议案”十六条，送交华北政务委员会，对华北物价的调整、管理机构的设置与改进、市场的整顿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
2.成立经济问事室，进行有关调查。1941年9月， 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成立经济问事室，负责解答工商团体、公司行号或一般商人对有关经济法规、政策等的咨询，旨在强制民间华人对各种统制政策的认识与合作。此外，还负责对有关地方民间陈情进行调查，以转送关系机关作为施政之参考。如1942年曾调查芝罘地区因粮食、燃料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匮乏及当地生产机构的破坏而引起的恐慌情况，并斡旋有关当局对此状况的救援指示；调查保定地区有关农村金融问题情况；调查京津粮栈业状况及其自发性对策，并向有关当局汇报等等。〔15〕
东亚经济恳谈会的这些调查活动，对日伪当局具有“下情上通，上意下达”的作用。
第三，组织各种演讲会、联谊会、赴日经济考察团。
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日本统治者不断推出新的对华政策。为了密切配合日本当局不断调整的对华政策及形势的宣传，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还举办各种讲演会。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日军战线拉长，战局扩大，日本国内财政枯竭。为此，一方面加紧对我华北及其它沦陷区的经济掠夺与统制，另一方面及时调整对华政策，提出了所谓“自给自足”的方针，即要求沦陷区企业的资本投入不得从日本输出，只能取自该企业，以确保日本战时经济的顺利运转。鉴于此，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在1942年1 月召开了临时华北经济恳谈会，邀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的有关官员就对应时局之施政方针作讲演，以使民间经济界人士对形势与政策有“新的认识及彻底之理解，同时并作诚恳之协力”。〔16〕
此外，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还于1942年9 月举办了经济讲演会，于1943年9月举办时局经济大讲演会，于1944年5月举办德国国内情形讲演大会，邀请有关伪官方及民间代表宣讲形势及经济情况。如在时局经济大讲演会上，华北开发公司总裁津岛寿一“系统而有条理”的演讲，使与会者对日本的华北经济掠夺开发现状及计划有更多的了解。
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在“积极”宣讲形势的同时，还配合总部组织了访日经济考察团，召集有关经济界人士赴日实地考察日本产业界，以密切双方关系，图谋“中日提携”。
第四，编制印发各种刊物、资料，交换各地经济情况，以促进经济合作。
1942年9月， 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机关杂志《东亚经济》创刊，分发有关官厅、各会员及地方有关方面。还发行会报，通报其活动情况，其中包括各种调查事项的前后经过。
综上所述，东亚经济恳谈会通过华北本部及其下属各地方委员会，借助以上种种手段，协助日本政府及军方对我国华北沦陷区经济实行了严密的战时统制。其作用表现在：
第一，东亚经济恳谈会通过举办各种恳谈会、讲演会，广泛宣传“东亚共存共荣”、“东亚一体”的殖民思想和华北战时经济体制及政策，妄图使中国人民真正从政治上、文化上、心理上接受这些思想，加深对日本的华北经济统制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并以自觉行动协助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因为日伪统治者已认识到现代战争是总体战，“须发挥国民精神力、武力、经济力之最大效能，综合三者熔于一炉，以一体不可分之关系从事作战。”〔17〕事实证明，这种“精神战”的作用不可低估，日人以“亲善”方式掩盖其殖民思想，日积月累，慢慢渗透到一部分人的思想中，削弱了他们的反抗意志，成为日本对我华北进行殖民统治的吹鼓手。另一方面，中日双方经济界及官方人士经常以“亲睦”恳谈形式，互相交换意见，介绍各地情况，可以加深相互了解与信任，密切双方关系，使之从心理上更加亲近，更易于使中国方面接受日本侵略者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精神、方针及具体施策，使华北中日军官民成为一体，从物心两方面进行总动员，巩固以日本为中心的浑然一体的经济组织体。
第二，东亚经济恳谈会通过举办各类恳谈会及实地调查，“倾听”中日华北方面经济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收集华北各地经济情报，并将这些建议与情报反馈给日伪政府与军方，协助其适时调整对华北的经济统制政策。如对普遍关注的物价问题，除了专题讨论外，在东亚经济恳谈会举办的多次恳谈会上，各地代表都提及，华北本部并着手进行实地调查，编写各种调查表、对策性建议、物价调查书， 提交有关当局。 1944年3月华北物价恳谈会后， 华北本部等主办者将各方意见归纳汇编成建议案，送交日人操纵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华北政务委员会将此建议案转交伪经济农务两总署会商核办。粮食问题也是华北方面既感棘手又觉重要的问题，在1944年举办的华北农村经济座谈会上，东亚经济恳谈会东京总会桑岛理事利用奉日本政府令视察中国之便，以所谓“民间身份”参加了该座谈会，对华北农村金融及粮食收买中存在的问题有所了解，并允诺回国后报告总会及政府。另外，中国工业界人士呼声甚高的原料配给不平等问题，也引起了日本官方及军部的高度重视。各类恳谈会及实地调查结果，可以及时掌握各地经济动态，更便于其掠夺与统制。
三 东亚经济恳谈会性质剖析
东亚经济恳谈会名为民间社团，实际上是由日伪官方操纵、打着民间名义组织的直接为日本政府与军方服务的机构。其任务是通过举办恳谈会、联谊会、讲演会，组织赴日经济考察等表面“亲善”、“和睦”的活动，对中国人民实行思想渗透与文化奴役。使之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日人宣传的“同文同种”、“东亚一体”的奴化思想。同时通过恳谈会及其各项经济调查，及时掌握各地经济动态，进而为其战时经济决策提供咨询建议。这也是东亚经济恳谈会的组织者们供认不讳的。在东亚经济恳谈会的章程中明文规定：本会旨在谋求日“满”华及其它东亚各地区经济之融合，为加强其经济实力，于各地区经济相关各部门之代表者间进行协议恳谈，并使与东亚经济建设相关的各地官民之精神上的融合更加紧密。〔18〕
为什么说东亚经济恳谈会是受日伪官方操纵、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的一个机构呢？
第一，从人事方面来看，其职员与日本官方联系密切，东亚经济恳谈会的会长、本部长有的从此职位升至日本内阁大臣，有的则是由原日本官员退职后充任，其首脑与日本官方互相交错。如1941年10月东条内阁成立时，原任日本本部长的八田嘉明入阁成为铁道大臣；1942年东亚经济恳谈会会长石渡庄太郎受聘担任伪国民政府经济最高顾问，会长一职由原大藏大臣小仓正恒补缺。〔19〕1944年小仓正恒又从会长升任伪国民政府经济最高顾问。〔20〕人员交错现象，正是它与官方关系密切的体现。通过这种密切联系，东亚经济恳谈会能及时仰仗日本官方鼻息，掌握官方的政策动向，适时调整充实其活动内容，进而深得日本官方的青睐。
第二，从其活动范围来看，日本军方的触角伸到哪个地区、哪个部门，东亚经济恳谈会的足迹就踏遍那里。1939年东亚经济恳谈会成立时，其最初活动范围仅限于日本本土、伪满洲国、蒙疆及华北、华中地区。1941年随着欧洲战局的推进，德国法西斯的步步得逞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于是，经过周密谋划，日本政府确立了“南进”的行动纲领。因此，日军战线拉长，东南亚一带形势紧张。东亚经济恳谈会嗅出了战争气味（或有官方暗示），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三个月，即9月对其章程进行了修改， 将南方各地区包括在其活动范围内，变建立以日满华为对象的“东亚一体经济”为包括南方各地区在内的“大东亚一体经济”，并对确立大东亚“自给自足”经济圈的问题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1942年7 月又在台湾设立台湾委员会并将其置于日本本部的管辖之下。〔21〕这种与日本官方亦步亦趋的合作态度，正是东亚经济恳谈会受日本官方操纵、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服务的具体表现。
第三，从其活动内容来看，大多配合日本政府及军方侵略战争方策而展开。如对《华北物价紧急对策要纲》的协助实施，对战时经济体制及“自给主义”的宣传，对物资存储情况的调查等，无一不与官方密切合作。正如邹泉荪在天津地方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中所言：“东亚经济恳谈会之使命，一面在协力国策之推行，谋上意之下达，一方在搜集民意，作下情之上陈。……官方对于民间意见都很虚怀的听取，并且以之作施行上方针的有力参考。”〔22〕
正因为东亚经济恳谈会与日本官方联系密切，所以它所举办的许多活动大多有日本官方代表参加。在1941年12月举行的第三回东亚经济恳谈会大会上，东条英机亲临会场并发表演讲，各国皆有大臣级代表参加，德意志轴心国使臣也参加。在1942年举办的第四回大会上，东条英机再次亲临会议，其它大藏省、农林省、商工省、递信省、铁道省、大东亚省都派出了包括各大臣在内的1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莅临该会。 〔23〕
东亚经济恳谈会既然与日本官方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它的举动往往体现了日本官方的意志，它的建议咨询报告对官方的对华施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东亚经济恳谈会虽然在名义上属于民间社团，但其在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对中国实行经济掠夺与统制尤其是对我华北战时经济统制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说明，它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御用工具。
注释：
〔1〕〔3〕〔4〕〔7〕〔8〕〔9〕〔10〕〔12〕〔15〕〔16〕〔17〕〔18〕〔19〕〔21〕〔22〕〔23〕胡光明主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37—194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0、1227—1228、1212、1254、1255、1200、1236、1264、1245、1225、1246、1158、1162、1308—1309、1179页。
〔2〕〔5〕〔13〕〔14〕〔20〕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商会档案全宗二类，第3165、3165、2499、2361、2361号卷。
〔6〕〔11〕居之芬主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与统制》， 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105、10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