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善待劳动者的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者论文,转折点论文,刘易斯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INC.独家报道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先行工业国和后起发达国家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都经历了由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的两大阶段。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之后，劳动力开始成为稀缺性生产要素，现代部门（工业部门等）要继续获得劳动力供给，必须提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
英国劳动力工资在转折点的1820年，日本在转折开始的1920年以后，工人真实工资水平都开始明显上升。
各国转折的经验都表明，占就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力起先都在农业部门，经过几十年的转型，这个比例会大幅度下降。
另外，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水平，也是一国达到刘易斯转折的基本条件之一。先行国家一般在人均GDP300美元左右，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供求形势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面发展，使得企业不得不考虑通过加薪和加强劳动者保护，以有效获取和维持劳动力资源，劳动者在工资和劳动保护方面也将更具发言权。同时，当劳动力的持续有效供给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为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维持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也需要高度关注劳动力保护。这些情形在中国将会如何？
各国转折的经验都表明，占就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力起先都在农业部门，经过几十年的转型，这个比例会大幅度下降。
另外，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水平，也是一国达到刘易斯转折的基本条件之一。先行国家一般在人均GDP300美元左右，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我国经济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
国际经验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即将结束。基本判断依据如下：
1978年之后，我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1978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值结构比重，分别为28.1%、48.2%、32.7%；根据2004年经济普查后的数据，比重变为13.1%、46.2%、 40.8%。1920年，美国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产值结构比重，分别为12.2%、29%和59%，我国同美国1920年的产业结构比较接近。再从人均GDP指标来看，按2004年不变价美元计量，美国1920年人均GDP水平近7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法的测算结果，2004年我国人均GDP为5600美元。我国的这些指标均已达到或超过刘易斯转折点的国际标准。另外，近几年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些显著变化，也证明我国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
首先，我国现在就业增长加快，失业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回升。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研究员等经过调查认为，2004年我国的实际失业率只有 5.8%，与此同时，劳动参与率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下降，但在2006年开始回升；
第二，从2004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这几年这一现象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向中部地区转移。劳动力短缺不仅表现为技术工，普通工人也开始短缺。
第三，从国际比较来看，现阶段虽然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很低，但上涨速度非常快，这是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一个重要信号。
因我国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目前农业从业人口仍占近50%，而美国1920年农业劳动力比重只有27.4%。显然，我国工业劳动力在工农业劳动力总人数中的比重还远远低于刘易斯转折点的要求。
我国农村劳动力比重过高，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统计方法上的原因。从一般统计数字看，我国还有大约1.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但从年龄结构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这里面有50%以上是40岁以上人员，实际需要转移的只有5800万。这为我国现阶段农村就业人口所占比重过高提供了一个解释。
刘易斯转折点是加强劳动力保护的契机
刘易斯转折点与劳动者保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刘易斯转折点往往也是善待劳动者的转折点。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企业之间展开对劳动力资源的争夺，为劳动者保护的改善提供了现实基础。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上常常会出现劳动力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从而形成买方劳动力市场。在买方劳动力市场中，相对于劳动者而言，企业具有主导地位，他们想雇用多少工人就可以按照需要雇用到多少工人；而作为卖方的劳动者，在工资水平、工作日的长度、劳动强度、工作环境等方面对企业施加压力的能力非常微弱。这就使得劳资谈判的结果对资方更有利，而劳动者往往是被迫接收不利于自己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劳动者有提高工资、提高劳动保护条件的愿望和要求，企业根本不会答应，因为企业从不会为获取劳动力资源发愁。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相对于劳动力需求而言，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了，这迫使企业开始关注劳动力资源的获取和维持。企业如果需要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就必须要提高工资或改善劳动保护条件，否则，劳动力资源就会被竞争对手夺去，企业的生产经营将会受到实质性影响。
企业之间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争夺，使得劳动者相对于资方的地位得以提高，企业不得不主动提高工资或改善劳动者保护以吸引劳动者。即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尽管劳动者也需要保护，但却缺乏实现劳动者保护的市场条件；而在劳动力进入有限剩余阶段，企业为争夺有限的劳动力资源而展开的竞争，才使得劳动者保护的改善具有了现实基础。
当前，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把社会保险、劳动安全、工作环境等作为吸引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手段，“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的关注。究其根本原因，是与中国劳动力供求形势的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农村劳动力比重过高，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统计方法上的原因。从一般统计数字看，我国还有大约1.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但从年龄结构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这里面有50%以上是40岁以上人员，实际需要转移的只有5800万。这为我国现阶段农村就业人口所占比重过高提供了一个解释。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提高了劳动者的发言权，使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相对于强大的用人单位或资方，劳动者是弱势群体，处于弱势地位。
首先，用人单位享有雇佣决策权力，他们有权根据企业的需要决定雇用多少劳动者和雇用什么样的劳动者。劳动者不被雇用，不能就业意味着他们将失去生活来源。
其次，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情况下，用人单位有权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价格来购买劳动力，他们会尽可能地压低工资，而劳动者迫于生计又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工资。
第三，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已作为商品出卖给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有权决定在何种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工作环境下使用劳动力。
可见，在劳资关系中，资本所有者处于强势和主动地位，劳动者则处于服从被动地位。前些年，中国大量进城农民工为了获得工作岗位，几乎都不敢在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障方面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就是这种情况的鲜明写照。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变得更多了。由此，劳动者在劳资谈判中的发言权大大提高，劳动者具备了通过工作流动等形式向资方施加压力的条件。由于存在现实的工作机会，资方如果仍然维持固有的薪酬和劳动保护条件，劳动者显然会通过工作流动去寻找更满意的工作。这种行为结果，使资方不得不重视劳动者工作状况的改善，提高薪酬水平、改善劳动保护条件。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资源，使得政府进一步强化对劳动者的保护。
当前，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把社会保险、劳动安全、工作环境等作为吸引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手段，“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的关注。究其根本原因，是与中国劳动力供求形势的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政府对劳动者的保护，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维护社会安定的客观需要。
首先，工业化和城市化给劳动者造成的工伤事故远多于传统农业社会，所以，工业劳动者需要必要的劳动保护；
其次，在工业社会，劳动者的收入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市场的波动会导致部分劳动者的失业，进而使他们陷入赤贫状态。所以，劳动者需要必要的失业保障。
再次，劳动者背井离乡到城市工作，面临的社会风险与农业劳动者有本质的不同，他们需要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特殊劳动保障制度。所以，在劳动者从农村流入城市、从农业流向工业的过程中，如果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他们很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因此，政府需要适应社会大生产的要求，建立劳动保护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在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政府在面临通常的劳动保障压力之外，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对劳动者的保护，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劳动力资源是一国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源，也是一国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在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资源将逐渐成为稀缺资源，如何保护劳动力资源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迎接国际竞争，成为政府的重要议题。
因此，在劳动力供求新阶段，政府会进一步强化对劳动者的保护。否则，如果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劳动力资源将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例如，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费，使劳动者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时，基本生活难以保障，有病得不到治疗，使劳动者陷入贫困和健康缺损的状态，这种对劳动力资源掠夺性开发最终必然会导致其枯竭。
近几年持续出现的“民工荒”，已经对我国一些地方为追求经济发展、不惜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发展方式敲响了警钟。
加强我国劳动力保护的政策建议
鼓励和引导企业善待劳动者。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从而缺乏善待劳动者的动力和需求。在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这为鼓励和引导企业善待劳动者提供了有利条件。
实际上，善待劳动者并不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而是能够达到“劳资两利”的效果。通常，不少企业习惯于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快速增长，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漠视员工的权利，不利于企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内外成功企业的经验表明，企业“追求合理合法利润”，才能实现盈利最大化。
随着经济管理理论对“人”的认识，从“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到“自我实现人”的不断深化，企业管理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行为关系阶段，现代已经发展到文化管理阶段，要求企业“以人为本”进行管理成为潮流。当前，应通过精神奖励和物质刺激，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善待劳动者，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形成劳资两利的局面。
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劳动者保护状况的改善，归根到底依赖于劳动者在劳动谈判中地位的提高。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会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择业和充分流动，会削弱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者在劳资谈判中的地位，改善劳动者保护状况，更能够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推动经济高效率运行。
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首先要求推进就业制度改革。要进一步破除依据户籍、地域等特征限制就业的做法，保障劳动者和企业用工的自由权。其次，要建立一套规范劳动力市场主体行为、职业介绍组织市场准入和中介行为的市场规则，使用人单位、求职者和中介结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再次，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建立良好的执法环境和市场秩序，保护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第四，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水平，形成城乡、区域沟通的灵敏的市场信息网络系统，引导劳动力顺利流动。
实际上，善待劳动者并不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而是能够达到“劳资两利”的效果。通常，不少企业习惯于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快速增长，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漠视员工的权利，不利以企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但国内外成功企业的经验表明，企业“追求合理合法利润”，才能实现盈利最大化。
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还需要改革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体制，逐步建立统一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方便劳动力的迁移与流动。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复杂，仅在养老方面就有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小城镇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以及针对进城农民工的综合保险等，由于制度过于复杂，不同制度的福利待遇相差很大，不利于不同类型劳动力在不同制度之间的转移和流动，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一下子不可能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但这应该是一个发展方向。在现实情况下，要做好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转换和衔接工作，加强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基金征缴力度，不断扩大覆盖面。
特别关注对进城农民工的劳动保护。与其他群体相比，进城农民工的劳动保护状况相对较差，比如劳动时间长、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等。因此，需要给予进城农民工劳动保护以特别关注。
这要求，首先，政府应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要求，对农民工与当地户籍人口一样履行公共管理职责，保障其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其次，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第三，清理、整顿、取消各种对农民工的证卡制度和乱收费等不合理规定。第四，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从现实情况来看，较为可行的办法就是根据农民工的需求和客观条件，分类、分层次提供社会保障，在条件成熟时，再实现不同类型社会保障之间的一体化。
加强劳动保障法制建设和劳动监察力度，为劳动者保护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撑。首先，建立健全我国劳动保障法律体系。《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对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原则规定，为了使劳动法各项制度更加具体化和规范化，应当加快制定相配套的劳动法律或规定，形成规范的劳动法律体系，更好地保障劳动者劳动权的实现。国家应尽快制定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性法律，以规范劳动争议处理中的具体程序问题，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与之相配套的司法解释。要尽快制定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和劳动争议处理法等法律。研究制定企业工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等行政法规。
其次，加强劳动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完善特殊工时审批制度和职工休息休假制度，加强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研究完善艰苦岗位津贴制度，开展劳动定员定额国家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指导行业和企业集团开展劳动定员定额行业标准的制定修订。
第三，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制度和体制建设。继续推进劳动保障监察制度建设和工作机制创新，进一步加大监察执法力度，全面建立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制度。进一步规范监察程序，完善监察工作制度，实现劳动保障监察职能、机构、标志统一，充实劳动保障执法监察队伍。
链接
刘易斯转折点主要思想是，二元经济的转型和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之后，劳动力开始成为稀缺性生产要素，现代部门要继续获得劳动力供给必须提高工资水平。这两个阶段的交汇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然而，不能简单的把该转折点看成一个瞬时调整过程。在欠发达国家，这个过程可能经过几十年才能完成。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个转折的过程，这个转折过程在不同国家经历的时间和表现形式也呈现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