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服务业增长的绩效、原因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服务业论文,绩效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3.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8)02-0080-10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通过深化内部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摆脱了长期以来缓慢发展的局面，一跃进入高增长国家行列，国民经济总量大幅上升，目前，全国的GDP值已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按现行汇率计算），成为第12个GDP值超万亿美元的经济大国，从而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历数印度经济崛起中的最大亮点，当属其蓬勃发展的服务业。尤其是与另一个亚洲新兴经济大国——中国相比，其在服务业上取得的成就和优势显得更为突出。这种比较优势既体现于其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上，也体现在其引发的积极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上。从既往的经济发展史角度看，印度的这种产业发展模式颇有些非同寻常，因为服务业的高速增长通常是在一国工业化达到比较成熟发达的阶段以后才开始的事情，就像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那样。因此，中、印之间的这种鲜明对比，就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课题，比如两种模式的优劣比较、发生条件及演化趋势等，事实上，类似研究已十分“红火”。但是，笔者以为，无论开展何种比较研究，都需要先对印度服务业的发展情况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认知，因为这是理解独特的印度经济模式的关键所在。为此，本文将对印度服务业近年来的成就、原因和问题展开较为详尽的梳理和分析。
一、印度服务业增长之绩效
正如印度储备银行曾指出的，“当工业和农业的表现都相对不佳的时候，正是服务业使GDP在90年代保持了6%左右的增长”，因而“服务部门已经成为印度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门，特别是在过去十年时间里更是如此”[1]。
（一）高增长率及其产出贡献
1947年独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印度仍然是一个典型的依靠农业为生的国家，工业和服务业的基础非常薄弱。工业化成为国家经济增长战略的关键所在。表1数据显示，在1951-1980年期间，工业的年均增速十分迅猛，超过了当时的服务业与农业。这时印度正处于由农业化向工业化初期转变的阶段，因此，服务业相对于工业的落后是毫不足奇的。进入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发展开始提速，与工业的增长率差距缩小到0.2%。90年代以后，它的增长势头惊人，达到7.5%的高位，遥遥领先于同一时期工业年均增长率的5.8%和农业年均增长率的3.1%，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最近几年，虽然印度更加重视和推动工业的发展，但是，服务业的增速仍然高出工业近1个百分点，表明其增长“引擎”地位仍然无匹敌。不仅如此，服务业的增长相对于其他两大产业还显得更加平稳，基本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如表1所示）。因此，有理由作出这样的预测，未来印度服务业的增长前景相比其他部门仍然更值得乐观看待。
服务业超过工业而占据主导地位并不令人格外惊奇。许多经济文献都已发现，伴随着一国经济的成熟（即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技术和组织等方面都更为现代化的阶段以后），服务业所占的份额也会连续上升。这在许多先行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已得到证实。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刚开始的时候，通常伴随着工业比重的上升，服务业的比重也会有所增加，但在此后的某个时期（具体时间依各国情况而异），服务业比重增加的速度更快，与此同时工业的比重会出现停滞甚至下降的现象。印度近年来的增长轨迹与这一趋势基本是一致的：即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增加，而农业的比重则相应下降。从表2可以看出，在1950-1990年期间，农业占GDP的比重从58%跌到25%，工业和服务业则在填补农业留下的份额中平分秋色。进入90年代以后，农业在GDP份额中所下降的比重几乎被服务部门的上升所取代。这时工业的比重仅从15%升至27%，服务业却从27%剧增至4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90年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继1951-1990年共40年间累积上升了13个百分点后，又继续上升了8个百分点。与此相对的是，工业部门的份额，却在90年代原地踏步，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上升。因此，将90年代以来印度服务业的大发展称之是一场“革命”[2]的说法并不显得过分夸张。
（二）服务部门的就业情况
颇有些令人不解的是，尽管印度在产出的比重结构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就业结构却不是如此。印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农业占GDP的份额虽然下降很多，但是直到90年代以前，农业部门雇佣的就业人数仍然没有显著的改变[3]。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虽然在90年代从40.6%上升到48.5%，但是，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反倒从24.4%下降到23.5%，下降了将近一个百分点（如表3所示）。再从表4的数据来看，进入1991年开始的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后期阶段后，尽管对服务业的发展管制进一步放松，其增长势头进一步加快，但是，其在就业方面的增长率却大大下降，由3.53%下降到2.42%，远不如工业发展引致的就业需求的增幅大。即便在整个改革时期（1993-2004年）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率略高于其他部门，但是，相对于工业而言的0.1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的确对拉动整体的就业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换言之，服务部门在新增或创造就业方面，应是大大的滞后了。印度这种相对无就业机会的服务业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验颇为不同。通常而言，服务部门能够提供大量新增就业机会，如许多服务业发展较快的发达国家，其服务业在就业中的比重占到70%多，美国最高达到78%[4]。因此，就国际比较而言，印度服务部门的就业比重是相当低的。这也意味着从就业的角度而言，印度服务部门仍然是“弱小”部门，农业却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主导部门。这与所谓“后工业化”国家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有总就业人口中最大比重的特征相差甚远。
（三）对进出口的贡献
服务业的发展使印度对外部门受益匪浅。通常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尽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就离不开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原材料以及高素质人才等的支持。但这就给本国的出口提出了难题。因为国际经济关系的现实是，受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往往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单方面依赖或受制于发达国家的不利地位。印度的情况也正是如此。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印度实施了较为自由的进口政策以后，国际收支状况就更为恶化，以致到1991年发展为严重的外汇危机，国家外汇储备降低到仅够满足两周进口需要的危险水平，因而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然而，近年来，印度服务业的高速成长及其在国际服务出口贸易中的份额上升，却使印度的外贸部门看到了新的希望。
统计显示[5]，在上世纪90年代，印度的服务出口以17.3%的年均增长率上升，而80年代只有9%。这一比率在全球高居榜首，也远高于当时世界5.6%的平均增长水平。然而，更令人称羡的是，这种势头还在继续。90年代下半期，印度服务出口的增幅升至21%，并且若以1997-1998年到2001-2002年期间的数据计算，印度服务出口增长率又升至23%，更遥遥领先于同时期世界平均水平的3.6%。从总量方面来看，整个90年代，印度服务出口增加了4倍，到2002年达到250亿美元。根据世贸组织(WTO)的统计，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服务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6]。在1993-2003年期间，服务部门出口销售的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达到了17.3%，并且服务出口目前占了该国总出口的近半数。随着服务业出口的快速增加，它为印度对外部门带来了连续的贸易盈余。这种盈余，在1990-1991年，仅为商品贸易赤字的10%，但是到2001-2002年度，这一比例已增至33.3%左右。这一时期，服务出口与商品出口的比例也由25%增加到45%，表明印度的国际比较优势正呈现出由有形商品向无形服务转化的趋势，它的经济已经部分显露出通常是高度发达经济体才可能具有的一些特征。Hansda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7]。他指出，印度在世界商业服务出口中的份额已由1990年的0.6%上升到2000年的1.2%，而同一时期印度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份额仅从0.5%上升到0.7%。而就反映一国某类商品或服务的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优势指标(RCA)①而言，在1996—2000年，印度服务部门的RCA指数增长了74%，而同期商品的RCA指数却下降了15%，这也说明印度服务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在上升。
（四）服务业内部的增长情况
如前所述，80年代以前，服务业的发展基本是平稳的。80年代以后，服务业开始起飞。但是，像其他部门一样，在服务业内部，各部门的增长并不平衡。
表5的数据表明，所有的服务业子部门的增长速度都高于所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增长最快的部门有：商务服务(19.8%)、通信(13.6%)、银行服务(12.7%)、酒店和餐饮服务(9.3%)以及社区服务(8。4%)等[2]。其他一些服务部门，如仓储(2.0%)、铁路运输(3.6%)、房地产(5.0%)、个人服务(5.0%)、法律服务(5.8%)等增长比较缓慢。还有一些部门，如贸易(7.3%)、道路等运输服务(6.9%)、保险(6.7%)、公共管理(6.0%)、社区服务(8.4%)等保持着中等的增长势头。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印度IT部门是世界闻名的“明星行业”，也是出口创汇的“主力军”之一(2002年度印度软件出口收入约占总出口收入的1/3)，但是它对整个经济的贡献却很有限，目前还不到GDP的1%，而且也仅雇佣了4.5亿劳动力中的不到100万人。因此，印度服务业的崛起，仍然要更多地依靠贸易流通、金融服务部门、运输服务、公共管理、国防以及社区服务等科技含量并不是太高的一般性服务部门。
二、印度服务业增长的原因
如何解释印度的服务业增长？一个简单的回答似乎是，这应当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发动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运动。但是，这种答案显然太过笼统。毕竟，不是所有的自由化改革都能取得如此幸运的结果。在俄罗斯、东欧和拉美地区，许多类似的改革却都导致经济动荡或经济衰退。因而，所谓正统学派的“市场至上”教条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并不能说明一切，需要参考或借鉴其他方面的一些观点。
（一）成功的经济自由化改革
虽然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独立后的很长时期内，印度仿效前苏联模式，建构起一套以政府高度管制为特点的管理模式。国民经济中的各行各业，被依其技术特征和战略价值大小等标准，被人为地划分为政府垄断经营、政府许可经营和私人自由经营三大类型。印度经济深受官僚制度和繁文缛节的困扰，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抑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异常缓慢。实际上，扣除人口自然增长因素，长期保持的年均3.5%左右的“印度式”增长率的确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总体面貌。因此，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压力下，从80年代初开始，印度领导人改变策略，启动了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进程。这些改革虽然是以放宽工业领域的许可证限制为主，但是，印度政府也加大了对电信、银行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鉴于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存在的前后联系，工业的增长自然也会拉动服务业的相应增长。此外，正如印度经济历史学家德龙[7]曾经指出的那样，在80年代，（印度）官方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政府开始支持企业家活动，推动印度与世界经济接轨，游戏规则的变化增强了人们的信心，这些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比特定的（直接）政策变化更大。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一次偶然的外汇危机的触发，1991年6月执政的拉奥—辛格政府推进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经济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席卷了印度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价格政策、外贸外资政策、工业政策以及公营部门政策等多个领域，包括放松企业投资管制、放松投入要素和产出品的价格管制、大幅度下调税率，以及放宽外国投资限制等在内的多种措施。正像80年代的拉·甘地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如鼓励资本品的进口、放松产业管制、合理化税收制度，结果带来出人意料的经济繁荣一样，从纯经济的角度看，这一轮全方位改革也是大获成功，它将印度经济推进到曾长期梦寐以求的高速增长轨道。
以服务业为例，这个部门在传统上受到政府的高度干预。尤其是在金融、保险、电信等核心部门，国有企业通常占有主体地位。但是，从1991年开始，政府进行了很大的努力，把大门向私人投资者和外国人敞开[8]。如在1997年12月7日，印度议会通过了《保险监管和发展局法案》，建立了监管机构，打开了产业进入的大门。如果取得了监管局颁发的许可证，外资可以占有26%的股份。而在银行业，私营银行的发展十分迅速，外商也可以获得74%的股份。外国银行还可以每年开设一定数量的分行。目前已经有25家外国银行获得了营业资格，开设了150家分支机构。电信部门的开放力度更大[9]。1994年修订的政策开始允许私人和外资参与移动电话的基本业务和增值业务。到如今，私营和外资合资企业已在印度移动通信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在电子商务、软件、电子和出口型的信息技术产业中，外资也可以获得100%的股权。甚至基础设施部门也开始对外资开放。在公路、道路、桥梁、隧道以及港口的建设和维护项目中，外资可以独资经营。在机场建设中，外资可以占有74%的股份，如果得到政府特别批准还可以获得全部股份。在国内航空领域，外资可以占40%股份，海外的印度人可以占100%。总之，正是由于政府不断放松对这些领域的管制，唤起了私人和外商的投资热情，从而使得这些部门很快成为服务业中的高增长部门，并推动了整个服务业的腾飞。
（二）其他原因
一种视角更为微观的观点认为，印度的服务业增长，要归功于生产的组织方法上。生产方法的转变，能够引起经济向专业化和“迂回生产”日益加深的方向变化。比如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提高效率和控制成本，工业企业可以利用外包给专家的方式来提供原本由企业自身提供的自身并不太擅长的一些服务，如法律、会计和保安服务等。Bhagwati称这一进程为“专业性裂变”[10]。Kravis则指出[11]，“裂变”可导致服务部门的比重继续上升，即使是GDP自身也在增长的时候仍是如此。实际上，一旦制造业中的服务劳动如会计、研发或后勤被分离出来并被外包给其他公司后，它们就被计入服务部门对GDP的贡献之中，而非淹没在制造业中的增加值里，这有助于加大服务业的增长。
服务部门的增长还可以归结为技术进步的刺激。技术突破的结果，导致新的业务或产品的出现，这种进步很容易在IT或电信服务部门发生（如移动通信技术的引入所引发的用户与收入的爆炸式增长），有的也在金融部门发生（如信用卡、ATM机等）。
但是，James Gordon和Poonam Gupta却对上述观点并不完全赞同[2]。他们对影响90年代印度服务业增长的各种因素（如产业分化、高收入弹性、出口和政策改革等）的贡献情况作了计量检验。其分析结果表明，这种增加生产中对服务的投入的生产使用方式的变化并不能充分解释服务部门90年代以来的增长。实际上，在其计量模型得出的结果中，经济政策自由化和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综合影响相对来讲仍然是最为显著的。而“专业性裂变”效应的贡献率要逊色一些，仅与出口对服务业年均增长率的贡献率基本相当，同时因国民收入增加而引致的对服务业需求的更大增加的收入弹性指标也不能显著说明服务业的高速增长。
那么，印度服务业增长是不是一种“去工业化现象”的表现呢？所谓“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通常是指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导致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从表象来看，印度的情形很有些相似。但是，如果按照定义，“去工业化”现象可以界定为工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下降的话，那么，严格地讲，印度经济在80年代和90年代就不能被称为是“去工业化”。因为这一时期其工业部门的就业率仍有正数的增加，即从1983年的13.8%增加到1999-2000年度的16.8%，而且众所周知，印度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绕过”了本不该绕过的工业化阶段[12]。
Bosworth,Collins and Virmani的研究或许更让人意外[13]。他们在有关印度经济增长的最新报告中指出，印度服务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很高（几乎是每年3%），资本的贡献度相对很低。既然服务部门的一半以上的增长来自一些“传统性”服务部门，如贸易、运输、通信和个人服务等，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本不可能期待有大的提高，因此他们认为服务品价格提升对服务业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被低估了，这导致对该部门的真实增长的过高估计。这种怀疑只是道出了服务业增长可能与通货膨胀有一定关系，但是，即便如此，考虑到印度服务出口的上升和IT、金融、电信等领域的繁荣实景，价格因素显然也是不能说明一切（像电信类服务的资费还一直处于下降之中）。正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样，服务业TFP的上升还可能归因于与政策改革相联系的交易成本的降低。
此外，还有一个常被提及的因素，即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投资制造业变得困难重重，而服务业对基础设施依赖相对较小的自身特点却决定了其可以避开这些不利因素，因而就能够刺激投资的加大。据统计，在作为制造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能源支持方面，印度的情况却是相当令人沮丧的。目前，全国的电力供应至多仅能满足需求的90%。受供给不足的限制，印度的电力消费也处于世界最低国家行列，2001年全国每人年均电力消耗量仅为365千瓦时，这远远低于同期中国的893千瓦时和巴西的1729千瓦时。另外，印度的运力不足和运输质量低下也很难满足制造业的需要。或许正基于此，外资便积极向服务业倾斜。据调查，目前印度服务部门的外资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5%迅速升到2001年末的52%[14]。
综上所述，推动印度服务业增长的因素可能是很复杂的，不应将其归结于任何单一方面。如果说放松管制是唯一重要的因素，那么，为何工业的起色却如此微弱？如果将其归因于IT等现代技术的影响和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经历所遗留下来的语言优势，那么，也犯了想当然的错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IT部门对GDP和服务部门的收入和就业贡献都不是非常显著。因此，笔者认为，印度服务业的增长应当是政策改革、技术进步、分工深化、基础设施落后影响下的投资倾斜等多种因素共同的结果。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并不是等同的。正如印度服务业过去的相对不发达情况已经显示出的那样，如果政府统得太死，不能营造出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那么，所有其他积极因素的作用都会大打折扣，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政府一旦放松管制，就会完全使局面得到改变（印度制造业在改革后仍然相对滞后的状况业已证实了这一点）。换言之，印度服务业的崛起带给我们的一条鲜明启示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并不能扮演起一个“全知全能者”的角色，它至多只能审时度势，为经济起飞营造出更加适宜于鼓励投资的环境，经济增长的关键最终仍然要依靠千千万万的大众投资者和消费者。
三、印度服务业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监管和商业环境仍有诸多缺陷
虽然印度在政治体制、司法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并且广受好评，但是，它在某些领域仍然管制较严，政府办事效率仍有待提高。实际上，随着印度向外界的大门敞得越来越开，这些问题也就暴露得更加充分，以致凡论及当今或未来印度经济发展议题，都不能不提到这些“通病”之所在。
以服务部门为例，尽管印度秉承“不干预”的改革精神放松了许多领域的进入限制，但是，这些改革并不十分彻底。如在零售业，为了保护国内的中小零售商免受强大的外国零售巨头冲击，维持其原有的就业水平，印度政府就对外资进入零售业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因此，目前印度的零售业仍然由大量小型零售商所组成。这就大大降低了印度零售业在分配货物上的效率，阻碍了零售业的整体发展。进一步地，由于流通成本高昂，货物运送效率低下，又对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商业环境和政府办事效率方面，印度的表现也有待改进。据悉，在印度开办一家企业要花费88天，是中国、巴西等国家的2倍。关闭一家企业要10.8年，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的2倍[12]。在国际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印度的进出口流程也显得十分繁琐。不仅进口和出口都要提交相关的文件资料，而且审批所花费的时间也很长。据估计，平均一次进口审批要花41天。
再有，印度的劳动法律也常因其刚性强、过于维护雇员方的利益而受到指责。印度有据称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劳动法。根据该法，拥有100名雇员以上的公司需要经过政府同意才能解雇员工。雇主也被禁止雇用合同工（非正式工）来干全职性的工作。而正式在编的工人除了完成每天8小时的工作量以外，每个季度的加班时间也不能超过75小时。这些条令抑制了公司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除非迫不得已或明显有利可图，否则，任何唯利是图的公司一般都不会轻易增加员工。劳动法对经济的影响还可从另一个方面看出来，即，由于联邦（全印度）劳动法是由各邦（省）具体实施的，因而，那些执行得不那么有力的地方，通常比其他地方的经济增长情况更好。因为那些执行劳动法较为认真的地方，常常令国内外投资者生畏，如以重视普通民众利益而闻名的喀拉拉邦的工业发展就一直不甚理想。
（二）现存的人力资本难以支撑服务业的扩张与升级
印度作为人力资源大国的优势是人所皆知的。据统计[12]，印度目前已有11亿人口，还在以每年1.5%的速度增加。而且，印度人口以青年为主。有观点预测，从2003年到2020年期间，印度新增劳动力将达2.5亿人。这意味着印度每年将增加劳动力1500万人，劳动力供应呈现出充足的态势。但是，人口的数量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方面，便是人口的质量状况，这通常表现为人口的预期寿命、识字率和所受的技术培训程度等。按照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的说法[15]，那种只能从事任何人都能进行的非技术性的体力工作的人，不能被视为“人力资本”，因为人力资本应当是如同物质资本一样，是通过“投资”而形成的。这些“投资”就是指花在人身上的教育、卫生、保健等方面的费用。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印度的人力资本就难以支撑服务业持续扩张和升级的需要。
诚然，人们常常对印度在培养“精英”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表示钦佩。印度目前已拥有380所大学、1500所研究机构，还拥有20万名工程师和30万名非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每年毕业新加入的人才队伍[16]。这些优秀的科学家、经理人、IT专家、技师和工程师等，他们绝大多数都能讲流利的英语，熟悉现代的科技或管理知识，很好地满足了包括现代服务业在内的印度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如前所述，总体而言，这些人才所占的比重太小，整个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也大大低于其收入比重。而大多数印度人由于缺乏参与建设新兴服务业的能力，却不得不滞留在乡村或徘徊在城市边缘。据统计[17]，印度未入学的适龄人口的比例是44%(1960年72%)，远高于中国的18%，巴西的16%。在2000-2001年度，进入小学就读的学生中仅有一半的人数升至5年级，其原因是公共投入资金不足。全国整体的辍学率达到53%，这在南亚和东南亚都是相当高的。另外，它的文盲率也高达35%[17]。女性的文盲率超过50%。这种人力资本总体低下的状况，意味着印度服务业对就业的渗透乃至收入分配的影响很有限。反过来，这也会使服务部门丧失纵深扩张和技术升级的可能。
（三）基础设施薄弱
尽管服务业的发展不像制造业那样，对物质和后勤设施的要求很高。但是，服务业对电力供应和通信基础设施等的依赖却很大。这正是印度目前的“软肋”所在。
Srinivasan指出[18]，在2004年，印度的旅游业增长了24%，印度已成为世界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缺少足够的质量合格的宾馆，以及交通和通信条件仍然不尽完善等问题，仍然制约着印度吸引和接收海内外游客的能力。此外，在快速增长的IT业和商业流程外包等领域，基础设施也制约其增长。因为可靠的电力供应，有效和廉价的电信服务以及获得风险资本的可能性，对IT部门发展都非常重要。以印度高速发展的电信业为例，尽管它的年均增长达到13%以上，但是，印度全国的电信密度（电信用户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仍然只有20%左右，远低于中国的50%的水平，而且在电信管制机构之间也仍然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像印度电信管理局与电信部以及国有电信企业之间的关系仍未完全理顺）。而要推进电力方面的改革，面临的困难就更大。
印度政府虽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然而，受制于资金的匮乏，要真正解决还需经历一段时日。目前，印度的储蓄率仅为GDP的24%左右，远低于中国的40%[19]，另外，印度外资流入的规模也比较小，每年约为50多亿美元，仅为中国的1/10。而印度政府估计，仅未来几年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将需要融资1500亿美元。由此可见，印度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欠账”是相当大的，要想在短时间弥补起来，实非易事。
（四）制造业落后
正如IT部门、金融、电信、运输等服务部门可以通过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促进制造业的增长一样，服务业的持续增长也需要一个不断增长的制造业基础。如印度软件业的持续发展就需要制造业来创造出新的需求。但是，目前印度制造业仍面临着诸多不利的条件。如，高达60%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其收入有限，制造业的需求难以有效扩大。印度制造业起步也相对较晚，错过了20世纪70、80年代世界制造业转移的机遇期，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跟上了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步伐，通过发展服务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与已渐成气候的服务业相比，其制造业的被动局面仍是显而易见的[20]。当然，基础设施薄弱、人力整体素质不高等因素，对于制造业的影响也就更大了。因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可以看出，尽管印度政府已经将振兴制造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1]，并大力吸纳外资参与制造业发展，但是，在短期内印度制造业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是难以得到根本性提高的。2000年起，印度开始着力打造经济特区(SEZs)，欲图借鉴中国经验，以“特区”模式来克服基础设施方面的缺陷，促进出口加工业等的快速发展。但是，近年来的事实却表明，印度也是很难取得像中国那样明显的效果的。因为印度经济特区的规模普遍较小，平均面积仅为4.2平方公里，它所产生的“产业地区集聚”优势也相对较小。另外，即便在这些特区内，原料或组件的进口也不是自由无阻的，仍然要受一些官僚程序的约束，这就更加减少了“特区”的吸引力。
（五）来自国外的挑战
印度服务业的成长吸引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关注，如菲律宾、爱尔兰、以色列甚至包括中国在内都深为印度在业务流程外包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所鼓舞。由于他们与印度有很多相似的优势，比如充足的人力资源、较低的经营成本、政府的政策支持、优越的地理位置、语言文化支持等，因此，都无不想从这个高成长市场中分一杯羹。以菲律宾为例，它目前已经与印度、加拿大和以色列齐名，成为世界四大外包市场之一，2006年该国业务流程外包业的出口收入已增长到了25亿美元[22]。因此，菲律宾正雄心勃勃地向印度的外包大国地位发起挑战。另外，随着WTO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内的竞争也必然会日趋激烈。印度目前所处的优势地位也将受到更强有力的挑战。此外，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色彩越来越浓，这也很容易对印度部分服务业高速增长所依赖的出口市场造成不稳定影响。如印度仅IT服务出口就占IT服务业总产值80%左右的比例，因此，如果海外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印度IT业的增长前景也会蒙上阴影。
四、结论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纵向的角度看，印度服务业的确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对印度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但与此同时，若对其施以过多的溢美之词却不甚客观。因为从产值的角度看，虽然印度服务业已占有印度经济的“半壁江山”，但是在就业等方面，它仍然是弱势部门，仅占全国就业比重的1/5强，离改变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现状还相差很远。这就表明，印度服务业的发展并不均衡，它所取得的进步仍然是有局限性的，印度经济也并没有真正迈入像高收入国家那样的“后工业化时代”或“服务经济时代”。实际上，一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服务业相对工业的优势地位对印度经济而言并不是近期发生的现象，而是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存在的事实。Bagchi将这视为可能是英属印度期间追求的“去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结果[23]，即随着第一产业按常规那样下降，比如说主要是农业，服务业开始脱颖而出。而且，印度的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很多发展中国家如赞比亚、乍得、苏丹、肯尼亚以及巴基斯坦等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类似的阶段[24]。因此，印度的服务业相对其工业而言所表现出来的领先发展状态以及蓬勃的增长势头，与其说是标志着印度已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还毋宁说是印度在推进“工业化”进程所遭遇到重挫的一种折射。这正如印度国内的一种流行看法所指出的那样，印度制造部门的发展受到过重的政府干预、较弱的物质基础设施和无效投资的阻碍，相反，受到较少管制的、动态的服务部门却取得了发展。虽然这种观点也不无偏颇，但毕竟反映出印度服务业的增长既有它自身特性的因素，也有幸运的因素在内。只有在这个领域，人们才可能相对减轻印度现实经济不利条件的影响，取得更好的投资回报。但这种状况，就注定了印度服务业的增长基础并不牢靠。它的了不起的IT产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犹如是一种“飞地经济”，无论是就其产值贡献抑或是其就业贡献而言，都是比较微弱的。曾一直困扰印度经济健康发展的许多因素，如制度与商业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制造业，以及新近的来自国外的竞争等，仍将继续起作用，并对印度服务业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总之，我们应全面客观地看待印度服务业的成就，在借鉴学习其快速发展的有益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暴露或反映出来的问题与教训，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服务业的顺利成长。
收稿日期：2007-11-12
注释：
①该指数通常是指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所占份额相对于该商品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