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马克思与蒲鲁东的理论交锋
□刘冰菁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关于法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皮埃尔·蒲鲁东，至今学界对他的研究较多集中在他被马克思批判的《贫困的哲学》及其所有权理论上。其实，在1846年《贫困的哲学》这本书出版之前，蒲鲁东在1840年的《什么是所有权？》和1843年的《人类秩序的建立》中，就已经呈现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社会历史观及其“序列辩证法”等重要主题，也涉及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折射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思考。对这些内容的略过，既忽视了蒲鲁东关于现代社会和社会历史运动进程的哲学思想，也忽视了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思想渊源和并不对等的理论交锋。因此，重新研究蒲鲁东的哲学思想，不仅可以彰显普鲁东哲学方法论的逻辑和特点，还能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和蒲鲁东的理论交锋以及马克思自身的理论转变。
［关键词］ 蒲鲁东；社会自发性；序列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多次开展政治经济学研究时，都热衷于批评同时代占据思想高地的思想家，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大肆挞伐的《什么是所有权？》《贫困的哲学》的作者、法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皮埃尔·蒲鲁东。马克思评价蒲鲁东历史知识贫乏、智力水平堪忧，但实际上蒲鲁东并非如马克思所说不堪一击。当时蒲鲁东的作品深受公众喜爱，《贫困的哲学》在法国销量甚好，在德国还出版了三个不同版本。而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则乏人问津，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只印刷了800本，反响平平[1](p153)。
但当下学界对蒲鲁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马克思对蒲鲁东思想的批判上，因而关注点侧重于被马克思提及的《贫困的哲学》及其所有权理论。这不仅导致我们缺少对蒲鲁东哲学理论的完整认知，也直接影响着我们对马克思和蒲鲁东之间的理论渊源和论战交锋的深入理解。本文试图从蒲鲁东1840年的《什么是所有权？》、1843年的《人类秩序的建立》等早期文本出发，来澄清蒲鲁东是如何基于人本主义的哲学立场来理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历史运动进程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会更加清楚地理解两人之间的交锋，为什么蒲鲁东值得马克思发动三番四次的正式和非正式攻击① 从现在可考的资料来看，马克思除了专门针锋相对地写作了《哲学的贫困》公开反对蒲鲁东，而且也在致安年科夫和施韦泽的信中仔细地分析过自己对蒲鲁东的批判。 ，为什么马克思早先崇拜蒲鲁东而后却对他大加批判，以及马克思最终是如何区别于蒲鲁东，开创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
一、蒲鲁东哲学的起点：集体力量理论下的社会历史观
毋庸置疑，蒲鲁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专题研究，起始于他的《贫困的哲学》，也就是马克思详细批判的著作。但是由于蒲鲁东探讨社会历史问题的独特哲学立场，这本书里面到处充满了价值、分工、机器、竞争等似乎从天而降的经济学范畴和上帝的神学话语，既粘连着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讨论，又处处超脱于现实之上。如果单单从这本书开始理解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现实的哲学论述，便会倍增困惑。其实，蒲鲁东的个人成长经历既构成了其哲学理论的起点，也直接影响了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
蒲鲁东出生自一个半农业的贫困家庭，其父亲是一个箍酒桶匠，辛苦经营着一个小酒馆。他从小开始就一直小酒馆里帮忙，还在郊外做一些农活兼玩乐。小时候由于家庭太过贫困，家里经常不能支付他的学费和书费。但尽管如此，普鲁东仍然嗜书如命，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学校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样式的书籍。就是这些经历，奠定了蒲鲁东社会理论研究的根本信念，那就是劳动人民在田野中自由集体劳作所带来的力量：“我有一个少见的优越之处，我生来就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十二岁以前，我的生活是在田野里度过的，有时做些轻微的农活，有时放牛……我几乎不能把自己同周围的自然界分开。”[2](p223-224)在这片无私宽厚的大自然中的辛勤劳动、互相合作的普通人民以及他们充满人情味的集体劳作，都深深印刻在蒲鲁东的脑海中，成为他一辈子为之沉迷的意象，更成为他哲学研究的起点和归宿，即后来蒲鲁东反复提及的“社会自发性”（spontanéitésociale）的集体力量理论。
因此，电磁编码器电路的输出信号和码盘的旋转是紧密相连的。通过测定输出信号的周期数或周期时间就可知道磁鼓的位置和旋转速度。电磁旋转编码器结构示意如图4所示。
蒲鲁东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人是无法凭借个人生存的社会动物。所以，无论是过去的原始社会、农业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未来社会，在人身上只存在一种永恒的性质，那就是人天生就是需要互相合作才能生活的社会人。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从集体合作的人类身上才迸发出了社会历史不断前进的力量，即在人类合作中凝聚而来的一种“社会自发性”的集体力量。它超越个人的局限又回报所有共同劳作的人。蒲鲁东坚信，正是这种人类合作的集体力量，才是人类延续生命、共创财富和同享自由平等的根基所在。所以，无论在何种时代，人总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能不断地创造出社会财富推动社会发展。当然这些财富也就天生应该被人们集体占有。可以说，集体力量的人本主义理论，是蒲鲁东不可逆转的信念所在，也是他哲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借由这样的人本主义立场，蒲鲁东别样地解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且以此为中介，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折射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揭示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将被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特别是，蒲鲁东在他的人本主义立场上接受和“转译”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将其纳入他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人本主义分析中。
在让蒲鲁东蜚声欧洲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他就开始批判性地解读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蒲鲁东认为，社会之所以能够向前发展，根本上是因为具有不同天赋的劳动者，依据劳动分工等关系组织汇聚成了巨大的集体力量。“在社会中，必须把职能和关系这两件事物区别开来。”① 参见：[法]蒲鲁东著《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4页（译文有改动）。P-J Proudhon，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Paris，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A.Lacroix et Cie éditeurs，1873，p.104. 蒲鲁东基本上认同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具有不同天赋的劳动者，只有通过劳动分工这一社会组织的关系框架，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每个人不同的需求。因为孤立的个体只能通过个体的劳动满足自己有限的需要，但一旦进入社会生活和分工交换体系之中，他就可以与其他天赋不同的劳动者交换共享不同的劳动产品，大大扩展了个体的需要和生活内容。“只有在社会生活和在共同努力的智慧配合中他才能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分工和合作增多了产品的数量和品种；职务的专门性提高了消费品的质量。所以没有一个人不是依赖几千个不同的生产者的产品而生活的；没有一个劳动者不是从整个社会得到他的消费品以及与之俱来的再生产的手段的。”①(p182)基本上，这段描述就是斯密的现代劳动分工理论的简化版，但透过斯密以现代市场经济为根基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蒲鲁东捕捉到的却是超越现代社会的集体力量。那就是蒲鲁东提出的原始社会、农业社会、现代商品社会共通的集体力量，即操持着不同工作的劳动者、因共同协作——无论是农业基于自然对象的广义社会分工，还是现代基于劳动力个体职能区分的专业分工——而发挥出的集体力量。
我们已经看到，蒲鲁东完全是从人本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既论述了现代经济活动潜藏着人类集体活动的公正平等原则，也揭示了资产阶级非法占有人民集体创造的社会财富的秘密，找到了现代社会必然迈入社会主义的理由。至于现代社会如何更替自身向前发展，就涉及蒲鲁东改造黑格尔辩证法提出的“序列辩证法”。这是蒲鲁东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融合起来、归纳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对此，蒲鲁东强调，他从人类历史的细节中逐步发现了这些人本主义的现实原则，这些原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非他的主观臆想。他坚决反对将空洞的道德号召、普遍抽象的情感（如平等、博爱等概念）灌输给人民、来构建未来社会。而正是蒲鲁东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自信预测和主观猜想，成了马克思后期不得不批判蒲鲁东的关键所在。
因此，从表面的词句上看，蒲鲁东确实涉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分工和资本等术语，但最终还是回落到人类协作产生的抽象的集体力量上。斯密所说的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到了蒲鲁东手里就幻化成了独立于社会历史变迁之外的、人类互助合作的普遍精神和现实力量。它虽然是从每个劳动者的活动互相叠加在一起而得到的，却又超越了个人简单的叠加，成为一股经济学家无法直观看到的庞大力量。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蒲鲁东自童年起就刻入他骨血中的、在大自然中合作劳动的人民的素朴形象。
另一方面，蒲鲁东也找到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必须被扬弃的根本缘由，因为就算资本家支付了劳动者酬劳，他们也无法支付劳动者团结协作而产生的集体力量；资本家不仅盗窃了劳动人民共同劳作产生的集体财富，还企图将其所有权永恒化：“有人说，资本家已偿付了工人的劳动日；但……对于劳动者因团结协调和群策群力而产生的庞大的力量，资本家并没有给予任何报酬。两百个卫兵在几小时之内把吕克索尔的方尖石塔竖到它的基石上；假如只是一个人，让他做上二百天，他能办到吗？……令人惊奇的是，经济学家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3](p150)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结构性失明”。蒲鲁东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看不到他们对资本家残酷剥削劳动者的反思，相反他们却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概念、规则和理论，掩盖了资产阶级盗窃人民集体财富的事实，阻碍劳动人民恢复对集体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平等所有。这着实让同情劳动人民的蒲鲁东痛心疾首。
结果是，一方面，蒲鲁东承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发现了劳动是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源泉。但和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基于现实形成的科学抽象不同，蒲鲁东是从独立于社会历史进程之上的人本主义哲学出发来解读现实的。在他看来，劳动作为财富的来源，并不是基于劳动的社会分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等，而是源自亘古不变的人类协作产生的集体力量。人与人之间虽然在劳动职能上存在多样性，但由于他们都是同在广义的社会分工交换关系中互相依赖，因而劳动者之间是相对平等、共同协作创造了社会财富。因此，无论是农业社会中手工业劳动者互帮互助产生的集体力量，还是现代社会在职能分工和商品交换之上萌发的市场经济力量，对蒲鲁东来说都是人类集体力量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归根结底，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呈现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于蒲鲁东，不过是人类集体力量的特殊印证，终将要被超越进入到更为公平的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不了解现实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不了解资本剥削活劳动的经济增值过程，实际上是蒲鲁东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进入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去研究现代市场社会中劳动雇佣、商品交换、剩余价值的剥削和资本积累等是如何客观发生的。蒲鲁东只需要从人本主义的哲学角度，将包括现代分工、交换体系在内的所有人类活动同质化地等同于人的集体力量，揭示其背后潜藏的人类集体活动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客观趋势，就可以呼吁人们走向真正公平的未来社会。也难怪马克思说蒲鲁东根本不懂得社会经济现实，但这恰恰就是蒲鲁东力图实现的，那就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揭示出人类集体活动的公平公正原则和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
二、社会历史如何发展：改造黑格尔的序列辩证法
“昆南”入声字（“昆北”无入声）虽然也有阴阳两声，但作为字腔的基本音势，都只有呈短促的顿音状一种。其谱字一般都是在乐音的上方加一顿音符号▼，或以短音符记之。如“昆南”入声字“托”的唱调（《红梨记·访素》【普天乐】“托香水”，718）的唱调。对照入声字的调值和字腔音势，其字腔应该是十六分音符的首音。此后的十六分休止符，即为“托”的字腔结点。故其后的九个乐音即为过腔。
2016年在广东省青云山自然保护区建立了1个100 m×100 m的大样地和12个40 m×40 m的小样地作为森林动态监测样地，对植物群落动态展开长期监测与研究。野生动物监测于2016年11月—2017年2月在上述样地内布设25台红外相机对鸟类和兽类进行调查研究，并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初步分析广东省青云山自然保护区样地的兽类和鸟类物种多样性和分布情况，为保护区野生动物本地资源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价以及长期监测提供数据支持，并为深入开展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重要类群的监测和珍稀濒危物种种群生态学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提供参考。
蒲鲁东坚决反对抽象的理论教条主义，反对将抽象的理论概念从上往下灌输给无产阶级。蒲鲁东在回绝马克思邀请一同创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就阐述了他警惕的理论教条主义问题。因为当时马克思由于《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对蒲鲁东十分推崇，在邀请蒲鲁东的信中重点谈到了要一起科学地探讨社会问题。蒲鲁东就回信说道，他非常愿意一起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其实现途径，但规劝年轻气盛的马克思不要创造另一个理性的宗教：“让我们不要成为新宗教的传播者，即使是一个富有逻辑的宗教、理性的宗教；让我们一起团结、鼓励一切意见不同的人，让我们拒绝一切的唯我独尊、一切神秘主义。”[1](p148)用“富有逻辑的宗教”“理性的宗教”等字眼，蒲鲁东其实委婉地指向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抽象的辩证法理论。因为，蒲鲁东实际上为了克服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性质，代之以“序列辩证法”来呈现社会历史的客观演进。他在1843年出版了《人类秩序的建立》之后，便在同年九月二十日的信中告知友人阿克曼：“你将会在这卷中看到一种全新的形而上学，比你们的德国哲学要简单、清晰和丰富得多”（«Vous trouverez dans ce volume toute un métaphysique nouvelle，autre⁃ment simple，claire et féconde que celle de vos Alle⁃mands»）。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蒲鲁东是如何野心勃勃地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展现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这或多或少是蒲鲁东学习黑格尔主义得来的灵感，只不过他完全误读了黑格尔。据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皮埃尔·马舍雷考证，不懂德语的蒲鲁东很可能没有直接阅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因为19世纪40年代为止，法国境内还没有大规模翻译黑格尔的作品，只有一本黑格尔的美学作品。他最可能接触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的，就是当时活跃在法国的格律恩和马克思，那完全是私人的交流，蒲鲁东对此也没有正式说明过。这可以说明，蒲鲁东起码无法全面地了解黑格尔及其哲学思想。从蒲鲁东描述的序列辩证法可以看出，他更多的是从康德的二律背反出发来理解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他根本不能理解社会历史进程本质上是矛盾运动的统一体，而不是绝对对立的折中主义。
其实，马克思揭示出蒲鲁东最大的悖论就在于，他自以为是从社会历史现实出发得出了客观认识，但实际上他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掉入了脱离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陷阱之中，也导致了其无产阶级方案的隐性资产阶级性质。
而黑格尔的正反合的三段论，就被蒲鲁东改造为呈现社会历史中人类秩序的自我更替和构建过程；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范畴，到了蒲鲁东这里就成为对某一种序列的外在否定，即社会历史不断克服先前的坏的组织序列，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整合序列：“借用黑格尔的公式来说明这个思想，我就要说：共产制——社会性的最初表现——是社会发展的第一项，即正题；与共产制相反的私有制是第二项，即反题。当我们一经发现第三项，即合题时，我们就可以得到所要求的解答。要知道，这个合题必然是从用反题来纠正正题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必须通过最后一次对于它们两者的特点的研究，来消灭那些与社会性相抵触的特征。两个剩余部分的结合将给予我们人类联合的真正形式。”[3](p294-295)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客观演变的。作为正题的共产制，是最初人类的原始联合，表现为无组织的混乱。作为反题的所有权制度，克服了无组织的混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以剥削性的否定劳动为基础，从过去的原始联合走向了私有制。最后的合题，就是要克服前两个阶段的消极部分，通过无息信贷和人民银行真正形成人类的联合，这就是蒲鲁东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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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蒲鲁东这一方来看，他似乎从来没有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值得平等对待的理论对手，也从未公开认真评价过马克思，只私下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出版物上潦草地写了一句评论：“马克思作品的真实意图是，他十分悔恨，我和他观点一致，但我比他更早地提了出来”[6](p13)。蒲鲁东这么评价马克思并不是出于傲慢自大。从前面的论述来看，蒲鲁东主观上确实是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超越社会历史变迁之上的“普适规律”，即人类天生就是互相组织合作而存在的存在，人类协作劳动的集体力量是社会财富和现实发展的源泉。由此，人类社会才得以克服原始社会的无组织状态，也理应超越当下资产阶级所有权的私有制形式，走向人类平等互助、共同占有社会财富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来，从蒲鲁东的视角来看，他确实指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构成和推动社会的本质所在；他确实是研究和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的秘密；他也确实力图通过观察社会历史进程，想要揭示社会历史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都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对象和研究目标，蒲鲁东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理所当然觉得马克思的研究只是将他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化。
蒲鲁东认为，以康德、黑格尔代表的德国哲学① 在1846年蒲鲁东和马克思通信时，年长马克思九岁的蒲鲁东已经出版了两本畅销的哲学著作，在德法都受到追捧；但马克思仍只是正式出版了《神圣家族》这一部作品。所以，蒲鲁东此时当作研究德国哲学的对象的主要是提出二律背反的康德和提出正反合辩证法的黑格尔，绝对不包括马克思。 ，都有成为“理论教条主义”的嫌疑。为此，蒲鲁东提出了“序列”（série）这个关键概念。我们已经看到，蒲鲁东是以人类协作而产生的集体力量为价值判断依据，特别是以斯密所说的劳动分工为主要表现形式。表面上看起来这仍是停留在人本主义的先验道德上，但蒲鲁东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证明了现实是一种不断形成的动态过程，它是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将所有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不断依靠分类化、组织化、秩序化的方式创造出巨大的社会力量。这就是人类社会不断衍变的动态过程，它永远都在经历各种组织形式、进而形成新的秩序，这就是“序列”。于是，蒲鲁东批评了一种认识论前提的假象，认为我们不可能孤立地通过“事物本身”（choses en soi）认识事物的自然本性，“我们只能在它们的关系中认识存在”[4](p35)。因此，将动态现实上升到认识论层面，所谓的认识，就是认识序列；所谓的思考，就是区分事物的关系。序列辩证法，就是要揭示现实活动之中的序列，在现实的多样性中归结出序列的同一性。并且，这样一来，现实和认识之间的同一性才得以保证，因为这种辩证法不是抽象的思维活动，而是对不断形成的社会历史秩序的客观认识。蒲鲁东出版的著作题为“人类秩序的建立”，就是旨在揭示人类社会历史中不断建构的序列和秩序。
不过，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强调，无论是他的社会历史研究，还是序列辩证法思想，都只是根据社会历史现实做出的客观描述，他只不过是发现了完全实证的普遍理性。他认为：他笔下流淌出的思想并不是他本人主观虚构的结果，而是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客观反映；即使其中有所错误，也必然不是他个人理解所致，而是事实本身的缺陷。这就是马克思坚决不能忍受的，因为蒲鲁东向无产阶级掷去了“冒牌的黑格尔词句”[5](p81)和虚假的普遍理性，却真诚地坚信自己是为了无产阶级找到了客观真理。
三、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同归”却“殊途”
马克思与蒲鲁东的理论交锋从来都不是互相对等的。马克思大费周章地出版了《哲学的贫困》批判蒲鲁东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而蒲鲁东却并没有公开回应过他。当回顾了蒲鲁东哲学的集体力量理论和序列辩证法之后，我们将能够理解两人之间理论交锋上的不一致。究其原因，马克思与蒲鲁东在研究对象和追求目标上的重合、在哲学方法论上的相悖，既让蒲鲁东轻视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迫使马克思不得不公开批判蒲鲁东哲学的历史唯心主义性质。
很明显，蒲鲁东的序列辩证法重现的人类历史过程，只是停留在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简单并列而已，他其实并不理解这些历史阶段是如何必然地内在接续发生。比如，蒲鲁东就无法具体说明资产阶级私有制在造就无产阶级贫困的同时、又是如何形成否定自身的内在动力。因此，对他而言，现实本身不会提供社会历史更替的革命动力，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大众贫困化问题，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原因。当下只需要依照他的序列辩证法原则，去掉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好的方面、保留好的方面即可，比如不论社会体制是否变更，将信贷换成无息信贷就可以规避信贷行业的非法利润、资本占有等问题。所以，蒲鲁东的序列辩证法更像是一种折中主义，那就是保留一半、纠正另一半的缺陷，然后将剩下好的部分相互协调、联合起来。
而从马克思这方来看，他之所以要认真批判蒲鲁东，关键在于马克思想要向广大群众树立起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必须“一破一立”。“一破”在于，马克思之所以需要针对蒲鲁东这个社会主义者大加批判，是因为两人主观上都面对着相同的研究对象——资产阶级社会，在追求相同的目标——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解放。但蒲鲁东声称自己发现的社会历史规律，实则是打着客观真理的旗号在贩卖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误导人民走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且蒲鲁东的这套说辞竟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在工人之间广泛流传。因此，马克思想要真正获得无产阶级的支持，那就必须解释清楚，不是任何自以为发现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人都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
早在隆庆四年(1570)，徐渭在给好友、礼部右侍郎诸大绶(1523-1573，字端甫，号南明，绍兴山阴人)的《书启》中就说过：“……每及诸公，相与举手加额曰：‘亏却礼部工部’。或添寸烛，不觉屈指再陈云：‘莫忘老张新张。’……盖明公之拨不肖，如圣众取经于西极，历百艰而务了一心；不肖之答明公，如贫僧拜忏于荒庵，有赞叹而无供养。兹念罔极，何以为情！”[1]1295文中的礼部即礼部侍郎诸大绶，工部即时任工部营缮司主事的陶幼学(1521-1611，字子行，明绍兴会稽人)，老张即张天复、新张即张元忭。“不肖之答明公，如贫僧拜忏于荒庵，有赞叹而无供养”，徐渭在文中表达对这四位同乡官员救援自己的感激之情。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基于劳动生产、商品交换等经验事实得出了理论抽象，才提出了劳动、分工、货币、价值等经济范畴和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资本积累等理论。但古典政治经济学犯下的形而上学错误在于，他们将这些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变化而变化的范畴和理论，无意识地抽象为独立于社会历史变迁之上的永恒范畴，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当然也就是恒定不变的人类制度。蒲鲁东比起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更往后退了一步，他直接否定了经验事实具有决定抽象范畴和理论的价值，相反蒲鲁东认为只有无形的人类观念才决定了经验事实的塑造。为此，他虚构了一套自以为能够实现公平正义的经济范畴体系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却丝毫不关心这是否与现实运动相符合。可以说，蒲鲁东就是要站在非历史的立场上，借由虚构的理论体系来反映他对人类未来社会的良好愿景。所以，无论蒲鲁东如何强调自己客观研究社会历史运动，他妄图从外在的人本主义哲学观念入手来改造现实，这就决定了他甚至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加脱离于社会历史现实、陷入了形而上学之中。这一点并不以他自己的研究意愿为转移。这恰恰对应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批评的对历史的理解方式之一，那就是反省的历史。反省的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历史境况进行历史性的检查和批判，从而形成一种反省的普遍观点。蒲鲁东面对人类的历史进程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时，都采取了这种反省的历史考察方法。他就是要从他的人本主义哲学视角出发来重新研究这些历史事实，并挖掘出存在于这些事实中的“普遍理性”来指导社会发展。马克思就在《哲学的贫困》《致安年科夫的书信》和致施韦泽的《论蒲鲁东》中就再三说明，蒲鲁东根本就不能理解现代经济活动、人类的社会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辩证规律，他自以为是在现实中发现了社会历史的人本主义发展原则，但却将现实活动粗暴地简化为神秘的人类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并不尊重现实自身的辩证规律。换言之，蒲鲁东自以为找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把所有的现实活动都归结为正反合的范畴运动，再将抽象的绝对逻辑应用到未来社会建构之上，反而陷入了形而上学和历史唯心主义。
而且问题不仅在于蒲鲁东自己声称找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在于他的做法是在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推波助澜。基于对经济现实的漠视和人本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蒲鲁东就大刀阔斧地提出，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银行、信贷等做出“社会主义”式的改造，来实现人类集体创造社会财富的公平正义。但是，蒲鲁东并没有理解，人类自私自利的观念、交换价值脱离使用价值的高位溢出、资本家压榨劳动工人的劳动能力，这些恰恰是处在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人类，他们在雇佣劳动和商品经济制约下集体实践构成的必然结果。想要仅仅凭借人本主义的理念、直接改变人类观念、抽象范畴和活动原则，这本身就不具备任何现实可行性。更不用说，蒲鲁东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活动和人类观念的制约性作用，抽象地将劳动、价值、信贷等经济范畴——经济范畴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理论抽象——人为分割、简单排列，希望通过建立无息信贷、人民银行等机构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范畴和理论的沿袭和改造，本质上就是鼓吹在不改变资本主义总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实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结果是，蒲鲁东兜售的无产阶级改革方案，如构成价值、人民银行、无息信贷等等，这些“社会主义”方案既没有执行的现实合理性，更是变相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观念体系妥协。
“红船精神”是激励我们大胆探索、创新创业的强大思想武器。首创精神昭示我们，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能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必须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精神创新发展理念，以创新的精神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面对新挑战、新机遇、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要坚持和发扬“红船精神”，有敢于突破前人的勇气和智慧，自觉克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坚持用创新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用创新的思想观念谋划工作，紧紧扭住发展不放松，与时俱进，勇于改革创新，不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勇于改革创新，敢为人先，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夺取新征程上的更大胜利。
因此，马克思必须向无产阶级揭示的事实就是，蒲鲁东就既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犯下了将范畴和理论抽象化的形而上学错误，同时，他想要反抗资产阶级统治、捍卫人类的平等与正义，但他给出的无产阶级方案却迂回地与他反对的资产阶级法权同谋了，反而有助于保留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及其观念体系。
绩效考核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考核主体对协调、指导、控制下属工作进展的情况，要善于分析总结和记录、调整任务进度、合理安排人员工作、及时进行双向反馈，辅助员工做好绩效改进。
那么，既然蒲鲁东并没有如其所说，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接下来必须要做的就是“一立”，即与蒲鲁东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相决裂，树立真正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马克思在揭露蒲鲁东哲学的资产阶级性质之时，也是在清算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曾经同蒲鲁东一样，以抽象人性为基点扮演着“社会天才”的先知角色，这批为无产阶级代言的哲学家们，忽视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无意识地陷入了抽象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一哲学家的理论情怀，蒲鲁东从头到尾都未改变；而当马克思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他就必须向大众指出真正能指导无产阶级走向革命的科学规律是什么。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就已经明确认识到，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变化。所谓的范畴体系和抽象规律，不是来自我们的主观想象，而是根源于人们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引起生产关系变化的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因此，不是任何声称发现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人都能预测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方向，都能为无产阶级提供科学的革命指导方案。如果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角度入手认识经济范畴和社会现实，是不可能达到现实和认识的统一、把握社会的本质规律，也不可能真正驳倒资产阶级、捍卫无产阶级的长久利益。即使马克思和蒲鲁东都试图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即使他们共有一个共产主义理想，但只有社会历史的内在矛盾才会不断形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人本主义的立场先行反而会导致与资产阶级同质的历史唯心主义。因此，哲学方法论上的自觉最终使马克思超越了蒲鲁东。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角度，将各种经济范畴放回到其根源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中，才能透过外在经验现象，揭示出经济范畴及其所表征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历史性和暂时性，才会客观地导引出资产阶级社会无法改良的阶级矛盾和革命潜能。如果说，蒲鲁东是从人本主义的道德视角来“解释世界”、阐释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和危机，那么马克思从方法论自觉上彻底解决了认识和现实的不一致问题，发现了超越个人主观意愿、能够“改造世界”的客观现实力量，确立了真正指导无产阶级走向革命胜利的历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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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1.002
［中图分类号］ B565.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1-0011-07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8M640476）。
作者简介： 刘冰菁（1990—），女，江苏苏州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罗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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