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谈拉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拉美论文,学者论文,海外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外的发展研究领域中，对拉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下简称NIES）①经济发展的比较，已成为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新课题。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因此，了解国外学者的论述将是大有裨益的。
拉美和东亚NIES的发展阶段
美国杜克大学的G.吉里弗认为，将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这些拉美国家称作“新兴工业化国家”是欠妥的，因为它们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早在30、4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如果从历史角度分析拉美和东亚NIES的工业化进程，可以看出其工业发展的五个不同阶段，其中三个为外向发展（即初级产品出口阶段、出口导向的第一阶段和出口导向的第二阶段），两个为内向发展（即进口替代的第一阶段和进口替代的第二阶段）。在进口替代的第一阶段，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鞋类和食品加工；第二阶段主要生产原来依赖于进口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汽车、化工产品、钢铁和重型机器。在出口导向的第一阶段，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第二阶段，出口产品变为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
吉里弗反对将拉美和东亚的NIES简单地视为内向发展和外向发展的象征。他指出，这一区分只适合于某些时期；而且，如从历史角度分析，拉美和东亚的NIES都奉行过内向发展和外向发展。尤其在70年代和80年代，两地区的发展战略更是呈现出趋同的迹象。②
美国耶鲁大学的C.布雷德福特也认为，事实上，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之间的共性比过去人们想象的要多，因为总的说来它们都采纳了大致相同的促进出口的发展模式。③
但美国加州大学的S.哈格德和陈敦仁认为，东亚的发展模式与拉美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追求出口导向，后者则奉行以进口替代为主要内容的内向发展。④
S.哈格德将拉美和东亚NIES的发展“轨迹”划分为三种：一是以巴西和墨西哥为代表的进口替代；二是韩国和台湾追求的出口导向；三是新加坡和香港发挥的“贸易中心”作用。每种“轨迹”又可分为不同的阶段。进口替代始于初级产品出口（1930年以前的巴西和1910年革命前的墨西哥），尔后向进口替代的初级阶段（1933-1955年）和第二阶段（1955-1965年）过渡，接着又转向第三阶段（1965年迄今）。韩国和台湾的出口导向同样始于初级产品出口（1900-1945年），然后过渡到进口替代的初级阶段（韩国在1945-1964年，台湾在1945-1960年）。与拉美不同的是，韩国和台湾在完成进口替代的第一阶段后不是转向进口替代的第二阶段，而是转向出口导向的初级阶段发展，1970年以后又过渡到出口导向的第二阶段。可见，拉美和东亚的主要差异在于：拉美通过进口替代来实现工业化，而东亚则通过出口来实现工业化。⑤
那么为什么拉美未能在50年代中期转向出口导向？换言之，为什么拉美继续进行进口替代，而东亚却能放弃进口替代？哈格德认为，当时影响拉美和东亚政策性抉择的因素有四个：1.来自外部的压力。例如，国际收支的恶化和美国援助的减少，迫使韩国调整政策。2.国内政治联盟的势力。在拉美，进口替代的既得利益者十分强大，它们反对政府转向出口导向。3.政治体制。在韩国，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比李承晚具有更大的“权威”。4.理论和思想。再以韩国为例，美国的顾问和政府中的“技术专家”在政府决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⑥
关于拉美“失败”和东亚“成功”的原因
在对拉美和东亚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一个尤为争论不休的问题是：拉美的经济发展业绩为什么不如东亚？
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官员的A.克鲁格认为，东亚“四小”在经济上取得的出色业绩与其追求的出口导向有关。与进口替代相比，出口导向具有以下三个优势：
第一，它能使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技术机会。一般说来，在穷国家（甚至包括巴西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大国），制成品的国内市场是有限的。因此，生产能力不能达到规模经济的程度。而面向出口则能避免这一不足。此外，发展中国家通常拥有许多无技术劳动力，但缺乏资本。出口导向能使它们充分利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优势，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市场交换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与进口替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进口替代中，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自己生产各种各样的制成品，从而使资本与劳动力之比达到很高的水平。由于资本存量不足，这些国家无法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使用劳动力。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率得不到提高。
第二，出口导向使政府在指导经济活动时以刺激机制、而非直接干预为手段。在进口替代中，政府决策者不得不用价格控制和保护等多种干预措施来调节市场。这种干预损害了刺激机制，破坏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与此相反，在出口导向中，由于决策者必须使汇率保持在全适的水平上和无法在出口市场上进行数量上的干预，刺激机制和有效保护率的变化不大。此外，由于出口导向使出口收入得到保障，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会因外汇收入发生波动而出现经常性的变化。
第三，出口导向迫使企业到世界市场上参与竞争。在竞争体制中，竞争力较强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从而获得更快的发展。这不仅扩大了生产和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还促使资源流向效益更高的企业。⑦
东亚的“成功”与政府干预有何关系？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R.韦德指出，许多经济学家和国际金融机构都认为，东亚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政府奉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自然引导和不予干预的政策；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未能有效地克制政府干预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大量证据使人们对这种观点产生了疑问。台湾和韩国并不存在非凡的自由贸易制度；相反，在许多方面，它们的公共部门异常庞大。
韦德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力量限制东亚政府不去损害市场或至少不去阻碍市场的发展？他认为，“有管理的市场”是韩国和台湾产业政策的主要特征。这是一种对教育进行大规模投资、在国家监督下促进私人企业开展竞争和合作的体制。这种体制中既有政府的大量直接干预，又存在着大量来自出口市场的竞争，而国内市场在竞争冲击中也受到保护。可见，台湾和韩国并未出现新古典主义理论所说的那种结果，即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注定要失败。新古典主义理论以西方制度为基础，因而不适用于东亚。⑧
马来西亚的《第三世界经济学》杂志认为：“深受世人赞赏的远东‘奇迹’，是国家这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的结果，不是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或‘亲市场’政策的实施结果。”该杂志指出，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经济学家们已经用有力的证据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倡导的放弃国家干预是“言过其实”的。⑨
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J.萨克斯也认为，政府干预的轻重不是主要原因。大多数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政策虽然倾向于鼓励出口，但并非自由放任。如同在拉美那样，国有企业在东亚经济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⑩
众所周知，拉美在80年代陷入了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80年代被称作拉美的“失去的十年”。与此相反，东亚在80年代却仍然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拉美和东亚为何如此相形见绌？
J.萨克斯认为，80年代期间拉美、东亚经济发展业绩的不同不在于这两个地区所受到的外部冲击的大小。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失败”的拉美国家在1975-1983年期间遇到了贸易条件改善的有利形势，而许多“成功”的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条件则在恶化。在70年代，韩国和泰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等同于或甚至超过拉美的这一比重。有些东亚国家的债务负担也不比拉美国家轻。如在债务危机爆发前夕的1981年，韩国的外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巴西。可见，拉美因举借过多的外债而导致“失败”这一论点是不成立的。
萨克斯断言：“拉美和东亚的主要差别在于政府对汇率体系的管理不同和贸易制度不同。此外，外债的用途不同也不容忍视。拉美国家（尤其是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将大量外债用于扩大私人企业的国外资产。而东亚将较多的外债用于出口部门，从而扩大了出口能力，也增强了偿还外债的能力。(11)
关于“外向”的含义
世界银行的D.杜勒认为，虽然许多学者将东亚的“成功”和拉美的“失败”归结为这两个地区实施的发展模式不同，但他们尚未用系统而实证的方法来证明其论点。这与如何确定和衡量“外向”的程度不无关系。
杜勒将“外向”的定义概括为两点：其一，保护的水平较低（尤其是对生产投入提供的保护），这使得实际汇率的水平有益于出口。其二，实际汇率的变化较少，因此对出口提供的刺激在较长时期内是固定的。根据这一定义，杜勒用计量经济学的计算方法研究了包括拉美和东亚在内的95个发展中国家的汇率高估和变动情况。他的结论是：首先，拉美的汇率高估比亚洲严重。在1976-1985年，反映实际汇率高估的汇率扭曲指数，拉美为114，亚洲为86，即拉美比亚洲高出33%。其次，亚洲的实际汇率保持着更大的稳定性。在同一时期内，实际汇率变动的系数，拉美为0.22，亚洲为0.11。
杜勒认为，如果拉美的实际汇率扭曲指数和汇率变动系数能被降低到亚洲的水平，那么拉美的经济增长率就能提高1.5%。鉴于拉美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增长率为－0.3%，外向发展带来的上述增长能使拉美经济净增长1.2%。
杜勒甚至认为，外向或内向还与债务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内向更容易诱发债务危机，从而使国民经济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外向则不然。例如，韩国虽然举借了大量外债，但它没有遇到债务危机。(12)
东亚模式能否被其他发展中国家仿效
著名的依附论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学者A.C.弗兰克认为，世界体系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某种特定的增长经历，包括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及战后欧洲和日本的重建，都是在特定的条件和时期内发生的，因此它们无法被推而广之。东亚模式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模式，因此难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仿而效之。这是因为，少数小国家（地区）能通过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出口来获得增长；但如果每一个国家（地区）都出口，那么出口市场何在？
弗兰克认为，东亚的成功还得益于政治因素。韩国和台湾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反华和反苏的冷战中拥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香港显然与其特殊的历史经历有关。而新加坡则因马来西亚半岛上的种族问题而取得独立。毋容置疑，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难以效法东亚“四小”模式，甚至墨西哥和巴西也只能在国内某个地区（即美—墨边境和圣保罗）实施出口导向的模式。(13)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B.斯托林也指出，有人认为，如果拉美能仿效东亚，那么它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然而，以为同一种理论和政策建议既适合于拉美也适合于东亚的想法是危险的，至少会令人误入歧途。虽然拉美可以从东亚那里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但是，在非常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直接照搬东亚的政策无疑是难以奏效的。(14)
美国杜克大学的C.埃利森和G.吉里弗认为，成功的工业政策必须符合特定国家的体制和文化背景，因此，适合于某一种经济的政策，不能照搬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经济。(15)
R.韦德认为，一方面，目前世界经济的增长势头不如台湾和韩国开始奉行外向发展的60、70年代；另一方面，将增强竞争力、政策进行直接干预和发展教育等政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许多国家做不到的。因此，从外围上升到半外围或从半外围上升到中心，对许多国家来说只是愿望而已。(16)
关于东亚发展模式与依附论
韩国延世大学的金世中指出，依附论的主要前提是：第一，国际经济由处于支配和被支配地位的中心、外围组成；第二，外围的发展由中心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事实上，依附论全面否定了外围取得发展的可能性，因为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外围的剩余价值必然会流向中心。但是，60年代后，巴西和韩国这样的外围国家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这使依附论出现了修正。修正后的依附论将几个外围国家的工业化解释成新的国际分工的结果。这种理论认为，由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在增长，中心国家开始将生产基地向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地区转移。从此，国际分工便从原来的外围向中心提供初级产品以及中心向外围推销工业制成品的古典模式，转变为中心向外围提供半制成品以及外围向中心出口组装产品的新模式。(17)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S.海恩认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成就对依附论的普遍适用性直接提出了挑战。依附论断言，外围国家依赖于中心国家的结果只能使前者更加不发达；因此，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地位，外围国家必须减少对外国资本和外国产品的依赖。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拉美国家长期奉行内向性进口替代提供了理论依据。
海恩还指出，如同拉美那样，东亚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也实施了内向性的进口替代。但此后东亚开始对世界经济的变化作出积极的反应，奉行更加依赖于外资的外向发展。就引进外资的数量与国民经济规模之比而言，东亚比拉美高出26倍。尤其是台湾，它在许多方面完全符合依附论提出的依附性发展的“标准”，但是，台湾没有表现出依附论所断言的那种不良后果。可见，依附论的普遍适用性却是微乎其微的。它只能适合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国家（地区），而非适用于所有第三世界。
海恩认为，对拉美和东亚作任何比较都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历史性差异。它们在殖民地时期的经历各不相同。这使得依附论更为适用于拉美。例如，尽管台湾和韩国都是日本的殖民地，但它们从未出现过拉美遇到过的那样大规模的移民潮。此外，拉美经济完全是为了永远向欧洲提供原料而得到确立的；而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虽然也是殖民地，但没有出现过永久性的欧洲人定居点。东亚的小农构成了社会结构和经济的主体。上述差异性要求我们对依附论作出新的解释。(17)
关于东亚模式与儒教文化
韩国高丽大学的朴泳泽指出，从理论上说，任何有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都能通过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来发展工业和维持高速增长。但实际上只有少数国家能做到这一点。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做到，而有的却不能？朴泳泽认为，对于韩国来说，答案在于文化、历史和政治方面。重教育的儒家思想使得几乎百分之百的成人受过教育，并造就了一支文化水平很高而又守纪律的劳动大军。(19)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戴约指出，文化上的差异不能成为令人信服的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的儒家文化鼓励依从、和谐和尊重权威；而脱胎于欧洲传统的民主、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则使拉美的民众主义抗议充满了活力。这种说法未能说明东亚早期的动乱和非儒家文化的多样性，甚至不能说明儒家思想本身所包含的暴动的权力，也忽视了拉美伊比利亚文化中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的各阶级合作主义成份。(20)
美国耶鲁大学的G.拉尼斯指出，把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业绩归因于文化上的差异，显得过于简单化了。例如，儒家文化很难说是中国在数个世纪内停滞不前的唯一简单答案。(21)
C.埃里森和G.吉里弗指出，有些学者认为，儒家文化较之其他文化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以下几个优势：第一，儒教注重自制、教育、成就和相互间的社会责任。第二，儒教对等级制度的重视有利于在组织内实现和谐、开展合作和奉行忠诚。而拉美的以“伊比利亚天主教”或西班牙遗产为基础的文化规范则被视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例如，在6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论者眼中，拉美传统的特点是：上流社会的文化充满奢侈、蔑视劳动和商业。又如，在《发展是一种精神状态》一书的作者看来，拉美文化是一种反民主、反社会、反进步、反创新精神和反劳动的文化。
C.埃里森和G.吉里弗认为，上述观点是有问题的：首先，某一地区的文化未必具有同质的性质。东亚就是如此。例如，在台湾和韩国，除儒教以外，道教和佛教也有许多信徒。此外，在一些国家（地区），如韩国，还有少数人信奉基督教，但他们的创业精神却很强。即使在儒教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理想和现实中仍然有一种距离。第二，就高增长的时间而言，儒教和伊比利亚天主教传统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在东亚和拉美，尤其在东亚，出色的经济业绩只是出现在最近几十年。第三，今天被视为促进东亚工业化的儒教信仰，曾被数代西方学者批判为阻碍经济发展。此外，有些关于儒教价值观的一成不变的看法，从实证角度来看是欠缺的。例如，东亚的劳资关系并非永远是（现在也不是）和谐的。第四，文化是通过制度传递的。因此，尽管文化能显现出主要的社会价值观，但在脱离制度和组织的条件下，价值观和行为无直接联系。(22)
日本学者山冈道男指出，韩国学者金日坤在其《东亚经济发展与儒教文化》（1992年）一书中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归功于儒教，并将泰国（佛教）、印度尼西亚及马兰西亚（伊斯兰教）等国的经济发展与儒教文化的传播过程相提并论，这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作为儒教发源地的中国未能领先发展？为什么信奉儒教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只在80年代才获得了发展？如何说明非儒教圈中东盟最近的发展？(23)
外国资本在拉美和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斯托林指出，纵观战后以来的发展研究领域，外国资本的作用和地位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通过比较外国资本在拉美和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既可以获得更多不同的实证经验，也能开阔学者的视野。她认为，拉美和东亚利用外资的经历不尽相同。在战后初期，东亚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之高是拉美无法比拟的。尤其在韩国和台湾，几乎所有投资都来自外资。但在60年代以后，拉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开始上升，而东亚则开始下降。因此，总的说来，外资的重要性对东亚来说相对小，积极影响则相对大。(24)
哈格德和陈敦仁认为，外国资本在拉美和东亚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在50年代期间，美国援助支撑了韩国和台湾的经济。与其他东亚国家（地区）不同的是，韩国和拉美在70年代期间曾举借了大量外国贷款。然而，韩国未遇到债务危机。个中原因在于韩国奉行了出口导向战略。出口收入的扩大使韩国得以将还本付息率（还本付息相当于出口收入的比重）保持在较低水平上。如在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前的十年中，墨西哥和巴西的还本付息率分别为36.5%和25%，而韩国则仅为12%。
他们还指出，东亚在进口替代时期没有利用多少外国直接投资，这与拉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在出口导向阶段，韩国和台湾也倾向于将外国投资引入本国或本地区资本业已拥有一些生产经验的部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毫无地位可言。如在70年代中期以前，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电子产品的出口。斯托林也指出，外国资本对拉美、东亚经济的控制程度是不同的。这一点可在最大的十家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中得到反映。根据1987年的统计资料，韩国和台湾的这些大企业全部为国家所有或本地私人资本所有。但在墨西哥却有4家（分别排名第二、第三、第五和第八），在巴西有3家（分别排名第三、第四和第八）。(25)
经作者授权，赠本刊发表。
注释：
①中国学者使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这一提法，在国外的英语出版物中是NICS(NEWLY INDUSTRLALIZED COUNTRIES)或NIES(NEWLYINDUSTRIALIZED ECONOMIES)。NICS中含有“国家”，因此不适用于我国台湾省。
②G.吉里弗：《工业化道路概览》，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0页。
③C.布雷德福特：《正策干预与市场：发展战略的种类与政策选择》，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④S.哈格德、陈敦仁：《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政府与外国资本》，载F.戴约主编：《亚洲新工业化的政治经济》，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⑤、⑥S.哈格德：《从比较角度看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载《美国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协会年刊》1989年。
⑦A.克鲁格：《亚洲超级出口国（地区）的经验教训》，载V.科波等主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五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成功》，第197-201页。
⑧R.韦德：《看得见的手：国家与东亚的经济增长》，载英国《当代历史》杂志，1993年12月。
⑨马来西亚《第三世界经济学》杂志，1994年10月1-15日，第8页。
⑩、(11)J.萨克斯：《拉美、东亚的外债与宏观经济业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文选，1985年第2期。
(12)D.杜勒：《外向发展经济确实能使经济更快地增长：1976-1985年期间95个欠发达国家的证据》，载美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1992年第4期，第523页。
(13)A.C.弗兰克：《亚洲的特殊模式》，载英国《远东经济评论》杂志，1982年6月25日。
(14)B.斯托林：《外国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C.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4页。
(15)美国杜克大学的C.埃利森和G.吉里弗：《解释工业发展的战略和模式》，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9页。
(16)R.韦德：《看得见的手：国家与东亚的经济增长》，载英国《当代历史》杂志，1993年12月。
(17)金世中《朴正熙权威主义体制和经济发展》，载（北京）《当代韩国》，1995年春季号。
(18)S.海恩：《贸易战略和依附论假设：拉美、东亚政策、外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比较》，载美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杂志，1992年第4期，第500页。
(19)R.多恩布什等主编：《开放经济：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工具》，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40页。
(20)F.戴约：《经济政策和民众部门》，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2-193页。
(21)G.拉尼斯：《发展政策变化的政治经济比较》，载G.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7-208页。
(22)C.埃里森和G.吉里弗：《解释工业发展的战略和模式》，载C.吉里弗等主编：《制造业奇迹：拉美和东亚的工业化道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94-396页。
(23)山冈道男：《东亚地区现代化的特征——与欧洲社会比较》，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11期。
(24)J.萨克斯：《拉美、东亚的外债与宏观经济业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文选，1985年第2期。。
(25)同S.哈格德、陈敦仁：《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政府与外国资本》，载F.戴约主编：《亚洲新工业化的政治经济》，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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