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不可被忽略的细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细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腐败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要严阵以待的一部分。这不仅因为执政党将反腐败视为生死存亡的斗争，也不仅因为人们也许哪个时机就会受到腐败现象的困扰，还在于，人们同时要承受大量各种官员腐化堕落故事的刺激。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中国是世界上公认对腐败处罚最为严厉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出台不准式规定最多的国家（全国性的据说就有100多条）。刚刚公布世界各国廉洁指数的透明国际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反腐败制度建设相对完善的国家。一位纪委系统人士也说，与其交流的香港廉政公署的朋友惊讶内地的一些反腐败规定，香港也没有。
“细节出魔鬼”。体制的魔鬼也在细节之中，让我们仔细看看去年下半年以来揭露的腐败故事，里面有隐藏着魔鬼、却没有被仔细描绘的细节吗？
出逃的从容
9个月，对平常百姓来说，也许就是日复一日、单调重复的270天，但对广东惠州原公安局局长吴华立来说，担任局长的短短9个月期间，通过其下属违规办证前往港澳的出境者就有三四千人之多。其中有一部分是非法性交易人员。据推算，仅此一项，这个部门就可获利三四千万元。部分资金用来满足吴本人几乎一周一次的澳门豪赌的贪欲。
无独有偶，去年下半年，湖南岳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在反腐败浪潮中“全军覆灭”，原科长刘湘建出逃英国，与已经在那里生活了8年之久的家人“团聚”。年仅31岁的副科长张力之则在被看管的地方摔死，具体原因未见分晓。事情起因地在浙江温州。当地警方去年10月份查获了200多本违规签发的因私出国护照，其中近200本是湖南省签发的，岳阳占了164本。
从情理上讲，相关部门对刘本人应该早有警惕。以前福建厦门警方也曾发现过岳阳的线索，与岳阳警方交涉却没有结果。温州警方的行动发生前，公安部一领导曾经专门警告过岳阳相关部门，这一警告显然没有奏效。
腐败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要严阵以待的一部分。这不仅因为执政党将反腐败视为生死存亡的斗争，也不仅因为人们也许哪个时机就会受到腐败现象的困扰，还在于，人们同时要承受大量各种官员腐化堕落故事的刺激。
刘的出逃谈不上诡秘。温州的行动是在10月23日，向公安部汇报后，公安部指令湖南省公安厅查处。指令又下达到岳阳警方。10月30日岳阳市公安局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要求刘解释问题，奇怪的是，会议责成可以断定为重大嫌疑的刘担任科长的出入境管理科彻查。当天下午，刘湘建便几经周转，出逃境外。10月之前，岳阳警方也没有按照有关部门要求收缴刘的出国护照。刘本人出逃后，气概十分豪迈，打电话回国交代：“有什么事情都推在我身上就是。”
岳阳案件中，刘等人利用的是国家改革试点的空间，即“按需申领护照”的改革尝试进行敛财。这已经不新鲜了，但从查处角度看，监察的漏洞也很明显（即有了诸多先兆，仍决定由刘本人主管的科室彻查案情）。是否有失职者，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至今没有任何说法。
刘的从容出逃也许暗合了许多人的需要或者期待。
在去年下半年，出入境管理的腐败之所以成为整治重点，除了涉案人员敛财性质特别恶劣（比如为非法性交易放行）外，还有一重逻辑：出入境的腐败，在成为敛财工具外，当然也可以成为问题官员或国有企业经营人员外逃准备工作的关键环节。因此，可以想象，这些人势必会全力使用各种招数诱使出入境管理部门“下水”，为将来的“全身而退”打通管道。自从2003年8月初中共发出《关于党政机关、司法公安部门人员出境、出国通行证、护照管理措施》紧急通知文件，统一管理高官因公护照之后，客观上讲，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反腐败形势就开始变得情理之中的严峻。
精英对资源的畸形需求
除了出入境管理的腐败丑闻外，去年电力系统大批经营人员的落马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原华中电力集团老总林孔光一案中，就已经有30余管理人员受到牵连。这与整个行业在经济调整中的上升势头形成强烈的反差。
其中不乏人们为之痛惜的精英。比如已经落马的原河南省电力公司两名副总经理李俊杰、黄永皓。黄永皓是清华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博士，媒体称之为“难得的技术专家”。李本人则兼任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送变电施工专委会会长。如无特别专长，恐难担任这个职务。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贝尔的观点，权力、金钱、知识是一个社会的三个轴心因素。对于李、黄二人来说，和多数国人一样，曾经享受着国家提供的获取各种资源的便利途径。其对知识需求的更大满足，几乎毫无阻碍。但在三种资源来回置换，以实现自己更高的上升冲动的时候，问题往往便会产生。从媒体报道看，二人所处的企业环境是：对金钱的渴望和追逐在他们所在的部门可以说是“全民式的”。2003年河南电力公司主营业务巨亏（近3亿元人民币）的同时，多由电力系统高管和职工持股的辅业企业却大获丰收。身为公司主管的二人与此种情形是否存在瓜葛、目前并没有任何说法。在媒体披露的李俊杰的8笔受贿名单中，没有相关内容。自然，依靠对8笔受贿单子的追查，足以把李送进监狱。但行业的病态，在两人的堕落过程中，恐非可以一笔带过的细节吧。
同样一闪而过的还有个政治掮客的身影。李、黄与原国电公司老总高严之间的中间人，被庭审人士称作“混混”，与高有裙带关系。二人力图通过这个所谓“混混”来走通高的关系。这又是一个一笔带过的细节：无非是利用他来满足二人想往上爬的欲望。
正常吗？资源总是稀缺的。很难想象，一个合理的社会能够容纳自己的精英同时疯狂追逐这三种资源。用哲学家的话说，最好的社会是每个人做适合自己的事情。那么，何以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人们往往拼命要将这三种资源都揽在怀中，并且越多越好？
安全。是的，就是这个人们生存的最基本要素。而规则是不清晰的，获取资源的过程是晦暗不明的，人们只有将决定规则的所有资源都掌握在手里才是最终安全的。但这恐怕是一个人无法完成的，所以走下去就是一条不归路。风暴来临时，结局就如李、黄二人那样。如果规则是清晰合理的，那么理性人的选择大致会是：追逐一种资源，尽最大努力获取这种资源。正如商人拼命将利润做大，学问家拼命将命题搞深，政治家拼命掌握更大的权力。以前的积累都可以光明正大地说：这是我的。如果这些不存在，人们掌握了一种资源并不感到安全，三种资源来回置换是更明智的选择。正如来源不明的暴富者总是倾向于影响或者左右政治权力，非法获取的政治权力需要掌握更大的经济资源来巩固政治权力一样。
递延权力的可怕
王道生被查处前是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罪证之一是：其父子在湘民制药厂重组过程中获利百万，职工却陷入困苦。媒体报道有两个细节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湘民制药厂”改制事宜交由王督办，“王道生担任省政府副秘书长一职时主要协助分管副省长的工作，联系政府与具体行政部门的人，主司协调之责。但在王道生的努力下，原本并不‘硬朗’的职务开始权力集中，且可以恣意妄行”。
一种“协调”的权力，在王手里可以转化成“独断专行”的权力，这也许就是类似秘书长之类政府内部职务的妙处。
用纪委系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人士的话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权力运行体制中，还存在着职位规范不到位的问题。种种协调或者临时机构，在权力运行中，自然倾向于扩大自己的能量。而这一块又往往会暂时处于监督的盲区，所以很容易出问题。学者任进从行政组织法的角度认为，现有的行政组织立法未能按建立现代政府体制的要求和政府机构改革的运作架构，对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权限、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运行原则作出明确的、科学的法律界定。规范性文件则变动比较频繁。
王本人将这种权力由虚到实的转化过程，同样看不到任何版本的描述。又是一个只能让人想象的细节。
纪委那位人士进一步分析说，权力容易由虚到实的职位，实际上是更高一级权力的延伸，因此是一种递延权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正是由于更高一级权力的不受约束，其延伸权力自然也容易失控。所以，对更高一级权力的监督才是关键。
但在腐败重灾区，我们看到什么了呢？
黑龙江权力场的崩溃让人们惊愕不已。据媒体报道，崩溃前那里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已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一位人大代表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在一次官员选举之前，这位代表对划票方式提出了质疑，认为组织部门规定的同意不用划票，反对和弃权才划票的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国人的习惯是点头才算同意。这位人大代表很了解国情，设计者同样了解国情。当他提出异议时，许多人大代表也十分赞许。但第二天敢于向大会提出自己质疑的只有他自己。
地市一级干部腐败的巨大破坏性
黑龙江权力场的崩溃（4个副省级干部被查处和部分厅局级干部的落马），可以说是去年下半年对中国政坛冲击最大的事件之一。从党政层级这个角度看，黑龙江权力场的崩溃，是从马德卖官案开始的。马德这个地级市委书记成了变质权力链条崩溃的源头。
从党政层级序列来看，省部级腐败干部的查处容易引起轰动，去年1～8月就有36个省部级领导干部被立案、审查或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充分反映了中央的反腐败决心和紧迫感。县处级（包括）以下干部的查处，更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感同身受，查处数量也最多。比如在2004年1～7月份，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中占95%左右。黑龙江权力场的崩溃折射出，地市一级干部的腐败效应不可小觑。
从人事关系角度看，这一级对下一级政府官员的升迁有着关键的影响。原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一年要调整好几次干部，他公开扬言：谁给我送钱我记不清了，但谁没送钱我全记着！第二个原因，从财税角度看，这一级政府是财税集中比例较高的一级政府，比如对基层，既可以利用权力从基层集中财税，又可以对中转的财政资金进行“盘剥”。财税相对集中的层级，理应是反腐工作更着力的地方。
诸多案例表明，地市一级的腐败分子存在着强烈的往省里跑官要官的冲动。用以贿赂的资源自然要从下级抽取。所以从做地市级领导开始便产生问题。在黑龙江权力场崩溃中，原人事厅厅长赵洪彦在担任绥化地区地委书记期间就开始接受贿赂，后任人事厅厅长张弛也担任过七台河市委书记。原省高院副院长赵学礼曾长期担任黑河市市长，外界普遍评论赵与曾经掌管组织部门的韩桂芝关系密切。
前述王道生案件中，王的为官轨迹也是在省政府副秘书长和地级市领导之间经过一次周转，其腐败面亦随之覆盖更大范围。
因此，有学者建议，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考虑在地市一级加强民主监督和民主参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