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家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名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4)05-0025-03
一、什么是名家
先秦时期，儒、墨二家为“显学”。除了儒、墨之外，其他各家都是后人对先秦学术进行整理、划分得出的。由于划分的方法或者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所得的结果也不同。如司马谈将先秦学术思想分为六家，而班固则将其分为十家。“名家”之称始自汉代，对于名家的考察自然也应从汉代关于名家的论述入手。
司马谈：“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班固：“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顾，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
（jao，音“叫”，吹毛求疵之意）者为之，则苟钩釽析乱而已。”（《汉书·艺文志》）
司马谈与班固关于名家的说法互有出入。司马谈认为，名家学说与儒、墨诸家的学说一样，是一种治国之术。“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而班固则似乎认为，名家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名家所正的是“礼亦异数”的“名位”，后一阶段的名家则是一些“者”，他们已不再关心“正名”的政治伦理意义，而是“苟钩釽析乱而已”。
名家“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它对名实关系进行了抽象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已经脱离开当时的政治伦理问题。先秦诸子的学说大多与当时的政治伦理问题紧密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先秦时期的各种不同学说都一定是治国之术。司马谈在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根据自己对先秦诸子的了解，把名家学说看做一种治国之术，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必因此就把名家的学说看做一种直接服务于政治的理论。
对于班固的话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名家学说以孔子“正名以正政”的思想为渊源，但真正的名家（战国后期的名家）只是一些“者”，他们偏离了孔子“正名以正政”的初衷，只注重对语言本身的分析。班固说：“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对于这样的说法不必过于认真。班固认为，九流都是出于古代任某种官职的人。他使用“X家者流，盖出于Y官”这样的句式来说明名家之源流，如“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班固的论断也许有他自己的根据，也许只是主观的臆断。不管怎样，我们不必把班固的论断作为考察名家思想源流的根据。
从司马谈和班固关于名家的论述可以看出：名家学说的内容是正名（正名实或正名位）；名家正名的方法是详尽的考察和仔细的分析（“苛察缴绕”，“钩釽析乱”）；名家正名的特点是注重语言分析，而对于政治伦理问题则不大关心（“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这三点可以看做是名家的三个特征，笔者将根据这三个特征对名家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谁是名家
司马谈虽然将名家列为先秦六家之一，但却没有指出名家有哪些人物。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名家人物有：邓析、尹文、公孙龙、成生公、惠施、黄公、毛公。
成生公、黄公和毛公三人的生平事迹不见古书记载，著述也已经佚失，我们无从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他们是否属于名家也只好阙而不论。
《吕氏春秋·正名》中载有尹文与齐湣王论士之事，尹文之谈辩颇有“苛察缴绕”之风。另外，据《公孙龙子·迹府》记载，公孙龙在与孔穿辩论时援引了尹文与齐王论士之事。这大概是《汉书·艺文志》说尹文“先公孙龙”，并将其列为名家的原因。《汉书·艺文志》将尹文列为名家，但却将宋钘列为小说家。尹文与宋钘、彭蒙、田骈、慎到等人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庄子·天下》中宋、尹并称，“宋钘、尹文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宋钘、尹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今人大多认为，宋钘、尹文代表了稷下黄老三派中的一派。宋尹一派杂糅了道家、墨家及法家的思想，尹文似乎不能算作“专决于名”的名家。
当代的名辩学研究者大都认为，名家的代表人物是邓析、惠施和公孙龙。究其原因，仍在《汉书·艺文志》，因为《汉书·艺文志》将这三个人列为名家，所以今人才视其为名家。从上面关于尹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汉书·艺文志》将某人列在某家不能作为确定某人属于某家的惟一根据。邓析、惠施和公孙龙究竟谁是名家？这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邓析是春秋末年郑国人，与孔子同时。今本《邓析子》有《无厚》、《转辞》两篇，乃是伪书，不足为据。今人视邓析为名家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其二，邓析“好治怪说，玩琦辞”。下面笔者对这两点分别加以分析。
《吕氏春秋·离谓》：“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买矣。’”这大概是邓析“操两可之说”的例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所谓的“操两可之说”是指对于同一件事，采用不同的立场，从而得出不同的论断。“操两可之说”作为一种辩论的手法对战国后期的“辩士”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它与正名和语言分析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不能将其作为判定一个人是否属于名家的根据。翻云覆雨、左右逢源的苏秦、张仪都是“操两可之说”的高手，但从来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名家。
荀况每每将邓析与惠施并列，并指责他们“好治怪说，玩琦辞”。虽然荀况将邓析与惠施并列，但这并不能说明邓析是名家，因为惠施是不是名家尚需考虑。荀况将邓析与惠施并列，也不能说明惠施和邓析的思想一脉相承。钱穆对荀况将邓、惠并列的做法进行了分析：“云惠施邓析，犹如云陈仲史鳅，大禹墨翟，神农许行，黄帝老子。其一人为世所实有，别一人则托古以为影射。”[1]笔者认为，钱穆的分析可信。邓析生活在春秋末年，其时，游学、论辩之事尚未成风，他对战国时辩者中流行的论题可能闻所未闻。退一步说，即使邓析真的“好治怪说，玩琦辞”，最多也只能说明他是辩者，而不能说明他是名家（名家与辩者的关系将在后面讨论）。至此，我们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将邓析和名家联系起来。
据先秦典籍记载，邓析曾经编写过一部律法，人称“竹刑”。郑国统治者后来采纳了竹刑，但却杀害了邓析。邓析还教人打官司并收取报酬。钱穆对此评论道：“今邓析，其为人贤否不可知，其竹刑之详亦不可考。要之与鞅起异行同趣，亦当时贵族平民势力消长中一才士也。”[1]“鞅起”指的是商鞅和吴起。笔者认为，钱穆对邓析的评价非常准确。春秋末年，社会动荡，邓析试图通过法律来改变当时的政治制度，应该算作法家的先驱人物才是。
惠施是战国时宋国人，曾为魏相，与庄子交厚，以善辩著称。《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惠子》一篇已经佚失，我们只能根据先秦典籍中关于惠施的文字来了解他的思想。
《荀子·解蔽》：“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从荀况对惠施的评价来看，惠施是十分注重语言分析的。注重语言分析的确是名家的一个特征，但是，要确定惠施是否名家，我们还需要看一看他是否以正名或名实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荀子·不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庄子·天下》记载了惠施的“历物十事”和“辩者二十一事”，并说：“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由于惠施的著作已经佚失，我们无法了解惠施对《荀子》和《庄子》书中所提到的这些命题是如何论证的（注：学者们对这些命题曾经提出过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在解释这些命题时，学者们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因而所作的解释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而也就无法知道惠施对于这些命题的讨论和正名有什么关系（注：实际上，笔者认为，这些命题与正名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惠施是名家。
《荀子》对惠施的批评言词尖刻，有时近于骂街。相比之下，由于庄周与惠施交情甚厚，也许《庄子》对惠施的评价更加中肯一些。《庄子·天下》评价惠施“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犹以为寡，益之以怪”，“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散于万物而不厌”，“逐万物而不反”。据《庄子·天下》记载：“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根据《庄子》对惠施的评价以及惠施与人谈天说地之事，我们可以看出，惠施是十分热中于研究和讨论各种自然现象的。惠施很可能没有研究过正名问题，即使惠施讨论过正名问题，它在惠施的学说中也不占有重要地位。故此，我们不能把惠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名家代表人物。
公孙龙是战国末期赵国人，曾为平原君的门客。《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今本《公孙龙子》有《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和《名实论》六篇。其中，《迹府》篇为后人所作，其余五篇大致可看做公孙龙本人的作品（注：今本《公孙龙子》中的《通变论》可能由晋人重新编排过。）。《公孙龙子》将《名实论》排在最后。庞朴认为，“《名实论》是《公孙龙子》全书的绪论，这里给一些基本范畴都下了定义，提出了‘正名’的原则，同其他几篇共同构成了一个学说体系。秦汉人写书喜欢把序放在最后，这一篇因而也被编排在末尾”[2]。笔者同意庞朴对《名实论》的分析。《名实论》讨论了正名和名实关系等问题，是《公孙龙子》全书的核心。其他几篇所讨论的内容也都与正名问题紧密相关，《公孙龙子》各篇的论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名学理论。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公孙龙的学说是一种语言意义理论，由于该问题不是本文主题，笔者对这个问题在这里不作讨论。公孙龙讨论了正名，并且注重对于语言的分析。公孙龙的名学理论与当时的社会伦理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公孙龙是当之无愧的名家。
经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汉书·艺文志》列出的“名家”中，除了无据可查者，无可置疑的名家惟有公孙龙。
三、名家与辩者、名家与名学的关系
（一）名家与辩者
“名家”和“辩者”这两个词常常被混为一谈。很多人认为，名家就是辩者，辩者就是名家。其实，“名家”和“辩者”这两个词的涵义和指称对象都不相同。“名家”指的是先秦时期的一个学派和该学派的人物。“辩者”指的是能言善辩的人。战国时期是士最活跃的时期，对于士来说，游说是进身的阶梯，口才是博取国君和卿大夫赏识的资本，是以论辩之风大盛。“辩者之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辩者当中不乏有头脑、有学识的学者，这些身为门客（或学宫里的先生）的学者不必为生活奔波，也不必为政事操劳。他们有能力也有条件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辩论引发了他们对与辩论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一部分人通过对诡辩命题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到名实关系问题上，并提出了自己的名学理论，这些人就成为了名家。
名家是辩者。他们参与关于“奇辞怪说”的辩论，时而也使用诡辩的手法。但是名家并不一味地诡辩，他们对名实关系问题做了认真的研究，他们的理论是抽象的，艰深的，不易被人理解。尽管他们把“正名实而化天下”作为口号，但实际上他们的理论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也与当时的伦理道德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
（二）名家与名学
名家研究名学，但并非只有名家才研究名学。先秦各家对于正名的问题都十分关心，即使是主张“无为”的道家也讨论“名”，只不过它对正名问题的态度是消极的而已。先秦诸子的名学思想涉及正名、名的形式、名的分类、名与实的关系、名与辩的关系等许多问题。各学派的名学思想既相互冲撞，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先秦名学发展的主要脉络有三，即正名分、正刑名、正名实。在第一条脉络中，孔丘面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提出“为政必先正名”（《论语·鲁论》），首先提出了正名问题，开先秦名学之先河。他的关于“正名以正政”的思想也贯穿于先秦名辩思潮的始终。在第二条脉络中，战国后期的思想家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也可以称之为统治术，或南面术。在韩非的统治术中，正刑名的方法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韩非把先秦正刑名的思想发展到了顶峰。
先秦名家发展的第三条线索是正名实。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于语言问题都十分重视，在名辩思潮的推动下，正名实的理论逐渐成熟起来，成为先秦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战国后期，在“察名实之理”方面成就最高的有荀况、后期墨家和名家。
与荀况和后期墨家的名学思想相比，名家名学更具特色。以公孙龙为例，后期墨家说“坚白盈”，而公孙龙却说“坚白离”；后期墨家说“白马，马也”，而公孙龙却说“白马非马”。公孙龙不像荀况那样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也不像后期墨家那样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他就与名实关系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名学理论[3]。不少人认为名家名学是一种逻辑理论，如果换一个角度，从语言哲学的立场去研究名家名学，也许会更有意思。
收稿日期：2004-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