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克林顿维护美国经济安全的谋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林顿论文,谋略论文,美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一改昔日从军事安全角度出发的对外政策，将视点瞄准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战场”上。1993年1月，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曾表示， 他将“像激光那样把精力集中在经济问题上。”（注：潘锐：《从“经济总统”到“外交总统”——克林顿的经济战略和外交战略》载《国际展望》1998年11期2—4页。）并强调上任后的任务“第一是经济，第二是经济，第三还是经济。”（注：丁奎松、沈志勋：《从克林顿政府班子看其政策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1993年2期15—17页。）同年2月26日，克林顿在美利坚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为美国和全世界确定新的方向的五个步骤，其中第一个步骤就是“必须把美国经济搞好。”（注：周兴宝：《克林顿政府以经济为中心的内外政策》载《国际问题研究》1993年4月。）
一、“经济安全”战略的提出及它在克林顿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地位
在后冷战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运行的主旋律，军事安全不再是唯一的安全目标。各国追求的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等多种要素的综合安全，其中经济安全作为其它安全目标的主要支撑，成为诸多国家尤其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谋求的首要目标。美国是第一个在政策中把经济安全提到如此高度的国家。早在竞选总统时，克林顿就在一本题为《美国未来的蓝图》的小册子中指出：下一届总统应该对全球性的经济下滑作出反应，并向全国人民提出挑战，要他们重新参加全世界的竞争，而且在竞争中取胜，要做到这一点，“要求本国的领导人承认，在冷战后的时代，国家安全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安全的问题。”（注：《美》吉姆·穆尔、里克·伊德著：《克林顿》东方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206页。）当选总统后，克林顿提出了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指出“必须把加强美国的经济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注：周兴宝：《克林顿政府以经济为中心的内外政策》载《国际问题研究》1993年4期。）美国的长期安全基于美国的综合国力， 特别是经济力量的强大，认为“国家安全主要是经济安全”，“经济实力必须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中明确的中心因素”。（注：Timothy E.Wirth,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US Departmentof State Dispatch July 25,1994,Vol.5,No-30）
纵观克林顿执政以来推行的政策，可探出他的“经济安全”战略中的经济安全是指：面对威胁，能利用各种有效手段，保障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和繁荣，消除国内外的不利因素，使重大经济利益免受损失，在国际竞争中能争取有利地位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中包蕴着三个不同层面的含义：第一层是从现实主义角度考虑，保障美国经济顺利运转，不出较大的事故，此点克林顿政府基本上业已实现；第二层是遏止、消除国内、国际上各种严重威胁美国经济正常发展的危机，使美国经济不至受到强有力的挑战，由于苏联的解体，无其他大国能与美匹敌，克林顿政府左右逢源，也有望如愿；第三层是美国经济完全支配全球，各国际行为主体都“俯首称臣”，达到没有危险的境地，这里包含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克林顿任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克林顿熟练运用“经济安全”战略使美国经济复兴并保持良好的态势
在美国经济低迷，国力衰退的形势下，克林顿当选总统。四年后，在美国经济逐渐复苏，再次焕发异彩的情况下，克林顿再度当选，因为克林顿切中了要害。他在竞选总统时就指出：“虽说军事实力一如既往于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与经济实力相比，军事实力的实际作用减小了。”（注：1991年12月12日，克林顿在乔治城大学的竞选演讲：《保证美国安全的“新誓言”》）在执政期间，他又不折不扣的贯彻了“经济安全”第一的政策，使美国经济从1990年下半年的战后第九次经济衰退中脱身而出，呈现出几十年来少有的一高三低的良好局面。
克林顿第一任期的4年内，美国经济以2—3 %的增长率持续适度稳定增长。财政赤字连续4年大幅度下跌，从90年代初的2900 亿美元减到1996年财政年度的1073亿美元。物价稳定，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3 %以下。失业率在5.25%上下徘徊。外贸出口从1991年的4169亿美元增至5810亿美元。经济竞争力也扶摇直上，许多产业中的头把交椅又失而复得。1996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对世界各国竞争力的排名中，美国连续三年位居第一。（注：傅梦孜：《由“微软”感悟美国“新经济”》载《国际展望》1997年10期16—17页。）克林顿声称：在其任职期间，增加了1050万个工作机会，美国人口仅占世界总数的4.7%， 但国民生产总值（GDP）却占世界产值总数的27.1%。 （注：《世界银行图表：1995》第8—9、18—19页，亦参考《中国外交》1997年版第8章。 ）克林顿连任以后，经济形势依然看好。1997年，据美国官方统计机构的计算，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达3.8%，而通货膨胀率仅为2%，失业率为4.6%，财政赤字降为350亿美元，多数企业经营状况极佳，公司利润以两位数速度攀升，居民消费势头旺盛。1998年，克林顿政府实现了29年来的财政收支首次盈余700亿美元。目前， 尽管亚洲及其他地区的金融动荡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各种情况来看，美国的经济繁荣还会持续下去。
上述表明，克林顿政府使美国经济基本在“软着陆”的基础上实现了“软起飞”。正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96年在其选举专号的社论中所写的：“每件应该上升的事——就业、国内生产总值、贸易、股票市场——都上升了；每件应该下降的事——失业、通货膨胀、赤字、甚至犯罪——都下降了。”
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在走出衰退后保持连续增长，在西方国家中一枝独秀，一方面与克林顿政府在国内采取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关。如所谓的“克林顿经济学”一反里根、布什让经济自由放任的思想，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提出了以大规模削减财政赤字和增强经济竞争力为核心的“综合经济基础发展计划”；在各个具体的经济领域中，明令规定可行性经济行为，增加透明度，避免“黑箱作业”；推进州际自由贸易，扩大内需，形成庞大的国内市场，完善市场法规，为市场主体的良好循环营造了理想的环境；加强金融监管，构建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保证金融政策的质量；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部门，要求尽可能的自给自足，形成封锁墙等等。但克林顿政府在国际上的一系列配套政策，为确保美国经济秩序的稳定，再造“美式”神话，维护美国经济安全更是功不可没，本文着重从后者入手剖析克林顿的经济安全战略。
三、克林顿充分利用国际优势，采取综合应变术，滋润了美国经济，保障了美国经济的安全
克林顿的谋略可以概述为以下六点：
1.以政治为粘、离剂，打拉结合，抑扬顿挫，将“美式馒头”做得更大，为美国经济安全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为经济服务。冷战结束后，用政治来谋取经济利益，维护经济安全则显得更为重要，正如克林顿在上任的誓词中所说的，“从今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将是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将是外交政策”。（注：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2月第一版。）围绕此目的， 他将“箭与橄榄枝”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博得了“经济外交”总统的美誉。
对待亲美国家，克林顿采取“打拉结合”的战术，不过，虽然对危及美利益的行为也会出现“六亲不认”的现象，但主要是“拉”。将大家捆在美国驾驶的战车上，为美国经济安全营造大环境。其中，克林顿将美日、美欧联盟排在了首位，认为这是美能够保障其经济安全的一个必备前提。克林顿政府表示，欧洲仍是其战略重点，在解决一些全球性和地区性重大问题上，需要欧洲的配合与协作，要建立以美为主导，以西方为基础的新秩序，西欧依然是其最重要的盟友，最强有力的支柱和依靠力量。1994年克林顿四度访欧。1995年，克林顿又三次访欧，并公开声称，美国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加强欧美关系至关重要，强调双方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传统”。（注：夏方林：《欧美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发展前景》载《当代世界》1996年2期12—13页。）1995年12月， 克林顿与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和欧盟执委会主席桑特在马德里会晤，共同签署了《跨大西洋新纲要》，将美欧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另外，克林顿希望与日本用最有韧性的纽带连结在一起。1995年1月，他在与日本首相村山富士的会谈中称， 美日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重要，要努力加强两国间“极其重要的伙伴关系”，并特别强调，在多变的世界里，美把日本看作是“最坚定的朋友”。（注：贾继业：《日美关系走势》载《世界知识》1995年4期8—9页。）1996年4月，克林顿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两国首脑会谈后发表了一份酝酿已久的“联合宣言”，重新确定了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基本框架。在旧盟友的主体框架筑好的基础上，克林顿一改昔日轻视落后小国的传统，将凡是能为美国带来好处，能为美经济安全做出“贡献”的国家都拉至麾下，形成“主仆式”的朋友关系。如1998年3月22日至4月2日， 克林顿在非洲之行中就抛出了《美非贸易法案》的见面礼。1999年3月18日， 克林顿又率领美国官员与46个非洲国家的部长共同磋商，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旨在建立新型的“美非伙伴关系”，壮大“美式体制”的力量。
对待疏美国家，克林顿采取“抑扬顿挫”的策略，不过，尽管因美利益需要也会出现“无比亲密”的局面，但主要是“抑”。企图通过对这些国家的遏制与渗透，运用西方价值观念进行“蚕食”，使其“复印”出美国的思维模式，纳入美国设计的轨道，消除对美的经济可能构成的威胁。首先，其“抑”的矛头重点指向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克林顿认为，冷战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后的共产主义堡垒”，将来又可能变成其强劲的对手，威胁美国经济安全，所以只要摧毁中国，资本主义制度就可再次一统江山，那时美国经济安全就不会有问题了。1995年2月9日，美国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助理洛德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今后几十年，中国将变得更强大，因此，我们正在奉行一种政策，以便设法遏制这种潜在威胁。”同年，美国国务院拟定的一份文件则更加明确地提出：“美在亚太地区的基本利益就是防止可能崛起的霸权主义中国。”于是克林顿政府节节设卡，明暗兼施，阻挠中国的发展强大，特别是利用“民主”、“人权”等深藏不露的“软剑”，加强意识形态渗透，大搞和平演变。如将不要干涉“美国知音”作为中国继续获得美国提供的最惠国待遇的前提条件之一；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美国要求中国开放国内文化市场等无不是从输出西方价值观考虑的。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克林顿因国制宜，采取灵活的遏制方式，如企图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强化对古巴的孤立与制裁；通过对韩倾斜，加强对朝鲜的牵制，争取将其变为美国东北亚政策的桥头堡。其次，为了巩固冷战成果，防止冷战后新出现的“民主国家”发生“民主化浪潮”的反弹，（注：唐天日：《美国的冷战情节》载《瞭望》1995年30期44页。）危及美国经济安全，克林顿政府对俄罗斯和东欧等演变后的国家也未放松“管制”。（注：吴炯：《评美国“全面遏制中国”论》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11期3—11页。）他在1993年就职演说中指出， “共产主义的崩溃唤起了原有的仇恨，造成了新的威胁。显然美国应当继续领导这个我们曾倾注心血所造就的世界”。（注：李剑鸣、章彤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版478页。）为此，克林顿政府一方面压制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屡屡向其发难，另一方面又以救世主姿态大力扶植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内的“民主改革派”，推销全盘西化模式，使其按照美制作的方案逐步真正成为西方国家集团的成员。这从今年3月，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不惜花费较大代价，对仍有社会主义倾向，坚持独立自主的南联盟发动的不人道战争，就可明显地窥探出来。最后，对于其他游离于各地的“不听话的国家”，克林顿也频频使用政治手段向其施威，从不心慈手软，“该出手时就出手”，在谈判桌上为美经济安全发展消除障碍。如对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迎头痛击，甚至不惜诉诸武力。
2.以军事为依托，将武力的“铁爪”伸向全球，并化军事优势为经济优势，保障经济安全战略的实现。
经济安全从军事的角度而言，就是借助军事上的强大力量，形成威慑，钳制他国，为本国经济平稳、顺利发展即经济安全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军事目标经济化已成为克林顿政府谋求经济安全的一把“尚方宝剑”。克林顿政府认为，在冷战后时代，振兴美国经济将成为美未来国家安全的核心，防务政策应当服从并服务于这一核心。克林顿政府第一任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更是毫不讳言地宣称：“美国未来的防务政策将越来越多地涉及经济领域，以求保护美国国际市场和全球经济利益，并对它的促进和发展起辅助作用。”（注：董爱国、胡仕春：《克林顿政府防务政策管窥》载《国际展望》1993年12期17—18页。）为了实现军事由“防务型”向“经济型”的转变，克林顿政府在防务政策上实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首先，数量载军与质量建军同行。1993年至1997 年， 美军人数由200万载减为140万。1985年，美国防预算占整个国家预算的28 %和GDP的7%，预算总数4000亿美元，而1997年仅为15%，3.2%和25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加紧高新军事技术的研究，美国防部1994年制定了七大重点军事技术发展项目，1996年又制定了“武器装备现代化五年跃升计划”，并使尖端技术应用于军队，以确保任何时候美都享有军事优势。这样，既减轻了美国的军事负担，为经济安全注入了资本，又得以保持甚至加强美军在世界范围的威慑能力，为美国经济营造了“安全氛围”。
其次，积极推动美国原有的覆盖全球的“军事情报网”转为“军民兼用”，围绕经济利益、经济安全重新定位战略目标与行动方式。使美国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世界经贸与高新技术领域中能够准确、及时地获得重要经济情报。
再次，竭力防止核、生物、化学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避免落入“敌对”国家、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及恐怖主义分子之手，危害美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克林顿政府通过加强和扩展现存的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如国际核能源机构和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等，制止伊拉克、朝鲜、巴基斯坦等“热点”地区研制和发展这些武器，并使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严格地处于国际组织的监督之下。
最后，利用军事一体化组织、军事联盟、驻军等不同层面的军事存在，为美国经济提供武力保障，使美国经济能够行驶在“风平浪静”之中，不至受到“恐吓”。正如兰德公司的本·施瓦茨1994年所说的那样：美必须在经济上至关重要的地区保持实质上的军事保护者地位，以确保它在那里的重大贸易和金融联系不受到政治动乱的影响，美国的军事战略已注入了经济安全的强心剂。（注：张世良：《经济安全：美国亚太安全新概念》载《亚太经济》1996年5期18—21页。 ）典型的是欧洲、亚太、中东三大经济战略地带。在欧洲，克林顿借助北约东扩，企图建立一个“覆盖现代欧洲”的新安全体系，牵制俄、德、法等存在潜在经济威胁的国家，维护美国在欧洲的传统经济利益不受侵害。1999 年3月24日，以美为首的北约对其东扩途中的第一道“绊脚石”——南联盟实施了空中打击，从深层次意义上来讲，其仍是想通过炫耀武力来维护美国经济在欧洲的安全。在亚太，克林顿为了保障美国在这一世界新的“闪光点”逐渐上升的经济利益，改变了布什政府从亚太地区撤军的决定，继续保留在该地区的10万驻军，不断加强与日本的军事联盟。在他执政几年内，一而再，再而三地修定“日美安保条约”，使其更符合美国“口味”。1999年初， 美国国会又邀请日本加入战内导弹防御（TMD）的共同研究与开发。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与韩、菲、泰、澳等双边军事盟国的关系。一方面让他们分担责任和风险，缓解美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可借助在亚太地区“军事上”的“领导权”实现美国在该地区经济上的安全。在中东，克林顿政府的驻军更是赤裸裸地围绕其经济安全战略展开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在中东有持久的利益，特别是寻求中东和平的全面突破，确保以色列和我们阿拉伯友好国家的安全，以及那里的石油以合理的价格输出”。（注：美国1994年《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第3章第4节。）克林顿政府1998年12月16日再次对伊拉克进行空袭，就是为美国继续保留在中东军事存在寻找借口，以保证中东石油顺利地“流入”美国。若离开这一“世界油库”的石油供给，对美国经济的打击将是不堪设想的。
3.以科技为“尖刀”，力争占领知识竞争制高点，保持“领头羊”地位，为保障经济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活动杠杆。
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高科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经济上的生产力、军事上的威慑力和战斗力、政治上的影响力以及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谁掌握了科技主动权，处于优势地位，谁在国际上就不会受到他国的“欺侮”，就能增强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和侵袭的能力，从而也就能够有力地保障经济的安全，于是高科技便成了各国竞相争夺的焦点。
冷战后一直操纵世界科技主要份额的美国，在克林顿执政后对科技更是“照顾有佳”，认为知识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对维护经济安全都更重要。1993年2月22日，克林顿上任仅50多天， 就亲自访问了“硅谷”，并与副总统戈尔发表了美国科研政策报告《技术为美国经济增长服务：加强经济实力的新方针》，指出要推动科技革新，加强发展高科技研究和电子等关键性技术，以增强美国在全球民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注：杨光：《克林顿政府的科技政策调整》载《国际展望》1993年17期21—22页。）并成立了由克林顿亲任主任的国家科技委员会，以确保美国高科技进入新世纪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1994年8月， 克林顿又提出政府报告《利国之科学》，承诺“要继续对基础研究进行投资”，保证“将今天对科技的投资列为建设明日美国的首要任务”。（注：吕有生：《当代国际经济中的高技术竞争浅析》载《国际社会与经济》1995年10期5—7页。）在此后连续几年的工作报告中，克林顿都重申了科技的重要性，表达了对科技重点投入的决心。
为此，克林顿采取了“科技两点论”的措施。一方面，列出许多重点攻关项目，加大研究力度。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当前高科技“灵魂”——信息科技的高度重视。克林顿牢牢抓住美国信息技术即第四次科技革命策源地的有利地位，充分利用他国对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大打信息技术牌，拓宽信息市场，确立美在世界信息领域的主宰地位，提高经济竞争力，从而维护经济不至被强劲对手击垮。1993年9月， 克林顿政府正式颁布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行动计划， 希望以此作为带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重振美国国力。在此基础上，1995年2 月又发表了“全球信息基础结构：合作日程”文件，提出了建立“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 ）的设想和倡议，并成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委员会”（GIIC）以推动其进程。同时，克林顿政府也全面入手，注重整体科技素质的提高。目前，美国已经踏上了“新经济”——知识经济的航程，在科技领域已经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资金、设备和人才优势。每年用于知识的生产及其传播的开支约占其GDP的20%， 越来越多的经济附加值是由脑力而非体力创造出来的，几乎60%的工人是知识工人，80%的新职业是由知识密集部门产生的。整体科技实力高居世界榜首，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并且自1993年克林顿执政以来就大幅度地放宽了本国对技术出口的限制，使得美国作为高新科技主要输出国的地位更为牢固，如国际信息技术市场，美国一家就占据了25%。克林顿政府充分利用其科技上的比较优势及垄断，在输出科技时附加苛刻条件，压制他国，或者以科技为“钓饵”诱使他国“俯首听命”，另外，还通过科技共同开发等途径，控制他国的“筋骨”（因为科技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号令他国尊敬自己——所谓的“科技之父”，从而达到维护美国经济安全的目的。
4.以亚太为“前庭”，拉美为“后院”，熟练操纵“远亲不如近邻”之道，利用地区集团化组织抗衡对手，提高维护经济安全的力度。
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日益高涨的同时，地区经济集团化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欧亚非拉等地都出现了大量联合程度不一的地区经济集团，希望在国际经济领域作为一个整体行事。克林顿政府深刻认识到在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中，一国的经济实力已显单薄，美国必须寻找经济联盟，以求取得竞争中的有利地位，才能切实维护经济安全。克林顿上台不久就加速推动美洲及亚太地区集团化组织的进程。他于1997年3 月明确指出：“在其他国家着手建立新的排他性经济联盟时，美国在本世纪结束时要建立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联盟，通过加强贸易关系，在世界各地发挥美国的领头地位”。（注：李蕾：《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载《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5月57—59 页。）这一“庭院”战略的两大巨臂是拉美与亚太。
美国历来视拉美为其“后院”，不容他人染指。克林顿执政后为了应付欧洲及日本的强大挑战，增加维护经济安全的砝码，保证美国经济安全、平稳、顺利地运行，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半球国家的联系与合作，将这道“院墙”筑得更宽更厚更结实。1994年1月，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后，克林顿政府就更加专心地投入到美洲地区一体化的工作中。在1994年12月34个美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在美国迈阿密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1995年6月在美国丹佛召开的美洲34国贸易部长会上， 以及1998年4月举行的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 美国都大力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并倡议在2005年建成自由贸易区，组建起一个北起阿拉斯加，南至火地岛的全美经济集团，克林顿还为此全力争取从国会重新取得“快速审批权”。
克林顿对亚太地区一体化的重视同样是从“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80年代初以来，亚太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克林顿政府企图通过抓住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地区，参与其中的经济发展与合作，增强美国的经济实力，夯实维护经济安全的基础，同时又可防止日本、中国在这一地区占据主导地位，控制亚太，对美国的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于是克林顿政府在筑固“后院”的同时，加强对“前庭”——亚太地区集团化的左右。1993年7月， 克林顿于七国首脑东京会议前在东京早稻田发表演说，提出在亚洲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主张，并强调必须以美国为主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克林顿政府逐渐加大了对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渗透，企图通过“统领”APEC将整个亚太地区置于美国的掌心之中。1993年11月，在克林顿的倡议下，召开了第一届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此后每年召开一次，为克林顿与APEC领导人开展定期高层外交创造了契机，也使得APEC中的美国味越来越浓。如美国主持西雅图会议，提出了减少贸易、投资壁垒的一揽子谈判建议；促成贸物会议确定亚太经合组织于2020年之前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在渥大华会议上敦促各国降低关税，在市场、贸易和投资方面进一步开放，都为美国经济势力进入亚太地区大放绿灯，也为克林顿筹划的亚太经济圈创造了条件。
5.以国际经济组织为渠道，想方设法通过对其控制，推行“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使成员国的经济活动最大程度上按美意志转移，从而不至于威胁美国经济的安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经济来往日益频繁，相互依赖与联系加强，使得国际经济组织在协调各国关系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于是克林顿政府积极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并继续谋求在这些组织中的霸权地位，借国际经济组织之手，输出对美经济有利的政策，行“经济殖民主义”之实，维护美国经济安全。
克林顿所持的是一种“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开放式的经济安全观，因此世贸组织（WTO）就成了他手中一颗重要的棋子。 企图通过左右WTO，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 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性自由贸易体系，保证美国资本的“畅通无阻”，从而保障美国经济的安全。WTO在一定程度上是围绕美国利益旋转的， 为美对他国的经济渗透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12月2日，在美国参议院通过乌拉圭回合协议后， 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萨瑟兰随即对克林顿总统表示感谢，称“美国将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起到推动作用”。（注：刘军：《艰难的起步——写在世贸组织启动之时》载《光明日报》1995年1月2日。）从中不难嗅出强权政治的气息。并且WTO 监督执行的乌拉圭协议中的大多政策都对美国经济有利，如该协议将全球农产品、汽车和汽车零件的关税分别平均减少36%和33%，使美国这个农业、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的产品能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国际市场。此外，该协议在对电脑和电话设备进行全球性降低关税的同时，加强对电脑软件和其他高技术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美国打开别国市场和发挥竞争优势等等。
在国际金融组织方面，克林顿利用美在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组织——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最大“股东”的地位， 支配其为保持美元的霸权地位，增强美国经济实力，维护经济安全服务。对于WB，克林顿借助其业务活动，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私人资本输出冠以国际组织的名义，可以放心大胆地向海外输出资本，进行扩张，攫取高额利润并附加苛刻条件，而不至担心被某些民族主义国家没收或拖欠不还。对于IMF， 克林顿政府借助其在各地金融危机或经济动荡中的“救火”行为，乘人之危，推行资本自由流动，将自由化的印迹伸入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控制受援国，使其不会背美国经济安全之道而行。1997年5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IMF成为向受灾国提供大规模援助的唯一国际机构，事实上将美国推到了应付金融危机的主角地位。正如香港珠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晨昊主张的那样：“IFM 为美所控制，他借解决危机之由达到控制亚洲的目的。”（注：戎殿新、谈世中主编：《劫后余波，东亚金融风暴的重新审视》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 年9月第一版。）因此，未来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将有可能进一步朝着有利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克林顿的经济安全战略。
除了控制上述三大组织外，克林顿政府还十分注重在其他国际经济组织如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等捞取“干预资本”。通过各组织的环环相扣，制定和推进“国际规则”，使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活动符合自身利益和经济安全的要求，而自己在行动上则尽量回避或无视这些规定，即克林顿所谓的“多边协议”和“单边行动”。
6.以跨国公司为“游龙”，穿梭于世界各地，尽最大可能将全球连结起来，从而利用跨国公司得天独厚的“优点”，实地贯彻美国经济政策，为美国经济供给保护因子。
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领域有着独特的地位，有人称其为“国中之国”，有人则将其比喻为一条没有灵魂、无法无天的章鱼，把自己的利益触角尽量地延伸到世界各个地区、各个角落。目前，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生产总值的40%左右、国际贸易的50%以上和国际投资的90%，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作用日益提升，而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其中始终处于前列，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94年，美国非金融业跨国公司共有2658家，其中有32家跻身百家非金融业最大跨国公司的行列，遥居各国之首。克林顿紧紧把握这一优势，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特点，通过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构建的庞大的生产与销售网络，趋利避害，将美国资本置放于安全地带，必要时向他国转嫁危机，为美国谋取最大经济利益，维护美国经济安全。
美国前总统柯立芝有句名言：“美国的事务就是企业。”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就向企业界表白：“作为总统，我将竭尽所能使你们的公司更容易在全世界与人竞争，你们将拥有受过更好训练的劳动力、劳工与管理当局的合作，公平和强劲的贸易政策，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注：1991年10月23日，克林顿在乔治城大学的竞选演说：《新誓约：职责和重建美国社会》。）入主白宫后，克林顿逐步制定了一系列保护美国企业、扶植其生产和向外扩张的优惠政策；加大了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如每年耗资5亿美元与美国三大公司一起研制“21 世纪”的汽车，投资2亿美元协助企业进行高技术与新材料的研究与开发等； 大力支持美国企业在国际上采取纵向兼并和多角化经营战略，增强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其在世界经济“论坛”中的“发言权”。从而借助其灵活的经济活动，为美国经济安全服务。首先，通过跨国公司将严重污染环境、产生公害的工厂从美国本土移至他国从事生产，“不安全”因素“外嫁”，从长远角度保障了美国经济的安全。其次，通过跨国公司为美国商品、资本的自由流动开辟道路，保障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市场和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威胁。再次，通过跨国公司支配、占有所在国的自然资源，使美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供给获得有效保障，避免经济过程因遭供给中断或价格暴涨受到突然打击。最后，通过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行渗透，影响其政府决策，甚至控制其政府，此时克林顿暗中对他国“指手划脚”就方便了许多，对美国经济安全自然无威胁可言。
四、克林顿“经济安全”战略运作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
克林顿执政后，从经济安全角度出发，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政策，四面出击，吞噬危害美国经济安全的因子，虽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许多谋略也是明智的，但是，其经济安全只能在某些方面实现，是相对的、有限的，不可能实现绝对的、无限度的，无所不包的经济安全。
这一方面因为它本身固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还因为它顽固地维护着不平等、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将自己置身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对立面。特别是它充当“世界警察”处处干涉别国内政，企图称霸世界的意图，与要求和平、谋求公正的众多国家发生冲突，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唾弃。“多行不义必自毙”，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径，最终只会对美国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拖垮美国经济。
另外，美国国内、国际上还存在着许多会对美国经济安全造成冲击的偶发因素。国内，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两党权力之争、泡沫经济，重大的自然灾难等都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为经济运转播下破坏种子。国际上，金融危机、世界性的资源短缺、走私、贩毒、核武器与生化武器的扩散、生态环境破坏、艾滋病的蔓延、恐怖主义活动、地区战争等也都会对美国社会及财富构成严重威胁，给美国经济安全运行制造紧张。
总之，在当前这个竞争激烈的国际大舞台上，克林顿政府凭借自身原有优势，充分利用所有有利条件，在经济安全因素多样化的趋势中，多管齐下，布置起较为周密的“经济安全网”。但它不可能消解所有破坏美国经济安全的因素。因此，我们应该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克林顿的经济安全谋略以及它所取得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