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奇迹与现代增长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奇迹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35年来，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已经从一个科技落后，生活贫穷的社会变成了一个科学技术先进，生活富裕的经济社会。在这段时间内，这些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增长四倍多，而英国、美国、法国与德国从十九世纪开始，却足足花了80多年才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尽管日本在1952年至1978年就以更快的速度达到这个水平，但是，如今亚洲四小龙的实力却不容忽视。他们各自拥有一大批可与美国、日本及欧洲各地的竞争对手有效抗衡的高科技产品生产公司。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在1960年实际上与之具有可比生产力和可比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据这些事实，“亚洲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显然是与科技和政策的巨大作用密不可分的。
1997年末至1998年的经济危机也许已经使这个“奇迹”黯然失色。不过，亚洲四小龙的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有形资本依旧完好无缺，而且在韩国、台湾，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GNP也远远高于圭亚那、 墨西哥这些在1960年就与之具有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尽管目前四小龙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不应忘记这个奇迹，不到四十年，它们就实现了如此大的转变，成为了一个经济比较富裕，技术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本文认为对于日新月异的高科技的吸收及产业结构的转变是实现这个奇迹的关键所在。虽然这些经济国家由高投资比率而带来资本——劳动的比率迅速增长，但是同时资本的边际产值却有下降的危险，而这种学习则有助于防止这种下降趋势。同时，这种学习也反映出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司不断创新努力的相互促进作用。
本文第一部分阐述技术同化是实现亚洲奇迹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并且提出一个模型，该模型注重通过高效吸收现代技术来优化产业结构，并以此形成了大部分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论据。第二部分提出一种选择观点，换句话说，就是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聚，足以成为这种空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并且为了支持这种解释，而作了统计学方面的分析。第三部分提出了与亚洲奇迹实现有关的跨国国家的证明。第四部分则对新工业国家发展的多种观点进行评价。第五部分提出本文的结论。
1.亚洲经济发展的技术吸收解释
1.1 相关政策
在经过进口替代的短暂插曲后，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经济政策已经转向日益自由化的贸易政策，而香港则一直是一个自由贸易中心。韩国和台湾在逐渐降低贸易壁垒的同时，推行了大量出口刺激措施。他们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前提下，紧密联系国际市场。而韩国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韩国通过低息贷款来鼓励公司出口。同时，实行出口关税退还体制，各公司能够以国际价格取得为生产出口产品而需要的各种原材料等物质。此外，补助贷款也是出口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各个公司有强烈的动机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以争取出口，而不是来寻找国内市场。一个以发展中国家有限的通贷膨胀为特征的，与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总的良好氛围。但是，具有有效而稳定的汇率是很难达到的，并且也会很快地发生变化。这样，生产者便集中精力扩大生产力，而不是迎合不断改变的进出口相对价格，在过去的30至35年里，一直争论着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国家的资本收益率是增长5%，还是更多一些。
尽管本文重点放在供给增长的决定因素上，但是政策环境因素显然是这些国家成功的关键因素。
1.2 亚洲经济增长吸收理论
在过去十几年中，产生了许多试图解释亚洲经济奇迹的不同观点。其中一种理论就是我们所说的吸收理论，它强调由政策、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企业家能力、企业创新和学习。这些亚洲国家在能够娴熟地运用新技术前，必须经历一个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的一段时间。作为一种学习技术经验所必须的途径，他们必须投资于人力资本和有形资本，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它仅仅是吸收过程的一部分，另一个强调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积聚的理论被称为积聚理论。
吸收论者的观点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所掌握的应用技术，在60年代时是毫无一点经验的。此外，产品混合也有大幅度改变。例如在1960年，台湾实际上并不生产电子产品，但到1990年时，其电子产品却占据其出口总额的21%。要想学会运用新技术并使之在这些新部门发挥有效的作用，就必须要有一套与之相应的新技能和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方式。同时，必须熟识市场领域并有竞争力。为实现这些，决不是一个约定成熟的惯例，但是我们必须冒着运用企业家才能和良好的管理方式风险。亚洲奇迹之所以如此显著，是因为相比之下，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运用的政策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应该肯定，要想采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在众多的辅助手段中，进行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必要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提高，这些投资的边际效率是极其有限的。
只注重投资的这样一种假定认为，在任一时候，该国的技术知识都大量包含于机器设备、图纸与各种相关文件之中。而且对于一个公司而言，采用一项对它来说是陌生的，却已存在的技术，主要是要取得设备和图纸；大部分的活动是不明说的，通过实践来学习，通过阅读和学习来学会操作使用。大多数企业组织的实践和市场判断甚至很少整理，大量的案例学习已经是亚洲几百个公司入案。所有这些都归结为一个观点，例举在哈伯德的引证中。这种学习和这种最终使进口设备所产生如此高水平的生产力要求现代部门逐步增加其出口份额、资本和劳动力。这个出口部分扩张平台相对于型号紧缩的生产部门产生了一个不断下降的国内生产力。这种改变是下面介绍一上模型的中心特征。
这种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是一个较为平常的现象。人力资本的提高和传统生产作用的第三要素可被简单视为劳动力质量与效率的提高。选择性观点可观察到不断上升的教育水平的作用。尤其是在这些国家形成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经理、工程师、应用科学家等干部，他们在识别和有效地学习新东西时显出了相对优势。正因为这些原因，这些国家能够较早地辨别出新产品领域和新科技，并且能有效地吸收并用。因此，在台湾，教育在实现这种部门结构的转变中着有成效。
在这里，我们介绍一个模型就是我们相信资本聚集正如韩国与台湾一样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个例子中随着每个工人物质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每个工人产量也在翻倍的增长。我们假设里昂列夫在每部分制定适当比例产量的工艺，而就只通过这一工艺在每个工人大量增加资本时产量增加是完全缺乏可能性的。所有的发展都要经过资源从一个工艺，我们叫手工业到另一个工艺我们叫现代技术的转移。现代工业部门花费的迅速扩张，在韩国和台湾的制造业取得了进展。其中显示出在增长加快的紧要时期通过固定模式动力分布快速变化的情况。例如，在韩国超过100人的公司在1958—1975年间雇员工资从33 %增加到74%，因为更大的公司资本密集度高，所以资本分布会发生更快的转换。
在这个模型中，在吸收速度上，一种基本的压力是企业家才能的有效性。通过扩张现代部门，企业总是有利可图。为了抓住赚钱机会，企业家才能的大小决定着技术吸收的速度，这种反映可以通过良好的政策环境或更直接的方式如南韩抚育扶持大企业和台湾为作为台湾发展基础的中小型中介机构提供相当大的技术支持等方式来进行鼓励。反过来，假如成功的话，强有力的企业家反映可能为了谋求额外的所希望得到的政策会给政府带来更多的回旋余地。我们相信这个相互作用准确地描绘了“亚洲奇迹”的基本因素。
在这个模型中有两种不同的资本。这里我们用c表示手工业部门，m表示现代工业部门， 不变技术规模收益固定比例单位产出在两种技术中是一样的，但劳动的单位产出在现代企业要高于传统手工业部门。所以，也就是劳动单位资本。如果两部门的要素价格是一样的，则采用先进技术的单位成本将比采用手工工艺的成本要低，但是，先进的现代部门需要接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而教育在手工工艺部门则是不必要的或说是不能达到提高生产的。
在加速发展初期，几乎所有的资本和劳动力都集中在手工业部门。但我们假定只有极少量的存在于现代先进部门，实际上是播下了发展过程的种子，任何时候两种技术作为一个整体投入到经济或工厂单位劳动的产出，都会被计算出平均劳动力产量。用a[,c] 表示劳动力的单位产出量、a[,m]表示在先进技术下的单位劳动产出，同时a[,c]＜a[,m]， 则
Q／L＝a[,m]L[,m]／L+a[,c]L[,c]／L
（1）
Q／L＝a[,c]+（a[,m]－a[,c]）L[,m]／L（2）
c当L[,m]／L的增长超过发展进度，则Q／L也会超过增长发展的进度。因为两个部门的资本单位产出是同样的。如果m／L的增加势必伴随着K／L的增加，确实，在这个模型中Q／L和K／L是以相同比率增长的。
在我们的模型中，两个部门的资本比例的变化推动了发展，我们假设不论是在现代部门或是手工业传统部门，生产出的产品的价格是同样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品的价格是不变的。后者可以通过假设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出售而推理出来，并且由此可以推出传统手工业部门对于在一个特定的经济中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不敏感。我们也可以假设两个部门的资本成本是一样的，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差异是影响两个技术盈利能力的唯一因素。我们可以修改这些假设，但是说明这些能使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用w代表手工传统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价格，用g代表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价格，同时g＞l，这样g（对毕业生而言）反映在教育保险费上， 但我们假设g不能完全抵消如此大的现代先进生产力的优势。
如果用一个相反的指标来表示，那么两部门在成本、利润、单位产量和资本之差可以写成：
△C＝w（a[,c]'－ga[,m]'） （3）
采用现代技术的部门比手工业部门的获利能力高，刺激了资源从后一部门向前一部门流动，在这个模型中，由企业家才能大小所决定的这种反映能力可以用e表示：
d／dt（logKm／Kc）＝ew（a[,c]'－ga[,m]'）（4）
d／dt（logKm／K）＝ew（a[,c]'－ga[,m]'）（1－Km／K） （5）
假如w和g不变，km／k（Q[,m]／Q ）的时间路径可以推出一个逻辑函数。当这些可变因素增加时，L[,m]／L将会不断增加但增加速度要慢。当然他们都会达到一个极限值。假如随着发展的继续，w增加而g没有，与传统手工部门相对应的现代部门的扩张速度将会加快，因为现代技术部门节约了劳动力，而增加的w提高了其成本优势。教育费用g总的发展轨迹将降低现代技术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受过教育的劳动者越来越多，g的减少将增加现代部门的成本优势。从（1）式和（2 ）式我们知道随着资本和劳动力流向现代部门，K／L和Q／L将会增加。如果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数量反映在需求上，人力资本也会不断增加。研究总量数据的经济分析家通过这一过程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这些数据来自Q／L的增长是每个工人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的增长所引起的，并且可以推出每个工人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的增长是生产函数变动所引起的。这个解释将会无法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推动增长的力量是采用和吸收现代技术——现代技术m被更为广泛的使用和有效的利用，以致a[,m]＞a[,c]，相反，许多购买了大量的设备但没有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些设备的欠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a[,m]很少大于a[,c]；第二，当采用现代技术带来的盈利能力激发了资源的流动的同时，现代部门替代传统手工业部门的速度由企业家才能的大小来决定。另一方面，关于人力资本增长速度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传统分析应该是正确的。
现在假设两种经济初始条件相同，即有着采用现代技术的相同机会，同时拥有相同的投入供给弹性。结果是e，盈利机会一个高， 而另一个低。现代部门的扩张，物质资本强度的提高，人力资本的增加，以及劳动力产量的提高，所有这些前者比后者更快。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考虑，经济学家试图依据不同“积累”速度来解释这些差异，但其背后关键的因素在企业家对盈利机会所作出的反映和吸收现代部门技术的差异，因而a[,m]＞a[,c]。在这种模型的背后，人力资本的增加是一个可利用的因素，其他因素也是一样的，较高的e （导致现代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将引起对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需求的迅速增加，在各种动态模型中，如果增加的供给不会给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普遍加薪，则g将会上升。 这种现代部门的增长率会按照一个既定的e下降。另一方面， 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的迅速扩大，如韩国和台湾，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的迅速扩大，只有在e很高的情况下才能被大量地吸收。的确， 在 1950 年到1960年，有相当多的高学历的人才移民来韩国和台湾。在现代部门没有扩张的情况下，日益扩大的教育可能没有多少有利影响。在这个模型中，较高的e导致作为一个整体产业的人力资本的扩张和产生高利润， 因而是一种筹集现代部门投资资金的储蓄来源。
在这个模型中，发展是一种由失衡来推动的过程。失衡和降低失衡速度表明资本份额的变化超过发展变化进程。假设生产价格为不变常数，总收入中的资本份额为：
S[,k]＝（1－wa[,c]'）Q[,c]／Q+（1－gwa[,m]'）Q[,m]／Q（6）
S[,k]＝（1－wa[,c]'）+w（a[,c]－ga[,m]'）Q[,m]／Q （7）
（7）式中的第一项是传统手工业部门的资本份额， 第二项是现代部门与传统手工业部门资本份额之差额，是现代部门相关差额的好几倍。
假如我们注意（3）式，我们可以看到（7）式中的Q[,m]／Q，以前所表示的是资本从传统手工业部门流向现代工业部门的速度之比，因而每个工人的产出量增加速度和每个工人的资本增加速度是在不断上升的。这样当资本和产出量迅速增加的同时，资本的份额也会很高。以下所要讨论的增长计算，自然要把产出的增长部分归功于资本的增长，因为资本存量的增长是以国民收入核算帐户中的资本份额来权衡的。如果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供给正好跟上现代部门的就业增长，当产出高速增长时，人力资本也会以最高的速度增长。
在亚洲经济奇迹中，前面的讨论我们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学习与技术吸收，大量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强有力的企业家才能结合在一起导致了现代部门的增长与传统手工业部门的逐渐衰退。这些关键性因素互相补充，如果没有人力资本大量扩张的能力和倾向，积极进取的企业家才能就会受到阻碍而难以发挥。而如果没有这种积极进取的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将会很低，因为50年代与60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当这些因素都存在时，他们会给为提供迅速吸收现代先进技术所必需的大规模物质资本的现代部门带来较高的利润。
（7）式中所描述的部门间的要素流动和保持资本的高回报率， 也可以用莱布克茨斯基原理来解释。由于总的资本强度提高，劳动密集型手工业部门绝对数量减少，尽管现代部门增加并且由要素价格决定的资本收益率没有减少。我们对这一过程所作的解释是a[,m]的值高， 允许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流向资本更密集的部门，资源有效地流向现代部门并不是总的资本与劳动之比提高的必然结果。
显然我们的解释侧重在e的大小上。 如果不考虑企业家才能这一烦琐因素，那么激励因素必须牵涉。两个经济政策变量已增强了文化上的有利条件。第一个是侧重鼓励厂商在这一时期内把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的出口。他们为此能够避免在增长速度较慢的国内市场上销售产品，其收入递减这种典型的进品替代政策。第二个是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组成部分，实际汇率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即使当国内成本提高时也能保持出口盈利。特别是在韩国，单个的厂商也可能得到大量的隐形补贴，可以理解为政府在给冒风险的厂商作后盾。但在其它不太成功的国家所采取的关税壁垒可以被看作起了同样的作用。因此，很可能认为出口导向政策和维护实际汇率是较重要的因素。
2.积累理论
正像我们提到的，其他经济学家认定亚洲国家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上的大规模投资足以解释亚洲“奇迹”。因而没有必要来把亚洲奇迹归功于企业家才能、创新、学识，除非要用这些因素来说明要素会流向由于投入了大量的投资因而资本密集度更高的生产部门。
这种观点部分运用了增长核算和动态生产函数评估。两种方法都假定一个经济中存在广义生产函数或以部门加总的（如制造业）生产函数。相反，我们的观点是这些功能促使主要结构变化的发生，大的替代小的、更有效率的企业掌握了新的工艺。然而，总的生产功能的存在，这些研究又该如何解释呢？
2.1 增长核算
积累理论争论的焦点是进口的大幅度提高的核算，大部分为出口的增加，原来的相对较小，经济计量生产函数的争论是在适应性衰退期内的时间趋势，我们的观点是既没有方法将增长分割开来，也不能确定有效性的技术进步，我们认为重要是在于提升这些推论为什么没有效果，并且如果他们没有效果其含义又是什么。
增长核算后面的逻辑是通过在特定时期内增长投入比率测定在这段时期的产出弹性，我们可以在没有生产函数变动的条件下计算出产出增长有多少归功于要素的积累。技术进步的贡献作为一个差可以计算出来，在问题的研究中，国民帐户中的要素比重用来估算部分产出弹性，既然这个时期较长，1／4个世纪或者更多，计算在年复一年的基础使用特恩奎斯特指数。
T＝∑[（1／2）（s[,i,t]+s[,i,t－1]）（lnx[,i,t]－lnx[,i,
t－1]）] （8）
这里s[,i,t]在时期t中是已知x[,i]的部分， 这是从产出对数差中得出这个差，经常被次期打断。
在亚洲奇迹的案例中，生产增长最快的要素，资本的比重在发展转型的初期是高，且以后也如此。根据新古典生产理论的假设，要素的时间路径是这段时间所发生技术进步以及要素比重变化的函数。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资本比重在整个过程保持相当高，尽管资本密集度大大提高。这个事实对于发现高投资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如果资本比重稍微下降，在产出与资本之比将会下降更快，似乎不可能使高投资率保持下去。
资本比重减少的一个解释是替代弹性，σ趋向于1， 另外就是σ低，因而厂商固封于他们已知的技术。随着资本与劳动之比k 的不断提高，使得厂商的收益不断递减。投资的高生产率得以维持，仅仅是因为厂商有效地寻求和学习掌握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新的技术，a[,m] 会达到较高的值。
在模型中：
s[*][,k]＝[s[0][,k]（1－σ）／σ]（m－k[*]） （9）
s[*][,L]＝[1－s[0][,L]（1－σ）／σ]（k[*]－m）
（10）
（9）式和（10 ）式表明在计算特恩奎斯特指数时所使用要素比重在劳动力增加的情况下受到技术变化和资本密集度变化的影响。如果σ高并趋向于1，k[*]不会偏离资本比重，如果σ低，m阻止S[,R] 的下降，如果技术发生革新，劳动力增加如（9）、（10）式； 如果没有技术创新，（8）式中所使用的S[,K,t]将会更低。
2.2 生产函数估值
人们认为利用时间序列进行动态生产函数分析可以避开增长核算的限制。然而还是存在问题，首先考虑技术变革的偏好和替代弹性，在（1）式中考虑到两种解释对于每个工人产出的大幅度提高， 在左图的解释中，在这里替代弹性考虑较大，劳动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使得经济停留在其生产函数线上，厂商或经济假定是已知的，如何有效地在更高的资本密集度下运行。
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普遍的要素价格使得在低资本密集度下运行仍能获得较高的利润。但是在时期1和时期2之间，要素供给发生改变。
与之相反，右边资料的解释不同，所经历的生产力增长主要是建立在新的生产函数的结果上的，在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经济只能维持原有的生产函数，按照这种解释，在第一个时期的高资本密度下，厂商或经济将不知道在极高资本密集度下该怎样运行，如果厂商在运用自有技术中受到限制，那么替代弹性将会变小，同时若不了解不运用新的技术来增加单位工人资本会迅速导致边际产量大幅度降低，如在σ＝0.2时边际量为0或0.01，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想有效的处理第二个时期的可变要素价格的制约，必须大量学习新技术或进行技术革新，事实上也必须这样做。这两种解释结果都符合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的数据，在原有生产函数的水平和斜率在第一个时期是相同的；而新的生产函数水平和斜率在第二个时期是相同的。人们往往通过几个方面去评价一个动态生产函数，如何区别这些方面呢？显然需要给要素模式设置些限制，如技术进步的偏好和速度，随着时期推移不会改变，或者潜在的生产函数总是有一个特殊形式，现在我们关心的经济研究活动中，虽然有一个恰当的公式计算出结果，但大多数没有一个严格的限制，即使从某种角度上去解释，被认同的可能性大，但如果在函数形式上的限制是松散的，我敢确定，被认同的可能性也不会小，所以通过标准的技术回归不能够说某种解释绝对可行而另一种绝对不可行。图1 中的图形是根据朝鲜的制造业部门1961—1981年的实际数据估算出的，适合这批数据的动态生产函数是一种标准的CEC。 由于资本和劳动两种投入能够获得规模收益不变，为了让分析简单明晰，我们假定了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并且在这一时期内不发生改变。要估算的主要参数是σ和r，r是技术进步率，σ是替代弹性，在左图中我们把σ增大为0.9，因为K／L 的增长可带动Q／L的大幅增长，给σ赋值0.9，结果得到r值为0.016， 若标准回归，给σ赋一个比前面更大的值，而r就会变得更小。不管怎样， 如果我们把不断增加的教育成就的影响作为一个变量来测定，那么用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将没有多大余地。在右图中，给σ赋以较小的值0.2，得出的r值将有所提高，为0.045，因为在这种情况下K／L 的增长不会大幅带动Q／L的增长，显然人力资本的投入会降低这个数字，但它不会使这个估算的技术进步率变得很小。
在这两个解释中其中一个所有参数至少由平方选择得到的R[2]的价值大约为0.98，而由统计基础选择的参数微乎其微。事实上，最合适的动态函数为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起的作用微不足道提供了解释，而投入增长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个解释本身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来辨驳这一论点，即如果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不会有很大提高，仅是人为的对动态生产函数的限制，使得对图1 中可选择经济计量工具来加以说明，这些限制条件基本上是任意参数。并且不同的限制条件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所估计的技术进步贡献。
3.相关亚洲成就的跨国家证据
对于亚洲国家所取得成就所作的大多数分析是将重点放在这些国家本身的绝对成就上，尤其是按全要素生产力增长来进行测定。本节要证明在跨国家的情况下，亚洲四小龙相对于其它投资高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实现了较高的生产力发展，而这是在根据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具体特征确定的标准之后得出的。
一种经验的成就测定方法是兼收并蓄的，而并不是依据某种具体的生产力理论。这种理论就是进行跨国家的回归估算，并且允许将某一具体国家的成就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为了弄明白亚洲四小龙的成就是否正常，我们运用下面所估计的跨国家回归的公式来解释各国人均GDP 增长速度的差异。
GDPG＝－0.83－0.35RGDP60－0.38GPOP+3.175SEC+17.52 （11）
这里GDPG是从1960年到1989年每一GDP资本的增长率，RGDP60 是按1960年的购买力平价所计算出的人均GDP。GPOP是1960—1989 年的人口增长率，SEC是1960年中学生注册登记人数占相应年龄人口的百分比，I是1960—1989年的投资与GDP的平均比。变量I 表示资本存量增长率，K[*]＝△K／K＝I（GDP／K）。即使在起初的资本与产出之比GDP ／K中有很大变化，I值的差异在超过29年以后，仍然会超出这个离差， 并且会比较近似于K[*]。
我们样本中的这些国家的I值都有20%以上的投资增长率。 在这些高投资的国家中，亚洲四小龙——香港、韩国、新家坡和台湾都有突出的成就，甚至这种成就是在调整了（11）式的其它的变量之后，这些变量包括潜在收益，由RGDP60来测量的，表1展现了具有高I值的一系列国家的实际增长率与预计增长率之差，与希腊、牙买加、巴拿马和葡萄牙这些国家相比较，韩国和台湾有着超常的成绩，所以说被认为可以引起增长的高物质投资率和起初条件都不能对韩国和台湾的经济增长事实作出准确解释，当然也包括香港和新加坡在内。
表1 投资利用率和实际与预计增长率的差值
国家 投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GDP增长率与预计之差
香港 27.3 0.031
韩国 24.9 0.032
新加坡34.3 0.017
台湾 25.0 0.047
加蓬 40.0－0.030
阿尔及利亚 35.0－0.026
希腊 24.2 0.008
巴拿马24.0 0.002
葡萄牙23.7－0.002
牙买加25.0－0.037
冰岛 22.2 0.011
有很多文献都增加了一些额外的变量给（11）式，其中包括一些测定宏观经济管理，出口导向等变量。尽管这些变量受到关注，但它们既不能提供有关生产成就性质的自然信息，也不能提供当其他要收益低而吸收大量要素投入经济成功的基础方面的信息。
我们认为，使到亚洲四小龙能够成功地建立起新的产业和吸收新设备，其关键因素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厂商在技术创新上所作的努力。而其他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比高的国家购买给他们带来提高生产力的潜力的机器，只有与吸收新技术的国内努力结合起来时才能取得成功。另外，很多的成功吸收新技术的努力并不能归属于正式并可测定的研究开发，而公司为获得新机会，提高组织与存货管理，进行日常锁事管理组在生产过程中意义重大作出了努力。
4.评估选择理论
一个人在两种不同解释面前如何决策呢？并且这两种解释对于宏观经济数据来说都是广泛适用的，当我们把重点放在学习、企业精神、创新和其他观点的重要性上时，这些或多或少都必然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副产品，并把增长主要归功于沿现有生产函数变动。
“沿生产函数变动”这一概念似乎暗含在一种不变的且众所周知的选择范围由进行不断的选择。毕竟，作为生产选择设定的边界，生产函数通常是被定义了的，另一方面企业精神和创新，就好像演员做事一样并不明显，而且按照克莱特的观点还包含了相当多的不确定性，那么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法确定的。对于一般新技术引入到经济中的一个系列经验详细研究，已证明了这些特征。我们相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这种创新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从一个以前确定的选择中选择一个以前未经选择的因素。
我们已注意到积累学派，就象吸收学派一样，承认了经济是大踏步地朝着早期未使用的技术领域前进。如果以前没有人使用过这些技术，那么人们会赞同包括诸如创新在内的活动是一种基本的方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当然不是通向世界的新商标。我们的论点是不应该把这些作为看作是简单地向国际生产函数移动。它们涉及到克莱特不确定性和基本方法中的经济风险。
单独突出投资方面意味着技术在工业发达国家被极为有效地运用，那么贫困国家的公司也能以相对低的成本采用这种技术，考虑到这些公司努力的结果，并且没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存在。如吉姆所提出的大量的公司实例研究，并不是这种情况。即使在经合组织国家，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很多公司的运行也低于最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即使欠发达国家最好的公司，也达不到发达国家的公司利用同一种技术所取得的高效率水平。很多高投入国家，诸如苏维埃联邦的大部分国家都学得不好。尽管这可能是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像智利这样的拥有高投资率和良好的激励机制的国家，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未能显示出具有深远意义的生产力发展。
就像物质投资不能用它本身来解释发展一样，教育水平的提高本身也不是决定性的。通过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供给的增长，为成功的技术吸收和企业才能的发挥肯定提供了便利。同时，在具有企业和才能的公司里为了工作或者为了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从韩国和台湾的情况来看，在快速发展之前就已经有了相当的脑力外流。在这种怪圈中，有进取心的企业支持并且鼓励不断提高教育成绩，还使这些投资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与此相反，许多在起初象韩国与台湾一样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几乎都是倾向于政府官员。而在这里他们的技能为经济发展并没作出多少贡献。韩国和台湾的财政保守主义，除了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外，还是通过吸收毕业生来壮大私人部门。
另一个观点上的差异也明显显示在对亚洲四小龙国家制造业企业突出的出口业绩的评价上。积累学派趋向于把制造业出口稳步上升看作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迅速上升，并且比较优势正转向已进行大量投入的经济的预期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制造业出口的大幅度上升并没有什么值得解释的，只是说明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起了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相反，吸收学派并不否认四小龙在多种制造业领域建立比较优势，他们倾向于强调通过政府的积极努力，来引导几乎是强迫公司进行出口，以及为了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不得不进行学习，甚至采取政府扶持。
吸收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有种办法来刺激出口与支持学习。首先，被迫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使企业的管理者和工程师们更要密切注意世界标准。其次，很多出口涉及到需要高出口业绩和为达到这个目标提供帮助的美国或日本公司。这一观点与那种只把新竞争力的发展简单地看作是改变要素的必然结果有很大不同。
我们认为有两大理论在其因果结构与有关“如何去做”的内在含意方面有明显差异。积累主义者的重点是提高投资率，保证通货正常。在吸收主义者的中心思想是：成功的产业发展需要创新和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有效的创新和学习取决于投资和需要有效资源配置的市场环境，而且这涉及到更多的投资，并且所需的投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成功企业家才能引起而产生的。
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
根据前文所述，从学习对亚洲经济增长所计算出的较低贡献值而得出的政策结论是有问题的。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已繁荣强大，那么他们的经历和教训就是简单地提高投资水平而不必把精力放在企业家才能创新学习上。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其它国家在投资方面做出同样的努力，那么也可能做得和亚洲四小龙一样好。相反，吸收论着重于学习、风险运作、学会逐步掌握技术及其它一些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很新的东西。投入管理是这种观点的一部分，但重点是创新与学习，而不是管理。根据这种观点，如果在进行管理时不进行学习，就没有发展而言。
我们的观点是亚洲四小龙主要是通过移动生产函数和理解必须涉及到为“学习”的观点是错误的。但那种看法真是小题大作吗？毕竟，吸收论者承认资本积累论者强调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是重中之重。积累论者与吸收论者就经济政策环境是促使企业管理者采用生产力更高的技术以及比原有组织模式效率更高的组织模式问题上其看法是一致的。就许多适度政策体制的实质性因素包括使生产出口产品更是吸引力并刺激储蓄与投资的财政、货币与汇率政策，进行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让企业管理者竞争上岗等方面而言，这两种观点有着基本的一致性。
吸收论学者的论点是单纯把宏观环境经济搞好将不能保证有效的经济发展。经济政策的注意力必须放到保证潜在的企业领导者通过一定途径获得企业运作所需要资源，而这些潜在的企业领域者既有竞争力，同时又得愿意承担风险。因为不可能事先判断出双方胜负，所以就应去鼓励企业去努力获得成功的回报，而且失败也不气馁。同时由于学会熟练地运用现代国际经济惯例还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因此政策环境还必须教会如何学习技术。虽然亚洲四小龙是通过不同的措施，采用各自奇异的办法，但他们的经济状况至今为止还是十分良好、成功的。最近发生在韩国及亚洲一些其它国家的事件清楚地表明对青少年的过分溺爱是一个真正的危险。我们相信不认识到成功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就犯了一个大错。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涉及到对企业特性的领悟以及企业的学习过程这两种观点之间有差异。再回到我们先前讨论的地方，当一家企业选择一个对其根本是新的，但在其行业又存在的项目，就得冒些风险，倘若想获得成功，有效的学习必不可少。
反过来，学习有几个不同的层次：有单个工人与其团队之间的学习，有公司和机构之间的学习，有整个行业之间的学习。
一般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一种更好的企业行为理论，而且需要的是一种切合实际的理论。它与我们从经验上所学到东西是一致的，也与厂商、产业以及国民学习的过程是一致的，而这一切就在亚洲奇迹中得以体现。
译自《经济学杂志》1999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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