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轨迹——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中国论文,轨迹论文,周年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研究得最为广泛和深入的课题之一，形成了“太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太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了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近来，国内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再次掀起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出版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剧本、小说约30种之多，有关文章则一时难以统计。在一些著作和文章中，有的学者提出了似乎是很“新潮”的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洪水滔天，鬼魅横行”，“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划上句号，从根本上来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第264页。）对于学术界多年来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这位学者说“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太平天国’论著和作品，其实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也直接违反马克思的评说。”（同上，第286页。）这些“新潮”观点被誉之为“是一篇拨乱反正的文字”。（同上，第297页。）这些看似“新潮”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本文试析了。
一、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反封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清王朝统治者称发源于两广的这些造反者为“发逆”、“发匪”、“粤匪”、“粤寇”，认为是“肢体之患”，视为洪水猛兽。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清政府编纂刊行了《贼情汇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等，宣扬其镇压起义的武功和方略。
最早把这段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人是孙中山。孙中山首次肯定了太平天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巨大意义和历史地位。孙中山视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以洪秀全第二自居。（胡去非：《总理事略》，上海1937年，第3页。）革命党人以历史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太平天国，1907年《民报》发表文章纪念太平天国，题为《哀太平天国》，表示要“仗太平之所志，而易太平之所为”。（《民报》1907年第18期，第99页。）孙中山在演讲三民主义时，多次提到太平天国。他认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与太平天国脉络相通，而民权主义则是太平天国没有的，“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逸经》第17期，1936年，第909页。）
辛亥革命以后至三四十年代，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太平天国，他们从国内外收集资料，进行实地考察，据此著书立说。从研究的情况看，当时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意见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和赞许，充分肯定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种意见对太平天国表示深恶痛绝，认为是历史之倒退。香港研究太平天国的著名学者简又文对此现象作了详尽分析。
他认为，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与赞许者，从地域上看，主要分布于珠江流域粤桂两省及北方黄河流域诸省。此外，还有旅居海外的众多华侨。
粤桂两省是太平天国的策源地，许多人是太平军的后代，加之当地人民接受过太平天国的宣传，“革命历史，成为口碑，此清廷之压力所不能废、不能毁者。故于瓜棚豆架之下，酒后茶余之间，太平遗事，素为人口人心中最有趣味而最为兴奋的谈资话柄。说者固津津乐道，听者更色舞眉飞，由是而民族英雄的流风余韵，永远流传于民间。”（《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猛进书屋，第12页。）
简又文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民国期间，有人在《民报》上发表《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一文，称广东全省人民要继承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历史任务，重振“大汉之声名”。（《民报》，1907年，第13期，第93页。）桂系将领白崇禧1928年为《太平天国诗文钞》作序，称中国革命的中心南移至两广地区，洪秀全、孙中山在两广发起革命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证明，对此表示骄傲和自豪。（《太平天国诗文钞》上海，1931年。）太平天国北伐军当年经过黄河流域诸省，纪律严明，北方老百姓对太平天国失败多表同情。
旅居海外之华侨以汉民族为正统，对满族入主中华，视为异族入侵。太平天国失败后，许多太平军将士流亡海外，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故海外华侨对太平天国表示推崇。简又文评析说：“太平一役，实为民族革命之斗争，曾予清廷以致命伤之打击，大业虽未成，固已存天地之正气，扬大汉之天声，使民族意识与革命精神常在动荡鼓舞中而无时停息，则其人其事，岂非可泣可歌，而深博得吾人之同情且值得吾人之赞许者乎？”（《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猛进书屋，第12页。）
简又文分析，对太平天国表示深恶痛绝者，从地域上看，多分布在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其所以恶之恨之者，大多是因为先世身罹兵役之灾，饱受此役之害，每有产业尽毁，家室流离，甚至无辜惨死者。是以故事代代相传，谈虎色变。无论所遭之劫是直接由于太平军，抑由清军兵勇，或由各处土匪，一是皆推原于太平天国之起事，致受牵累。加以历年深中了得胜的清军清吏事后掩饰罪恶或宣传谬说的毒素，于当时战事真相不明，是非莫辨，由是而万恶皆归，视同匪寇，目为叛逆焉。”（《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猛进书屋，第11页。）简又文的评说，可谓一针见血。
四十年代前，国内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属于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随着中国革命的前进与深入，1935年12月，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太平天国是正义之战。1939年5月，毛泽东发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将太平天国列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同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太平天国战争是农民战争。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希望他写一本总结太平天国经验教训的书，供中国革命作为借鉴。毛泽东的这些言论为太平天国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国内学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太平天国史。
四十年代以后，对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统天下。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异议，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术不适用于中国，主张以客观主义研究太平天国。据此，有的学者认为太平天国破坏性和毁灭性极大，仅亚于日寇侵华，提出“战争破坏论”。
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是太平天国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
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00周年。社论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反封建反侵略的伟大意义，歌颂了太平天国爱国主义的英雄业绩，并深刻分析了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太平天国农民领袖虽然提出了反封建的土地要求，但由于农民阶级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违反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规律，所以实质上具有反动性。《人民日报》社论阐明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认为研究太平天国史可以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宝贵的经验。
建国以后的一段时期，对于太平天国的研究多数是实事求是的，但也不泛对太平天国的美化，对农民领袖的拔高，存在“以今例古”的偏向。有的学者将共产党领导下农民翻身得解放的生活比拟太平天国治下的人民生活。有的学者甚至编造了歌颂太平天国农民领袖的歌谣，例如有一首歌颂李秀成的歌谣说：
“青竹竿，白竹台，欢迎忠王到苏州来。
杀脱张和两强盗，我伲农民好把头抬。”
“毛竹笋，两头黄，农民领袖李忠王。
地主见了他象见阎王，农民见了他赛过亲娘。”
（《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宛出版社，第9页。）
这首歌谣阶级阵线如此分明，很难让人相信它出自100多年前文化不高的农民之口，显然是出于美化太平天国的刻意编造。
对于刻意美化拔高太平天国的倾向，一些历史学家表示了不同意见。五十年代初，有学者引用江苏常熟发现的太平天国时期的文物“报恩牌坊碑序”赞扬太平天国。该序称当时太平天国治下的常熟“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庸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苑出版社，第9页。）祁龙威在《光明日报》撰文《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祁文说，当时的常熟控制在以钱桂仁为首的太平军将领之手，他们勾结清政府，对农民横征暴敛，并阴谋叛变。为了迷惑李秀成，他们树立了“报恩牌坊碑”，序文华丽的内容是一幅虚构的假象。祁文批评了美化太平天国的主观主义论点，主张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要实事求是。
美化太平天国，拔高农民领袖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太平天国的赞词，对农民领袖的颂歌，廉价地被拍卖。旧式的农民战争被说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洪秀全等被称之为革命领袖。甚至以洪秀全划线，以此区分太平天国历史人物的功过。洪秀全头顶佛光，被吹捧为“千古完人”；而杨秀清因为“逼封万岁”，李秀成因为写了《自述》，一一被判为死刑。“四人邦”甚至别有用心地将矛头对准杨秀清，映射攻击周恩来。
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学者中有许多人走过这样的弯路，其实，这不是这些专家学者的错，这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所造成的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的倾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同其他学科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和进展。学者们敢于打破种种人为设置的禁区，对太平天国、对洪秀全进行全面评价和研究。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历史功绩在被肯定的同时，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若干黑暗面也被无情地曝光。这一时期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应当说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
对太平天国持否定态度的人大多提出太平天国曾经毁庙宇、坏神像，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和破坏，即所谓“战争破坏论”。可以说，除了清政府的有意掩饰和诬陷之外，史料所载太平天国毁庙宇、坏神像等，多是不争的事实。孙中山当年褒扬太平天国的时候，国民党右派就有人提出太平天国破坏中国文化传统，不值得褒扬。其实，不仅太平天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曾经造成一定的破坏，都存在“战争破坏”的现象。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呢？
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学者无须为太平天国掩过饰非，问题在于我们应当站在什么立场上审视太平天国，是站在正统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站在正统的立场上看，太平天国的罪恶何止是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和破坏，太平天国横扫了大半个中国，严重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清王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农民起义，前后开支军费422,295,959两白银，造成清王朝财政危机的严重。而庞大的军费开支转嫁给人民的结果，又加剧了清王朝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关于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虽然说不上是火车头，但正是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或多或少地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太平天国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她不可能一举冲跨封建制度，带领中国冲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
告诉我们：不论农民起义成功或是失败了，中国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太平天国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她只是少数人改朝换代的工具。
满族人的旗袍经过改制，成为三十年代的摩登；三十年代的旗袍经过再改制，又成为新世纪的时髦。所谓对于太平天国研究的新观点、新认识不过是改制的旗袍罢了。毛泽东与《人民日报》社论对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并没有过时，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反封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方之光说，神化太平天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鬼化太平天国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太平天国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历史长河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呢？
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太平天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考察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轨迹，我们不能无视太平天国
毛泽东称洪秀全是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之一。洪秀全向西方寻求的真理是什么？
洪秀全从西方找到了一个上帝，他接受了有关上帝的宗教，相信这就是真理。真理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内涵。在洪秀全生活的那个年代和社会，有关上帝的宗教就是真理。恩格斯曾经说过，宗教并不都是骗子手的捏造。基督教在她最初产生的时候曾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她反映了弱者对强者的抗议。从西方基督教产生的背景看，基督教是弱者对于堕落的时代和社会的一种解救方案。洪秀全在中国建立的“拜上帝会”正是反映了中国的弱者一一农民阶级对强者一一地主阶级的抗议，是人民大众对堕落的清王朝的解救方案。
洪秀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外来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撞击产生了洪秀全思想。因此，在洪秀全思想中，新与旧的矛盾，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交相融合，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基督教的新的宗教。洪秀全创立的宗教，尽管包含着某些平均主义的要求，但总的来说，她有若干消极的一面，她只是向跟随他的人民许诺了一个美好的彼岸世界。马克思说：“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25页。）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农民领袖总是以迷信来说明历史，而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则应该以历史来剖析他们的迷信。以历史来剖析洪秀全，我们发现，洪秀全创立的宗教正如马克思所说，既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又是人民的精神鸦片。
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
《天朝田亩制度》以平分土地为中心，包括了社会组织、军事、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内容在内的纲领性文件。纲领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通过这个纲领性文件，希望实行“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第409页。）即使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天朝田亩制度》，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她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反动。《天朝田亩制度》允诺给予农民以一定的物质利益，适应了中国封建制度下贫苦农民的幻想和愿望，她对于封建主义的反动性和革命性是毋庸置疑的。
洪秀全有封建主义思想，皇权主义思想是无可讳言的，也是应当加以批判的。但是，《天朝田亩制度》中透露出来的平均主义和民生主义恰恰是洪秀全思想中民主性的精华。
诚然，《天朝田亩制度》所设计的蓝图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和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归于“主”的专制社会。平均主义的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都是十分古老的。“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130卷，第105页。）在洪秀全那个时代，平均主义曾经是一面鲜明的旗帜，是农民起义的号角。在向封建主义进行斗争时，平均主义曾经是犀利的武器。但是，随着历史的进展，平均主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列宁指出：“农民的平均制思想，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反动的和乌托邦的，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角度看来则是革命的。”（《列宁全集》12卷，第452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平均主义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以平均主义简单地否认《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性，并进而否认太平天国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不是实事求是的。
太平天国的另一个纲领性文件是《资政新篇》。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只是开了平均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先河，那么《资政新篇》则公开地向世人宣布太平天国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近代化道路的主张。《资政新篇》提倡在中国发展工、商、农、矿等各种生产，主张建设近代交通，制造火车轮船，兴水利、办银行、举保险、设邮局、开报馆，甚至提出奖励私人发明，保护私人专利、允许私人投资，在中国全面发展资本主义。这些观点，我们今天看来仍然有新鲜感和时代感。
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轨迹来看，虽然太平天国前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一些思想家睁眼看世界，提出资本主义主张，但谁也不能否认《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的要求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
《资政新篇》反映要求中国走近代化道路的思想，为清政府深恶痛绝，严令禁毁，以致康梁40年后变法维新时也未能得见《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牟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结晶。洪秀全对《资政新篇》加了若干批注，并“旨准颁行”，说明了洪秀全对《资政新篇》的评价和态度。在太平天国治下的天京和苏福省，有人学习外语，有人使用西式武器，有人关心西方的机器和地图，有人讲论欧洲的政治和发明，这是一种崭新的时代风尚。而在清政府治下的京师和其它地方，当时还是禁忌。
《资政新篇》的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轨迹中，《资政新篇》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有人认为《资政新篇》既没有提到农民最为迫切的土地问题，也没有正式实施，因而低估《资政新篇》的历史意义，这实在是一种苛求。
《天朝田亩制度》高悬于太平天国殿堂，《资政新篇》不提土地问题是可以理解的。1861年，洪秀全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可视为对《资政新篇》的纠正和补充。《资政新篇》颁布后，太平天国虽作过一些努力，但未见成效。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当时处于战争时期，包围与反包围、围剿与反围剿是太平天国的主题和当务之急。太平天国还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物资基础。再者，《资政新篇》从问世到太平天国失败，仅仅只有5年时间。西方国家冲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大多用了半个世纪。要求太平天国5年即见《资政新篇》成效，实在是苛求和奢望。
三、太平天国的“洋务”活动和“洋务”官员
太平天国制定的《资政新篇》虽然基本没有实施，但是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太平天国却是部分实现了，这是太平天国根据当时军事斗争的实际需要被迫采取的防卫措施。
太平天国的“洋务”活动包括四方面内容：
其一，在战场上战胜洋鬼，以洋枪洋炮武装自己。
其二，通过各种途径向洋人购买洋枪洋炮以武装自己。
通过战场缴获和购买军火两条途径，太平天国当时拥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武器。外国军官估计“苏州城中可能有三万支外国枪，叛军中四分之一的兵士佩带步枪和来复枪，忠王的一千名卫队完全佩来复枪。”（《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73页。）太平天国进攻上海时，李秀成军队“使用的武器是炮楼式毛瑟枪，弹药很充足。”（《北华捷报》617期，转引自《太平军在上海》第22页。）以上所述，显然有些夸张，但太平军当时确实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西式武器。
其三，雇佣外国人训练军队，建立太平天国的“洋枪队”。
与清政府建立的洋枪队截然不同的是，太平天国的“洋枪队”没有将指挥权交给外国人，也没有让外国人充任太平天国“洋枪队”的各级军官。太平天国对于受聘的外国军官给予优厚的待遇，当时云集苏州一地的外国军官即达120人之多。太平天国骄傲地对外宣布：“我们也有洋人训练的军队。”（《北华捷报》656期，转引自《太平军在上海》第22页。）太平天国聘用外国人训练军队的做法局限于苏州一带，原因是缺乏武器和洪秀全的反对。洪秀全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洪秀全对所谓“洋兄弟”存有警惕之心。
其四，雇请工匠修理并仿照洋式武器，设馆设厂生产军火。
太平天国最早建立的军火工业称“硝粉营”，主要生产火药。后建立“长龙馆”，“长龙”是一种须两人合作的抬炮。“长龙馆”当时可以制造“冲天炮”。随着太平天国洋式武器的增加，修理工作日益繁重。根据战争需要，太平天国设立了“洋炮馆”，由“洋炮官”主持。
太平天国的一些将领对来自西方的新生事物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罗大纲镇守镇江时，英国军舰舰长费士邦在镇江受到太平军的友好接待。罗大纲对他说：“将来外国人可以随便用汽船、铁路、电线及其它西洋机器而无碍。”（《太平军纪事》，见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第925页。）当英、美、法等国公使先后到天京访问时，太平天国夏官副丞相赖汉英代表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登舰回访并参观外国军舰。
太平天国的“洋务”活动不仅包括“求强”，还有“求富”的计划，这就是《资政新篇》和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政策。
《资政新篇》虽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推行过，但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即采取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1853年初，英国驻香港总督文翰到天京访问，东王杨秀清明确照会文翰：“准尔英酋带尔英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神州国光社，第909页。）文翰确认了这一事实，他说他“曾从天王的大臣接获正式文书，允许——对西方国家表示友好，并表示极原意建立最自由的贸易关系。”（《众院档案》123号，转引自《美国侵华史》第一卷，第109页。）
1854年5月间，美国公使麦莲到天京访问后，向本国政府报告，称太平天国“欲与外国通商”。（《天京见闻录》，见《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册，香港猛进书屋，第824页。）但是麦莲同时也认为，太平天国不会承认清政府与英美法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毫无疑问，（他们）不会承认清朝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签订的条约。”（《美使麦莲致国务卿马赛函及其天京芜湖之行》，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50页。）
为了“求富”与内外贸易的需要，太平天国在南京设立天海关，在芜湖设立宁江关，在宁波设立天宁关（后改天平关）等，对过往船只照章征税。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太平天国在1861年攻占宁波后宣布“三个月内不收关税”。（《怡和书简选》，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191页。）英国政府报告说：“去年（1863年）一年内，我国在长江沿岸的各个租界都已趋于繁荣，它们所受到的骚扰是无关重要的，——贸易并没有因为任何叛军队伍的出现而受到影响，而当外国人通过为叛军占据的地区时，他们的财产既没有遭到扣留，也没有受到损害。”（转引自《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92页。）因为太平天国对“洋兄弟”的贸易采取保护态度，所以大军压境之下的上海，其贸易与航运非但没有萧条，却颇有点出人意外地蓬勃发展起来。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计60,377吨。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码头捐收入为51,960两。“这些统计数字表明，上海这个口岸的贸易出现一种极其繁盛的景象，尽管上海周围地区尚陷于骚扰状态之中。”（转引自《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76页。）
从上述情况看，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放、平等互利、独立自主的，这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的情况恰成鲜明对照。
史学界一般认为，清政府发起的“洋务运动”以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和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内军械所为标志。综上所述，中国的洋务运动不仅起源于清政府的洋务派，也发端于太平天国政权内一批主张洋务的官员，其时间比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还要略早一些。
四、太平天国从恶的方面推进了上海近代化
中国走向近代化以上海最为直观和典型。上海走向近代化道路之初，正是太平天国爆发之时。
鸦片战争以后，英美法列强先后在上海设立租界并谋求扩大与发展。1843年，英国率先在上海开埠，设立英租界，面积830亩。1848年，英国首次扩充租界至2,820亩。同年，美国设立美租界。法国于次年设立法租界，面积986亩。其时，英美法租界总面积不到4,000亩。
太平天国起义以后，英美法租界面积均猛然扩张。太平军从广西挥师直逼东南重镇南京，引起上海惊慌。上海商贾偶闻虚谣，即歇业而逃。1853年9月，小刀会举事，上海地方官员死的死，俘的俘，自顾不暇，英美法乃乘机扩大与发展租界。
英美法租界再次大规模扩展是在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以后。法国以镇压小刀会起义有功，提出扩充租界要求。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法国扩充租界138亩，连同原有面积986亩，合计1,124亩。美国以同样的理由将美租界扩充至865亩，其后英美租界合并，称英美公共租界，并再度扩充，总面积达34,333亩。法租界则猛增11倍，总面积达13,001亩。英美法租界总面积合计47,334亩，是太平天国起义前的12倍。英美法租界总面积方圆约10公里，所以上海有“十里洋场”之称。英美法租界在太平天国期间，不仅扩充了面积，并开始初步繁荣。小刀会起义前，居住在上海租界内的华人仅500人；小刀会起义后，居住在上海租界内的华人猛增至20,000余人，增长了40倍。富有的华人为租界提供了雄厚的资金，贫苦的华人则为租界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
太平天国攻占长江中下游地区，引起官员、富绅和百姓三次大规模的逃亡。
一次是1853年初太平军攻占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区，引起这一地区的官员、富绅和百姓向苏南地区和江浙地区逃亡。
第二次是1860年初，太平军进攻长江下游最富庶的苏南地区和江浙地区，引起该地区官员、富绅和百姓由苏南地区和江浙地区逃亡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率先由常州逃亡苏州，在苏州遭拒后，再逃亡上海，“继何之后，所有本省仍然活着的官员，似将陆续来到上海”，（转引自《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86页。）“苏省新署官僚，皆集上海城内”。（《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46页。）
忠王李秀成进攻上海时，曾颁布安民告示。其《布告》称：“天京以及各处子女大半迁徙苏都，又由苏都移居上海。”（《忠王李秀成谆谕上海四民》，见《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页。）
第三次是李秀成进攻上海，引起官员、富绅和百姓由上海及上海周围县城向上海租界逃亡。《北华捷报》报导：“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从苏州河北边涌入租界”，“希望跑到外国租界得到保护”。（《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13、193页。）当时上海租界内的侨民约1,500人左右，而逃亡至租界内的中国难民最高竟达50万之众。
在逃亡的难民中，有不少江浙、苏南一带的官僚、富绅和地主，如钱鼎铭、杨坊等。难民逃亡的结果，江浙及苏南地区大量的游资由江浙、苏南而至上海，再由上海而至租界，最后在租界沉淀并积聚，上海弹丸之地成为“通省子女玉帛重器之所聚。”（《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6页。）
为了生存，华人在租界内置地建房、投资商业，租界迅速地繁荣起来。“上海租界在刚结束的一年内所经过的改变是惊人的。每条大马路上都有高大的洋房兴建起来，中国行庄的数目也大有增长。这些表明租界的财富日益增长和重要性的迹象，可以从每天都有新行庄开张、新公司成立的情况而得到证实。所有这些新开张的行庄都是营业鼎盛，而所有这些新成立的公司，又都是完全依靠当地的财源筹集资本的。”（《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94页。）太平天国战争使江浙、苏南一带的巨大财富尽入上海，并在上海，主要是在租界沉淀，大量的资金和充裕的劳力使上海在开埔以后迅速繁荣，迅速走向近代化。
当然，上海的近代化不是太平天国的主观愿望，但却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如何解释这种主观与客观相背离的现象？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恶的动力。战争促使一些城市、地区或国家繁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他们认为，太平天国正是从恶的方面推动了上海的近代化。
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之所以发起洋务运动，是因为接受了鸦片战争挨打和太平天国内患的教训。作为洋务运动标志之一的安庆内军械所就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而设立的。从这一点来说，没有太平天国，也就没有洋务运动。一些历史学家说，这也可以认为太平天国从恶的方面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
综上所说，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反封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太平天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太平天国从正反、善恶两方面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历史研究应当实事求是，神化太平天国和鬼化太平天国的结果都将使历史研究进入一个误区。
标签：太平天国论文; 天朝田亩制度论文; 资政新篇论文; 洪秀全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清朝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民报论文; 农民论文; 太平军论文; 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远古论文; 中世纪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