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取样法在情绪研究中的应用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绪论文,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情绪是个体在发展和社会适应过程中对刺激的生理反应、表情行为、主观体验的反应倾向(Gross & Thompson,2007)。对于情绪的测量，传统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实验室研究呈现图片刺激唤醒个体的情绪，再让个体对情绪体验进行问卷式主观评定(Hay & Diehl,2011)。但是，传统的实验室研究方法对于情绪研究存在一些弊端：首先，情绪的动态变化性特征使其发生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延不断反复和循环，实验室方法无法测量动态变化的过程(Gross,2013)；其次，情绪的诱发和调节都发生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具有很强的情境依赖性，而实验室环境的生态效度颇具争议(Cole,Martin,& Dennis,2004)；作为一个多水平、多维度的结构，情绪受到各种个体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在考察情绪发展的影响因素时，从更为多元和多水平的视角开展研究也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呼吁(Gross,2013)。因此，在情绪研究的理论取向需要更具多样性、动态性、生态性的今天，体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ESM)作为一种针对情绪这个研究主体特性的研究手段，在针对情绪研究的这三个难题上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也越来越得到情绪领域研究者的关注。了解体验取样法的定义及其在情绪研究中的应用优势既可以为情绪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思考，又可以从新的角度对情绪研究的结论提供更为充分的解释，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体验取样法的定义与测量 体验取样法是1983年由Larsen与Csikszentmihalyi提出的一种专门用于测量情绪体验的方法，它是指研究者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数天至数月)，以一定的时间间隔，随机对个体的即时情绪体验、情绪调节、所处环境、当下进行的活动等相关信息进行测查(Bylsma,Taylor-Clift,& Rottenberg,2011；Goetz,Frenzel,Stoeger,& Hall,2010; Glomb,Bhave,Miner,& Wall,2011)。在体验取样研究中，研究者一般通过BP机或者PDA在测试间隔内某个随机的时间点响铃提醒被试参与作答。被试对过去一段时间内总体情绪状态、测试当下的情绪状态以及过去一段时间内情绪状态的峰值进行作答(Grühn,Lumley,Diehl,& Labouvie-Vief,2013)。采用体验取样法的研究不仅可以获得情绪状态的信息，还能够完成对个体即时情绪调节、日常活动、人际互动等情绪体验相关因素的采集(Kuppens,Oravecz,& Tuerlinckx,2010)。例如，在Deng等人对青少年早期日常情绪体验及其相应的调节策略的研究中，使用体验取样法对青少年进行了持续两周(十个工作日)的测查(Deng,Sang,& Luan,2013)。具体而言，主试每天的测查以学生到校时间为起点，离校时间为结束，以两节课作为时间间隔(约为90分钟)，对被试的日常情绪体验及其相应的调节策略使用进行记录。在十天的体验取样研究实施期间，研究者共收集了3335个关于情绪状态、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绪事件等方面内容的数据点。正因为体验取样法对于情绪各方面即时信息收集的全面性，研究者可以通过它更为深入地探讨个体情绪体验和调节的产生和发展(Kuppens,Tuerlinckx,Russell,& Barrett,2013)。 三、动态跟踪：体验取样法对于情绪动态变化性的应用优势 情绪并不是静止的，它的发生处于一个动态变化过程(Selby,& Joiner,2013)。首先，个体的情绪状态会随着时间进程发生一定的变化(Robinson,Moeller,Buchholz,Boyd,& Troop-Gordon,2012)，因为个体的情绪系统会随着生理机能的变化产生波动(Damasio,1999)。对于此观点，Damasio(1999)的解释是：情绪是生理系统变化的一个重要结果，身体的变化是情绪发生的原因。根据适应和生存的需要，个体身体机能的日夜节律会随着生活、工作和学习的需求去调整各种组织结构的生理激活水平，保证应付日常生活所需，而个体的情绪系统也会随着个体对环境表征的不同时刻改变自身激活程度去适应环境需要。其次，个体的情绪体验是其内在评价系统对外在环境刺激的信号的实时反应、反馈、预期和控制(Robinson,Moeller,Buchholz,Boyd,& Troop-Gordon,2012)，所以在当外界情绪来源事件中的正性或负性刺激发生变化时，个体的情绪状态也会随之产生相应的变化(Ohly,Sonnentag,Niessen,& Zapf,2010)，正是个体内部心理系统与外部环境刺激不断进行着的相互作用，情绪的发生和调节一直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Hoeksma,Oosterlaan,& Schipper,2004)。当然，个体在此过程里并不总是处于被动位置，也可以主动参与此动态的过程，如果个体产生的情绪体验与当时所处的外在情境不符时，可以通过情绪调节改变情绪体验(Kashdan & Farmer,2014)。 传统的情绪研究方法，如自省法、问卷调查、实验室研究等在测量情绪的动态变化性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们无法排除记忆偏差和个人偏好来考察个体情绪体验的即时反应(Gross,2013)。在自省测量和回忆式报告研究中，数据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试对目标测题回忆的准确性(Heiy & Cheavens,2014)。例如，人们记忆深刻的总是对自身意义重大的那些情绪诱发事件，因此在基于记忆的实验范式中，他们对这种类型测题反应特别敏感，使得各题目对于个体来说具有特异性。这样的记忆偏差限制了我们对日常情绪体验和情绪调节真实状况的探查(Bussmann,Ebner-Priemer,& Fahrenberg,2009)。同样的，基于回忆的研究无法提供即时情绪体验变化和波动的数据，此类研究方法得出的一般是情绪的总体概况，无法获得个体日常情绪体验的普遍变化模式。体验取样法可以弥补上述不足，其对即时情绪体验的测量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记忆偏差(Nielsen & Cleal,2010)，在最短的时间内记录情绪发生和情绪调节过程的状况，得到关于个体情绪变化发生的时间轨迹，同时也呼应了情绪的动态变化性特征对研究方法提出的要求(Cole,Martin,& Dennis,2004)。例如，在Johnson等人(2008)的体验取样研究中，他们测量并通过时间滞后分析(time-lagged analyses)考察压力事件对即时和后续情绪的影响，发现被试在药物滥用、心理病史、情绪状态上的个体差异调节了他们在负性生活事件对情绪反应轨迹的影响，压力事件不仅在事件发生的当下对情绪体验发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长期心境状态都发生作用。体验取样法在一段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对情绪进行随机测量，在这种重复测量的模式下，通过对各个时间点情绪体验和相应调节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个体日常情绪的普遍模式(Dimotakis,Scott,& Koopman,2010)。例如，以往国内研究通过在不同时间点对青少年学生的即时情绪体验进行测查，通过分析个体日常情绪体验变化轨迹发现，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正性情绪体验在午间达到最高点(Deng,Sang,& Luan,2013)，此结果也与国外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Stone,Smyth,Pickering,& Schwartz,1996)，体现出一种身体节律与个体情绪体验存在的可能关系。不仅如此，体验取样法还能避免内隐情绪态度的影响，它可以通过对比相邻时刻的情绪体验划分出情绪的适应性维持和适应性调节，并分析其在毕生发展中的变化(Carstensen et al.,2000)。除此之外，对每个被试进行连续的测量能够减少测量随机误差，从而提高即时数据的质量(Ohly & Fritz,2010)。由此，我们可知体验取样法是对情绪及其相关变量动态变化强而有效的测量手段。 四、情境真实：体验取样法对于情绪情境依存性的应用优势 情绪并不是真空的，它的发生和调节都有具体的对象和意义，具有情境依存性。个体情绪体验的性质其实是由情绪事件的性质决定的(Heiy & Cheavens,2014)，当然，不可否认，个体对情绪事件的解读也起关键作用(Novin,Rieffe,& Mo,2010)，若个体对情境意义的表征不同，其情绪的诱发也会具有很大的差异(Kashdan & Farmer,2014)。例如，尽管在重要的考试中表现不理想，但是如果把考试的失败看做是一种对未来前进的动力和刺激，由负性情绪事件(考试失败)所引发的负性情绪体验则会有所减弱。情绪体验的性质(正性或负性)很大程度上由情绪事件的性质决定，但情绪事件在哪种程度或水平上对个体情绪产生影响这由个体对情绪事件的解释所控制(Novin,Rieffe,& Mo,2010)。情绪体验随着个体对事件和情景的解释的不同而相应变化(Kashdan & Farmer,2014)。另外，问卷式测量则会受到内隐自我概念和内隐情绪态度的影响(Conne r& Barrett,2005)，当被试就其日常情绪体验进行作答时，他们可能受到其内隐情绪态度的影响，报告他们“认为”的情况而不是“真实”的情况，导致报告结果的偏差。总体而言，情绪事件的性质与个体对它的解释共同决定了个体情绪体验的性质和程度。综上，对情绪的考察和定义应在具体情绪事件当中进行，不应单独分离进行研究。对情绪的研究应该更注重生态效度，把整个情绪发生和调节的过程放到个体生活的真实情景中，观察整体表现和结果。 情绪的情境依存性特征要求研究者对情绪及其相关变量测量时必须考虑到情绪诱发的生态效度，因为真实的情绪事件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社会环境中(Wrzus,Wagner,& Riediger,2014)。所以，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把情绪事件放置于自然且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对其进行探讨是情绪研究一个重要的取向。然而，传统的情绪研究方法在这方面亦存在不足。实验室研究一般通过情绪图片和录像诱发目标的情绪体验，但实验室操作的情境是否能够完全模拟真实的情绪事件仍受到很多研究者的质疑(Koval & Kuppens,2012)，毕竟，情绪诱发和调节过程都发生在实际生活情境当中，仅仅依靠人为操作和模拟实际情绪事件只能在某程度上接近真实的情况(Heiy & Cheavens,2014)。让我们试想一下，让被试观看一幅悲伤的图片所诱发的悲伤情绪与在实际生活中因遭遇负性生活事件而产生的情绪在唤醒程度上，具有很大的不同。实验室研究所使用的情绪诱发材料很可能无法准确诱发出研究者所需的目标情绪。譬如，在通过观看一段关于“9·11事件”的录像诱发悲伤情绪时，被试很可能同时诱发出悲伤和恐惧的情绪，而这种“混合情绪”的诱发并不是研究者的目的所在。很明显，这种“混合情绪”的诱发也并不能通过刺激材料的改进排除和解决问题，只有通过真实的情绪诱发情境才能“纯粹地”诱发出研究者所要探讨的目标情绪。另外，实验室研究中，指导语或人为设置情境让被试对情绪进行调节与其在实际情绪事件中对情绪的调节亦可能大相径庭(Heiy & Cheavens,2014)。例如，以往的实验室研究均发现亚裔美国人社交焦虑高于欧裔美国人，而在Lee等人(2006)应用体验取样法的研究中，他们发现这种差异其实来自于具体情境的不同。具体而言，在社交焦虑体验频率上亚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其实并没有差异，而在相同的社交情境中亚裔美国人体验的焦虑水平高于欧裔美国人。这种基于实验室研究得到的差异很可能并不能反映现实情境中的真实情况。在这个意义上，体验取样法在生态效度上的优势则体现得非常明显，可以获得更为真实自然的情绪信息(Brans,Koval,Verduyn,Lim,& Kuppens,2013)。 五、多维评估：体验取样法对于情绪个体差异性的应用优势 情绪的发生与调节是一个多水平，多维度，多变量参与的复杂过程，其结果也颇具多样性，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情绪及其相关指标具有个体差异性。例如，执行功能水平高的个体在情绪调节上具有更大的优势，能够更好地抑制其情绪冲动(Gyurak,Goodkie,Kramer,Miller,& Levenson,2012)，持有不同情绪调节态度的个体在情绪调节策略使用上也不尽相同，如个体对情绪持表达型内隐态度，其就会在较高级认知加工阶段投入较少的心理资源(刘俊升，桑标，2009)。在另一项研究中，Mataix-Cols等人(2008)采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发现：对于厌恶情绪图片刺激，个体的厌恶情绪敏感性与厌恶情绪相关脑区激活呈正相关，与情绪调节相关脑区激活呈负相关。这就代表，更高的情绪敏感性导致个体更难减弱对厌恶情绪刺激的反应，而低情绪敏感性可能会带来更为成功的情绪调节效果。 在传统的情绪研究中，这些个体差异通常通过问卷或者实验的变量控制去设置分组变量，将一个样本筛选出高分组和低分组(Carthy,Horesh,Apter,Edge,& Gross,2010)，但是，在这种研究设计下过于严格的控制也会损失一些信息，研究者所得到的实验数据也只能通过直接的差异性检验进行对比分析，无法获得关于个体内层面的数据，导致个体内差异的分析则受到了很大的限制(Klumb,Elfering,& Herre,2009)。而体验取样法的优势主要在于，在不同时间点、不同情绪事件中对被试的情绪相关变量进行多次的重复测量，其收集到的数据量极为庞大(通常为上千个数据点)，而个体在各个时间点的数据集合就构成了个体内水平的信息，因此能够获得个体内以及个体间不同层面的数据，可根据研究者实际的研究需求进行多变量、多水平、多角度的分析，得到如日常情绪体验变化曲线、日常情绪调节习惯、日常情绪诱发事件的种类、个体日常活动分布等更为丰富全面的结果(Brose,Lindenberger,& Schmiedek,2013; Lindquist,Gendron,Oosterwijk,& Barreu,2013)。Verma等人(2002)开展了一项关于印度青少年学校压力、日常情绪体验、日常活动的研究，他们利用体验取样法收集了印度青少年日常生活中参与频率最高的活动、探讨了他们如何分配学习时间、对比了他们在参与各种活动时的情绪体验。结果发现，尽管印度青少年学习时体验较多的负性情绪，而在课外活动时体验较多的正性情绪，他们仍把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Deng等人(2013)也借助此法探索了中国青少年日常情绪体验变化曲线、日常情绪调节习惯的特点，发现在中国青少年日常情绪事件当中减弱调节策略的使用作为主导，呈现一种非享乐主义调节的模式，倾向于对正性情绪体验采用减弱调节。Peeters等人(2006)通过体验取样法在抑郁症病人与正常人日常情绪体验节律差异的研究中发现，与正常人相比，抑郁症病人负性情绪节律波动较大，而正性情绪体验的峰值出现较晚。若想探索个体内变量与个体间变量交互的作用，体验取样法是一个绝佳选择，它可以抽取不同情绪事件中某类个体的表现，得到特定情绪水平与情绪反应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受到情绪事件类型不同影响的分析，细化和深入了研究的结论(Bylsma,Taylor,& Rottenberg,2011)。 六、小结与展望 因为情绪具有动态变化性、情境依存性和个体差异性的特征，随着情绪发展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应逐渐意识到情绪的动态性和情绪研究生态效度的要求使得人们必须通过合适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测查。传统的情绪研究方法对这些研究主体的特征方面较为忽视，在测量对象、测量手段以及数据结构分析上都有待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体验取样法的应用可以在数据的即时测量、研究的生态效度、数据结构的多样性、数据分析的多角度性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比如，探讨毕业生在高考前情绪体验变化与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对其考前焦虑情绪的影响问题时，体验取样法对即时日常情绪事件的连续测量既能够避免记忆偏差和个人偏好的影响，又可以找出情绪调节的短期效应和日常情绪体验变化的普遍模式；再比如，在探讨儿童日常攻击性行为、情绪调节策略使用与其情绪反应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体验取样法则可以把情绪事件置于真实的自然社会环境当中，有效地诱发真实情绪体验，从而揭示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真实情况。本文对情绪发展研究中传统方法与体验取样法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和比较(详见表1所示)，以对情绪发展研究如何针对其研究主体的特征开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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