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主权：理论缘起、演化脉络与争议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络论文,主权论文,缘起论文,负责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3-08-28]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4)02-0042-22
一 问题的提出
主权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心概念之一。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作为一种制度，主权都居于“空间与时间的……现代经验的心脏位置”。主权理念反映了国家与公民社会、政治权威与共同体之间的“演进关系”，关系着政治权力如何施展或者应该如何施展的问题。同时，主权是我们世界“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并在过去一两个世纪中成为全世界现代政治的“基石”。主权关注国家“在世界中行动的方式”，它致力于“在一个混乱与失序的世界中确立秩序与条理”。①
正是因为主权的显著地位，学者对国际关系性质及其演变予以特别关注的一个出发点便是发掘或延伸主权观念，从而用于解释或适应变化的国际政治现实。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其对主权的侵蚀以及相应的主权内涵变迁受到广泛讨论，“主权过时论”、“主权弱化论”、“主权强化论”等各种论调不断出现。②“负责任主权”(responsible sovereignty)或者“作为责任的主权”(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理论便可以看作是当代学者试图解释当前国际政治现实、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并因应相关理论进展而提出的一种理念与政策选择。
但是，图克·皮帕瑞恩(Touko Piiparinen)批评认为，当前研究缺乏对“负责任主权”理念的实际构成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并且“负责任主权”概念过于抽象而缺乏具体定义。③
国内学界对“负责任主权”的最初关注主要缘自于学者们对“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的讨论；④伴随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等学者的《权力与责任》政策报告发布，国内学者已开始明确聚焦于讨论“负责任主权”或“责任主权”概念。⑤特别是张胜军对“负责任主权”的历史背景、概念辨析、跨国威胁的紧迫性、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等方面予以初步分析，并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对这一理念进行了进一步思考与建议。⑥
除对“负责任主权”进行专门关注之外，还有学者基于这一理念延伸开来，并结合具体问题，试图为中国对外行为提供一种政策选择。一种思路沿袭国际责任议题并将其“放大”。这种思路下的大多数学者反对将“中国国际责任论”视为“阴谋论”的变种，主动倡导中国应对国际社会负责任，并试图构建中国之负责任大国的对外战略。⑦另一种思路集中于“保护的责任”的延伸并“缩小”其意涵，从而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条件相匹配；例如阮宗泽提出将“负责任的保护”作为中国对待“人道主义危机”的政策选择，从而区别于西方“新干涉主义”。⑧
问题在于，当前中国关于“负责任主权”的研究大体上仍限于引进概念，并基于美国学者提出的政策倡议对其进行解读。例如张胜军认为“负责任主权”与“保护的责任”等“实质上”是以“责任”形式对主权构成挑战。⑨这种看法其实割裂了主权与责任之间的传统联系，并将此种主权内涵的新发展与传统精义完全对立起来，既忽视了其理念沿袭的一脉相承特征，也没有注意到“负责任主权”理念对主权的构建与发挥功能。因而，此项研究实际上人为缩小了“负责任主权”的意涵。“负责任主权”前有“大国责任”之经验传承，后有“负责任主权”内在逻辑的扩充与新要素的逐步涉入，集中反映了全球性问题凸显背景下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的要求，代表着主权理论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最新趋势，也构成进一步讨论中国国际责任等问题的理论背景，因而有必要对其理论缘起、演化脉络与争议挑战予以更为细致的考察。
本文从简要介绍主权概念与历史属性出发，将“负责任主权”理念的产生置于主权“条件性”趋势的理论背景之下。随后，本文将“负责任主权”的线索延伸到传统主权理论中，在更为宽广的背景下，从主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的本初论点中汲取资源，展现学者对“负责任主权”的关注，并在此讨论学者将“负责任主权”视为一种范式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最为普遍的“大国责任”为起点回顾主权与责任的基本关系变迁，探明“负责任主权”的历史渊源与演变路径，并展现“负责任主权”自身内涵的丰富与细化。最后，本文进一步介绍“负责任主权”理论中的两种责任观分支，即自由论与社群论，简要讨论其不同的侧重点，随之归纳并讨论“负责任主权”理论的基本特征，分析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所面临的各种批评。
二 主权之“条件性”：“负责任主权”产生的理论背景
无政府状态之下，国家遵守的最为显著的规则是主权制度，主权、领土完整与法理平等被看作是国际政治的“标志”。⑩詹姆斯·布赖尔利(James Leslie Brierly)将主权规范归纳为“自我保存、独立、平等、尊重与交流”。(11)
按照国际法的传统定义，主权是国家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它神圣不可侵犯；具有最高权威性、绝对性、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等特征，推崇主权独立、平等以及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主权构成了国际关系交往秩序的基石。(12)对内的主权要求“至高无上”，这是国家之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基本权威关系；对外的主权要求平等与独立，这是国家之间的一种基本权威关系。就对外维度而言，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Jackson)等将主权视为国际社会最终依赖的“基本规范”与前提条件。(13)也由此可以推演出三项基本的国际行为规则，即主权国家不允许其他国家在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将他国规则运用到本国；主权国家有义务“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或妥协其领土完整”；无论人口、经济或战略环境如何，主权国家都享有主权上的平等权利与义务等。(14)正是因为“主权”对外的高度独立性、绝对性与排他性特征，它也经常被一国当做防止其他政府因其作为而被问责的“挡箭牌”(shield)。(15)
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关注主权的“复杂性”，并提出一种多维主权框架。他试图对主权概念进行全面囊括，将其划分为“国际法理主权”、“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内政主权”和“相互依赖主权”等。国家便是在主权网络中按照一般规则行事，并利用这些维度来评价自身行为的效果。同时，不同维度的主权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现实中具有不同表现，如“相互依赖主权”被认为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弱化”风险，但是对全面意义上的主权而言却并非如此，克拉斯纳认为主权国家消亡的论调是极其错误的，相反，“主权从未如今日这般生机勃勃”。(16)
克拉斯纳的主权分类实际上是一种静态框架。然而，主权理念与机制并不是从来就有且一成不变的。(17)主权概念伴随“时间与空间”而变化，界定何谓主权总是必须考察“时间和空间构成的环境”，因为它“完全是一个需要根据加诸国家行为体之上的诸多限制因素而不断进行重新阐释”的概念。(18)主权并不是绝对现象，其背后是一种与背景紧密相连的“历史逻辑”，主权概念与历史进化及国家性质演变紧密相连。(19)鉴于20世纪以来发生的“社会与政治景象的深邃转型”，重新考虑主权的概念与实践具有一种“迫切的紧要性”。(20)
主权概念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实质上是一种“历史与社会过程”，“社会契约的社会特质”(the "social" of the social contract)是将时空维度与主权之权力及权威要素相关联的“关键结合点”。(21)首先，从时间维度看，主权理念已经超越特定领土上之“至高权力”的传统界定，并逐渐涵括诸如“正当性、合法性、服从与义务”等要素。(22)本文借用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的定义，将“时间”界定为“理念、制度与信念演进的维度”。(23)
国际社会对主权国家的“认可标准”可以更为明确地展现出主权内涵在时间维度上的变更，这些嬗变通过传播理念、建构制度与塑造信念等方式，无论是对“国家的性质自身”还是对整个国际政治特征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托马斯·毕尔斯特克(Thomas J.Biersteker)认为，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之后，主权的“认可标准”至少改变过五次。首先，最初的主权认定标准是国家能够有效控制领土空间。其次，这一领土控制维度的标准开始将某种形式的正当性(如公共意志)纳入考量。随后，在20世纪之前，国家“能够”履行国际承诺与义务成为人们对主权国家予以认可的新标准。再次，到冷战结束之后，民主治理及相关机制日益成为国家认可的前提条件。最后，国际社会近来越来越关切以前被认为是国内事务的相关议题，并且有成为对主权认可新标准的趋势。诸如领土控制、正当性、国际责任行为能力、民主治理与关涉国内事务等标准的变更，源自于跨越时间长河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的持续论争”，其中更是同时充斥着不同行为体对当时“正当性实践活动之边界”标准的大力推动抑或百般抵制；此外，国际体系紧张程度也会影响国家对某种标准的采纳与否。例如民主治理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某些地区的主权国家认可标准之一，但是在其后的“冷战”时期，主权国家认可标准“退化”为领土控制、国际责任履行以及冷战联盟等，直到冷战结束，民主治理才重新成为主权认可标准。(24)
除时间维度外，主权概念更是与空间维度紧密关联，有学者认为主权“最为明确与显著地与空间相联”。 (25)进而言之，空间由“主权在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多变形式”构成，离开空间谈论主权是“不可想象的”。(26)
空间维度对主权概念的影响主要基于三种方式，即领土、空间互动(spatial interaction)与场所塑造(place-making)等。(27)首先，领土意义上的空间维度是最为传统的一种视角，在这种视角下，主权是对特定领土的一种绝对控制；实际上，此处的“空间”含有“稀缺”(scarcity)或“有限”(finiteness)的意思，全球化冲击下主权概念面临的挑战便是源于这个意义上的空间危机。(28)同时，基于领土原则的国家并不是同质行为体，即使在同一时间内，主权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意涵存在若干区别。(29)其次，尽管领土依旧重要，但是“主权的真正故事”远非如此。(30)伴随科技手段进步与交通发达，世界成为一个包含若干行为体在内的网络(例如狩猎部落、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势力范围、联盟、贸易伙伴与海运帝国等)，这些行为体也占据空间却“不拥有相邻的领土”。在空间互动的形式下，主权也可以跨越空间网络而在“非领土或由某种因素连接的零散区域中”得到施展。(31)从空间互动来看，主权概念主要受国家之外因素的冲击，由此国家行为体必须与国际组织等分享主权。(32)最后，作为空间维度最基本的单位，场所塑造则将聚焦于国界之下，关注主权向次国家以及地方层面的分散以及内部变量对主权的影响。(33)因此，国际社会行为体的扩展及其成员互动的频繁，使主权置身于一个与历史上迥然不同的空间环境，还包括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数量更为巨大的超国家与国内行为体。这种空间影响的介入，也构成了对主权的“条件性”限制，并最终使主权的争论变得更为复杂而富有争议。
此外，主权是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其组成要素，如权威、身份甚至领土，实际上都属于社会建构范畴；人们对主权地位的宣示基于那些经由“主体间性调和”的共有“理解”与“预期”，宣示内容也伴随时间而变动。(34)在当前的研究中，道德权威、新型施动者的民主问责、人权议题及“分解”(de-link)国家与主权关系等也都成为学者重新审视主权的重要议题。(35)
主权的“条件性”还体现在对主权进行的道德维度区分上。基于“保护的责任”理论，皮帕瑞恩更为激进地将主权理念区分为“积极主权”(positive sovereignty)与传统“消极主权”(negative sovereignty)两类。其中，消极主权关注国家行为体应免于不正当且非法的国外干涉，其“硬核”是保护国际关系中的多元化；而积极主权则指民众(而非国家)应该享有“追求民之所欲的国内外政策目标的自由”，特别是弱势群体与少数民族“免于政府与次国家团体的侵害”。(36)
简言之，主权越来越成为一种“条件性”(conditional)主权。(37)主权之所以“‘充当一个国家’(practice as a state)的通行证，是以承载起其政府打算所做的让国际社会满意的宣示为条件的”。(38)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将这种“条件性主权”定义为“只有当国家满足其对民众与国际共同体的责任时，它才能维持其主权”。(39)主权开始试图摆脱领土限制与其封闭特征，走向开放维度；国家行为体的“独大”特征开始减弱，并逐渐涉及价值判断、国家行为体互动、非国家行为体浮现、国内外议题关联、身份认同与权威关系重塑以及全球性、跨国性问题增多等议题。例如罗伯特·杰克逊归纳提炼出当前主权理念所蕴涵的六大类“核心价值”，即国家之间的国际秩序、国际社会的会员资格与参与、政治体系的共存、国家的法律平等、国家的政治自由以及对全世界不同团体民众的多元生活方式的尊重等。(40)
“负责任主权”正是在主权概念转型中结合其历史变迁与社会建构而形成的新理念。本文将“负责任主权”定义为，主权国家在确保本国公民安全与福祉等要求的基础上，有义务通过某种特定程序对整个国际体系的安全稳定、弱小国家的能力与功能建设以及其他国家中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却无法获得本国救助的民众承担基本的安全保护与发展扶助之责任。需要指出的是，“负责任主权”的具体责任对象及议题优先次序则可能伴随当时的主权逻辑与相应的正当性要求变化而出现不同。
三 “作为责任的主权”：主权逻辑演变与正当性要求
对近代主权理论奠基者让·博丹(Jean Bodin)和对外主权的最早阐释者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而言，主权本身均为一种绝对和永恒的权力。然而，他们都区分了“主权”与“主权者”(sovereign representative)两个不同概念，博丹认为主权者受“神法或自然法、统治形式、契约”三种限制；(41)对格劳秀斯而言，这种限制至少还要加上国际法。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人则把“主权者”的限制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界定。其中，在因为《利维坦》一书而几乎背负了“主权拜物教”恶名的霍布斯那里，“责任”对主权的渗入反而体现得尤为明显。除“主权者的权利”外，霍布斯还专辟一章论述“主权者的职责”。在他看来，主权者的职责“取决于人们赋予主权时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便是为人民求得安全”。(42)霍布斯更进一步地将“主权者”受到的制约延伸到了主权本身：他虽然高度推崇主权至上，要求人们服从主权，但认为这种“服从”存在前提“但书”(proviso)，即“除非生命受到威胁或者主权者丧失了保护他们的能力”。(43)霍布斯坚持“利维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触及或者侵犯”个人的两种权利，即个人生存的权利与思想自由的权利。(44)
当然，把责任从“主权者”扩展到主权本身，或将主权对民众的内向责任扩展到国际责任，在逻辑上并非没有障碍，但其内在关联已足以表明主权概念中的“责任”要义在历史上从未缺位。在历史考察与文本阐释的基础上，卢克·格兰维尔(Luke Glanville)反对将“负责任主权”理念视为对传统主权概念的“急剧”背离。他认为，主权权威从产生之时便涉及“多变且演化的责任”，而非仅仅关注主权的“权利”。他进一步指出，早期的主权理论尽管强调“绝对权威”，但也认识到“遵从神法与自然法”以及保护民众安全的义务。(45)事实上，即便是“主权者”对国内民众的责任，也是当今“负责任主权”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主权者”成功承担对内责任(如民众的基本安全与福利得到保障)是一国履行国际责任的基础，而其失败(可以看作是国家无能力或拒绝负担民众的基本安全与福利要求从而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则往往成为国际社会履行“保护的责任”之肇始。因此，与其说“负责任主权”构成对传统主权至上理念的挑战，不如说是主权对内责的延伸、放大和面临失败时的一种救助思路。因而，尽管“负责任主权”理念近来才得以明确提出，但其对“责任”的侧重展现出对传统主权理念内在逻辑上的某种继承和扩展。
这种继承和扩展并非只在观念领域进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随着国际规范、制度生成与更新，作为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社会之成员的国家的主权，也逐渐从对国内民众负责的内向维度，扩展到同时还要向国际社会乃至他国负责的双向维度。有学者指出国际政治历史中存在着试图建构“作为责任的主权”的“相当多”的历史证据。(46)例如欧洲协调制度的出现便伴随着一种对欧洲之“团结(solidarity)与负责的真正意识”， (47)其秩序展现了“地位、权利、尊严、责任及满意度”，正是如此，欧洲大国之间的和平得以较长时间地维持下来。(48)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国际联盟盟约》、再到《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条约，无一不显现出责任议题在国家间交往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展现出广义上的“负责任主权”内涵在历史长河中的嬗变历程。在几个世纪之中，“权利”与“责任”张力下的主权理念也展现出日益演化的特征。(49)
恰如蒂埃里·蒙布里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的观点，20世纪后叶国家主权原则面临的局限虽然不断增加，“但这些局限原则上是契约性的，即理论上具有可逆转性”，比如，国家可以通过退出国际制度规避责任。然而，随着某些国家和地区组织具备了部分“超国家”特性，强调权利的契约性原则正在被改变。(50)在这种背景下，“主权日益被视为施加于国家之上的对国际社会负责的义务”， (51)“从权利(right)到责任(responsibility)的转向”或“作为责任的主权”，已经成为主权内涵演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趋势。(52)
这种“责任”导向的转变除了源自于主权概念自身的演化之外，更是源自于当前棘手的全球问题，也是重新确立国际秩序的需要。就其现实性而言，布鲁斯·琼斯等人认为，“作为责任的主权”并不是要“淘汰”主权，而是要“加强”并“提升”主权，并将其作为国际秩序的“关键”，因为当今现实是，国家依然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每个国家必须认识到“在其国境之内实施保护的唯一方法是对那些影响超出国境的国家行动负责”。(53)同时，“负责任主权”理念有助于提升主权的“正当性”。马修·韦纳特(Matthew Weinert)把“负责任主权”视为主权“正当性”问题的范畴，将新的研究进展称为主权的“责任范式”(responsibility paradigm)或者“作为责任的主权的逻辑”，即一种“用于满足诸如经济发展等社会需要以及保护民众免于军事攻击的机制”。(54)马修·韦纳特进一步认为，这种“责任范式”有助于推动主权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传统意义上，主权被视为一种由“精英”或“理性评估”驱使的“命令与控制组成的不可变结构”。“责任范式”将主权与传统解释“隔离”，并联结“社会化过程”及“正当性认知支撑的规则结构”，从而有助于国际关系的“规范性变化与发展”。进而言之，“负责任主权”带来的正当性可能提供一种“有用工具”，从而将国内与国外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55)就实践而言，戴维·钱德勒(David Chandler)指出，履行国际责任、推行伦理性外交政策就是为了提升国内的政治正当性，克服通过国内政策无法提升其“道德权威”的困境。(56)
四 责任的传承：从“大国责任”到“负责任主权”
传统观点强调主权是一种对内至高无上、对外独立自主不容许干涉的绝对权利，例如《联合国宪章》第2条与第51条展示了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原则与自卫权等权利。基于上文讨论，我们因此可以将主权概念的重要属性剖析出来，即主权作为一种能力、主权作为一种权利以及主权作为一种控制等。这些维度在注入道德、义务与责任等因素之后分别衍生出“主权作为一种责任”的不同类型。它们在责任主体、关注议题、责任对象、主权的侧重点以及实施手段等方面也都各有不同。这些不同的路径最终构成了广义上“负责任主权”的大体轮廓(见图1)。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实力原则压倒一切，主权在某种情况下会沦为某种“有组织的虚伪”。(57)于是，在国际秩序维护以及国家之间关系互动之中，包含主权最低原则与实力现实的“大国责任”(great powers responsibility)便应运而生。大国的特殊权利与义务包含了实力的“等级原则”，这可以视为“负责任主权”在传统国际政治中的最明显体现。
图1 主权中的责任关注演化脉络
20世纪上半叶，“大国责任”得到若干学者垂青，(58)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也在讨论国际事务管理中特别强调“最大能力者承担特别责任”。(59)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对“大国责任”议题做了早期最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无论是对其他国家而言，还是对大国领导人及民众而言，大国都承担“某种特殊权利与义务”，并以某种角色决定着“影响国际体系和平与安全”的议题；大国也在事实上接受了这种义务，以自身承担的“管理责任”为基础来调整其政策。各大国一方面通过管理彼此间关系来推动国际秩序，包括维持实力的基本平衡、试图避免或控制彼此间的危机以及试图限制或节制彼此间的战争等；另一方面，大国会通过“单边”利用其地区主导权、认可并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利益范围和责任范围、以及联合行动或大国协调等方式来处理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60)沿袭“大国责任”的脉络，伊尼斯·克劳德(Inis L.Claude)认为，大国责任的本质包括保护盟国、抗击外部敌人、辅助弱小国家、对其他大国负责等，并“不言自明”地对整个国际体系负责。(61)亚当·汉弗莱斯(Adam Humphreys)与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指出，大国可以通过下列方式来维持国际秩序，担负责任，即：与其他大国磋商基本规则从而构成正当对外行为、认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者并寻找方法管理“俱乐部”进入者、管理全球性问题如核扩散等以及管理弱小国家并在地区和议题范围内提供“等级秩序”等。(62)
尽管“大国责任”依然是主权之责任维度的主体，但是“负责任主权”理论也出现了偏离“高级”政治议题的趋势，并打破了国际与国内之间的藩篱。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卢旺达种族屠杀等灾难性事件使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人道主义灾难”之严重性，不干涉内政原则得到深刻反思。学者们开始进入主权的禁脔地带，即与人道主义相关的国内议题，如路易吉·博纳纳特(Luigi Bonanate)所言，国家“拥有两个灵魂，一个是国内的，另一个是外部的，一个面向其国民，另一个面向其他国家”，因此国家“通过多种议题”拥有多种责任，“不仅面对其自己的国民，也针对其他国家”。(63)
最初意义上的“负责任主权”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1993年，鉴于传统主权原则限制了以国际力量救助饥荒与国内战争受害者的问题，弗朗西斯·邓(Francis Deng)提出“用责任调和主权”(Reconciling Sovereignty with Responsibility)的主张。(64)在此基础上，1996年，弗朗西斯·邓等学者继续明确提出“作为责任的主权”的概念，试图为针对独立国家的干涉寻找道德与法律正当性，并将“负责任主权”定义为“国家政府有义务保证其公民的安全与社会福利的最低限度标准，并同时对国内公众与国际共同体负责”。尽管“负责任主权”原则并未在实践中成为一种普世规范，但“它作为主权的‘中心装饰品’日益得到认可”。他们呼吁，主权国家对国内与外部的“责任与问责”必须得到“国家与国际秩序相互关联原则的肯定”。(65)基于此，当一国不能以“国际公认标准”来管理国内事务时，其他国家不止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予以干涉；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与“负责任主权”相关联的国际公认标准在界定与接受方面上也深受影响，如界定“失败国家”、人道主义危机标准以及人权保护等，这无疑会造成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具体议题上的分歧。虽然争端存在，各个国家依然可以在“最低标准”上寻找到一定共识。以人权为例，尽管中国与西方在人权首要责任主体与人权首要内容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中国近年来的人权事业进展较大，签署了一系列国际人权规范，也制定国内法规对人权予以保护等，这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负责任主权”问题上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重大人道主义灾难，本国政府束手无策甚至为虎作伥从而无法保护民众的基本生存安全与福利时，虽然在一些个案上存在争议，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般会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达成某种共识对这种现象予以关注，并在有必要时予以干预。
2001年，“干涉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CISS)发布《保护的责任》报告，认为需要在内部功能与外部义务方面把“主权”理念从“作为控制的主权”(sovereignty as control)转变为“作为责任的主权”。(66)这种主权实质的转变恰是“保护的责任”路径的精义所在。(67)“保护的责任”将主权国家视作“民众身份认同与忠诚的主要源泉”，并置于“道德工程”之下。(68)它着重讨论通过各种方式对外部世界的人道主义危机进行干涉行动，认为国家主权的首要责任是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面对人道主义威胁时，国际社会应该进行干预，从而预防更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爆发。当然，“保护的责任”理论的应用有严格限制条件，如干预的正义意图、最后手段、均衡原则、合理前景原则等。虽然它依然面临若干指责，如干涉他国内政或损害特定国家主权与弱国政治自主性等，但确实比单方面军事干涉行为进步许多，也给予和平冲突解决以较大空间。(69)2005年之后，“保护的责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接受。(70)截至2010年，“保护的责任”已经被不同程度地运用于苏丹达富尔危机、肯尼亚、格鲁吉亚、缅甸、加沙、斯里兰卡及民主刚果等多个案例中。(71)
“保护的责任”具体关注“负责任主权”众议题中最为棘手的人道主义危机问题，即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与反人类罪等；“保护的责任”要求各国都应防止这些暴行在自己治下发生，并且应该与其他国家一道预防这些罪行的出现。一旦某个国家无法保护其民众免于这些危机的侵害，那么国际社会及其成员就必须充当负责任的行为者采取集体行动予以干涉；其中，联合国安理会是实施或授权“保护的责任”的唯一权威，而武力干涉则是最后的手段。(72)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保护的责任”缺乏用于界定人道主义危机及严重危害的“清晰的标准”，包括暴行所导致危害的具体程度、伤亡程度等的可接受范围以及实现长久安全目标的手段等。这些标准的任意界定可能会损害对象国的国家主权。(73)
2004年，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发布《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其中在探讨主权与责任关系时明确国家主权包括“一国保护本国人民福祉的义务以及向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履行责任之义务”。(74)这份报告同时也着重强调“预防”的责任，也就是“预防的义务”(duty to prevent)。(75)新进展细化并丰富了“负责任主权”的内涵。以上两种义务使主权成为一种“条件性”规则，国家不再是单纯的“自由施动者”(free agents)，而是“国际共同体的成员”或“国际共同体的好公民”，这种成员“被期望能够遵守共同体演进中的关于正当性的相关规范”(76)。
2009年，布鲁斯·琼斯等学者试图将“负责任主权”概念运用到解决跨国性问题的讨论上。他们相信“主权必须对其公民与其他主权国家承担责任与义务”是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能够为秩序提供“道德价值”，为“国家跨越多重议题领域行动”提供凝聚力，并吸引“世界每个地区的多元人口”的参与以及获得主要国家支持。(77)琼斯等将“负责任主权”视作“主权之最后的救命稻草”(sovereignty's last best chance)。他们认为，在21世纪，主权“只有通过其负责任实践”才能得到维护与救赎。他们在“负责的主权”框架下将核武器与不扩散、反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生物安全、维和与经济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纳入考虑。在这一框架之下，民主、人权及人类尊严被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具有中心位置。琼斯等提出了“构建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build)，认为“负责任主权”隐含了一种“积极义务”，即强大国家帮助并为弱小国家提供“负责施展其主权”的“有效国家能力”，鼓励国家的稳定与良好治理，将民众从贫困中解救出来，“做国际体系之负责的利益攸关者”。(78)该理念进一步丰富了“负责任主权”意涵，学者们甚至将“主权构建”(sovereignty building)视为一种全球安全新范式。(79)当然，皮帕瑞恩并不满足于“负责任主权”的过度抽象性，他在“积极主权”的基础上，将“主权构建”蕴涵的“目的论目标”具体化为：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自发主权(spontaneous sovereignty)与不可分割主权(indivisible sovereignty)等。(80)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伦理学角度出发来佐证“负责任主权”理念。丹尼尔·昂斯特(Daniel Engster)从不同于“正义伦理”的“关怀伦理”角度来审视主权与责任的关系，并提出“关怀的责任”(responsibility of care)概念。一方面，他坚持本国政府拥有保护并关怀其民众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他辩称，如果该国政府拒绝使其民众免于伤害甚至主动镇压民众，其他国家政府便应该承担保证这些民众安全的责任，并“将其军事武力正当化”从而实施干涉。这是一种超出《世界人权宣言》传统要求的国际责任。相对于“主要责任”，昂斯特将这种责任称为“剩余责任”(residual responsibility)。当然，对于“负责任主权”，昂斯特认为存在“相当严格”的条件，人道主义干涉只能是“最后的手段”(last resort)，需要国际社会代表机构的背书与授权，且这种行动并不必然具有“道德义务性”，只是“锦上添花”(supererogatory)而已。(81)
从目前态势而言，“保护的责任”理论与“负责任主权”理论逐渐出现了“合流”的迹象；(82)“保护的责任”本身也是一个“囊括性概念”(umbrella concept)，它不仅包含“反应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react)，还包括传统干涉思维忽视的“预防的责任”与“重建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rebuild)。(83)因此，“保护的责任”概念的引入则为“负责任主权”重新提供了生命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环绕在“保护的责任”周围的各种争议。但是，这并非“负责任主权”发展的单一关注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超越政策层次对“负责任主权”进行“元理论”层次上的解读与构建。
五 “负责任主权”：路径、特征与争议
“负责任主权”讨论并没有走向一个统一模式，而是出现分化趋势，并由此产生了侧重点不同的理论路径。根据阿米泰·埃齐奥尼的归纳，“负责任主权”可以简单划分为自由论(Libertarian)责任观与(新)社群论(Neo/Communitarianism)责任观。
阿米泰·埃齐奥尼认为，“自由论”将国家视为“自主行为体”。尽管国家可以充当“自由施动者”，其自由却是有限度的。以《保护的责任》报告为例，各国必须在签字同意之后才能适用其条款。(84)琼斯等关于全球问题的“负责任主权”主张也沿袭“自由论”路径，强调“负责任主权”的内容必须“予以磋商”，而不是“被强加”，或基于一种绝对道德准则。(85)就实践而言，罗伯特·杰克逊从“国际义务”角度来展示主权国家面对的责任议题。他指出，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主权国家居于“主要”地位，国际义务居于其次且“附属于国家主权”。与国内义务相比，国际义务的范围也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含糊性与不确定性”；国际义务的最大限制源自于“主权国家独立且自利的政治意愿”具有的“脆弱性”，国家遵守其国际义务并不是源于义务的约束力，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政策”(a matter of policy)，国际义务必须反映主权国家的“自由意志(free will)与同意(content)”，因此国家遵守国际条约并不会“减少”自身主权或将其“拱手相让”，相反它们是在利用国际义务。(86)
总体而言，“自由论”责任观以国家行为体为出发点，其主张偏向于法理理念；其缺陷在于，它实际上没有认识到共同体中“共享道德规范”的重要性，(87)也未将不属于共同体或不同意相关条款的国家纳入考虑。该责任观并未改变以往国际制度对主权限制的“契约性”本质，因而是一种对既有主权理论的修正，而非理念上的根本变革。
考虑到“自由论”责任观的保守立场，阿米泰·埃齐奥尼提出一种更为激进的“社群论”责任观。他将责任视为当前国际社会需要遵守的“国际社群原则”(international communitarian principle)，强调共同体成员对其他成员以及公共利益负有责任；同时关注个体与共同体间的互动，认为个体对共同体负有责任，由此，共同体随之“受委托来确保权利与责任是一种荣耀”。(88)
社群主义的运用平衡了国家对于国际共同体的权利与责任，挑战了传统主权观念。与“自由论”责任观相比，“社群论”责任观强调国家行为体是“共享纽带与道德承诺”的共同体成员，重视“共享道德规范”的显著性，甚至将道德规范的进展视作“主要的法理与制度发展”。这种“责任观”将种族清洗以及奴役等许多现象视为需要“根除”并制止之议题，这种激进立场并不是因为国家在议题上“自由签署条约以禁止”，而恰是因为这些现象“与道德悖离”。(89)同时，“社群论”责任观与责任的“关系性”(relational)本质(90)又密切相关。在此，阿米泰·埃齐奥尼等试图建构一种更为重视共同体及道德规范的“负责任主权”范式，这种范式更加理想化、更为激进；也正是因此，“社群论”责任观尚停留在理念层面，而无法延伸到实践之中。
进一步言之，在主权维度由“权利”向“责任”转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主权概念在责任结构、运行逻辑、评判标准、内容与层次方面的基本变迁以及由此形成的新主权倾向的特征。
首先，责任承担者从最初的大国与强国扩展到所有国家，至少在理念上强调所有国家的责任感。不过，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大国仍因其能力担当着“负责任主权”的主要施动者，小国或“失败国家”则往往成为这种转向的客体；高阶国家“被期望”成为他国的依靠，而低阶国家被认为“有义务”为高阶国家服务。(91)同时，个体及社会作为“负责任主权”关注对象的趋势日益明显。
其次，主权“责任”逻辑也发生着变化。“负责任主权”的演化过程显示主权国家之责任经历着从单纯的维护国际秩序，到涵括保护、预防、构建、甚至关怀等多种要素在内的过程。同时，尽管“负责任主权”的等级色彩依然浓厚，但是其理论发展呼吁主体与对象之间应塑造一种更为平等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将责任对象被动地、机械地纳入责任主体的视野。理查德·埃尔罗德(Richard B.Elrod)以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之“贴切言语”来提醒，“负责任的国家必须……以‘园丁(gardeners)而非机械(mechanics)’方式……来处理国际事务”(92)。
再次，对主权“责任”的评判标准也出现分歧，“自由论”责任观更重视法律层面的责任标准以及立足于国家之自愿性，而“社群论”责任观则强调普世道德标准对各国的约束力。至于主权责任到底是“道德义务性”作为，还仅是一种锦上添花之举也处在争议之中；其责任标准设定的归属问题也是分歧所在。(93)
最后，“负责任主权”关注的内容也日益扩展。在层次方面，从国际层面的大国秩序拓展到国内层次的相关议题，至少是国内议题与国际议题并重；在议题内容方面，则从传统安全领域延伸到“非传统”安全等领域。
与此同时，“负责任主权”理念面临着实践与理论方面的双重拷问。还有部分学者质疑，“并没有实证证据能够支撑”主权的“责任范式”；(94)并且，“负责任主权”概念“高度模糊”，作为法律术语使用时“靠不住”。 (95)除概念本身，基于“负责任主权”理念提出的国际责任，也因为其自身具有的道义、伦理、意识形态等特点而备受争议，难以在性质、内容及范围上统一。(96)戴维·米勒(David Miller)警告，国际责任是“双刃剑”，它可能会使富国将其优势“正当化”。(97)其争议与挑战，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大国责任与人道主义干涉两个方面。
在大国责任方面，问题之一是，由于大国责任并不是大国地位的实质或构成要素，因而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为以大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关注议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布尔认为大国维持的秩序只是其自身的“偏好秩序”，华尔兹也只是指出大国管理国际事务是“有价值的且可能的”而已。(98)另一问题在于，大国愿意在何种程度上坚持责任。虽然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坚持认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大国的确拥有大责任”，(99)但布尔仅仅将大国责任视为大国“能够扮演角色的声明”，问题在于，大国与小国一样经常以某种方式追求“失序”(disorder)，如冷战时期的美苏“超级不负责任”(Great Irresponsibles)行为。(100)马丁·怀特(Martin Wight)也认为“历史鲜少支撑”大国比小国“更为克制与负责任”的论断。(101)
在人道主义干涉方面，除面临的正当性指责外，“负责任主权”理念还面临着两大类争议：一是谁设置责任标准、谁决定干涉时间以及谁提供干涉部队的问题。当前人道主义干涉缺乏“总体性法律条文”。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除了在种族屠杀问题上意见较为一致外，其他诸如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能够作为不负责的国家行为而适用外部干涉，存在较大争论。(102)二是干涉门槛的高低问题。如果门槛过低，负责任主权概念便会被过于宽泛地解释，即使一国的不负责任行为相当有限，也会导致干涉；如果门槛过高，干涉行为虽然会受到严格限制，但也可能发生不负责任行为过于严重而国际社会毫不行动的问题。两种门槛的不同，也会衍生出于涉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即对一国采取高门槛，而对另一国则采取贸然行动，这会最终损害“负责任主权”理念的正当性。(103)
六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国内外文献梳理详细讨论了“负责任主权”理念的理论缘起、演化脉络、多元路径、理论特征、与当前的争议挑战等方面，分析了国际关系主权理论由“权利”向“责任”维度的新进展，展现了“负责任主权”概念从“保护”与“预防”功能迈向“构建”与“关怀”功能的内涵拓展。
“感知时间的能力也就是在政治上行动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feel temporally is the capacity to act politically)。(104)作为主权理论的新进展，“负责任主权”理念已经开始影响国际关系实践特别是国家的对外政策施展。布鲁斯·琼斯等的《权力与责任》等系列研究便是美国对外政策研究者为美国应对多种全球问题、实施全球治理、构建国际秩序提出的政策报告。(105)作为影响日益显著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必然会更多地参与到实施全球治理与构建国际秩序之中，如何对待“负责任主权”这一理念便成为中国外交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的具体外交实践与国际参与也显示中国外交实际上已经纳入了“负责任主权”的若干要素。本文认为，尽管“负责任主权”理念不尽完善并且与中国长期坚守的主权传统有所冲突，但是其内在要素的嵌入能够使中国既贡献于国际社会，也会解决自己面临的若干问题。一方面，“负责任主权”理念在“权利”之外强调“责任”维度并与“大国责任”一脉相承，这有助于促使中国更为主动、自信地以大国身份融入国际社会，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治理，为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提供大国崛起与国际事务治理的新范式，贡献于塑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
另一方面，推动中国重新审视“保护的责任”与“预防的责任”，并慎重对待“主权构建”与“关怀的责任”在国家交往中的功能，有助于发挥中国在特定地区与特定议题方面的显著作用，并能够展现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负责任、人性化与开明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可能的认同基础，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自身在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多种困境，特别是国际社会担忧的中国扩张冲动与中国威胁论调等。
本文原为毛维准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负责的利维坦：国际关系中的“国际责任”问题研究》第三章的一部分，后经两位作者的大幅度修改与篇幅扩充；该博士论文曾获2012年度台湾政治大学“思源”人文社会科学博士论文奖国际关系门类优等奖。感谢庞中英教授的教导与建议；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人中肯的修改意见与启发。文责自负。
①Joseph A.Camilleri and Jim Falk,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 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Hants,UK:Edward Elgar,1992,p.11; Robert H.Jackson,Classical and Modern Though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rom Anarchy to Cosmopoli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73.
②关于全球化对主权冲击的讨论参见[英]D.赫尔德、[美]J.罗西瑙等：《国将不国：西方著名学者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俞可平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国内国际政治学界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考察的著作可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5页；相关主权论的介绍可以参见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第4-21页。
③Touko Piiparinen,"Sovereignty-building:Three Images of Positive Sovereignty Projected through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Global Change,Peace and Security,Vol.24,No.3 (October 2012),pp.406,410.
④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有国内学者基于中国外交现实关注“责任”议题，比如王逸舟提出，除“发展需求”和“主权需求”之外，“责任需求”也是中国面向21世纪的基本需求，并认为从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实际经验来看，“责任”不可避免。参见王逸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第18-27页。
⑤袁武：《试论中国在非洲内部冲突处理中的作用：从保护的责任理论谈起》，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0期，第58-62页；王燕、魏玲：《负责任主权、大国合作与国际秩序》，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第147-152页：张胜军：《跨国威胁时代的“责任主权”：一种发展中国家的视角》，载蔡拓、曹兴编：《公共权力与全球治理——“公共权力的国际向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1页。
⑥张胜军：《跨国威胁时代的“责任主权”：一种发展中国家的视角》，载蔡拓、曹兴编：《公共权力与全球治理——“公共权力的国际向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1页。
⑦相关的研究如刘飞涛：《权力、责任与大国认同：兼论中国应对国际社会责任的应有态度》，载《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12期，第25-34页；李宝俊、徐正源：《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载《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第49-56页；潘忠岐、郑力：《中国国际责任与国际战略的理论思考：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2006年度青年研讨会综述》，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1期，第22-28页；任晓：《研究和理解中国的国际责任》，载《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第24-27页；赵洲：《迈向责任理念的中国主权及其实践》，载《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112-117页；李枂：《中国的国际责任观研讨会综述》，载《当代亚太》，2008年第6期，第150-55页；周方银：《中国的世界秩序理念与国际责任》，载《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第36-51页；金灿荣等：《大国的责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周鑫宇：《中国国际责任的层次分析》，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6期，第6-11页；李东燕：《从国际责任的认定与特征看中国的国际责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第52-57页。
⑧阮宗泽：《负责任的保护：建立更安全的世界》，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第9-22页。
⑨张胜军：《跨国威胁时代的“责任主权”：一种发展中国家的视角》，载蔡拓、曹兴编：《公共权力与全球治理——“公共权力的国际向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⑩Joseph A.Camilleri and Jim Falk,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 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p.29.
(11)转引自Robert H.Jackson，Classical and Modern Though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rom Anarchy to Cosmopolis,p.75。
(12)Thomas J.Biersteker,"State,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in Walter E.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b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2,p.157.
(13)Robert H.Jackson,Classical and Modern Though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rom Anarchy to Cosmopolis,p.75.
(14)Joseph A.Camilleri and Jim Falk,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 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p.29.
(15)Bruce Jones,Carlo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Power and Responsibility: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09,p.9.
(16)“国际法理主权”以各国相互认同为基础，其实践经常被应用于“正式的法理独立的”领土实体之间；其关注点是权威性和正当性。“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是在既定领土之内针对其他行为体的排他性的一种政治权威，譬如不干涉内政原则等；它也关注权威性和正当性。“内政主权”侧重在国家之内的正式政治权威和公共权威在其整体边界之内行使有效控制权的能力，它关注权威性和控制力。“相互依赖主权”强调控制力，亦即公共权威管制跨越国家边界的信息、理念、商品、人员、污染源和资本流动的能力。参见Stephen D.Krasner,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p.3-4; Stephen D.Krasner,"Sovereignty," Foreign Policy,Vol.122 (January-February 2001),pp.20-29。
(17)Thomas J.Biersteker,"State,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in Walter E.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62; David A.Lake,"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49.
(18)Jens Bartelson,"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Revisited,"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7,No.2(April 2006),pp.463-464; Paul Taylor,"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1990s:Proactive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Political Studies,Vol.47,No.3 (Special Issue 1999),p.563.
(19)Joseph A.Camilleri and Jim Falk,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 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pp.11-15.
(20)Joseph A.Camilleri and Jim Falk,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 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p.11.
(21)Robert Hassan,"Time and The Politics of Sovereignty,"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Vol.12,No.3 (August 2013),p.218.
(22)Nathan Widder,"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Sovereignty,"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Vol.12,No.3 (August 2013),p.241.
(23)Douglass C.North,"In Anticipation of the Marriag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eory," in James E.Alt,Margaret Levi and Elinor Ostrom,eds.,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Conversations with Nobelists about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Russel Sage Foundation,1999,p.316.
(24)Thomas J.Biersteker,"State,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in Walter E.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62-164.
(25)Nathan Widder,"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Sovereignty," Contemporary Polihcal Theory,Vol.12,No.3 (August 2013),p.241.
(26)Robert Hassan,"Time and The Politics of Sovereignty,"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Vol.12,No.3 (August 2013),pp.217-218.
(27)John A.Agnew,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gnty,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9,pp.21-40.
(28)Robert Hassan,"Time and The Politics of Sovereignty,"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Vol.12,No.3(August 2013),p.218.
(29)Thomas J.Biersteker,"State,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in Walter E.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63-164.
(30)John A.Agnew,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gnty,p.99.
(31)John A.Agnew,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gnty,pp.29-35,113.
(32)Jens Bartelson,"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Revisited,"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7,No.2 (April 2006),pp.465-467.
(33)John A.Agnew,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gnty,pp.35-39,43; Jens Bartelson,"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Revisited,"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pp.465-467.
(34)Thomas J.Biersteker,"State,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in Walter E.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71; Luke Glanville,"The Antecedents of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7,No.2 (June 2011),pp.235-237.
(35)Thomas J.Biersteker,"State,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in Walter E.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71.
(36)Touko Piiparinen,"Sovereignty-building:Three Images of Positive Sovereignty Projected through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Global Change,Peace and Security,Vol.24,No.3 (October 2012),pp.405-410.
(37)Touko Piiparinen,"Sovereignty-building:Three Images of Positive Sovereignty Projected through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Global Change,Peace and Security,Vol.24,No.3 (October 2012),pp.163-164; Thomas J.Biersteker,"State,Sovereignty and Territory," in Walter E.Carlsnaes,Thomas Risse,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63.
(38)Paul Taylor,"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1990s:Proactive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Political Studies,Vol.47,No.3(Special Issue,1999),p.564.
(39)Amitai Etzioni,"From Right to Responsibility,the Definition of Sovereignty is Changing" The Interdependent: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December 16,2005,p.35; Amitai Etzioni,"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ORBIS:A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50,No.1(Winter 2006),p.72.
(40)Robert H.Jackson,Classical and Modern Though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rom Anarchy to Cosmopolis,pp.97-99.
(41)[挪威]拖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6-77页。
(42)[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0页。
(43)潘亚玲、时殷弘：《论霍布斯的国际关系哲学》，载《欧洲》，1999年第6期，第16页。
(44)冯小茫：《利维坦的命运——从霍布斯到施密特》，载《科学·经济·社会》，2011年第3期，第101页。
(45)Luke Glanville,"The Antecedents of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7,No.2(June 2011),pp.233-255.
(46)Matthew Weinert,"Ethics and Sovereignty," in Robert A.Denemark,ed.,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Malden,MA:Wiley-Blackwell,2010,p.1650.
(47)Richard B.Elrod,"The Concert of Europe:A Fresh Look at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Vol.28,No.2(January 1976),p.162.
(48)[美]霍尔斯蒂：《没有政府的治理：19世纪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多头政治》，载[美]詹姆斯·罗西瑙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刘小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50页；郑先武：《大国协调与国际安全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49-65页。
(49)Luke Glanville,"The Antecedents of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7,No.2 (June 2011),pp.233-255.
(50)[法]蒂埃里·蒙布里亚尔：《行动与世界体系》，庄晨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7页。需要指出的是，蒙布里亚尔所说的“契约”对主权而言已是相对于国际社会和他国的、外向维度的，而非早期契约论者强调的相对民众的内向维度。
(51)Paul Taylor,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1990s:Proactive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p.564.
(52)Amitai Etzioni,"From Right to Responsibility,the Definition of Sovereignty is Changing," The Inter Dependent: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December 16,2005,p.35; Francis M.Deng,Sadikiel Kimaro,Terrence Lyons,Donald Rothchild,and I.William Zartman,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Conflict Management in Africa,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6.
(53)Bruce Jones,Carlo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Power and Responsibility: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pp.13-14.
(54)Janice E.Thomson,"State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9,No.2(June 1995),p.216; Matthew Weinert,"Ethics and Sovereignty," in Robert A.Denemark,ed.,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Malden,MA:Wiley-Blackwell,2010,pp.1639-1656.
(55)Matthew Weinert,"Ethics and Sovereignty," in Robert A.Denemark,ed.,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Malden,MA:Wiley-Blackwell,2010,pp.1639-1656.
(56)David Chandler,"Rhetoric without Responsibility:the Attraction of 'Ethical' Foreign Poli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5,No.3(August 2003),pp.295-316.
(57)Stephen D.Krasner,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1999.
(58)Charles G.Fenwick,"Neutrality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War),Vol.192,No.l(July 1937),pp.51-55; Herbert S.Agar,"Responsibilities of the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1,No.4 (October 1945),pp.431-436; William W.Kaufmann,"The Organization of Responsibility," World Politics,Vol.1,No.4(July 1949),pp.511-532.
(59)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Inc.,1979,p.198.
(60)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US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pp.196-220; Hedley Bull,"The Great Irresponsibles? The United States,the Soviet Union,and World Order,"International Journal,Vol.35,No.3 (Summer 1980),pp.437-447.
(61)Inis L.Claude,Jr.,"The Common Defense and Great-Power Responsibiliti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1,No.5 (December 1986),pp.719-732.
(62)Adam Humphreys,Andrew Hurrell,"Concerts of Powers in History and Theory," presented at "The Post-Transatlantic Age:A Twenty-First Century Concert of Powers,"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Frankfurt,Frankfurt(M),Germany,September 23/24 2011.
(63)Luigi Bonanate,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5,pp.vii,110.
(64)Francis M.Deng,Protecting the Dispossessed:A Challen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p.14; Bruce Jones,Carlo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Power and Responsibility: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eats,p.10.
(65)Francis M.Deng,Sadikiel Kimaro,Terrence Lyons,Donald Rothchild,and I.William Zartman,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Conflict Management in Africa,pp.xvii-xviii,211.
(66)ICISS,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Ottaw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2001,p.13.
(67)Gareth Evans and Mohamed Sahnoun,"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oreign Affairs,Vol.81,No.6(November / December 2002),p.101.
(68)Matthew Weinert,"Ethics and Sovereignty," in Robert A.Denemark,ed.,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Malden,MA:Wiley-Blackwell,2010,p.1650.
(69)ICISS,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Alex Bellamy,"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Five Years on,"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4,No.2(Summer 2010),pp.143-169; Gareth Evans and Mohamed Sahnoun,"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Foreign Affairs,Vol.81,No.6(November/December 2002),pp.99-110; Pang Zhongying,"China's Non-intervention Question,"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Vol.1,No.2 (March 2009),pp.237-252; UN,A More Secure Worl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Report of the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Challenges and Change,United Nations，2004; 袁武：《试论中国在非洲内部冲突处理中的作用：从保护的责任理论谈起》，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0期，第58-62页：韦宗友：《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与人道主义干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32-48页。
(70)李东燕：《从国际责任的认定与特征看中国的国际责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第56页。
(71)Alex J.Bellamy,"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Five Years on,"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4，No.2 (Summer 2010),pp.143-169.
(72)Aidan Hehir,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hetoric,Realit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Palgrave Macmillan,2012,pp.54-56.
(73)Robert A.Pape,"When Duty Calls:A Pragmatic Standard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1(Summer 2012),pp.41-80.
(74)UN,A More Secure World: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75)UN,A More Secure World: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Lee Feinstein,Anne-Marie Slaughter,"A Duty to Prevent," Foreign Affairs,Vol.83,No.1(January / February 2004),pp.136-150.
(76)Amitai Etzioni,"From Right to Responsibility,the Definition of Sovereignty is Changing," The Inter Dependent: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December 16,2005,p.35; Amitai Etzioni,"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ORBIS:A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50,No.1(Winter 2006),p.72.
(77)Bruce Jones,Carlo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Power and Responsibility: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pp.8-15.
(78)Bruce Jones,Carlo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Power and Responsibility: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pp.8-15,240.
(79)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主权构建”是与“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相对的一个概念。与“国家构建”关注于国家行为体不同，“主权构建”是以民众(people)或人口(population)为基本单位。参见Touko Piiparinen,"Sovereignty-building:Three Images of Positive Sovereignty Projected through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Global Change,Peace and Security,Vol.24,No.3 (October 2012),p.405。
(80)Touko Piiparinen,"Sovereignty-building:Three Images of Positive Sovereignty Projected through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Global Change,Peace and Security,Vol.24,No.3 (October 2012),pp.405-410.
(81)Daniel Engster,The Heart of Justice:Care Ethics and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70-173,192-195.
(82)张胜军：《跨国威胁时代的“责任主权”：一种发展中国家的视角》，载蔡拓、曹兴编：《公共权力与全球治理——“公共权力的国际向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83)Gareth Evans and Mohamed Sahnoun,"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oreign Affairs,Vol.81,No.6(November / December 2002),p.101.
(84)Amitai Etzioni,"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ORBIS:A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50,No.1(Winter 2006),pp.77-79.
(85)Bruce Jones,Carlos Pascual and Stephen.John Stedman,Power and Responsibility: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pp.8-15,240.
(86)罗伯特·杰克逊认为，历史上最“突出”的国际义务包括：维持国际社会、支撑权力平衡、遵守国际法、适应国际贸易与商业以及尊重人权等。参见Robert H.Jackson，Classical and Modern Though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rom Anarchyto Cosmopolis,pp.101-119。
(87)Amitai Etzioni,"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ORBIS:A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50,No.1(Winter 2006),pp.77-79.
(88)Amitai Etzioni,"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ORBIS:A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50,No.1(Winter 2006),pp.77-79.
(89)Amitai Etzioni,"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ORBIS:A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50,No.1(Winter 2006),pp.77-79.
(90)Rabbi Jonathan Sacks,To Heal a Fractured World: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New York:Schocken Books,2005,p.144.
(91)Richard Ned Lebow,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515,555.
(92)Richard B.Elrod,"The Concert of Europe:A Fresh Look at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Vol.28,No.2(January 1976),p.166.
(93)Bruce Jones,Carlo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Power and Responsibility: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pp.14-15.
(94)Matthew Weinert,"Ethics and Sovereignty," in Robert A.Denemark,ed.,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Encyclopedia,Malden,MA:Wiley-Blackwell,2010,p.1650.
(95)Georg Nolte,"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9(March 30-April 2 2005),p.391.
(96)李东燕：《从国际责任的认定与特征看中国的国际责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第57页。
(97)David Mill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Justi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65.
(98)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95; Hedley Bull,"The Great Irresponsibles? The United States,the Soviet Union,and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35,No.3(Summer 1980),p.438; Justin Morris,"How Great is Britain? Power,Responsibility and Britain's Future Global Rol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3,No.3(August 2011),p.330.
(99)Chris Brown,"Do Great Powers Have Great Responsibilities? Great Powers and Moral Agency," Global Society,Vol.18,No.1(January 2004),p.16.
(100)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pp.200-201; Hedley Bull,"The Great Irresponsibles? The United States,the Soviet Union,and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35,No.3(Summer 1980),pp.437-447.
(101)Martin Wight,Power Politics,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8,p.42; Justin Morris,"How Great is Britain? Power,Responsibility and Britain's Future Global Rol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3,No.3(August 2011),p.330.
(102)Amitai Etzioni,"From Right to Responsibility,the Definition of Sovereignty is Changing," The Inter Dependent: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December 16,2005,p.35.
(103)Amitai Etzioni,"From Right to Responsibility,the Definition of Sovereignty is Changing," The Interdependent: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December 16,2005,p.35; Amitai Etzioni,"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ORBIS:A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Vol.50,No.1(Winter 2006),pp.79-82.
(104)Robert Hassan,"Time and The Politics of Sovereignty,"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Vol.12,No.3 (August 2013),p.224.
(105)Bruce Jones,Carlos Pascual and Stephen John Stedman,Power and Responsibility:Build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Transnational Threats,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