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的新知识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上海论文,新知识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10-0144-08
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由于中西古今文化交汇碰撞，情形十分复杂，我们要想较清楚地认识，就必须运用一些概念及范畴作为分析工具，对一些典型现象加以区分研究。例如，上海是最早崛起的近代通商城市，也是近代新文化最早发达起来的区域，在中国近代文化发生发展史上具有先导、基地的重要地位，因而晚清时期上海文化史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以往的研究多是将其区分为不同的次级领域进行分别研究，如以往研究较多的是四个领域：一是新式学校、新式报刊、西书出版等新文化事业；二是西学；三是新型文化人；四是早期改良思想。这四个领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晚清上海新文化发展的主要部分，这种区分研究可以说是相当有效的分析工具。但是，这种区分也有其缺陷。如果我们把文化不是作为剥离开社会生活的抽象物，而是还原为存在于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原生形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只是上述四个分领域，还难以反映一些更具全面性的文化形态特性。例如，这些不同领域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它们形成了怎样的文化形态机制？发挥了怎样的社会文化综合效应？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知识世界究竟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使我们看到，就晚清上海文化的整体形态而言，还有一个在这些领域之间、以及这些领域与社会之间，起着某种连结、互动、整合及综合效应的空间。这一空间的状况对于文化形态的整体结构、作用机制和性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追问引导我们不只从文化分领域的角度，而且还需要从它们彼此联系的角度和综合的角度来作考察，因而旧有的分析工具已不能适用，我们需要开拓新的分析工具。本文提出“知识空间”这一概念，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所谓晚清上海的“新知识”，是指与西学、西方文化及与此相关而产生的新的知识和公共语言。“空间”是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新引进的一个概念，但其具体内涵因用者不同而不同，本文取其多面、立体的基本语意。故本文所谓“新知识空间”，即是指有关新知识的内容结构、社会基础、传播途径、使用方式、应用主体及社会效应等诸因素的综合效果。简而言之，就是用社会的多面角度来观照围绕新知识的综合现象。这种“知识空间”的概念隐于人们社会生活之中的“潜形态”，虽然不像“西学”或新文化事业那样边界清晰、可触可辨，但它却是连接各种相关元素的粘合剂，是揭示有关知识的各个层面、与社会文化元素互动关系的立体结构，反映了由知识诸元素构成的文化生态，因而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晚清上海文化发生发展的总体形态，应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① 下面就从这一角度，对上海自开埠至1895年约五十年间新知识空间的形成、结构特点及社会文化效应等状况作一考察，以对前述问题有所回答。
一、西语新学与新知识系统的形成
上海自1843年正式开埠及随后在城北设立了外国租界后，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以租界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华洋杂居、五方汇聚、商行林立、洋货毕集、商业繁盛、新事迭出的新型社区。新人、新事、新物、新生活、新环境，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知识需求，西方文化元素也大量涌入，由此引起人们知识世界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一)新事物催生新语汇
通商以后的上海，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活动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西方事物大量涌入，原有的公共语汇已不能对应指称，人们不得不新造出一些指称这些新事物的新词语。如对来自西洋的西方人，人们起初沿袭旧有的华夷之称而称之为“夷人”，但因西人抗议此称的贬义而被朝廷明令禁止，遂改称之为“洋人”或“西人”。随之，“洋”或“西”就成了人们用来指称与西人及他们的生活和活动有关的几乎所有事物的冠词。例如，指称人：西人、洋人、西士、西妇、洋商等；指称事：西语、西学、西书、洋行、洋教、西洋戏法等；指称物：几乎所有西方输入的机制品和进口品，包括洋布、洋线、洋油、洋钉、洋火之类，统称之为洋货。此外，还有一些虽未被冠以“洋”字，但同样是新造出以指称西人带来新事物的语汇。例如，指称西人事物的公司、保险等；指称西人活动的跑马、打弹子、影戏等；指称西洋器物的轮船、铁路火车、机器、煤气灯、电灯、电报等；有的因不好意译其名，则直呼以音译如德律风(电话)等。这些新语汇，伴随着西方人、事、物的涌现而不断增多，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已是成百上千，无法计数，并渐成系列，日益流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这些新语汇以现实生活中的新事物为活的载体，人们耳濡目染、口耳相传、约定俗成、通称通用，与新事物一起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了扎根于社会中的公共语汇。
(二)华洋交接、商务活动与西语新知
上海租界地区是华洋杂居之地，商业是社会生活的主轴。这里商号洋行毗连，华洋商贾云集，华洋居民无论是商人还是小工，大多依商为生。商业生活需要人们彼此交接、相互沟通。因而中国商民日与西人共处生活，必然要交接来往，甚至日常起居、衣食住行，都免不了彼此的接触，语言的沟通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实际生活使人们产生了对西语新知的需求。促使人们去学习掌握西语新知。到了七八十年代，上海的一般市民，特别是商贾人家，大多都会一点西语，因为不会西语则无法应付与西人有关的日常商务活动。例如，一般经营生活日用的商家店铺，也会有西人顾客上门，故店主、伙计等也须会点西语西文以应付。时人有述及这些商家店伙会点西文又往往粗陋的情形谓：“如开设店铺诸人，与夫红帮裁缝等，每至月底开写字条，向西商收账，所书之字(按：指西字)，模糊舛误，几至不可辨识。”②
至于那些直接从事对外贸易商务活动的商人、买办等，日常与洋人、洋商、洋货打交道，他们不仅要更多地使用那些一般通用的新语汇，而且还因行业所需而使用得更多、更广，因而在行业内流行商务西语。一般与洋商有商务关系的中国商贾，多会一点西语，起码会一些基本的数字、货品名称及商务用语等，以应付基本的商务需要。由于直接与洋商交接的需要，出现了在华洋商之间专门居间翻译的商务翻译人，称为“通事”。有的受洋行固定聘用为买办，为洋商办理翻译、谈判、记账、文书等事务。买办由于直接为洋商服务，西语是其必备的技能，甚至还要有一定的读写能力。他们大多通过师承或上西学塾习得西语知识，如后来成为著名大买办商人的郑观应就曾读过西文夜校。这些商人、买办虽然会些西语，但程度不一，大多未经过正规的学习和训练，水平浅陋，且发音不正，多带土音，语法也不规范，故形成一种在行业内通用的俚俗化的商务外语。由于与英国商务最多，英语最为普遍，故被称为“洋泾浜英语”，又称“别琴语”(“别琴”即英语Business的发音)。1873年，一位自身为“通事”的人，在《申报》上发表了一篇讽刺买办通事讲“别琴语”的诗文称：“今沪北一带之通事，日与西人交接，所重在语而不之考究，敷衍了事，不讲别琴语者，百不得一。”文中描写买办讲别琴语的情景道：“多少洋行康八度(comprador买办)，片言茹吐费疑猜。”③ 尽管如此，西语已日渐成为了在上海从事华洋商务甚至一般商业的新语言工具，在商务活动中，说西语、写西字，与洋人交接，已经成了人们司空见惯的事。1886年，《申报》有文述此情形道：“近来中国之人日与西人群聚而错处，问答而往还，风气所挌，浃洽愈深，大非二十年前可比。……华人之解西语者，所在皆有。”④ 可见到了19世纪80年代，西语使用已相当地普遍。人们掌握了这一新的语言工具，不仅可以直接与西人沟通，进行商务活动，也开启了一扇通往了解西学新知的大门。
(三)西书报刊与西学新语的传播
上海通商后，首先是来沪的西国传教士开办了译印西书的出版机构，如墨海书馆(1843年)、美华书馆(1860年)、益智书会(1877年)等，主要翻译、编写和出版西方书籍，除了宗教方面的书籍之外，还出版了一些介绍西方科学、历史等西学方面的书籍。据统计，传教士各译书机构在1843—1860年开埠十几年间，翻译出版的中文书刊就有200余种，其中非宗教类30余种。益智书会自1877年至1890年，出版和审定的教科书共98种，学科涵盖科学、技术及历史、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⑤ 1868年，中国官方设立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至1880年共翻译出版西学书98种、235册，共售书3万余部、8万多册。⑥ 此外，上海的中西人士还创办了一些中文报纸杂志，自1857年上海出现了第一份中文月刊杂志《六合丛谈》，1861年有了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以后，至1880年已出版有中文报刊共计29种，从1881年至1895年的15年间，又新出现16种，总计在1857年至1895年的38年间，上海共出刊新式报刊总计45种⑦。
这些报刊大多以介绍西学、谈论新事物为主要内容，特别是运用了许多新语汇，介绍了许多新知识。这些报刊上面经常使用的新知识语汇大致分三类：一是关于西国事物的，如国名、史地、人物、制度、商情、机器、洋教、新奇事物等；二是有关西学的，如天文、技艺、化学、电学、电报、声学、光学、汽机、格致、博物等；三是中西汇通的新学方面，如洋务、海军、自强、君权、民权、通商、开矿、利权、公法、变法等。这些新语汇及其通俗直白的文章写法，形成近代报章文体。这种新的传播媒介是新知识的重要载体，可以跨越时空，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使更多的人们共享，形成西学新知的传播网。西学新知新语汇，借助这种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得到更快、更广的传播，造成在上海地区的迅速普及流行。
(四)新式学堂与西学的传授
如果说书报是一种社会教育形式，使一般西学知识得以广泛传播的话，则西学校这种专门的教育机构，使得专门系统的西学知识有了传授的渠道。上海通商后即出现了一批传授西学的新式学校。最早是外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较早的有怀恩小学(1847年)、徐汇公学(1849年)，到1860年的十几年间，上海地区就开办有教会学校15所⑧。新式学校是西学新知集中、专门化的传授渠道，这些面向下层、商人、士人等各个阶层的西学学校的出现，使西学新知在不同阶层得到传授，在不同阶层培养了西学人才。
上海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新公共语汇，商务活动中的西语与新知技能，新式书籍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广泛传播西学新知，各类新式学校向不同阶层传授着比较正规的西学知识，这些已日渐形成了一个不断增扩的西学新知的语汇群和知识系统。这一新知识系统以西学、西方知识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与原来的传统旧知识系统并立并行且日渐发展的趋势。
二、新知识空间的结构及特点
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上海，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着的这种新知识系统日益扩展，并且与商务活动、书刊、报纸、新式学校等物化的新知识载体，共同构成了新知识的网络空间。这种新知识空间具有以下的结构特点：
(一)以西学为中心、以西方文化为主要来源的新知识系统，是新知识空间的主干
新知识系统的这一特性，造成了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关系。首先，新知识系统的外来文化背景，形成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差异，必然造成两者的冲突与矛盾。传统文化依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主流地位，并以西方侵略态势下民族自尊心为有力的社会心理依托，对异质的新知识系统形成强有力的抵制，从而使新知识系统受到挤压。一些西学人士就有这种心理冲突的矛盾情结。如长期助西人译书的著名西学人士王韬，为了维护自己传统士人的名声与自尊，在公开场合和文字上以交西人、通西学、助西人译书为忌，写作文字也注意标榜传统价值等，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其次，西学新知有处于强势的西方近代文化为资源，还以在中国具有强势地位的西人势力为社会背景，在沪西人是传播和参与创造这些新知识空间的一支重要力量，这进一步加深了新知识系统的民族矛盾背景，造成人们接受心理的挫折感和矛盾感。如文人学士对依附洋人的买办虽羡慕其发财，但从文化心理上还心存鄙视，在报刊舆论中常可看到对买办、通事一类人的贬讽之词。最后，新知识系统既然已经被人们所接受而在这里扎根，与传统文化形成并立之势，两者必然要有一定的交汇与融合，这一过程也必然产生了一定的误读与曲解、新语与歧义等一系列文化融合问题。如当时习惯以旧词“格致”指称西方的科学技术，由此便造成了人们对此概念的诸多混义与曲解；又如一些音译词的出现，造成了人们接受时的解读障碍等。这些都反映出这一新知识体系因中西文化交汇而与生俱来的一些内在矛盾，虽然由于上海的特殊环境而使这些矛盾已有相当程度的缓解，但作为新文化的最早形态，这些内在矛盾仍然存在，而且对以后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发展变迁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社会生活、商务活动及新社会职业是西学新知的应用基础
这一时期在内地大部分地区，西学新知还只是少数文士官员在零星流传的西书报刊上才能看到的抽象文字，而在上海则已是充斥于大量书籍报刊的大众化的通行语言，不仅如此，还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及商务活动中通用的活的知识工具，是最利于谋生的时尚技能。如能够运用西语新知从事对外贸易的买办、通事、商人是这里发财最快最富有的人群；在洋行、商号、西人事业中司账房笔务也是文人学士薪水最优的职业；此外，西国在沪各种事业，以及上海的海关、江南制造局等官方洋务机构招选人员，无不以通西学、懂洋务为上选。因此，西语西学成了上海人热衷学习掌握的一种最新最佳的谋生技能。如《申报》一文中所说：“凡在通商口岸或以经商为事，或以工艺糊口，皆须与西国商人往来晋接，苟非娴习西国语言文字，则遇事动多扞格，势不能攸往咸宜。于是家有子弟者，欲其有所成就，除令出就外傅肄习中国书籍外，必使之兼习西国语言文字，俾他日可借此以自立。上海为通商大埠，客籍之寄寓者最多，有志西学者亦较多于他处。”⑨ 与西人相关的新职业、就业机会增多，对西语西学人才需求增多，使西学成为最切实用的知识工具、就业工具，遂促使更多的人学习西学。如美国林乐知创办中西书院时就以此为理由：“今之最切于世用者，莫如西学。……学成致用，可以膺使节之选者在其人，可以任翻译之职者在其人，内而总理衙门，外而通商节署，及乎海口大关、机器各局、西国医馆、西商洋行，随在可以位置一席，不其美欤。”⑩ 社会生活、日常生计的需要使西学新知世俗化、大众化、实用化，因而得以在社会生活中扎根，成为新知识系统得以生长、新知识空间得以确立的最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买办、商人及民间文人是承载和使用新知识的主体
中国传统知识世界的主体，是饱读儒书、以读书—应试—做官为志业的士人阶层，并以获取了功名、进入了仕途的上层士大夫为核心。而在晚清上海最先学习掌握并使用西语西学的，则是最早与洋人打交道的买办、商人、在西人事业中作文事及其周围的下层民间文人。他们首先由生计活动所需而接受西语西学，成为最早掌握并运用西语西学的社会群体。买办商人接受西语西学的情况已如上述，接受西学的文人也多为原属士人边缘群体的下层民间文人。如早期在墨海书馆受聘助译西书的王韬、李善兰、管嗣复等，以及来往于墨海书馆的为数众多的文人，就大多属此类。(11) 直至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学渐盛，仍然是这种状况。如90年代初，《申报》一文中所言：“通商以来五十年于兹，市井佻达之徒多能习其文字、操其语言。”(12) 所谓“市井佻达之徒”，即是指这些以往处于社会下层、自谋生计而被士人所鄙的商贾及下层文人之类。这一特点使新知识世界与旧知识世界从社会阶层上俨然二分，因而两个知识世界的消长交替，也牵扯着上下知识阶层的较力与冲突。新知识空间的命运，与作为其社会主体的新知识群体的命运紧密相连。
(四)西书报刊是西学新知跨时空、大范围传播的媒介
西书报刊以文字图画等为载体，使西学新知可以跨时空、大范围地广为传播，成为西学新知的主要传播媒介。特别是即时印制发行的报刊，以其即时性、真实性、浅显性、实用性、大容量、大众化、流传广、公共性等特点，使其所承载的西学新知，在前所未有的广大范围、以前所未有的迅捷速度、用相当直白通俗的文字形式而传播和扩散，形成大众性的普及，从而形成新知识的广阔传播空间。报刊这种近代大众化的传播媒介成为支撑新知识空间的传播网络。如1872年4月创办的《申报》，由华人文士主笔，每天都有一篇论说，大多为报道新鲜事物、宣传西学新知、议论中外时政，还有其他时事新闻、读者来稿、商业广告等栏目，这些多是充满新事物、新语汇的内容，被人们视为了解时事新知的窗口，而且文字力求直白，即所谓“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13)。因而创刊后即受到人们的欢迎，很快流行开来，销售数量也迅速增加。初创时只销售600份，雇人分送各行号或沿街零卖。很快销数便大增，据1872年9月9日刊登的《本馆自叙》称，当时创刊刚4个多月的该报，在上海已日销3000张。如果按一张报纸5个人传阅的话，每天的报纸就有15000人阅读，共享上面的信息，可见其传播面之大。报纸的市场化促进其内容和形式的通俗化，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面向识字不多的下层市民和妇孺的更为浅显的报纸。如1876年申报馆创刊通俗性报纸《民报》，其宣传广告称：“此原非为文人雅士起见，只为妇孺、佣工、粗涉文理者设也。……务使措辞宁质而无文，论事宜显而弗晦，俾女流童稚以及贩夫工匠辈，皆得随时循览，以扩知识而增见闻。”(14) 还出现了更为直观的图画报。如1877年申报馆创刊《瀛寰画报》，内容为各国时事、风俗、山川地理等。如其第一期所载九幅图是：英古宫温色加士图、英太子游历火船名哦士辨图、日本新更冠服图、日本女士乘车游览图、印度秘加普王古陵图、英巾帼时装新束图、印度不用铁条火车图、火车行山洞图、中国天坛大祭图。这期图画共印制一万多张，据称半年之内“已售去无数”。1880年，又有美国传教士办《画图新报》；1884年，申报馆又创《点石斋画报》，内容多为新闻时事、各国奇事等。这些画报以形象直观的图画来传播新知新事，特别适合文化水平较低的中下层人阅看，甚至不识字的小孩和文盲也可以翻看，这就大大地扩大了传播面，使西学新知通过这些渠道更广泛地得到传播。
以西学新知组成的知识系统形成了新知识空间的主干，西学新知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形成了新知识空间的社会基础，买办商人和民间文人成为掌握西学新知的主体，西书报刊及新式学校形成了西学新知的传播媒介网络。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一个立体多面的新知识生态空间。
三、新知识空间的社会文化效应
在晚清上海，以西学新知为主干的新知识空间自1870年代初步形成，到1880年代以后在上海社会中日渐成为强势，并表现出一系列日益明显的社会文化效应，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出现了人争学习西语的“西语热”现象
自开口通商至甲午战争半个多世纪的晚清时期，在官僚士大夫阶层及广大内地士林，传统知识体系一直占主导地位。虽然自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倡导学习西学西技，创办洋务学堂，但毕竟数量很少，而且由于人们对西学的普遍鄙视，中上之家多不愿送子弟来学，因而往往招生困难。洋务事业中少数西学人才，也往往受到歧视和排挤，因而人们多不愿学习西学。
但在上海，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商务发展，洋行增多，与西人有关的新事业增多，相关的就业机会大增，对西语西学人才的需求也大增，新知识空间开始形成，人们学习西语西学的愿望高涨，出现了人们争相学习西语的“西语热”，形成了人争趋学西语西学的热潮。因之各类西语学塾纷纷开办，有西人办的，有华人办的，有日校，有夜校，有少年校，有成人校，有长期校，有短训班。这些外语学塾，由于是适应人们学习西语的需求，故已不再像一般教会学校和官办广方言馆的免费教习，而是收费招生的市场化经营，多者每月五元，少者也要二元，招收的学生多来自商户等中上人家，体现了一种适应社会需求的市场关系。在当时报刊上常可看到这些学塾的招生消息和广告。如据统计，仅据现有资料可查的，1873年一年，就有西人创办三个外语班，华人创办的五个。1875年有西人创办的六个。(15) 时人有论及人们争趋入学塾学西文的情形道：“西人则受一廛而设塾者，通商各口岸无地无之，其传教主人，又各就教堂开塾教授，苟月费洋蚨数翼，则春风桃李即可著录门墙。俺皮西提，授之以口，温多跌里，记之于心。其中颖悟者，数月之间，即已得其大要。即鱼鲁无知之辈，学得几句别禽话，记忆弗忘，则亦如状元两字，一生吃著不尽，人亦何惮而不习西语西文哉。”(16) 19世纪80—90年代，上海有教习西文学塾达数十处之多，散布在上海各街区。在当时上海街头，随处可以看到门口挂着“教习英文”大字招牌的学塾，以此招揽学生。《申报》一文记此情形道：“上海为通商大埠，客籍之寄寓者最多，有志西学者亦较多于他处，故租界中教习西文学塾竟有数十处之多，为之师者，或为西人，或为华人，不一其格。而所教者，大都系英文。盖英国商务最广，……故所学者皆属英文，而为之师者，亦必榜于门首，大书教习英文字样。夫以学塾如此之多，学西文者如此之众，似其所成就者必有可观矣。”(17) 学塾数量的增多，表明人们需求之多，以致设塾教习外语也成了一个热门职业。时人述及会些西语的华人设塾赚钱的情形道：“上海地方开设西馆以教西学者颇不乏人，有西人为之师者，有华人为之师者，或在日间，或在晚间，开门授徒，俨然道貌。……华人之为师者则直道听而途说，如掮客然，略读一本司扑林，即自矜为能知西语，能知西文，而觍然抗颜为人师，一月得其两元之修。”(18)
“西语热”还反映在西学塾招生往往报名踊跃。如1865年英国教士傅兰雅联合华洋绅商共同创办的英华书馆，创办后受到商民的欢迎，第二年就已开设了二十二个日班和二十个夜班。(19) 郑观应就曾在这里的夜班学习英语两年，使其英语水平大大提高(20)。美国教士林乐知1882年开办中西书院，创办之初报名者即达千人，经选录序补四百余人。如他自言：“计两分院开塾之初，来院报名者颇形踊跃，本书院序补十之三四，已得四百余人。”(21) 除英语为大宗外，法语也开始受到人们欢迎。如1886年法公董局设立华法学堂，学习法语等中西学，招收华人子弟，本来人们还猜测法语不像英语用途广，愿学者不会太多，但开馆不几日，报名者就达一百余人，报纸评论谓为多。(22) 在这种西学热潮之下，即使是女子，愿意上教会开办的女学塾学习西学的人也较他处为多。如1873年报上载文介绍某女学塾的情形谓：“上海女学堂系美国舍利先生夫妇经管，已三年矣。堂中现有女学生廿七人，……堂中规条缠脚女儿一概不收，若无此规，来学者不知几百几千矣。”(23) 这种情况表明，女子入西塾学西学，这一在其他地方颇受非议而使人们裹足不前的事情，在这里却呈现出愿入塾的女子人数多，只是受客观限制而不得其入的情形。这不能不说是人们对学西学态度的一种反差。
(二)西语西学成为流行时尚，形成了社会上下推崇、鼓励及追求西学新知的正效应
这一期间在其他大部分地区，学习西学受到普遍鄙视，西学之人受人歧视，整个社会大环境对西学是一种压制、排斥的氛围。但在19世纪70年代后的上海，由于会西语西学者往往容易谋得挣钱的职业，因而会西语成了一种能赚钱发财、人所羡慕的时髦技能，遂形成了人们以此相推崇与炫耀的风气。当时有人讽刺一些人只要略会西语，就能以此为发财之技的情形：“不须另学英人字，的里(三)、温(一)、多(二)值万金。”(24) 在这时期的上海，人们已普遍以会西语、懂新学为荣。说西语、谈西学，这些在内地会被骂为媚洋、汉奸的行为，在这里则成了人们逞时髦、相夸耀的时尚。时人多有记述会西语者在人前炫耀的情形。如有记道：“上海洋场，五方杂处其间，人数之众多无出其右，而日与西人相习，往往能作西语，识西文，以是诩诩自鸣得意者，正不知其凡几。或当大庭广众之间，宴会聚谈之际，内有一二人能操西语，则彼此格磔钩輈，互相问答。在门外汉闻之，似乎入彀，或且有不胜艳羡者。”(25) 有人讽刺道：“今之为西学者，吾知之，略懂数句西语，稍识数行西字，即诩诩然矜于人曰：吾通西学矣。”(26) 有人记入学塾学习西文者，以会西文而自骄，并以此炫耀、模仿洋派生活，借西人之势以压人的情形：“但能略解数字，即自以为知西文，出而骄人，日游戏于马路，与夫茶烟室馆，呼朋引类，口衔雪茄烟，昂首作得意状，偶有气触之者，则且以西人之势压制之。”(27) 这些人赚钱发财之后，就会享受奢华的生活，炫耀高档的消费，不免引起人们的羡慕与忌妒。有人以嘲讽的口吻述及这一情形道：“华人子弟一通西学，则非轻浮即犷悍，非骄傲即荒淫。当其肄业于西书塾时，容貌言词亦颇温恭谦敬，及稍有所得，即诩诩然骄于人曰：我已精通西法矣，即西人之素号宏通者，亦不能与我驳诘矣。官场中需人孔亟，一闻是语，立即以礼为罗，月奉数百金以冀餍其所欲。于是轻裘缓带，趾高气扬，俯视凡侪，凌属一切。出入于楚馆秦楼之内，夜以继日，靡有已时。及一遇深识之流，问以舆图而不知，叩以律例而不识，咨以天算而莫对，访以兵阵而莫明，其所通者惟踢毯耳、打弹耳、拉马车耳、吃大菜耳。”(28) 从文中可见，会西语而发财的人在人前自傲自炫的情形，及人们对其所抱的既羡且妒的心理。在这种氛围之下，讲西语、谈西学自然引起人们的推崇，遂竞相仿效，形成不断扩大的正面刺激效应，促使西语西学新知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大的范围扩展传播。在当时全国广大地区对西学普遍压抑的大环境下，上海成为仅有的以西学为时尚的特别地区。
(三)形成掌握运用西学的士商新知识群体
在新知识空间的效应作用下，相应地出现了一批以掌握和运用西学新知为特征的新知识群体。这一群体有几个特点：首先，主要由商人及自由职业的民间文人组成，他们是士商合一的。有的一身而兼两种身份，如郑观应既是一个从商成功的买办商人，又是一个经常在报刊上撰文谈论西学、改革的新型文人。他们大多属于原来知识阶层或社会阶层的边缘，而在这里却由于掌握了新知识工具而上升为当地生活中的优势知识群体。同时也由于这种阶层特点，他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中西知识程度不一。文人往往西学粗浅，仅知零星皮毛；商人往往中文浅陋，且西学也多不精，甚至只是粗通语言而已。其次，这些新型知识人才的生存方式已经不是像传统士人那样读书作官，是辅君治民、高于庶民的身份，而是在洋行、商号、洋人事业、洋务事业、报馆、印书馆、新学塾等与西人有关的社会新事业中存身任职，大多是社会自由职业，而且都是应用型职业，即靠西学技能吃饭，他们成了依新文化事业和新知识职业为生的新型知识群体。这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最后，这里新知识空间所形成的崇尚西学的大氛围，使他们与西学新知形成相生相长的发展依存型关系。在这里文人们可以坦然地谈论西学，可以坦然地公开推崇西学，而不会受到同时期其他地区那样来自士林的强大压力。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以通西学而在文人中闻名，并受到人们的推重，争相与他们结交。报刊上发表的时评议论也多以通西学为正面评价。由此在上海知识界形成了崇尚学习西学为主导的文化氛围，在文人群中也形成了谁反对学习西学，即会被人们目为迂腐落伍或虚骄狂傲，受到人们的嘲笑。如时人所言：“处今日之时势而以为西学可不事者，非迂谈即狂言耳。”(29) 这种在知识群体中以谈西学相尚的风气，是其他地区所不存在的。
(四)形成了倡学西学的公共舆论
在当时朝野上下仍然是固守传统、鄙视西学的大环境下，上海则在新知识空间的作用下，以报刊为主要载体，以新学知识群体为主体，以西学新知价值观为主导，形成了呼吁倡导学习西学的公共舆论。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报刊舆论大力呼吁提倡学习西学，率先在公共舆论中确立了西学的正面价值和合法性。如有文章呼吁人们无论从事何业，在如今中外交往的形势下，都应当学习西语西学：“至今日而中外往来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既有往来则不得不以文字语言互通款曲，其上也者星轺之所蒞，……即下而至于行商坐贾以有易无，操奇计赢，争利于市，亦无不赖三寸之舌，尺一之书……若是乎子弟之习西学而今日之所刻不容缓者乎？”(30) 有文章提出，在现今时势下，西学应是读书人应当通晓的基本知识。文中说：“今之世，通商者数十国，各口交涉事件日繁一日，时务之学不能不讲，泰西翻译之书不能不看。既为读书之士，地球所有五大洲，何处为亚细亚境内之国，何处为欧罗巴境内之国？何者为亚非利加所属，何者为南亚美利加、北亚美利加，以及澳大利亚婆罗洲？所谓英、法、俄、德、美各大国，何以能雄长一方？其中风土人情好尚所关果何在？机器利便心思精巧又何在？轮船、轮车、电线、电灯，枪炮之精，测算之准，水火之何以自来？矿苗之何以可识？时务之学，一一自宜考究。……既为读书之人，凡翻译浅近诸书不可不阅，各国地理全图不可不观……使为读书之人而茫然不知，毋乃自愧实甚。”(31) 文中以古语“识时务者为俊杰”相号召，提出西学已是衡量读书人是否适应时势、是否识时务的新标准。针对上海西语西学水平粗浅的情况，舆论还倡导提高上海西学者的西学水平。如有舆论批评人们只重西语，以会西语而等同于通西学的浅薄主见，提倡加强学习其他西学知识：“近数年来，华人之解西语者，所在皆有，而通西学者曾不多觏。”(32)“所谓西学者，岂但语言文字而已哉！天文学、地理学、矿学、气学、化学、光学、重学、格致学、机器学、行船学、算学、医学、电气学、律例学、各国史学、何一非学，即何一不当学。而顾沾沾以语言文字为学，是仅得西学之面子，而于实学则毫无所知，如是而遂自矜为谙于西学，吾不知其所谙者何学也。”(33) 有人提出分科设学以提高西学各专科知识的水平：“计宦途中莫不以洋务为救时之要，策士林中莫不以西学为用世之良模。……至于西学则尤无能窥其精微，造其奥妙者。……窃愿西学之振兴中土也。拟一策焉……统西学而区分之，每学各立一院，各请一师……行之十年，必有成效。”(34) 有人针对西学人才缺乏登进之路，因而不受社会重视，呼吁朝廷开辟登进西学人才的渠道：“中国自通商以来，人民之学西法者不知凡几……若皆招之以为我用，则才备矣。……中国虽通商已久，然其积习尚存，缙绅世家不肯令其子弟习西文，且不屑与习西文主人为伍。推原其故，皆因攻诗书者可以取功名、立事业，而习西文者多不通中国文字，故不屑与同侪。今若习西文者亦可显荣，而于诗书亦略明大义，则专读诗书者转为无用矣。……可以使中国之人乐究心于西学也。”(35) 这时期在上海形成的这种倡学西学的社会舆论，通过报刊的传播形式，不仅在上海社会中已形成普遍认可的公共舆论，并且扩展到全国，成为维新运动的先声。
上海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西语西学为中心的新知识系统、西书报刊及学校为载体的西学传播网络、社会生活与商务活动的实用需求为社会基础、士商合一的新知识群体、西语西学热形成的西学时尚氛围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知识生态空间。这一空间的形成及其所产生的效应，使晚清时期的上海，在整个社会传统知识仍占霸权地位、朝野主流一直对西学鄙视排斥的大环境下，成为稀见的一处西学新知迅速生长、并日渐占主导强势地位的小社会环境，成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西学新知生长的温床，新文化的发展基地和传播中心。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由上海而扩展到全国，对于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生长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上海，也成为全国倾向新知、求西学的文人士子向往的新文化中心，许多人的西学新知与新思想的种子，就是首先从上海新知识空间的某种元素中得到的。
注释：
①近年史学界有引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与理论，如许纪霖对近代上海知识分子与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以上海为例》，见《中国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也是一种拓展分析工具的尝试。虽然本文所用“知识空间”与“公共领域”概念有少许相通之处，但如本文所界定的那样，两者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
②《论西国学堂教习华童之善》，载《申报》，1894-02-02。
③洗耳狂人阳湖杨少坪未定草：《别琴竹枝词·并序》，载《申报》，1873-03-03。
④《论华人之习西学尚未得法》，载《申报》，1886-11-29。
⑤⑥⑧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88页、205—213、485、499、288—28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⑦据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统计。
⑨《论西国学堂教习华童之善》，载《申报》，1894-02-02。
⑩美国林乐知来稿：《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载《申报》，1882-12-17。
(11)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第158—16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2)《论办理洋务在得人(上)》，载《申报》，1892-05-22。
(13)《本馆告白》，载《申报》，1872-04-30创刊号。
(14)《劝看〈民报〉》，载《申报》，1876-05-19。
(15)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297—29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该书对“英语热”情况有所论及。
(16)《华人子弟不宜只习西文西语说》，载《申报》，1886-12-17。
(17)《论西国学堂教习华童之善》，载《申报》，1894-02-02。
(18)(25)(26)(27)《论中国之仿西法但得其似而不得其真》，载《申报》，1886-04-06。
(19)邹振环：《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的“英语热”与早期英语读本及其影响》，见《档案与史学》，2002(1)。
(20)郑观应：《中华民国三年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见《郑观应集》下册，第1483页。
(21)美国林乐知来稿：《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载《申报》，1882-12-17。
(22)《论本埠设立华法公塾》，载《申报》，1886-03-10。
(23)《上海妇女学堂清单》，载《上海新报》，1873-02-29。
(24)洗耳狂人阳湖杨少坪未定草：《别琴竹枝词·并序》，载《申报》，1873-03-03。
(28)《华人子弟不宜只习西文西语说》，载《申报》，1886-12-17。
(29)(33)《习西学不宜专事西文说》，载《申报》，1881-11-05。
(30)《华人子弟不宜只习西文西语说》，载《申报》，1886-12-17。
(31)《识时务者为俊杰论》，载《申报》，1888-07-04。
(32)《论华人之习西学尚未得法》，载《申报》，1886-11-29。
(34)《论西学贵乎精》，载《申报》，1888-02-03。
(35)山阴述戢子稿：《宜招考素习西学之人以佐理海部说》，载《申报》，1885-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