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的性质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性质论文,生态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起我们以往所谈论的艺术美学或哲学美学来，生态美学似乎是一个更困难更沉重的话题。它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我们很难对它作出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学科定义；它又是那么的满蓄悲剧情蕴，因为，在它的背后，包含着那么强烈的对生命的优患和对自然的悲悯。
卢梭说：“科学技术把它们的兴起归功于我们的堕落”（注：转引自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是过度膨胀的贪欲，把人类引向了“技术的歧途”，从而引发了“发展的悲剧”，然后才产生了医治生态紊乱和环境障碍的生态学，再后，才有所谓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和生态学一样，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更关注人自身的问题。因为生态的终极问题仍然是人的问题。人是生态的初始责任者，也是最后的责任者。但是，生态学研究的重心是生态系统内部的相关性、完整性以及与人类社会的协同性和浑整性。生态美学研究的重心，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生态意象的审美建构以及审美价值系统。前者关注的是生态系统（包括人类）自身存在的机理和内在的合规律性，对人类的价值体系向生态的价值体系的理性的回归怀着深深的期许；后者关注的是生态系统（包括人类）表象的特异性和内在的合目的性，强调人类的审美理想与生态现实的统一。
作为一个新生的、尚未发育完全的学科，生态美学有着鲜明的特点。它既不同于以研究自然的美和人造形式美为指归的景观美学，更不同于以人类的创造成果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美学。可以说，生态美学是一种具有深度模式的美学，它始终把多态的生态表象置于现实原则与理想原则、美学原则与功利原则的关照之下，并且常常能够在自然故事与文化故事（如古楼兰遗址）的辉映下，发掘出更深层的生态意义和美学价值。因此，生态美学表现出极强的双重建构性：既包括在人类的创造和自然的演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有形的物象系统和感性的形式，也包括潜藏在这些有形系统和感性的形式背后的无形的生物关系和动态的生物运动；既包括客观的生态宇宙，又包括主观的伦理性向和价值取向；既包括对和谐、健康、安全、完整的生态现实的追求，也包括对未来生态效益的预测和审美成本的运算。虽然说整个宇宙是我们审美的全部对象视域，但是，在生态美学研究者的眼中，它从来不是一种终极的形式或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动态的过程。正如汉斯·萨克塞所说，我们决不把自然作为状态而是过程来理解。“状态是某种僵死之物，从中无法认识其使命。自然本体不是僵死的，它早在与人共事很久之前就产生了生命”（注：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前言，文韬、佩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生态美学的基本原则是，对自然生态审美图式的评估要以对自然生态运行过程的评估为参照；对生态的审美的评判要以对生态效益的预测和审美成本的运算为参照。比如，对一座城市的生态美学评估，对一个自然景区的生态美学评估，对一座大型水利或电力库区的生态美学评估，显然不能单纯把城市景观，或者单纯的自然风貌，或者单纯的城市经济的发展，作为评价的标准，当然也不能把单纯的景区经济效益，或单纯的电力效益作为衡量标准。这种缺乏整体观的评价标准，只能导致片面结论。如果要进行较为理想的，真正合乎生态美学要求的评估，至少还要进一步考虑：人类文明的进程是否过大地搅乱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审美效益与生态效益是否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生态美学既是一种怀旧主义，又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对原始人类最适宜于生态的、朴实的生活方式怀着深深的眷恋，对古老的生态智慧充满了无限的敬意，而对当今的生态暴力表现出难以掩藏的敌意。它相信生态智慧可以矫正人类的生态过失。因此它对岁月创造的自然美在经济和技术世界中的未来遭际既担忧又充满信心。
因此，生态美学既是一种信念，又像是一种许诺。它相信复杂而宏大的生态系统中有一种至善的伟力，它将使生态世界充满永恒的和谐和生机。它许诺，随着生态意识在全人类的普及，生态世界本身的美将为人类带来无尽的福祉。
生态美学可以说是一种功能主义美学。这是生态美学与普通美学最大的不同。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是，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人类利用技术手段所进行的任何创造活动、经济活动乃至美化活动，都将对整体的生态关系产生影响。任何人类的成果，即使是大型大景观设计，对生态美学家来说，终极的考量，将不单纯是当下所展现的审美形式的完美程度，而更多的是对其生态效益和审美成本之间的运算和比较。在此情况下，可能经常会出现相背反的情况：对一般公众来说是美的建构，对生态美学家来说，有时恰恰是反生态的，不能接受的丑的或有害的建构，比如，长满绿油油的水葫芦的湖面，普通的游人会赞赏其美丽，生态美学家却为这种有害的外来物种的入侵不胜其烦。在这种时候，生态美学家更多地扮演着生态学家的角色。
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功能主义动机，生态美学比之普通美学，在审美标准上更灵活，也更具有容忍度。美不是唯一标准，自然世界的混乱与秩序，残缺与完整，喧哗与寂静，起伏与平坦，乃至生物世界的和平与吞食，诞生与死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是对自然物体存在的逻辑和自然生物生存的逻辑的充分尊重，对造物创造的痕迹及其成果的充分谅解和肯定，实际上也是对人类社会生存的逻辑本身的尊重。
生态美学是一种普泛的生命美学。生态美学起于人类对人性贪欲和技术歧途的反思。是人的贪欲促进了技术手段的残酷。而这一切，其实是来自于人类的自大，也就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因此，生态美学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重新估价和定义“人类中心主义”，要把人类的生命优先权适度地扩展到自然生物（乃至无机的环境）中去，要把人类的伦理学适度地推广和运用到非人类生命中去，为非人类生物乃至环境提供无偏私的道德庇护，从而建立一种新的跨类的生命观和伦理价值观。正如弗雷德里克·费雷所说：“生态意识的价值观是一种适度的、自我调节的和完整的价值观。……生态意识的基本价值观允许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正当的利益在一个动力平衡的系统中相互作用。”（注：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作为普泛的生命美学，生态美学坚守的是一种以慈悲为怀的审美理想，它希望把天公地道的宇宙情怀平等地派送到自然中的所有生命之中（环境之中），从而使自然生物（包括人类）之间达成互利互惠、共生共和的密约。如此一来，森林，草原，大海，高山，不单纯是一种自然景观，也不单纯是一种审美资本，它们同时也是各种生物的乐园——这一看似简单的道理常常被人们所忽略，对人类来说，则是一种宝贵的生态资本。自然世界不仅向人类敞开，也向普通生命敞开；自然世界是审美世界与生命世界的统一体，是审美系统与生活系统的统一体。人类的任何开发，无论有多么美好的蓝图和多么美好的愿望，按照生态美学的标准，都应该受到限制；生物的安全和环境的安全必须获得严密而有效的保证。
生态美学的确立，至少需要相关的两个学科的支撑：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经济学。因为生态美学面对的主要问题，除了审美之外，就是公平、安全、健康。无论是纯粹的自然环境，还是生命世界，只有本着公平的原则，使安全和健康得到保证，生态系统才有可能保持多样性、完整性，宇宙的秩序才能按照它自身的逻辑运行。而这一切，显然只有求助于生态伦理学。因为无机世界的灾祸，生命世界的不公平、不安全、不健康，始作俑者，还是人，是人对技术和经济的贪欲。生态伦理学告诫人类，大自然固然需要驯化，文明更需要驯化（注：参见自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地域，都有从生态世界中获取正当利益的权力，同时也负有保证生态世界安全和健康的责任和义务。生态伦理学要求树立普遍的、人类能够共同遵守的生态公德，确立爱邻如己的意识，并且警示人们，决不能把本地区的生态和谐建立在牺牲它地区的生态和谐之上，把当前的生态和谐建立在牺牲未来的生态和谐之上。任何人都应该明白，自然世界或生态世界，绝不是可持续榨取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无数生态悲剧故事昭示我们，任何违反生态伦理的行为，必将导致对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毁灭性后果。当代中国有过太多的由缺乏生态常识的美学冲动和经济冲动引发的环境悲剧。比如盲目引进外来杂草和水草创造景观的行为。这种行为，除了创造了短暂的经济利益和病态的美、虚假的美之外，剩下的就只有对本地物种危机的无尽烦恼了。生态伦理学是医治这种短视主义美学的良药，它教导人们关注和尊重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和环境的权力，关注和尊重其他地区以及未来世纪的人类以及生物的权力，使人类在技术的研究和环境的开发中多一份生态忧患和生态责任。生态经济学则是医治盲目的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的良药。我们曾经有过许多盲目的水利建设工程，比如六、七十年代无数次的发生在南方农村的围湖垦荒，这些耗资巨万的大型工程，将一个个生态完整湖泊改造成粮田，其结果是既破坏了景观和旅游资源，又破坏了生态环境（还损害了泄洪功能），也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经济。这是生态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双重缺失给我们带来的生态悲剧。这种悲剧不应该被重演。
生态美学的意义，我认为不在于它对生态暴力的粗暴的或优雅的指控，也不在于因它的出现而产生的美学理论中量的增加。生态美学不可能改变美学原有的格局。但是，它的出现，将极大地推动美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比如棍沌思维在美学研究中的地位），也将大大地拓展美学研究的视野。
生态美学增加了审美批评的维度。生态系统本身的自洽，生物的多样性、系统性、整体性，生态环境的安全、健康、和谐、平衡、秩序，体现自然、人类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尊重的协同性等等，都是传统美学中罕用的审美批评视角，而在生态美学中，这些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把生态美学家称为野外美学家的话，那么，传统的美学家就是书斋美学家。野外美学家的审美观和批评观将同书斋美学家的观念发生有趣的碰撞。
生态美学进一步促进了传统的世界观的改变。从前人们所信奉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技术主义和人定胜天思想受到普遍的怀疑。人们更倾向于确信，整个宇宙都是充满灵性的，它有着自身的生存逻辑和运行法则。万事万物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注：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人类不应该过度地向自然索取，也不应该粗暴地干预自然的运行，应该尊重环境自身的生存权力和生物自身的生存权力。人们更清醒的意识到，任何想要改变历史进程和自然形态的企图，都应该受到坚决的抵制——至少要接受严格的生态风险评价以及经济和美学成本的核算。
生态美学进一步促进了当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态美学正在极大的促进生态意识的普及。许多人，尤其是有知识的人，越来越意识到，为了提供我们生活的终极质量，为了维护生态的完整性和完美性，我们不得不选择改变我们固有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乱砍乱伐、偷猎野生动物，是可耻的，应该禁止；而饕餮野生动物，娱乐性打猎休闲，也将被视为病态的、不健康的行为，受到人们的唾弃。健康的、环保的、更合乎生态建设的的生活方式，将被视为更有文化、更有教养、更富有审美情趣的生活方式，必将受到人们的追捧。天公地道、远见卓识、适可而止和终极责任，将成为未来人类的生态信念，而爱邻如己，善待环境，善待资源，善待非人类生物，善待现在，善待未来，这样的健康的生态观念，将逐渐变成我们生活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