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样向市场经济过渡——兼评萨克斯的“休克疗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克斯论文,休克论文,中国论文,市场经济论文,疗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改革业已确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是14年来改革实践和理论探讨最积极的成果。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怎样向市场经济过渡？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教训表明，即使确立了正确的目标，如果改革办法不当，也会招致失败。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向广大干部及民众说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必然性，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的重大意义；而且，也十分需要研究中国怎样向市场经济过渡，过渡中将出现哪些矛盾，以及如何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改革的成败将取决于后者。
面临两种选择
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J·萨克斯（波兰改革的主要设计者），在《美国科学》1992年3月号上著文（《在波兰构造市场经济》，详细论述了他的主张及波兰改革的情况。萨克斯说，波兰改革措施主要是三条：放宽限制，稳定币值，私有化。他认为，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所谓“第三条道路”，他指的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显然，萨克斯及许多西方学者是不赞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的。中共十四大作出的决策，恰恰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样，我们面临着来自三方面的挑战：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放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将蜕变为资本主义。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十四大后，公开见不到这种论调了。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未必在一年半载内就真正把几十年奉为金科玉律的信条放弃了，或许他们要当一阵子“秋后算帐派”。总之，教条主义思潮仍然是我们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严重障碍，切不可小看了它。
——前东欧苏联的一些改革理论家，如布鲁斯教授，现在也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失败，而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条件下没法搞市场经济。
如前所述，东欧的改革大概经历了这样的三部曲：第一步，引进市场机制，改善计划经济。布鲁斯的“三级决策论”及“分权”改革方案，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前期改革也是这样，中外经验均证明，扩大一点“鸟笼子”的空间，移植市场机制，是不成功的。第二步，深入到社会主义国有制的产权改造，并与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结果遭到本国保守势力与苏联的共同镇压，归于失败。第三步，1989年东欧巨变、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均以产权私有化为基础。
——包括萨克斯在内的西方学者一向认为，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失败的教训，第三条道路是走不通的。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宣布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这的确是前无古人、没有先例的伟大创举。其实，这正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突出体现。
萨克斯为波兰设计的改革方案，还有一个特点，即采取“休克疗法”，急转弯式地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上提到的波兰三项主要改革措施，其中“放宽限制”和“稳定币值”两项，用“休克疗法”付诸实施，必须大量“输血”，即需要西方的大量支援。波兰从1990年1月1日起放开全部商品价格，兹罗提同美元可以自由兑换。我在1990年5月中旬由莫斯科至华沙访问，目睹了波兰改革的实际状况。的确，当时华沙市场商品供应丰富，同莫斯科市场商品奇缺，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在华沙的考察得悉，波兰改革从西方得到10亿美元的财政支援。这是它放开全部商品价格、把兹罗提变成自由兑换的货币的经济基础。俄罗斯也采取“休克疗法”，从1992年1月1日急转弯转向市场经济，但因得不到大量外援，情况就不妙。
萨克斯的文章承认，波兰在小企业私有化方面进展甚快。从1989年9月到1991年6月，私人商业已有46万家，小型私人企业雇工约86万人，估计80%-90%零售商业私有化了。但是，大型企业私有化却难以推进，原打算卖2万家大企业，但是私人拿不出大笔资本，至今卖出甚少。萨克斯也承认，“在英国依靠庞大的资本市场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在波兰要花上几百年。”这说明，在构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方面，“休克疗法”就不大见效。
我们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有两点与萨克斯主张截然不同：第一，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中国不采取急转弯的“休克疗法”，而采取渐进的方法，我称之为“针灸疗法”。下面我将从“国有制产权改造”、“妥善解决庞大政府机构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逐步形成新的利益格局”等三个方面阐明“针灸疗法”的涵义。
国有制产权改造的渐进性
市场经济是以企业的独立产权为基础的，而计划经济的基础却是国有制。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产权，这是国有企业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机制的根源。国有制（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称做“全民所有制”）在中国有40多年的历史，且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依据——据说“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要改造这种“一贯正确”的产权形式，是十分困难的。1989年末，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13394.7亿元，净值为9339.4亿元，占用定额资金7402.3亿元；199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总数为10346万人，工资总额为2951.1亿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有10.44万个。（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第27、28、105、119、391页。）显然，改变这么众多的国家企业、亿万职工、上万亿资产的产权关系，用“休克疗法”是行不通的。
搞市场经济，必须改造国有产权。现在，避开这个难题，侈谈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可谓舍本求末。所谓“四自”机制，它的载体乃是独立产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叫盈利企业自负盈亏，也就是容许它们多留利，它们当然竭诚拥护；而众多的亏损企业，它们用什么负亏呢？在不改变现有产权关系下，叫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结果只能是：企业负盈，政府负亏，国家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支出（由于亏损增多）增加。这条路子走得通吗？可以理解，政府关于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条例，是十四大前发布的，它回避了国有产权改造的难题。现在，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转换经营机制应当和产权改造联系起来。
改革15年来，国有企业（简称国企）改革明显地落后于其他方面的改革，如今真是举步维艰，进退两难，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国企改革的许多困难，盖源于改革的思路是要维持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国企大摊子。从理论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并不需要维持原先那么大的国企摊子；从实际上讲，国家也无力维持现有的全部国有企业。
请看看以下官方披露的统计数字：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潘岳日前在《国有资产管理ABC》一书首发式上透露，到1993年底，我国国有资产为34950亿元，其中经营性国有资产占74.5%，即26037.75亿元（新华社1995年2月12日电）。
——国有资产负债率为74.3%（《经济日报》1994年11月15日）。
——1994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21518.8亿元（《经济日报》1995年2月10日发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资料）。
——国有工商企业资本金年利润率为7.4%，居民储蓄年利息率为10.98%，1994年通货膨胀率估计在20%以上（见《经济日报》1994年11月15日及统计局、银行发表的有关资料）。
以上基本数据说明这样几点：
第一，国有资产号称约3.5万亿元之多，实际上，扣除债务，仅有8982.15亿元；
第二，国企欠银行的25967.85亿元（按74.3%负债率计），同居民储蓄存款额（21518.8亿元）大致相近。也就是说，银行借给国企的钱，82.87%是老百姓的存款；
第三，老百姓的存款，实际上是拿的负利息，而国企资本金利润率比利息率还低。这个摊子若维持下去，老百姓赔，国家更赔，这种不利民也不利国的事情为什么要干呢？又怎么能够延续下去呢？
国企改革从政策调整转入制度创新的深化阶段，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明晰。试问，国企债务不清理，产权何以界定？号称3万多亿元的国有资产，70%以上是别人的，产权的归属应如何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借钱做生意是正常现象。但是，企业负债率总有一个限度。极言之，从总体上讲国企负债总额决不能超过50%的危险点。
总之，如今国企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根本原因就在于主管部门要维持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国企大摊子，背着70%以上的债务，办那么多国企，这是国力无法承受的。
国企改革究竟怎么办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国企改革的出路，也必须从国力出发。实有国家资产只有近9000亿元，那就量力而行，缩小国企摊子，集中国家财力，少办，办好。
可保留三类国有企业：
(1)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超大型企业，或垄断性行业；
(2)某些高新技术产业；
(3)公共福利性事业。
对这三类国有企业的改革，限制在不改变国有制基本性质的限度内，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重组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改革后的国有企业，或是国家独资公司，或是国家控股公司，均有三点与过去不同：
其一，大环境已由过去的计划经济的笼子变成市场经济的新天地，故有可能转换经营机制；
其二，过去是无限责任的行政单位，现在是有限责任的公司，政府可卸掉沉重的财政补贴包袱；
其三，脱离对政府的依附关系，政企分开，有可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企业。
以上三类国企，只占国企的少数。但是，它们拥有的资本金总额、营业额均将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足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和经济发展方向。余下的大多数国企应走民有民营的改革之路。
根据上述国企改革的新思路，可对国企改革提出另一种设计方案：
1.首先认真清理国企债务，核实实有资产，分析债务形成的原因（政策性亏损或经营性亏损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形成的时期（改革前，还是改革期间），确定不同的解决债务的对策。
2.在清理债务、核实资产的基础上，界定原国企的产权：全部是国有资产者（为数不多），国有资本占多数者，国有资本占少数者，资不抵债者。对不同资产负债情况，采取不同的改革对策，或重组为国家独资公司、国家控股公司，或改组为国家参股公司，或通过拍卖、破产等方式变成民有企业，等等。
3.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及市场需求，实行国有资本重组，集中国家资本办那些必须由国家办的企业。凡是可民办的，一律民办。
4.妥善处理国企大改诱发的社会问题，把它限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一是国企的社会负担如何转到社会职能部门，主要是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及退休年金等三大问题。
二是国企改革淘汰的大量多余员工的安置问题。
三是随着国企缩小摊子，政府机构大精减，“官员失业”如何安置问题。
对以上四个问题，各地各部门在国企改革试点中，已有不少有价值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要把国企改革的思路端正了，具体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大难题：如何处理庞大的管理机构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如何处理庞大管理机构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计划经济是无所不管，因而建立了历史上最庞大的管理机构，中国在这方面更是世界之首。中国的管理机构（不仅限于政府机构）人员究竟有多少？由于统计口径不一，一说是1000万左右，一说是三四千万。《黑龙江日报》1992年10月29日载：不足65万人口的呼兰县，科级单位就有上百个，吃“皇粮”的近3000人。按此计算，全国1990年末县及县级市共计2182个，则共有吃“皇粮”的各类干部650多万人；再加上地市、省区、中央更为庞大的机构，吃“皇粮”的超过10000万人。据说，每年还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增加，真是到了老百姓养活不起的警戒线了。
市场经济基本上是靠市场机制运行，只需要精悍的小小的政府机构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可以说，政府机构的大小与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成反比例关系。如果继续保留庞大的管理机构，空喊“转变政府职能”，是无济于事的。谁都清楚，衙门在，各级官员坐在那里，他们怎么能撒手不管企业的事呢？必须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拆庙，后送神”，拆掉那些不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管理机构，才有可能转变政府职能，给企业以自主经营的环境。
作为一种过渡的办法，我赞成有的市县的做法：党政同类机构合并，挂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如市委组织部与市府人事局、劳动局合并，对外挂两块牌子：市委组织部与市府劳动人事局（见《生活报》1992年11月20日）。当然，更彻底的办法是象福建省石狮市，市府只设一个经济局，统管一切经济工作。市政府同企业的关系是：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收税；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这也就是纳税人与收税人的关系，是世界上一切市场经济国家的通例。
从宏观上讲，我主张象百万官兵转业那样，有计划地搞“官转商”，甚至成建制地转业。有一些省把商业、粮食、供销、物资、石油等厅局成建制地转变为实业公司，就是一个好经验。计划经济体制下，把很多能人集中到上层管理机构，使他们无所作为，一旦“放虎归山”，他们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大显神通。这一笔巨大的人力资本，应当好好利用于发展市场经济。在这件大事情上，也决不能采取急转弯的改革措施。把许多管理机构一下子都砍掉了，对众多的管理干部不给予妥善安排，那将引起社会不安定，不利于向市场经济过渡。当然，更不能指望在保持庞大党政机关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
逐步构造新的利益格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违背等价交换原则，长期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利益格局。这种违背等价交换规律的畸形利益格局，是计划经济弊端的集中反映。如今，向市场经济过渡，引进竞争机制，各企业自主经营，自主决定本企业的分配办法，必须打破旧的利益格局。首先将冲破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拉开收入的差距，有高收入者，也有低收入者，有穷有富。我们的分配政策应当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初次分配环节主要应拉开收入差距；然后，在再分配环节，对高收入者征收累进所得税，对低收入者给予必要的扶持。
价格，是各种利益关系的焦点。计划经济时代各种比价关系十分混乱，价格形成不是靠客观的市场机制，而是主观的决定。向市场经济过渡，最终是要形成符合供求关系实际状况的价格机制，而不是由物价管理部门来定价。但是，价格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尤其不能采取“休克疗法”。我早在1988年《改革》第6期著文（《中国改革的理论思考》）提出按产品类别逐步开放价格的主张：凡是供求基本平衡的产品，或者在有利价格刺激下可以迅速增加产品的，均可放开价格；凡是短期内难以改变供不应求的短缺状况的产品，可由政府实行有控制的浮动价格。如果把市场经济仅仅理解为“放开价格，取消指令性计划”，那么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显然，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过程，新的利益格局的构造过程，决不能简单化从事。
三年前，接受香港《经济导报》（1992年第42期）采访时，我强调指出：“我一向鼓吹创立中国经济学派，吸取世界百家经济学派之长，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走自己的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之路，就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去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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