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理的意义虚无、境界与价值反思_人性假设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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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11年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发表《科学管理原理》至今百年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管理学中的工具理性不断张扬，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逐渐主导了管理学中各个层面问题的研究，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管理学中意义世界的荒芜。目前学界对于管理学的学科属性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管理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然而，近百年来管理学的演化基本沿着科学主义的路径，逐渐形成工具理性的宏观叙事，其科学性得到充分彰显并成为目前管理研究的主导性理论范式。而学界对于管理学的艺术方面仅仅就其实践性泛泛而论，尤其对其意义与价值系统缺乏深入的思考与探究。如果学界认可管理学的实践价值和人本导向，那么对目前的管理研究就极有必要考察管理的意义与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其实涉及境界问题，管理学理论的不同意义指向使其具有不同的境界。基于人文主义立场，以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观考察管理学的不同境界及其演化路径，并探求其未来演进趋势，对于我们拓展管理学的艺术方面，深入透视其艺术属性，修复或重建管理学的意义世界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一、管理学人文维度的缺失与意义世界的虚无

      系统的管理知识体系的开端与工业革命息息相关。工业革命中交通、通讯技术的革新使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进而催生大型企业，经济管理实践对组织形式及其管理方式提出新的要求，管理的地位也在经济活动中日益凸显，系统而科学的管理理论应运而生。自泰罗的科学管理始，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就与经济学难以分离并深深打上主导工业革命的工具理性观的烙印。随后虽然经由人际关系学派与行为科学的努力，管理学不断修正和超越脱胎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但理性范式基本主导了至今近百年来的管理学研究，进行实证与定量研究以追求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仍是当今管理学主流刊物的基本现状。始自“霍桑试验”的“人性之光”在管理学中始终未能形成“燎原之势”。科学主义范式所构筑的理性霸权从多个层面逐渐剥夺了管理中的人文情感与价值关怀。

      第一，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导致人的异化。管理学在人性假设方面出现的偏差是只重视人性中的理性，忽视或轻视感性的意义。人性假设是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不同的人性假设之上的管理理论具有不同的价值导向和研究方法。在西方管理学界曾先后出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梅奥的“社会人”假设、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人”假设和沙因的“复杂人”假设，其中以“经济人”假设影响最为深远。“经济人”假设凸显了人性中的理性部分，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基于此的管理理论必然强调逻辑与计算的力量，致力于发展最佳的管理技术、程序或制度，以尽可能地控制懒惰而逐利的员工。“社会人”假设出现后，人们发现并重视管理中的情绪、尊严、士气等非理性因素，注意到了人性中的感性方面，但其主导逻辑却是力求以理性抑制感性，目的仍然是增强管理的可控性。如果满足员工的情感需要，让员工参与管理，调动员工的士气等管理方式的目的只是增强员工对组织的依赖和组织对员工行为的控制，那么这些理论的人性假设仍然强调了人的理性与自利方面，它与“经济人”假设并没有本质区别。当今流行的管理科学更是充分发挥理性的力量，综合运用数学、逻辑学、统计学、运筹学等计算工具对管理进行实证与量化研究，以使管理学尽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理性的张扬使情感、情绪、直觉等一切温情的东西被剔除管理之外，人被降低为“物”的层面，成为组织管理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客体和对象，同时也成为组织这个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或齿轮，如此，理性的人被理性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而在管理活动中过着“非人”的生活。

      第二，管理学中的理性假设导致目标异化与倒置。现代管理学将人性聚焦于理性，以此发展出系统而具普适性的管理知识，使管理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问题是，人们对理性认识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而在管理学研究中人们弘扬的是完全被剥离了价值关怀的工具理性，因为“这种合理性所引导的后果具有最大程度的可计算性，能够达到预期的、可能的目标”。[1]管理学在诞生伊始承继了主流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perfect rationality)假设，认为管理的目标是明确的并可以排列次序，决策者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所有方案并能正确地选择最大程度地实现预期目标的方案。这种假设因与复杂的现实严重不符而很快被Simo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假设而取代。“有限理性”假设认为：行为主体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在决策成本的约束下，管理者只能选择“令人满意”的决策方案。[2]这种假设无疑具有更强的解释性与现实性。但无论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假设都是一种逻辑推演工具，它们都追求“效率至上”并要求最大程度上消除价值因素的干扰，尽量消减不确定性，以保证整个理论解释与描述的清晰与客观。结果，“人的行动被从人身上剥离，并使之成为抽象的东西。企业中的科学，使工人处于被动和依附的地位，而且从他们的工作中抽调了一切思想”。[3]价值中立立场导致管理学只重视逻辑，不关心目的，进而导致管理目标的异化。管理因其实践性非常强调目的性，管理目的体现在具体的组织目标之中，在工具理性预设下，管理主体各自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组织目标就会异化和分裂为一个个独立的而又相互冲突的目标。而且丧失思考能力与价值判断的管理主体往往将为实现管理目标而设定的程序、规则等手段作为目标本身，从而发生“目标倒置”现象。

      第三，对立与控制思维导致组织的破碎与冷漠。对人性的理性抽象与放大并进而将之归结为工具理性导致的一个逻辑结果是，在管理过程中化人为物、化不确定性为确定性。抱持简单的因果律，现代管理学研究者认为一切抽象的普遍知识均具有可还原性，由此发展的管理学中的一个主导性逻辑：将对人的行为的研究还原为对物的研究，通过对物的实验，从大量的数据中通过概率统计抽象普遍性的规律，将之简单地应用到人的身上。因为这样就可以发现并建构一套能够使人的思想被剥离，人的动作和行为被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方法、程序、规则和制度。如此以来，管理者就可以最大程度上控制被管理者和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以尽可能地提高管理效率。由此，机械化的人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原子，而“当人们越来越原子式地看待他们自己时，当与他们的伙伴公民在共同项目和忠诚中的联系越来越少时，破碎就出现了”。[4]理性与强权控制之下的员工“在组织中没有个人成长的机会，每天将大量的时间消耗在他们既不赞成也无兴趣的工作之上，与此同时，组织也丧失了创造性和智慧之源”。[5]因为“破碎”的人只能构成“破碎”的组织，无论这种组织建构起了多么强大的统治体系。另外，在理性与控制逻辑之下，组织部门被分割，劳动有明确分工，任务与职责有明确界定，员工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关注自己被分派的任务，在被界定的狭隘领域内活动。在危机来临时，员工只能“冷眼以对”，否则可能遭到制度的惩治。由此控制造就“冷漠”的人。“破碎”的组织、“冷漠”的人与“冰凉”的控制链条一起，给组织与管理预设了潜在的危险：一旦环境发生激烈变化，组织就有瘫痪的可能。标准化的程序与控制体系、管理方法都是基于预设的确定性和抽象的规律而提前计划的，当环境变化时，组织在开始往往没有回应，当问题积聚到一定程度时，组织方有缓慢的行动，久而久之，复杂性事物变化大量涌现，致使信息混乱，原有的控制路径中断，如不及时进行改革，组织只能产生习惯性和滞后性的多余行为并成为管理的累赘，管理所追求的高效率也就不可能达到。

      第四，定量研究与实证分析导致管理学艺术性与管理个性的消失。艺术属于人文学科，与科学不同，它在研究对象方面强调主体与具体情境的交融，在研究目的上强调价值与意义，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想象与直觉的思辨方法。艺术性就突出表现在独特性、创造性、想象性以及价值介入。而当今管理学研究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大量采用数学、运筹学与统计学等数理知识，公式、数字、符号，充斥于管理学主流刊物，似乎只有这些才能表明管理学的科学性，稍有想象性与模糊性的艺术语言，便被主流管理学者斥之为语言欠规范。如此以来，我们彰显了管理学的科学性，同时也泯灭了管理学的艺术性。另外，管理学基于概率抽象出的一些普遍知识只重视共性与规律，而在管理实践中，面对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境，管理是个性很强的创造性活动，一味地使用定量研究与实证分析忽视了管理实践的情景依赖性，将管理学束之高阁，日益脱离了管理实践。

      二、人生境界观照下的管理学四大境界

      欲改变目前管理学意义世界荒芜的局面，重建其意义与价值系统，我们有必要考察管理学演化历程中可能具有的意义指向与价值层次，这就自然引出管理学的境界问题。“境界”一词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提出，境界分析常见于艺术与哲学研究领域。冯友兰认为境界是宇宙人生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意义，“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的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底意义，亦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所有底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6]即，境界为人觉解出的某种意义世界。如果我们承认管理学必须以人为本，那么对当今管理学的研究就极有必要立足于人的境界来观照管理学的境界问题。

      人的行动有明确的目的性，对目的的觉解和自觉追求就赋予其所做之事某种意义，对所做之事的不同的追求就具有不同意义，各种意义的集合体就构成人生的境界。冯友兰认为，“就不同方面看，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7]在自然境界中，人对他所从事的活动的性质缺乏清晰的了解，其行为依据是个人的习惯或社会习俗，这是一种原始的主客体不分的混沌状态；功利境界中，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且主动地把自己当作主体，视他人或他物为客体，并依靠其理性的认知能力积极寻求外在的客观事物的规律，以服务于自身的利益需要；道德境界是指人摆脱了功利境界中的自我中心观念，意识到主体与客体(社会或他人)的统一性，并主动地做出利他行为；作为人生最高境界的天地境界是一种物我不分、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不仅仅是社会中的一员，更是宇宙之一部分，人对道德的遵循已无任何勉强之意，而是一种顺天而行的自然行为。

      以此人生四大境界观照管理学发展演化过程，我们发现，与人的成熟与发展程度类似，管理学也应经由以下四大境界：经验管理、科学管理、伦理管理、审美管理(如表1所示)。因为现实的复杂性与管理对象的多样性，管理的四种境界可能同时共存于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域，但更重要的是，四种管理境界具有继时发展性与空间差异性。不同的时代，管理有不同的任务，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就有不同的价值诉求和不同的管理境界。不同的国家或地域，由于文化的差异与管理情境的不同，管理学所达到的境界也可能不同。观照人生境界，我们可以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一一分析管理学的四大境界。但必须注意的是：首先，时代与地域的区别并非是截然分明的，我们只是为更便捷而清晰地说明问题而对其简单区分。其次，以下分析与叙述以“境界”为中心，没有明确的时代或空间为线索。

      

      (一)自然境界与经验管理

      工业革命以前的古代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大体上处于自然境界状态。这一时期人类的理性智慧尚未充分发展，对外在的“天”及未知的领域尚存畏惧心理，因“畏天”而“敬天”、“顺天”以求自保，而对自我的关注也多在“形躯我”层面，其主要活动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理与心理欲求。处于这一境界的管理是经验管理。管理虽然出现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如儒家与法家的治国方略、亚里士多德的家庭管理思想、乔家字号的经营管理思想等，但具体的管理方法与知识多是停留在经验层面。劳动分工没有细化，操作没有标准化，管理的随意性很强，多是以代代积累与传递的经验为指导。与混沌状态下的无知息息相关，主导管理经验的是强大的传统与习俗，因此，经验管理进展十分缓慢，其演化历程也最为长远。

      经验管理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在农业社会，强大的等级系统与土地固定在一起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机制，经济与社会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管理的任务与对象也相对十分简单而明确，使得技术传授及日常管理依据经验和习俗就完全可以胜任。在人的自我意识不强，而传统与习俗的力量强大的社会背景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基本管理制度、管理方式与途径都由文化传统所规定，无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必须“法古人先例”，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有限的智慧。经验管理限制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创造性，使管理理论以近乎平衡的路线缓慢演进而难有突破。但在人类社会高度发达的今日，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经验管理的价值。无论在任何时代，经验都是管理实践中的重要参考因素。德鲁克的经验研究或案例研究在当代社会凸显了经验对于管理的价值，其基本依据是“管理学者和实际管理工作者通过研究各色各样的成功和失败的管理案例，就能够理解管理问题，自然地学会有效地进行管理”。[8]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管理更不能忽视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对管理的影响。经验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被总结升华为科学理论，因此，经验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上升到科学管理境界。

      (二)功利境界与科学管理

      工业革命以来，人的主体性日益凸显，理性的力量被强烈放大并被认为是人的存在标志。人对自身的关注也上升到“认知我”层面，凭借理解与推理能力，人对客观世界不再因畏惧而顺从，而是“制天”以利己，“大写的人”被确立，主客二元对立思维形成，近代科学诞生并日益突飞猛进。在这一阶段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经济管理深受其影响，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成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基本出发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泰罗将工业革命以来的管理经验总结加工，利用人的逻辑推理能力，从中抽象出普遍的管理规律和标准化方法，使管理学上升到科学管理阶段，现代意义的管理学诞生。科学管理明确界定管理主体和客体，雇主与员工有了明确分工，管理等级正式结构化，管理任务被量化，管理方法和动作被标准化，基于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组织机构和规则、程序与制度出现并不断强化，以物质刺激与职位晋升为主的激励方式被制度化，这一切均导向效率至上和个人效用最大化。

      对管理效率的功利性追求是现代管理学的核心问题。泰罗科学管理理论产生以后，相继出现的法约尔经营管理思想、韦伯的科层制组织理论、人际关系学派、行为科学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社会协作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和管理科学学派等管理主导理论都是功利性极强、以效率和利润为基本追求的科学管理形态。马斯洛等人的行为科学学派虽然重视了管理中的人性方面，但对人性的关怀、对心理和行为的研究都是为了从中寻找可以控制的规律性东西，其基本立场不是站在他者的角度，而仍是一种利己导向，只不过将对纯粹效率的追求改为复合性效用的追求。科学管理不相信人的精神、信仰与道德等非理性的作用，这些往往被视为对效能、效率或效用的干扰性因素必须祛除。它假定人除了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之外，没有其他更崇高的社会关怀或利他动机。因此，它在使管理学科学性大大增强、管理效率极大提高的同时，也极大地降低和贬损了人性。管理中的人的物化、冷漠与“破碎”是这一管理形态的产物。

      (三)道德境界与伦理管理

      在近代理性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并深深影响管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同时，反对抽象的思辨理性和主客二元分裂，从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角度来理解人的主体性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不断兴起。人本主义重视直觉、情感和信仰等非理性因素的价值，反对价值中立的工具理性观，主张人对社会与他者的“介入”与“关怀”。面对科技与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道德与信仰危机，重视伦理的呼声日益高涨，人类开始出现向道德境界迈进的征兆。在道德境界，人认识到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由单纯的利己动机转向利他动机，或通过利他行为来获取长远的利己结果。此时的人类对“天”(自然)抱以人文化成的态度，对自我的关注达到“德性我”的层面，价值自觉产生并重视关怀他者和保护自然环境。

      20世纪80年代文化管理逐渐兴起，它开拓了管理学研究的伦理维度，认为人在追求物质需要的同时，具有并能够承担对组织与社会的道德责任，经营者追求的目标除了利润与效率之外，还有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人性的关怀等更为远大的使命。管理伦理学、领导伦理学及道德资本的研究开始出现。由此，管理学出现向伦理管理迈进的势头。伦理管理在中国古代就已存在，不过在农业社会它与人治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经由对农业文明否定(工业文明)之否定的现代伦理管理是对自然境界中的经验管理的一种回归与超越，它同样重视文化传统与道德习惯的作用，但更加凸显了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伦理管理超越了技术与制度对人的管理方式，转而重视基于伦理的自律作用，主张一种领导者塑造“共同愿景”与员工实施自我管理相结合的关怀式与自主式管理。伦理管理与经验管理阶段忽视制度建构不同，也与科学管理阶段一味依赖技术与制度不同，它寻求的是管理技术与制度的伦理化，以此作为主要的外控方式。同时伦理管理重视情感、直觉、情绪、信念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依靠非权力影响力的道德感化作用来实施管理。虽然当今伦理管理已经出现，但在科学管理主导的现代社会，它对整个管理学的影响还十分微弱，基本处于被边缘化的地带。

      (四)天地境界与审美管理

      天地境界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是人类超越利己、利他之分，做出恰当而自然的利天、事天行为。天地境界是天、地、人之合，是人与自然、社会之和，同时也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理性与感性之合，自我的内外之合。在此境界的人关注“情意我”层面，以观赏的态度来对待宇宙、自然、社会、他者与自我，从中彰显人之为人的生命力与生命感。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与西方后现代思潮均有此倾向。与此境界相对应的管理是一种无为而治与自我控制相结合，科学与人文水乳交融，技术与伦理并行不悖，理性与情感和合共生的审美式管理。此时的管理学更是一门艺术，管理实践则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共同的艺术作品，双方原初的情感都得到恰当而充分的关照并成为管理的主要媒介，而融入管理这一艺术之中。管理主体双方平等、和谐相处，彻底打破了科学管理阶段的对立与控制局面，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已没有明确的界限，双方彼此成就对方并以此成就自己。审美境界中的管理不再仅仅是完成一项约定的任务，更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双方为了共同的美好目标而选择的一种共同体中的生活方式，是为了完成一件艺术品而进行的合作。按照美的规律来实施管理，观照管理中的任务、目标、对象与管理主体双方，以改造问题世界，创造美好生活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高目标，也是管理学的最高境界。

      20世纪80～90年代后现代管理思潮兴起。后现代管理在批判理性的话语霸权时，主张在管理学界掀起一场“返回基点的革命”[9]以寻求管理学中人的解放。后现代管理的基本诉求是：“否定理性主义作为管理理论的基石，否定传统管理学人性的基本假设，否定管理的普遍主义意义，否定传统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10]在这场思潮中，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生命力被充分彰显。后现代管理者要求在管理中消除理性的暴政，恢复感性的权利；消除“人类中心主义”，宣告“主体死亡”，其实是主张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和谐统一。在他们看来，工作是消遣而不是在别人监督下遭罪，“在一种真正人道的文明中，人类生存将是消遣，而不是苦役，人将在表演中而不是在需要中生活”。[11]在这种管理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实现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解放，他们获得的不仅仅是物质上、心理上与情感上的需要，还获得了自由愉悦的体验，获得了美。可见，后现代管理已具有审美管理的端倪和基本趋向。但到目前为止，管理学界对审美管理的研究尚微乎其微。

      三、境界考察下管理学的价值反思及发展趋向

      从以上对管理学境界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伴随着人生境界的不断提升，管理学的境界也在不断演化。管理学的任务不是如何使之成为科学，而是如何更好地指导管理实践，以改进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的境界。因此，管理学的发展演化应该导向人之上升。管理学研究者只有清楚管理学所能具有的意义境界，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将之推向更高境界，以使管理学理论为谋取人类的最高福祉而不断完善。通过以上分析，面对功利性导向的科学管理主导当今管理学研究的局面，我们应做以下理论反思：

      第一，管理学不能只重逻辑而忽视目的，只重规律而忽视意义，只重科学性而忽视艺术性。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应用性学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而实践是目的性极强的人的能动性活动，因此，由实践驱动并用于指导实践的管理学知识不能重逻辑而忽视目的，只重视规律而忽视意义。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是管理学日益脱离实践并走向迷途。当今主流管理学范式深受价值中立的影响，片面发展了其科学方面，而忽视了其在实践中的艺术性。在情感祛除之后，对逻辑和规律的强调确实使管理学日益科学化，但同时也使管理学降低为一种纯粹追逐效率的工具，而看不到其中可能蕴含着的对于管理实践及人的发展的丰富意义。由此才导致了管理学意义世界的荒芜，这也是科学管理对经验管理矫枉过正的一个恶果。对管理学目的与意义的淡漠，有可能导致管理学家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敏感性的丧失，乃至人性的丧失。因此，今后的管理学研究必须要重视对其意义世界与目的——价值系统的研究。管理学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做到价值中立，既然如此，管理学研究就不应讳言自己价值观和情感偏好，管理学家完全可以公开阐明自己的价值立场、文化背景和研究目的。管理学家在为自己的价值观而奋斗，提升管理学的境界以谋求人类的福祉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人生境界，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可敬的、有社会良知的学者，而非一个冷漠的科学工作者。

      第二，管理学的终极意义不是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而是生产高质量的人。在马斯洛看来，“管理学理论强调两种结果：一是经济生产力、产品品质和创造利润；二是人性产品，包括员工的心理、健康、自我实现、安全感、归属感和忠诚的提升”。[12]两者之中，前者是管理学追求的直接目的，后者才是根本目的，才是管理学的终极意义所在。无论是古代的孔子、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的边沁、穆勒、马歇尔都认为，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皆在满足精神快乐需要。管理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改善人的生活质量的一种手段或途径，假如管理学者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率和在逻辑游戏中阐释管理学科学的完美，而忽视管理学对于人的终极意义，只能导致管理学研究陷入本末倒置的状况。

      第三，管理学研究需要由功利境界向道德与审美境界提升。纵观管理理论“丛林”的各大学派，现代管理学从整体上还处于科学管理阶段的功利境界。尽管我们对泰罗创立的科学管理一再超越与回归，并从马斯洛开始形成了注重人性的人本管理范式，但当今管理学主流还是科学主义范式，后者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影响还十分有限。管理学者大多从资方的角度为其如何通过管理过程增加物质财富而出谋划策，迎合管理方的偏好也为管理学者带来很多好处，如获得公司的内部数据和科研所需资料，较为便利地发放调查问卷，获得更多的企业资助，发表更多的科研论文以提高职称等。如果管理学研究长期处于科学管理阶段而走不出功利境界，管理学者就会日益丧失道德良知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与解决能力，管理学也就沦落为制造社会不公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化管理与后现代管理思潮，显露出管理学向伦理管理与审美管理提升的苗头。但管理学的伦理与审美之维因不实用、难操作、无效果而很少为人重视，加之后现代管理存在材料搜集难度大、涉及学科领域广、见效慢等研究困难，持续对此领域进行跟踪研究的学者更是微乎其微了。

      第四，发展管理学的伦理之维是当今管理学研究最迫切的任务之一。科学管理对功利的过分追求导致的突出问题就是管理学伦理维度的缺失，由此给管理实践带来很多恶果。各国政府官员和工商企业领导者因为道德腐化而引起的管理失败层出不穷，美国的安然与安达信事件，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以及各国普遍存在的环境恶化问题，所有的这一切均与管理一味功利性地追求物质财富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视道德责任有关。当今管理学研究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是，管理如何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并以此实施更好的管理(伦理管理)。理性官僚制理论的集大成者马科斯·韦伯也承认，人有乐于从事工作并在工作中获得生活乐趣和精神追求的一面。[13]人的这种积极进取的天性和责任感，就为管理寻求个人与组织、社会的和谐统一关系找到了道德基础与现实可能。虽然管理伦理学与领导伦理学研究在近年来取得很大进展，但它们从未真正撼动科学管理的主导地位，伦理仍然处于管理学研究的边缘地带。使管理学由功利境界提升到道德境界，我们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伦理在管理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制度的伦理化、管理价值系统中人性与效率的整合问题、管理与伦理的内在逻辑、管理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以及社会目标体系的建构等，以将伦理从管理学研究的边缘推向核心地带。

      第五，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必须寻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整合，当下尤其要重视后者。欲改变科学管理的功利境界状况，我们必须从管理学理论范式的转化与整合出发。支撑科学管理理论大厦的是科学主义范式，“现代管理发展演变的历程，就是一个运用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为管理开辟道路的历程：科学管理阶段与近代机械力学联系特别密切”。[14]人文主义范式强调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核心位置，认为管理学与自然科学有很大差异，组织及其管理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加强人文主义范式在管理学研究中的运用对提升管理学的境界有重大意义。但是我们认为，管理学人文主义范式并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取代科学主义范式。我们主张管理学由功利境界(科学管理)提升到道德境界(伦理管理)与天地境界(审美管理)，但并非意味着要完全忽视管理的功利方面。作为实践性活动，管理必须以变革世界，满足人的某种需求为目的，因而功利性与科学性是其不可缺少的维度。我们需要转变“非此即彼”的思维为“和合共生”，两大范式只能寻求整合而不能彼此替代。而当下我们的迫切任务是重视并加强对管理学人文主义范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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