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教材文言选文准则例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选文论文,文言论文,准则论文,教材论文,高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梳理人教、苏教、粤教、鲁人四种版本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文篇目，发现除去古典诗词之外，选文极其相似，而且有一个共性，几乎没有脱离课改之前的人教版教材范围。例外有四篇，苏教版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粤教版的《论毅力》（梁启超）、《晏子治东阿》（刘向）、《郑伯克段于鄢》（《左传》）。查阅台湾的语文教材，如果把初高中放在一起考量的话，差异也没有想象中鲜明。究其原因，编订者从基础教育和学科教育的目标出发，会侧重选文的“典范性”，而“典范性”固化的部分所占比例极强，并没有随着课程推进、理念嬗变、文化更新作相应调整，所以应该出现的变化并没有得以呈现。
应该承继自然要承继，然而追根溯源，如果固化部分源于母语文化断裂时期，自然要做出相应更正，而且这个领域本不应该铁板一块。
教材选文永远有遗珠之憾，然而选文的准则应该尽量减少缺憾。
一、文化认知的维度与角度——在传承中不该淡忘的文化
深层原因涉及对传统文化在基础教育中的定位问题，不是把它当做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从中吸纳、学习，提升母语文化素养。但是当前的文言教学并没有着眼于此。更多情况下还是把它们视为已经没有生命力的陈列品，把它们视为单纯记忆的古董——记忆文学常识、文化常识，记忆文言实词、虚词及各种语言现象。相应把作品的思想内涵、文化精神当作细枝末节，或者略而不讲，或者蜻蜓点水，或者只贴概念化的标签。虽然学习过了，但是作品里气息蒸腾的可贵之处无痕，对其精华基本上全然陌生，最终民族文化最温热、最真实、最人性的部分被无情抛荒，只剩下对文化母体的弑杀、叛逆、冷漠。
试以《乐毅与燕王书》《柳子厚墓志铭》《潮州韩文公庙碑》三篇文章论。《乐毅与燕王书》讲的是乐毅功大受谗，不得不投奔赵国。燕王兵败，既后悔逼走乐毅，又怕乐毅报复，因此先发制人，责备乐毅。其实乐毅并没有报复之心，而对已故的燕昭王仍然是满怀感激。因此，这封信写得情致委婉，一片赤忱。“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是文章的核心，体现传统价值观竭力认同的气量、风度、交往准则，其中之“规则”在时下“潜规则”盛行的风气下尤其需要彰显。《柳子厚墓志铭》是韩愈之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此文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柳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写得酣畅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对柳宗元在困境中与刘禹锡的惺惺相惜极为推重，进而感喟“士穷乃见节义”，同时也重锤鞭挞“落井下石”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的鄙陋世风。当下衮衮诸公常借口商品社会使然，“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潮州韩文公庙碑》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文章所写的浩然正气。
乐毅、韩愈、柳宗元是传统文化中三类典范的人生范式，没有被假道学抬高为假大空典型，学生从淋漓尽致的文气里感受，从文辞绝佳的表现体悟，借助教师点拨导引，文化精神可以用柔软的方式抵达，而不是硬性的灌输，从而被接受主体在内心真实地边缘化。如此，文化自然不会边缘化，而会安抵心灵故乡。
二、借助文言经典提升语言表达素养
当前语言表达的粗鄙化、空泛化、程式化，内涵层面中的功利倾向、暴力倾向异常明显，母语文化中的温柔敦厚、仁爱忠恕、诗意盎然在逐日风化消退。这是一个非常切实而迫切的课题。
虽然文言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使用，但是在表达取向中，它依旧在隐形地影响着母语表达的习惯、方式。在书面语言中，它更是具有全方位的支撑作用。“五四”一代巨子、学人、作家中，许多人古体诗词的写作水准极佳，差不多是每个人的必修课程和必备技艺。鲁迅、陈寅恪、钱钟书诸人甚至用文言形式完成他们的学术扛鼎之作，在无形中折射着对母语文化的潜在皈依与深层意趣。饱受西方现代思想浸润的他们，骨子里潜藏着中国士人的追求与精神。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废名、朱自清、俞平伯、梁实秋、聂绀弩、张爱玲、张中行、汪曾祺等人的散文创作处处显见士人创作的流脉余韵。港台当代作家中，陈之藩、董桥、余光中、林清玄、张晓风、王鼎钧的创作墨香四溢，少见恶俗与铜臭，同样得益于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
以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为例，作为建安风骨的代表，被鲁迅誉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文章最突出的风格是“通脱”。文中剖白心迹，竟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话说得直率大胆，无所顾忌，却并不逞才任气，相反极为简约朴素而笔锋常带感情，显见大政治家的气魄与人格。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传神，含蓄隽永。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嵇康的“广陵散于今绝矣”，王子猷“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谢安的“意色举止，不异于常”，王羲之的坦腹东床，王导、王敦、石崇的性格各异，充分体现了其语言特色。正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
鉴赏对学生的作用更多是陶冶。有些文章其语言特点直接可以供学生模仿学习。比如《潮州韩文公庙碑》，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文章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让学生看到，所谓排比句，不是突出外在形式的工整，不是句式的罗列和堆砌，而更加强调内在文气节奏的蕴蓄，强化思想与情感。当前包括中学生写作中有一种不良文风——虚浮空洞、华丽轻飘——折射的是内里的疲弱和乏味。
三、培养学生的思辨意识与批判思维
目前教材选文思想单一，这和对基础教育的立足点密切相关，侧重点仍然在于教化，立足于训导，侧重于励志。选文偏重于儒家文化，选修课多为《论语》《孟子》，具有极强的主流意识和正统倾向，相应的把其余诸子百家思想归入异端和另类。其实这既与传统文化的实际与进程不相吻合，又无助于继承，不利于创新。所以选取儒家文化一家独大，不如开放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比如《让县自明本志令》《世说新语》并非儒家中人，但建安风骨与魏晋风流何尝不是中华文化的瑰丽风景，曹氏的清俊通脱、简古慷慨与世说的简约玄澹、超然绝俗何尝不是纯粹的中华文化风格与取向。
当前某些选文含量不足，不够深刻，思辨性不足，思想往往是单面的，人物常常是扁平的。对高中生而言，我们的选文要经得住品味、推敲，要引导学生感悟、审视、探究、反思、批判。
所以，选文要展示世界丰富多彩，展示其深刻多样，既要让学生感味真善美，又要认识假恶丑，更要认识丰富多样。培养学生思维，既要杜绝培养单一思维，也应杜绝培养简单二元对立思维。
比如《郑伯克段于鄢》，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左传》的一种总体行文特点，即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即后来常说的“春秋笔法”。郑庄公阴险狡诈、姜氏偏心溺爱、共叔段贪得无厌，并非作者直接告诉我们，而是通过他们各自的言行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尤其郑庄公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活色生香。郑庄公先封叔段于京，又听任叔段“不度”，“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既而“收贰以为己邑“，最后“伐诸鄢”。有人认为表现了庄公的“仁慈”和“忍让”；有人却认为他是有意“养成其恶”，老辣阴险。庄公掘地见母表现出的孝及君臣之义，是孝悌故事中的经典，还是虚伪矫情，一场人性之恶的十足展示应该引领学生深度思考。西班牙高中母语教材中不乏哲学名作，意在培养高中学生的思想深度，涵养其思辨精神。相对而言，我们的高中教材的单色调显得苍白童稚。
《严先生祠堂记》的主人公严子陵名光，儿时与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刘秀得天下后，邀他出来做官，严光再三谢绝，归隐富春山，钓鱼耕田。唐代就建起了严陵祠。宋代称为严先生祠堂，范仲淹文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大赞其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其实这也是范仲淹人格的写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极具光彩，“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精神同样是士林楷模，是传统士人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我们母语文化教育缺失于此既有负于道统精华，又有悖于现代精神。
《原君》中黄宗羲明确地指出天下之所以不太平，人民之所以苦难不已，皆是君主“家天下”的结果：“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作者把君主专制制度指为一切罪恶之根本。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思想家们根本未曾有过的、崭新的“民主”思想，而不是传统的“民本”思想，它与“主权在民”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人教社旧版教材曾经短期选过后来删去。学生在高中阶段，对其独立精神的培养不能流于空洞，文化批判精神应该通过经典文本熏陶感染，而这类经典实在少之又少。选它入教材，代表了一种教育走向，蕴涵着一种人文关怀。
四、选文的典范性与学习方式
选文以典范性为重要参照指标。所谓典范性既包括内容思想，也包括语言表达。如今在这两方面认识均不够充分。思想内涵的弊端如上文概括的：内容单一，深度不够，思想滞后，充斥正统观念，思辨精神不足，抹杀传统文化的维度、宽度、深度。语言方面，偏重“浅易”，偏重语言技术层面的典型性。所谓语法，参照西方语言系统构建而成，既属于西人眼光解读中国语言，又属于现代眼光解读古代经典，居于双重局外身份，由此影响到文言文的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把大量工夫置于语言知识的积累上，实词、虚词、一词多义、古今异义、通假字、活用、特殊句式一个都不放过。所谓导学案，从预习、过程学习、课后作业，各种测试，如单元测试、期末考试，统统以它为重心，反复研磨，重复训练，最终只在那可怜一点点鸡零狗碎的部件里自我陶醉。由此带来的恶果，一是效率低下，所学所读篇目有限，语文素养的提高无法支撑。二是学习方式的偏差，即使是语言层面的学习，重点也应该侧重于文言实词的积累和整体文意的理解，而且必须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语言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具体语境的显性提示与隐性暗喻。有论者以为当前文言教学已彻底沦为考试的附庸。
究其实目前高考的文言测试虽然不够理想，但是它的重点内容还是在于实词、信息筛选、文意分析、句子分析，虚词测试置于具体句子里。部分教师平素的文言教学与测试是对考试的误读，更是对文言学习的误导。做得越“踏实”，对学生的危害越大。
要改变这种现象，对典范性内涵的界定需要重新定位，首先向思想层面倾斜，从更多向度、维度选取具有更多人生范式意义的经典佳作，打造学生的精神底色。其次选文典范性不要仅局限于“语法”角度，还要适度提升高中选文的深度，适度增加必修意义选文的篇目，注释更加详细，便于学生自学。教师的教学与测试不要在语言层面上过度投入，要引导学生通过文言文学习，综合提升语言素养与人文素养。从操作意义论，笔者曾在《中学教材古诗文选目缺失什么》一文中提出，学习母语文化，需要从三方面入手：积累基本语汇与意象，熟习母语表达方式，深味文化精神。
建设这项工程，一要弱化目前学习方式，二要强化上述准则。选文之恰当，对教师教学、对学生学习会隐含着导向和影响。《乐毅与燕王书》《郑伯克段于鄢》《让县自明本志令》《世说新语》选文、《严先生祠堂记》《潮州韩文公庙碑》和《柳子厚墓志铭》皆为典范性美文，然而从内容和表达显然有别于当前语文教材的大部分选文，希望借此推动老师们把它作为思考和行动的起点，重新审视估量文言学习的价值与方式，并最终选定更符合学科学习规律的方法。
教材选文永远有遗珠之憾，永远是有缺憾的教育行为，然而我们希望选文的终极关怀和原则会无限接近于完美。毕竟，母语文化的传承需要依赖它；甚或，民族的精神格局的构筑也会借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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