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礼制的地方回应：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制论文,明代论文,地方论文,国家论文,乡射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2.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6-0144-06
乡射礼是古代乡学中举行的一种礼仪活动，射而饰以礼乐，兼具击射尚武的精神与修身培德的教化意义①。汉唐之际举行乡射礼者寥寥，两宋时期儒学立武斋，乡射礼有所复兴。但从整个帝制时代看，明朝对乡射礼最为重视并普遍举行，兴兴废废，持续二百多年。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明洪武初就颁布了乡射礼制，但后来地方儒学所行乡射之礼多与其不同，且各地乡射礼时兴时废的情况很突出。本文主要通过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考察国家礼制在地方回应中展现的国家意志、地方态度与士人追求，以及三者是如何影响明代乡射礼的。
一、重射艺：乡射礼体现的国家意志
明朝继蒙元之后建国，政治、文化的规制多以“恢复中华”相标榜，出现了“法古为治”的趋势。以儒学教育为例，明朝恢复传统儒学的“六艺”之教。洪武二年，诏天下府州县立学校，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射为六艺之一，被列入各地儒学日常的教学内容，当时制定的《皇明立学设科分教格式》要求生员每日“未时，习弓弩，教使器棒，举演重石”[1]（卷2，《官制·教法》）。第二年，定学校射仪。明太祖朱元璋要求各地“于儒学后设一射圃，教学生习射，朔望要试过。其有司官闲暇时，与学官一体习射。若是不肯用心，要罪过”。射圃一般为南北向，位于儒学内四周或附近地区，其射位至射鹄三十步。每月朔望举行乡射礼，选府县官员子弟和士民俊秀者分耦表演射艺，裁决胜负，凡胜者赏酒，“中的者三爵，中采者二爵”。可以看出，此时儒学的习射具有很强的军事性质，平时训练，每月朔望乡射礼实际成为守令考验生员习射成绩的一种形式。洪武二十五年，修订射仪。“遇朔望习射于射圃。树鹄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挟四矢，以次相继。长官主射。射毕，中的饮三爵，中采二爵。”[2]（卷76，《学规》）与洪武三年射仪相比，乡射的射程有很大的增加，需要射者膂力强劲，其重“射”而轻“礼”的军事性质更加突出。由于习射成了明初儒学教育的一部分，从洪武三年开始，各地儒学先后建立射圃以便习射和举行乡射礼，其中在明朝统治中心的江南地区，射圃建立最为普遍。如杭州府学，“洪武三年，诏天下儒学就学辟射圃习射，本学射圃肇建于庙殿之东”[3]（卷24，《学校》）。嘉兴府学，洪武三年遵旨设射圃于礼殿之东[4]（卷3，《学校》）。宁波府学，“大明洪武三年八月十八日，钦命学校设射圃习射，乃仍（宋）旧址筑圃，作观射亭三间”[5]（卷6，《学校》）。湖州府所属乌程、归安、长兴、武康、安吉等县洪武初俱建射圃[6]（卷9，《学校》）。吴县、常熟、嘉定等地儒学的射圃都建于洪武八年之前[7]（卷24，《学校》）。随着明朝全国的统一，其他地区儒学也陆续建立射圃，时间上并不一致，有晚至永乐、宣德以后者。
从礼仪论，洪武乡射礼节目疏阔，缺少进退周旋、歌诗奏乐等礼仪，过分强调击射中鹄的技艺，呈现出乡射礼尚武的军事性质。这反映了明初社会的历史特点。随着明朝政权的建立和全国的统一，国家由战争状态转向文治之世，“偃武修文”必然要提上政治日程。一方面收兵息武，让武人学习诗书礼乐，涤除其骄暴强悍的习气，使武人“文化”。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内外局势，武备不可不讲。明太祖与诸将论兵政：“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国家未宁，用兵从勘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也。”[8]（卷5，《谕将士》）承平之时仍要常讲武备，总体看却以防为主，是收敛性的，且武备不应专依赖武人。明太祖朱元璋由此提出了“文武兼备”理想化的两全之策，反对专立武学、行武举，而是寓武于文。职是之故，洪武三年明太祖因为“弧矢之事专习于武夫，而文士多未解”[9]（卷52，洪武三年五月丁未），要求天下儒学尚武习射。洪武二十五年再次重申射仪。此举与当时偃武修文的大政方针并不相违。其关键微妙处，明人薛应旂有论：“天厌元德，我祖肇兴，属当偃武，而射圃之设必于文教之地”[10]（卷7，《重修三学射圃记》）。习射本武夫之事，文士习射于儒学，实际是并“武”于“文”，为偃武修文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偃武而不废武”的效果[11]（卷15，《仲兄三兰学使射书跋后》）。当时地方官劝勉诸生习射时说：“国家举六艺之科，兼历代之长，而弓矢武备皆在所习。文以经邦，武以定乱，将相储材，万世之洪规也。”[12]（卷27，《桂林府学射圃记》）也即，通过文士的习射，造就文武兼备的可用之才，兴文教之时，不废武事，既可以备国家缓急之用，又可改变对武人的依赖。当武人兵权被收，文人出将入相，才是真正的偃武修文。
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设计中，乡射礼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富有深意。洪武以后，明朝国家对乡射礼的关注秉承太祖之旨，强调它的“寓武于文”的社会功能。正统二年六月，英宗命行在（北京）礼部申明乡射旧制，文事武备不可偏废[13]（卷31，正统二年六月乙亥）。成化三年六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商辂上书宪宗，要求提学官考校诸生射艺[14]（卷43，成化三年六月戊申）。弘治十七年六月，礼部命提学官每月一二次令生儒习射，兼读古兵法诸书，使文事武备兼行不废[15]（卷213，弘治十七年六月庚辰）。从正德到万历，《明会典》所载乡射礼一脉相承。由于明朝所行乡射礼一本太祖之制，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修改，乡射礼体现出的“重射轻礼”的特点依然如故。
二、重教化：地方社会的礼治要求
永乐以后明政府屡屡申明旧典，要求地方官和提学御史敦行如制，不时考核射艺。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礼制在地方社会有着不同的回应。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许多儒学所行射礼迥异于国家定制。《成化杭州府志》卷二十四《学校·射艺》记：
迩者江西建昌守谢士元笃意以教诸生，谓传于抚人吴某。嗣是，苏守丘霁亦尝遣学而行于苏。顾其文颇异礼经，岂吴某尝损益之欤？然谢、丘二守不按礼部图式行，而有取于吴，岂图式岁久遗佚而二守不及见欤？以二守信尚而犹不及见，则天下之不及见者，不独二守可知矣。
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三十《绍兴府学乡射圃记》：
射，艺类也，君子之所不可阙，故可以正心志，可以习容体，可以立德表行，其道大矣……比年知建昌府谢侯士元始用古礼行时制，凡春秋朔望皆有射。其后知苏州府丘侯霁继之，提学御史戴君珊图下南畿诸学，又继之。成化乙未，戴君之从兄琥自南京御史知绍兴府，初政之暇，实倡兹礼。遣诸生二人往习于苏，既又与其寮佐蒋君谊辈参互考订，无戾于古，乃辟圃作堂于府学之后，山阴、会稽二县学皆会焉。
王鏊《震泽集》卷十五《吴县学射圃记》：
学之有射圃，非曰不忘武备也，盖亦学焉，而其礼废久矣。其仪虽具于《仪礼》，顾未有举行之者。往时，天台陈公选以御史董学政于吴，始命两生习之大江之西，得其仪以还，俾诸生岁时肄之……问学之余，于是游焉，息焉，揖让焉，独非学乎？即有傲慢怠惰之气，奚自入焉。盖非唯可以观德也，又可以养德焉。故曰，仁者如射。又曰，射有似乎君子。
以上三则相互补充的系统材料，让我们较为清晰地看出明代乡射礼在江南地区的变动轨迹。天顺、成化之交，江西建昌知府谢士元“以古礼行今制”，对乡射礼进行改革。其礼传之于抚人吴某，即抚州处士、当时大儒吴与弼[16]（卷8，《复建昌郡侯谢士元帖（侯遣诸生习乡射礼）》）。吴氏上承程朱理学，下开明代心学，居乡“动必以礼”。他损益古礼，传之建昌诸生。既不同礼经，又大异于国家定制。不久，苏州知府丘霁遣学于建昌，经提学戴珊图其仪注，传布南京附近各学。成化十一年，浙江绍兴知府戴琥遣二生员学射礼于苏州，则又传于浙江。江南地方出现的这些新射仪不再是“重射艺”，而是注重礼乐仪式，进退周旋，这种类似艺术表演的乡射礼是“以射寓教，而非徒善其艺”[17]（卷31，《华亭县学射圃记》）。故李东阳、王鏊等人在绍兴府学、吴县县学建射圃、行新仪之际无不强调，乡射礼“可以正心志，可以习容体，可以立德表行”；“非唯可以观德也，又可以养德”。可见，乡射礼“教化”意义的彰显，表明洪武时代乡射礼“寓武于文”的政治意义变得越来越模糊。承平治世，肩负教养职责的地方官推行传统乡射礼，其目的是为了以礼化俗，教化百姓，而不是习射尚武。也正因为如此，短短十余年，乡射礼丕变于江南，决不是《成化杭州府志》作者所推测的“不知礼部定式”的缘故。根本原因在于时异势殊，人们对乡射礼社会功能的期待发生了变化，洪武礼制遮蔽了传统乡射礼“修身观德”的教化意义才得以适时呈现。
乡射礼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量礼书文本的出现。这些礼书多为主管学政的提学御史、儒学教官（包括少数守令）所编撰，然后推行一方，成为各地儒学习射的礼仪指南。例如，林廷玉《古射礼节略仪注》在广东香山、新会等地得到推广，影响很大。《香山县志》载：“其礼（指洪武乡射礼）与古不同。永乐中申明出榜，亦久废不讲。正德三年，提学副使林廷玉始定《古射礼节略仪注》，新会诸生黄彦等肄习，定为春二三月、秋七八月朔望行之。又下其法于州县。嘉靖中，提学副使魏校、欧阳铎踵行之，且刊其仪为书，俾知所守。”[18]（卷4，《教化志》）郭登庸，嘉靖中任湖广提学副使，刊刻陈凤梧《射礼集要》。林烈，福州人，撰《乡射礼仪节》。嘉、隆之交他在家乡嵩阳社设立射圃，率弟子一百余人以礼习射。朱缙，河南郏县儒学教谕，嘉靖十七年撰《射礼集解》，“复乃召集诸生，讲解明悉，分以执事。未几，按礼画图，举而行之，则见其雍雍然，肃肃然，容止有仪，进退有度甚矣”[19]（卷135，《仪礼》）。这些新修礼书的传播范围，已经不限于江南，遍及江南之外的广东、湖广、河北、河南、福建等地区。甚至在两京国子监，射礼也不再按照洪武旧制。种种情况表明，明代乡射礼大约从成化到嘉靖完成了全面而深刻的历史变化。变化后的新射礼在内容上都与旧制表现出明显不同。例如，时间由原来的“每月朔望”恢复为古礼的“春秋朔望”；增加了旅酬、歌诗、扬觯等一些礼乐环节；弱化了射技的较量，强化了以射修德的教化性。
嘉靖中，河南郏县教谕朱缙说：“世儒者有射礼《纂要》、《直指》、《节要》等书，撰次虽为详明，而今之演习古射者，多虑漫无依据，艰于效慕。”[19]（卷135，《仪礼》）为解决人们对于乡射礼“多虑漫无依据，艰于效慕”的合法性问题，他依据《仪礼》，参考群集，编撰成《射礼集解》。朱缙把新射礼的合法性建立在《仪礼》等古礼的基础上，依靠经典的力量达到改造洪武旧制的目标，又摆脱了“罔作聪明以乱典章”的罪名。因此，这种通过损益《仪礼》等古礼的路径为当时修礼诸家所纷纷采用。
林烈《乡射礼仪节》就是“节录《仪礼》经文，各略为诠释，而系之以图”。王廷相编撰的乡射礼，不仅依归《仪礼》，对《明会典》所载“今仪”也加以保留、利用。与王氏《乡射礼图注》手法一致，侯廷训的《六礼纂要·射礼篇》“亦先《会典》而附以古礼”，即在“射礼篇”前抄录《明会典》的“洪武三年”、“洪武二十五年”关于乡射礼的规定。这些做法的用心不外乎使礼制变革显得温和，减缓地方射礼与国家之制的紧张感，是利用国家制度本身的权威来表明新射礼的合法性。
《仪礼·乡射礼》是以“三番射”为中心的一组礼仪，有燕饮、献酬、作乐、歌诗、扬觯等礼乐环节，习射活动在礼乐的改造下成为一种艺术表演，不是“贯革穿皮”的军事性击射，而是《仪礼》所说“不主皮”之礼射，具有修身观德的教化意义。洪武旧仪突出射的技艺，类似古人所称的“主皮之射”，是军事训练，缺少礼乐仪式，不能满足和平时期地方礼教的需要。故以《仪礼》改革洪武旧制是实现乡射礼社会功能转变的一个途径。
此外，明人改礼也有取于《礼记》、《周礼》者。下文将具体分析《仪礼》等古礼中有关仪节对于洪武乡射礼功能转换的意义，亦即这些礼乐仪式具有什么样的教化意义。其一，饮不胜者。洪武乡射礼，凡胜者赏酒，“中的者三爵，中采者二爵”，旨在倡导争胜为先。万历时人杨儒宾说：“国家故有高皇帝钦定射仪，出于草创之世，百战之余，士无不争先命中者”[19]（卷135，《仪礼》）。古礼则不同，《仪礼·乡射礼》载，在三番射之后，要让比射不胜的一方饮酒，看似罚酒。但古代敬酒尊长，寓奉养之意，故“（饮不胜者）虽行罚爵犹致敬之辞，以见不怨不矜也”。射中者免受罚酒，就是推辞别人的奉养，表现出君子谦谦之道，非奖其射艺。因此，“饮不胜者”仪节旨在养成群体之间的和敬。湛若水改革太学射礼，坚持要有燕饮、献酬之仪节，他说：“射也者，离道也，争道也，不合则离，离则争矣，非所以成德而致贤也。是故有燕、酬以合其欢，有揖让以致其敬，有乐宾以宣其和”[20]（卷7，《节定燕射礼仪》）。“饮不胜者”这一仪节蕴含的和敬之教，在明代乡射礼改革中被重新认识，既见之于新修礼书，又付之于实践。如林烈《乡射礼仪节》“终射”一节有“饮不胜者”。嘉靖时广东增城县的乡射原先用赏酒之法，“中的用三爵，未用二爵”。其后去赏酒之制，“不中者取觯立饮”[21]（卷11，《礼乐》）。其二，以《采蘩》为节。古人重乐教，认为乐能感人至深，可以善民心、导民和，可以移风易俗。《仪礼·乡射礼》谐射之乐有《关雎》、《葛覃》、《卷耳》、《采苹》、《采蘩》等，皆出《诗经》，故称诗乐。但洪武“乡射仪注”唯射而已，无诗乐。明代成化以后乡射礼改革以“教化”为宗旨，自然注重《仪礼》之乐教。限于时代差异，非全部搬用，多数地方的乡射礼主要以《采蘩》为主，兼用其他。如常熟县学《射礼仪注》“射诗”一节，只用《采蘩》。林烈《乡射礼仪节》初射前用《鹿鸣》，终射后奏《采蘩》。按《礼记·射义》，不同身份的人习射，所用之乐不同，天子以《驺虞》，诸侯以《狸首》，卿大夫以《采苹》，士以《采蘩》。乡射礼行于地方学校，主体为教员士子，故以《采蘩》。《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它意在教导士人不可失职，“故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其三，扬觯。此仪不见于《仪礼》，而见于《礼记·射义》，据说孔子射于矍相之圃，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公罔之裘扬觯而语曰：“幼壮孝弟，耄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也。”序点扬觯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在此位也。”听二位之语后，有些人就羞愧而去了。扬觯就是举起酒器觯，为三番射之前饮酒旅酬之动作。扬觯而语，实际成了公开、正面的道德宣教。明代中后期有些地方的乡射礼就增加了洪武旧仪没有的“扬觯”[21]（卷11，《礼乐》）。如林烈《乡射礼仪节》设扬觯者二人，分立东西，位西者先扬，颂公罔之裘的话；位东者后扬，颂序点的话。广东增城，乡射时“置觯，如礼扬之”。总之，明代中后期乡射改革就是要通过礼乐的润饰，恢复其礼教的精神。明人邹廷望《重刻射礼序》说：“所谓射礼，世人率以为迂而无当……而不知圣王以之饰礼乐而观德行，其指归主于导人心之和敬而渐陶于正己之仁，非以为文具而炫人之听睹者，要在循礼之文，求礼之精意而已。”[22]（《序》）
三、乡射兴废：科举时代的必然
洪武初，习射被纳入儒学教育内容，各地先后修建了射圃，每月朔望的乡射礼基本被制度化。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乡射礼不仅发生功能嬗变，其存在状态也是兴废无常。一方面，没有射圃的地方陆续兴修射圃；另一方面，已有射圃的地方乡射礼废弛状况十分严重。祝銮《重修太平府学射圃记》：“我朝稽古右文，建学造士，射圃立于学宫，射礼者之令甲，固将以三代之才望多士也。顾乃因循日久，莫或举之，圃鞠为茂草，礼视为虚器，使古人观德实效不复可见。”[23]（卷2，《宫室志·学校》）应天府句容县儒学旧有射圃，建于永乐十年，“邑长学师怠驰其教，久弃弗理，遂至迷失其所”[24]（卷9）。宣德九年，顺天府尹李庸奏，通州儒学旧有射圃，为军民侵占[25]（卷110，宣德九年夏四月甲戌）。广东香山县原先举行的乡射礼，永乐中已“久废不讲”。到正德三年，才由提学副使林廷玉重新振举。福建惠安县射圃建于永乐十二年，射礼久废，嘉靖九年才再建射圃[26]（卷9，《学校》）。江西南安府，此礼久废。苏州府常熟县儒学射圃建于洪武八年，久废不习，更筑号房，至弘治十年再建别处[27]（卷3，《乐舞志》）。这些地方或者射圃荒废为人所占，或者射具不备乐器不存，即便圃存器备，官师士子也虚应故事，罕见实行。
读史至此，不得不疑惑：制度化的乡射礼为何在洪武以后迅速地废弛？这还需从明人有关议论中寻找答案。洪熙元年，有人感叹：“近年宾兴之士，率记诵虚文为出身之阶，求其实才，十无二三”[18]（卷9下，洪熙元年四月己酉）。弘治时，南京礼部郎中李哲说：“我朝府县学校各有射圃，近年来士子只尚科目，而武教遂废，请行提学官每月一二次令生儒习射，兼读古兵法诸书，庶文事武备兼行不废”[15]（卷213，弘治十七年六月庚辰）。嘉靖时，浙江提学薛应旂指出：“天厌元德，我祖肇兴。属当偃武，而射圃之设必于文教之地……承平既久，人情怠玩，而长才秀民又率多以空文相胜，流俗沿洄，旋失初意”[10]（卷7，《重修三学射圃记》）。
以上所论有“记诵虚文”、“尚科目”、“以空文相胜”等语，点明了科举时代的崇文传统与习射尚武之间的不协调，反映了地方社会回应国家制度时具有自主性的目标指向，而自主性目标是由科举的指挥棒划定的。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政治目标看，儒学习射具有重要意义；从诸生读书求功名的个人目标看，儒学习射则毫无意义。明朝科举的乡、会试内容以四书五经经义、诏诰表笺、事务策论等文事为要，从不把射、御、书、数等列入科举考试的内容。那么，学习射、御、书、数对于诸生就是一种无益之负担，明初那种以“六艺”教学、追求全才的理想设计势必难以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只崇经史，无暇他顾。不唯射礼不修，书数亦废。宣德四年，北京国子监助教王仙说：“学校教养人才，固当讲习经史，进修德业。至于书数之学，亦当用心。近年生员只记诵文字，以备科贡，其于字学、算法，略不晓习”[25]（卷58，宣德四年九月乙卯）。府县等地方社会对于科举是相当重视的，有常规的财政予以支持，有披红送匾等庆贺活动，也就是说，功名也是地方社会的荣耀。而儒学习射无助于功名的取得，地方官吏当然难以热心，从而出现了类似应天府句容县“邑长学师怠驰其教”的情况。又如广东揭阳县儒学射圃为猾民侵占十之六七，“（弘治）前吏于兹土者，例视礼文之事为迂阔，而力又弗足以振之也，往往置而弗问”[29]（卷4，《揭阳县儒学射圃记》）。增城县射圃嘉靖前已为废墟，“增学之士久荒射礼，其诸射器如弓矢丰觯之属，有司不为整置以教士射，士不复知射为何物？”[21]（卷10，《学校》）
面对乡射礼的废弛，明朝政府屡屡申明地方要如式举行，提学御史巡历地方要加强检查督促。成化以后，随着乡射礼的变革，某些地方官吏把乡射礼与乡饮酒礼作为推动教化的重要途径，开始修复一些荒废的射圃，重新举行乡射礼。太平府人祝銮说，嘉靖皇帝继统以后，“屡敕提学宪臣申明古制（乡射礼），盖将以德艺淑人心，以礼教厚风俗，以挽先王之治。”在巡按御史刘谦亨、知府林钺等人的努力下，太平府学射圃得以重建，射礼再举[23]（卷2，《重修太平府学射圃记》）。上文提及的广东地区，正德、嘉靖间提学副使林廷玉制定《古射礼节略仪注》，提学副使魏校、欧阳铎相继推广，久废之礼得以在香山、新会、增城等地举行。例如，增城“自提学魏校慨然有志于古，乃令学中再辟射地，既作射器，督教官谋士习射，岁一巡部考视之，以为赏罚，士自是知射礼焉”[21]（卷10，《学校》）。江西南安府学乡射礼久废，正德、嘉靖间提学副使李梦阳等相继申明，南安府创置如式。以后稍废，知府何文邦修复举行[30]（卷10，《礼乐志》）。总之，当乡射礼成为地方礼教的一部分时，它就能够存在。这时，国家以射礼造士的目标与地方礼教目标也趋于一致了。但是，乡射礼具有的礼育功能并不能使诸生在科举时代有所裨益。明人詹理《射圃记》说：
圣王教人端于蒙养之初而造于有成之日者，宜莫如射。（射）使人日徙事于持弓拾矢之节，习之不惮烦，审固以正其视，《采苹》以一其听，升降揖逊以劳其形容，体此礼所以肃此志也……。今之教者，吾惑焉。联师儒群子弟，非不烨然为可观也。顾究其志，不过口吻于蠹简之呻吟，情弊于游词之剽窃。矧纷华盛丽之习交引于外，而声利荣名之焰熏灼于中，又何怪乎？[31]（卷24）
乡射礼与功名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表明乡射礼的制度化是很表面的，没有嵌入科举时代教育体制的核心，不能依靠体制本身维护其运行，只能在那些具有文化意识、注重礼治的“循吏”推动下才得以存续。然而，地方上并不总是有这样的官吏，一旦缺乏礼教热情的官吏主政，地方就难免出现圃荒礼废的局面。所以，在翻阅明代地方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某个地方的乡射礼时兴时废，同一时期一些地方的乡射礼彼兴此废的现象。
乡射礼与乡饮酒礼都是地方儒学每年举行的礼仪活动，相对于前者，乡饮酒礼的举行较为稳定与常规化。除了乡饮酒礼通常在儒学的明伦堂举行，无须专门的场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乡饮酒礼的备办有固定经费。明代规定，府、县每年春秋两次的乡饮费用从“官钱”支出。中期开始役法改革，主要从均徭银或里甲银支出，一般为十两银子，也有多于此数者[32]。但乡射礼在明初每月朔望举行两次，明中期地方改革以后，每年春秋朔望举行两次（有的地方是四次），皆未见有关经费的记载。笔者查阅了百余种地方志，只看到惠安县设射圃看守一人[26]（卷9，《学校》），浦江县曾为儒学射圃设立一名“禁子”（用银三两）[33]（卷5，《财赋》）。没有固定经费，射具乐器的修整、射圃射亭的维护、献酬酒羹的备办等都无法正常解决。如果地方官或提学官关注乡射礼，他们可能采取捐资、募劝等临时措施来筹办射礼，于是礼兴，否则礼废。缺少经费是影响明代乡射礼废弛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本上讲，经费问题其实也反映出乡射礼制度化的表面性，以及地方社会对于乡射礼态度的因官而异、时冷时热。
综上所论，明朝把乡射礼作为“寓武于文”、培养文武全才的教育策略，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乡饮酒礼一类的礼仪活动。这种国家礼制的政治意义不久就被科举制度所消解，而面临着地方社会和士人群体的共同拒斥。但在明朝政府不断督促地方要举行乡射礼的权威下，地方社会则别开新局，改革旧制，把乡射礼由原来“重射尚武”的军事训练转变为“以射行礼”、“修身观德”的社会教化。成化以后，明朝地方的礼仪改革是在行旧制的表面下注入了新内容，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乡射礼的礼乐教化传统，以期有助于地方社会治理，故一些注重“礼治”的府县官和提学官积极推动乡射礼的改革。明朝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于是有迹可寻。
收稿日期：2007-08-20
注释：
①关于乡射礼的性质，后世意见不一。杨宽先生赞同清人邵懿辰“《仪礼》十七篇中射礼即军礼”的说法，强调乡射礼具有军事训练和选拔人才的意义，参见《“射礼”新探》，载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傅道彬在《乡人、乡乐与“诗可以群”的理论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后世的乡射礼已经被改造成可以观德行的艺术表演，具有教化意义。其实，这两种倾向在明代都存在，前后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