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策略思想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瓦窑论文,国共合作论文,中共论文,策略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从瓦窑堡会议到1937年夏,是中共的各项政策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策略思想的发展表现在:(1)进一步发展了“上层统战”和“下层统战”相结合的策略;(2)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方针;(3)提出了“把敌军变友军”的策略;(4)改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为“民主共和国”;(5)调整一些具体政策;(6)提出“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思想。
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至1937年夏,中共为落实瓦窑堡会议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从各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思想。
一、进一步发展了“上层统战”与“下层统战”相结合的策略思想
早在1935年夏,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愿意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携手抗日,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上层统战”的基本思想已经提出来了。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明确论述了实行上层统战和下层统战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的问题,还讲了各种统战形式运用的对象和方法。此时中共所说的“上层统战”,还没有把掌握南京政权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内,认为党的主要任务是“反日讨蒋”,并且把张学良与蒋介石、汪精卫相提并论,①没有看清他们之间的区别。
1935年12月,中共瓦窑堡会议肯定了实行“上层统战”与“下层统战”的提法,认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②很明显,这时所说的“上层统战”,还不包括蒋介石在内。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虽然已经谈到了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可能引起中国地主买办阶级营垒的分化,但是也未明确把蒋介石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所以,到1935年底,中共所说的“上层统战”没有明确包括蒋介石集团在内,这与后来所说的“上层统战”的涵义是有区别的。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从各方面广泛进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采取了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相结合、着重开展上层统战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党的“上层统战”思想也有了很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一)把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等作为上层统战的重点。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向东北军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呼吁东北军与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提出了在东北军中进行统战工作的方针和办法,主张“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在实践上,党采取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相结合,争取整体与争取局部相结合等办法,从各方面展开了争取东北军及西北军的工作,终于实现了西北大联合,为建立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二)注重国民党军队中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以往,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统战工作,是以争取士兵和下层军官为主。随着形势的变化,到1936年,党开始注重国民党军队中的上层统战工作。对此,张闻天1936年在给刘少奇的信中指出,在白军工作中,“特别要抓住官长中的工作,要有一定的人同一定的官长发生良好的关系。过去我们只做士兵工作不做官长工作的白军工作,是根本错误的。”③
(三)改变了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态度,把他们也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指出,只有全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才能抗日救国,“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④这个宣言公开把国民党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了。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中,确认南京政府为统战的“必要与主要对手”。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统战工作已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四)支持爱国领袖的爱国主张和活动,主张团结抗日。1936年,毛泽东曾先后致函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宋庆龄、蔡元培等,支持他们的爱国言论和行动,认为“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⑤
二、确立了“逼蒋抗日”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处心积虑地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因此,中共采取了“反蒋抗日”的政策。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的步伐,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逐步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面对这种形势,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都要求抗日救国;一些开明地主、大资产阶级、地方军阀,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对日态度,要求抗日:国民党政府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由于日本的侵略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及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而开始改变了对日态度。南京政府对日态度日益强硬,并开始作抗日的准备,同时与中共进行了初步的接触。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以前所提的“反蒋抗日”或“抗日反蒋”口号,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为了进一步推动蒋介石南京政府转向抗日,团结各方面的人参加抗日,中共逐步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变为“逼蒋抗日”。
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在致张闻天的电报中提出:“目前应团结抗日,不应发讨蒋令”。5月5日,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中共公开放弃了“反蒋”的口号,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⑥文件还建议,国共两党派出全权代表进行谈判。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⑦《指示》还指出,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此后,中共为求得“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做了大量工作,到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党的“逼蒋抗日”方针终于实现了。
三、提出了“把敌军变友军”的方针
“把敌军变友军”是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提出来的指导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工作的方针。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退入关内,张学良被国人斥为“不抵抗将军”。1935年,东北军又奉命调到西北,进攻红军。这支部队背井离乡,吃尽了千辛万苦,家乡被日寇侵占,父老兄弟姐妹成为亡国奴,所以军队内部的抗日要求很普遍。同时,这支部队在与红军作战的过程中损兵折将,几个月损失近三个师,使张学良等东北军将领深感“剿共”是没有出路的;由于蒋介石采取消灭异己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东北军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日益不满;在与红军接触的过程中,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红军多方面的争取工作,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都对张学良和东北军广大官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家园。所以,经过我党的努力争取,东北军是能够成为中共的抗日友军的。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对东北军开始了大规模的争取和团结工作,并把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建立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推动全国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环节,1936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争取东北军的工作。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系统地阐述了“变敌军为友军”的方针。
第一,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中共中央指出:“要使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军队,就依靠于我们的争取工作。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目前超出于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⑧
第二,争取东北军的方针,主要的是依靠我们的政治工作,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与解释工作,从政治上争取他们走到抗日战线上来。在争取他们的过程中,不搞阴谋诡计。对于那些觉悟程度不够的、自骄自大的、在蒋介石的欺骗与压迫下向我们积极进攻的东北军,我们可采取军事行动,在有利的条件下给以打击。“这种行动一方面是为了自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这一部分东北军以教训,开辟以后在它内部能够顺利地进行政治工作的可能。所以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同样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⑨
在争取东北军时,要采取“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外部与内部相结合”的办法开展工作。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是处在帮助者指导者的地位,而不是代替东北军包办一切。”
第三,在东北军中应吸收最优秀的分子到共产党内来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与团结东北军中一切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使东北军成为一个坚强的抗日军队。”此外,我们应该派出最好的同志到东北军去工作。“我们现在即应该培养与训练一批专门到东北军中去的干部。”
第四,要同党内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在这个问题上,党内主要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以为东北军既然同我们联合,是我们的友军,那东北军同红军是没有区别的,拿对待红军的态度去对东北军;另一种倾向,因为看到东北军中有一些不好的表现,一开始就怀疑以至反对党争取东北军的策略。这两种错误都会使我们党“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在“变敌军为友军”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做了大量工作,使东北军和西北军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变成了我们的抗日友军,实现了西北大联合,为实现全国范围的一致抗日奠定了基础。
四、改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为“民主共和国”
起初,中国共产党把自己领导下的政权称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目的是“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⑩随着形势的发展,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又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9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对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中共中央宣布:“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11)。这种共和国,“(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12)它的主要纲领是:“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当这种“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13)
中共中央指出,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性是:(1)这种口号更容易为国民党政府接受,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惨祸的最好方法;(2)这样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3)这个口号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4)可以给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争得更广阔的活动舞台。
五、调整自己的某些政策,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
第一,停止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击行动。1936年10月15日,毛泽东发表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提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14)“谈话”呼吁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与中共携手抗日,并表示愿以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第二,改造共青团。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指出,为了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因此,中央决定:“国民党区域内,原有第二党式的共产青年团的组织应该取消,所有青年团团员,都应该依照各地的具体环境与需要,去参加一切现有青年群众的合法的与公开的组织,利用一切公开与未公开的可能,去建立包括不仅青年工人,而且包括广大青年农民、学生及失业青年的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组织,在青年群众各种需要与要求的基础上,创立各种各样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妇女的、文化的、教育的、体育的与军事的青年群众组织。”(15)苏区与红军中的青年团,必须把教育训练青年,成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使全苏区的青年,成为全中国广大青年群众的模范。青年团的组织,必须全部改造以适合于这一任务,使之成为全苏区青年的各种文化、教育、体育、军事等团体的联合组织。在一切青年组织内,必须组织共产党支部或党团,有系统地发展党员;在共产党各级组织内,应该有青年部或青年委员会及青年干事。
第三,向国民党作出让步,并提出自己的相应要求。为了促使蒋介石集团加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步伐,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国民党能将上述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下列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些要求和保证,坚持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对实现国共再次合作起了积极作用。
第四,对一些具体政策也作了调整。如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给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不没收富农的财产;用比以前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欢迎海外华侨投资并保护他们;优待参加抗日救国的白军官兵,等等。
中共中央指出:“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的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16)
六、提出了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思想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来的进行革命活动的理论基础,也是他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指导思想。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纲领。1924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对内反对民族压迫,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主张民主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新三民主义的各项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阉割了三民主义,实行一系列的反动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对。
1937年7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重新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17)
重新提出“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口号是有着重要意义的:(1)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情况下,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的(18)。(2)提出这个口号,有利地争取国民党蒋介石与中共团结抗日。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集团虽然在事实上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但他们在名义上还打着孙中山的旗帜,自称信仰三民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的口号,就增加了国共两党的共同点,减少了双方的分歧,有利于双方携起手来共同抗日。(3)提出这个口号,也向全国人民表明了中共要求与国民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如果国民党仍坚持反共内战政策,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
需要明确的是,中共所说的三民主义,是指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所解释的三民主义,是实行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19)
中共提出了“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但并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因为“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20)
中共该时期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思想,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公开承认停止内战,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思想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①②⑩(11)(13)(14)(15)《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社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1、56、240、240~241、291、298页。
③《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⑤《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63页。
⑥⑦(16)《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77、778、741页。
⑧⑨《六大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291页。
(12)(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653页。
(17)《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18)(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9、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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