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银幕辉煌的明天——对中国电影若干热点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幕论文,中国电影论文,热点问题论文,辉煌论文,期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本报去年12月19日发表的《中国电影改革路在何方？》一文，引出了一场关于中国电影改革和发展的热烈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广大电影工作者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发表意见，不仅坦陈了当前电影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新矛盾和新课题，而且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路。这些宝贵的意见，必将对我们电影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今天，本报再刊发《期待银幕辉煌的明天》一文，参与讨论。我们相信，只要遵循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贯彻江泽民同志努力抓好“三大件”创作的指示，坚持改革，开拓进取，中国电影一定能够再创辉煌。
1995年，中国电影制片业的改革有了重大突破：民营影视公司获准投资拍片的合法权利，在与国营制片厂合作时投资超过70%，即可联合署名出品影片。这对于投资比例已超过全国制片总投资四分之三的民间制片业来说，是很重要的政策保证。这一年，电影市场复苏，票房收入出现回升趋势。引进十部大片触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国产片中的佼佼者也取得了可观的票房利润。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了电影频道，以每天八部故事片的数量输送节目，极大地冲击了电影院线，继续改变着人们的电影消费方式。这一年，电影主管部门提出要强化精品意识，以全方位的优质化来指导创作。这一年，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引来了大批外国电影家和制片人，希望在中国这个巨大的电影市场上，寻找合作机会，投资更多的项目和扩大赢利的前景……
1995年的局面让人看到走出低谷的一种希望。在辞旧迎新之际，《文汇报》发表了《中国电影改革路在何方》一文，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引发了我们对1996年电影走向的一种殷切期望。
引进“十部大片”触发的思考
1995年中国电影市场收入预计比1994年增长10—15%，不少论者都把这种回升首先归功于引进十部大片。这种判断尽管道出一部分事实，但失之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引进一部分外国大型娱乐片，对于促进电影交流、引发观众兴趣、了解当代电影趋势并活跃电影市场肯定是必需的，选择也是有理由的。但从长远的发展看：①电影市场的持久繁荣是否主要建筑在引进或扩大引进外国大型娱乐片的基础之上。②活跃电影市场主要依靠全面的机制改善（包括分帐方式，联营体系，管理优化、硬件改善等等），以及发行体制改革如何走向有序化、配套化的格局。③国产电影如何迅速优质化、规模化生产，以面对进口外片和合拍片的强大挑战，防止中国制片业在这种冲击和压力下萎缩和瓦解；④制定保护民族电影的法规，以严格规范发行、放映单位……这些问题已不容回避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透过1995年电影市场收入回升的正面效果，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就是当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消费意识和欣赏习惯，被奇观效应和娱乐导向重新定位之后，今后的市场将适应何种电影文化产品的生存，这是对中国制片业提出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美国《纽约时报》1995年11月21日发表了一篇专题报道，文章作者写道：“中国的电影制片业看来就像一座尚未开发的金矿，早就该由好莱坞制片商来采掘。 ……估计好莱坞影片今年在中国上映的售票数为50亿张，大约是美国的四倍。史密斯——巴尼公司的副总经理说：‘现在完全是抢地盘的竞争，以便时机一成熟便可动手。人人都在为大发利市的那一天找好自己的位置。’”
可口可乐、麦当劳和好莱坞电影三位一体地打进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的现象，也正在中国大地上故技重演。在许多亚洲国家，年轻人不看本国影片而崇尚美国电影，早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其实，近十年来由于录像市场的燎原之势和镭射影碟相继红火，这种趋势在中国也已众所周知。1995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火爆，只留给我们一个简单而鲜明的问题：我们今后的票房回升和市场开拓，进口大片是作为基本的依靠对象还是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如果三年、五年、八年的引进之后观众的消费意识和观赏习惯已成定势而国产电影在制片规模、类型样式和奇观效应上又不能迅速转轨、突破，上述引文中美国制片公司经理们的“大发利市的那一天”，不是近在眼前的事情吗？
世界电影一百年来的历史也正是各国民族电影与好莱坞电影抗衡拚搏的历史。欧共体各国为抵御美国影视产品而提出的专门条文，韩国电影法规要求全国电影院必须按比例放映国产电影的规定，都是千方百计保护民族电影生存的措施。中国电影在庆幸1995年的市场复苏和票房回升的同时，有必要对经济效益的开发，作出冷静和全局性的判断，才可能是一种使民族电影保持持续增长的良策。
活跃的民营公司和艰难的国营大厂
大洋影业公司在1994—1995年两年间先后发行《二嫫》、《红粉》和《阳光灿烂的日子》，取得引人注目的票房效果。继而甘冒风险筹拍大型历史片《秦颂》，在短短一年间迅速成为在中国大陆兼营制片和发行的后起之秀，显示出较高的判断力、文化品味和运作能力。诚然，一定的经济实力是运作的保证，但文化产业不仅仅是靠经济和财力所能左右一切。智力投入和当代视野，市场信息和观众调查都是必不可少的企业资产。万科、南洋、谢晋——恒通、大道……等影视文化公司近年来都在独立投资影视制作上取得了不同的成绩。从80年代末期起，电影生产力的更新已经悄然转移到国营大厂以外，在民间的优化组合中不事声张地进行着了。从表面上看，是把国营电影大厂中的优秀编导、摄影、美工请出来，另组班子，实现了跨厂际的“明星队”阵容，当然比任何一个厂家内部的搭配都要坚强和优化。但从骨子里看，民营电影公司比国营电影厂不同之处可能是在软件性能上和策划思路上略见你高我低。制片人制度决不仅仅是一种行政体制的属性。制片人制度意味着现代影视生产和管理者的全面素质和运作方式及其意志的真正贯彻。
有人认为，国营电影制片厂之所以步履沉重，是因为它和民营电影公司处在不公平竞争的跑道上。因为民营电影公司规模小，人员少，年产量小又不背包袱，管理的方面和内部的矛盾不知比国营电影制片厂——特别是大厂——要单纯多少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国营电影厂继续享有着国家保护，指标保证和规模化的技术设备基础。拥有着“正规军”的集团优势。在跨世纪的电影生产力转型中，北京、上海、长春三大电影厂将主要成为提供设备和技术租贷的电影加工厂呢，还是继续肩负着按指标生产的制作机构的任务？！
根据有关报道获悉，北京电影制片厂1995年投产影片有25部以上，但本厂投入的资金只有二十万人民币左右。几乎全部运用社会民间资金投入影片生产，这是否意味着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电影生产基地，具备了技术、设备加工厂的性质。长春电影制片厂是规模巨大、人数众多、技术力量雄厚的老厂。近年来在主旋律电影上贡献良多，《开国大典》、《重庆谈判》、《七七事变》、《蒋筑英》等弘扬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影片，确保了社会主义电影的一贯传统。但是，正像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推出了奥迪轿车适应新的消费需求一样，在跨世纪的文化演进中，长春电影厂是否也面临着新型号的生产线的设计和装配，以求得巨大的市场效应来承担巨大的开支负担呢？！在这里，大型娱乐片的概念不是一个艺术问题而是一个工业类型问题。
世界电影史和中国电影史的历程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每一次巨大的社会、政治和技术变迁，都会导致一种新的电影生产力的出现，最低限度也有一种电影流派的问世。他们不仅是一种艺术主张的产物，更是一定的电影政策、工业结构和策划运作的产物。因此，当社会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大型娱乐型电影作为电影市场必需的消费产品的时候，谁能够承担起这类产品的运筹制作任务，谁就是电影工业机构的掌握者和操作者。谁就是电影市场的主人。
电影发行深化改革 市场呼唤艺术精品
从跨世纪的市场开发和竞争态势来看，中国制片业应该立足于生产力的优化和更新，否则不能回答继续引进大片和市场挑战。
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北京电影发行公司共放映186部影片， 其中国产影片106部，占票房总收入57%；合拍片21部，进口片59部， 合计占票房收入43%，其中10部大片的收入占票房总收入的38%。这说明，国产影片的总收入和单片票房收入都是不够令人满意的。如果持续引进大片和强化发行业的市场机制，中国制片业承受的冲击将更加强烈。
由此，中国电影大型娱乐片生产的现实迫切性就自然地摆在了面前。不生产高投资、规模化、奇观性和强冲击力的大型娱乐片，要保持电影市场持久的增长和繁荣似无可能。要么不失时机地探求中国大型娱乐片的制片模式——适度规模、题材目标、奇观效应和特技开发——尽快与发行业的深度改革配套同步。如果在1996年、 1997 年以后每年没有5—6部大型精致化有竞争力的大型娱乐片参与竞争，中国电影几千张银幕将会是谁家之天下呢？
1995年出现的热点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兰陵王》都属于艺术片的类别。因为它们都具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和相当极端的艺术追求。虽然两者在票房效应和观众人次上落差很大，但并不能改变它们在分类上的共同属性。只不过《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明星效应和历史怀旧意识能唤起更大观众群落的热情而已。《红樱桃》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都属于大型娱乐片，只不过《红樱桃》注入了强烈的政治内涵，与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纪念日紧密相联，是一次极为成功的主旋律、商业片策划。它和《辛德勒的名单》虽然规模大小，精细程度和切入视角不同，但在策划谋略上应该说是十分相似。《红樱桃》的成功具有大大超出它单片致胜的意义，表明中国式的观赏性影片就应该寻找这样的途径，在题材、形式、政治、商业统一性上找到合理的交叉点，在实现意识形态功能和市场利润上不断求新求奇。《巴顿将军》是宣传了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国英雄，宣扬了美军在二战中的战争神话。但《巴顿将军》不靠行政指令而靠自己在电影市场上的魅力和质量去赢得观众，获取利润。中国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最终要跟市场效应取得统一，这才能使一个电影工业体系得以扩大再生产地运行，不断壮大，源源不绝。
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樱桃》，都不是1994年一年的产物，据我所知，它们的策划和运作都远在1990，1991年就开始了。1995年只不过是长期孕育，一朝分娩而已。一年有这么三、四部片子够大家在报刊上炒炒写写固然不错，但就整个中国电影发行业来说，区区三、四部就算够了吗？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是否应该推出10—15部这样级别的影片，收到比之更大的观众效应，才能和引进的十部大片作一番抗衡或取一种适度的平衡呢？专项资金补贴也好，奖励也好，都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根本的动力还得是电影人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对剧中人物和电影艺术创新痴迷的神往。
贴近百姓 触动真情 影坛需要大批新人
《被告山杠爷》触及当代社会矛盾之深，戏剧性冲突与农村生活提炼之贴切精炼，令人叹服。尤其是出自一位初试锋芒的青年导演之手，真使人觉得力透纸背，后生可畏。它和《背靠背，脸对脸》相互映衬，以探问当代人的灵魂和生存状态为目标，深化了90年代电影现实主义的内涵。在电影有愧于小说，甚至有愧于一些有份量的电视剧的今天，这两部影片肯定是一次有说服力的证明。它证明了贴近人民、理解人民，和人民休戚与共始终是电影家燃起激情，艺术生命充实的根本。
1995年出品的《与往事干杯》、《永失我爱》和《混在北京》不同于上述两部力作，却各有千秋地在低成本操作和人情味开掘上，成绩可喜。努力地探寻小制作、人情戏如何回收高票房利润，《永失我爱》就是一次重要的尝试。低成本、高回收，俗文化、高品位，新一代导演开拓人情伦理片的新探索应该受到赞许。
跟大陆青年导演遥遥相望的港台导演中，人情戏高手关锦鹏、李安、王家卫、许鞍华也都各有千秋。其中尤以台湾导演李安引人注目。他的三部影片《推手》、《喜宴》、《饮食男女》都以家庭亲情，父子母女矛盾为题，《喜宴》以两百万美元的成本而获三千万美元的票房利润，创下了世界电影低成本、高回收的最高纪录，生动的证明了聪明的构思、智慧的运作是文化产业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重要策略。当代的观众必需由当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性方式去激发其的共鸣。
我们的青年导演夏刚、冯小刚、何群在这方面的持续的努力，正使他们的才华透过作品的系列越来越清晰地被广大观众了解。
1995年，新生代电影导演勤奋创作，胡雪扬拍摄了《牵牛花》，李骏拍摄了《上海往事》，路学长拍摄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王小帅拍摄了《炎热的城市》……。到1996年的春天，这些影片将先后与观众见面。像每一代电影人通过特殊的契机，寻找时代的主题和形式通向观众，熟悉观众，最后真正拥抱观众一样，新生代导演也将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