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分配：理论与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证据论文,农村金融论文,理论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不仅应体现在效率上(影响农村经济发展)，而且，也是极为重要的，应体现在公平上(影响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也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212上升至0.377，逐渐接近国际警戒线水平。因此，如何缩小农村收入分配差距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一大问题。
金融通过资金的配置、风险的分散，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有利于增加个人获得资金的机会，进而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一个合理有效的农村金融体系应该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帮助其走出“贫困陷阱”，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当然，这一金融体系也应该从整体上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的提升，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事实上，发展农村金融的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反贫困，贫困人口的减少是农村收入分配差距改善的重要前提之一。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反过来也会促进经济增长，进而促进金融发展，形成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遗憾的是，目前鲜有文献单独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其包含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之中(详见文献回顾)。因此本文将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弥补这种不足。一方面通过实证检验判断农村金融发展是否能够有效改善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目标，另一方面也为农村金融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关依据。
一、文献回顾
最早研究金融深化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人是Mckinnon和Shaw(1973)，二人分别提出金融深化的思想，并在其论著上阐明随着金融深化，将增加信贷可获得性，从而有利于收入增长，进一步的，会有利于降低收入分配差距。但他们只是简单的阐述，并没有深入的分析。在此之后，国外学术界围绕此命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Greenwood和Jovanovich(1990)建立了一个关于金融深化、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关系的动态模型，得出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只有部分人能支付使用金融中介的固定费用，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金融深化而上升，但在长期中，随着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能支付起固定费用的人逐渐增多，收入分配差距会不断降低。类似持有“倒U型关系”观点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分别从企业家能力的获取(Banerjee & Newman,1993)、信贷市场均衡利率高低(Aghion & Bolton,1997)、受教育程度(Hossein Jalilian,2003)等方面分析了这一问题，认为金融市场早期的不完善会影响个人之间职业的选择、支付借贷利率水平的高低和人力资本投资程度，进而带来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异，加大收入分配差距，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完善，收入分配差距会有所降低。在实证研究方面，成果很也很多。Li，Squire和Zou(1997)建立金融深化与吉尼系数的一个简单回归模型，发现二者之间呈负相关；Clarke，Xu和Zou(2003)利用全球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深化确实能显著降低一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但并未发现二者呈“倒U型关系”；Beck，Demirguc-Kunt and Levine(2004)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认为金融深化有利于降低贫困，同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从总体上来看，国外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是金融深化有利于收入分配差距的降低，但二者的长期关系并无确切的形态。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在逐渐增多。章奇等(2003)利用各省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的信贷水平所代表的金融中介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金融中介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温涛等(2005)在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进行制度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金融深化与农民收入增长负相关，表明金融深化加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姚耀军(2005)、张立军(2005)等也分别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验证了金融深化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种负相关关系可以归结为我国城乡间存在的金融二元结构与经济二元结构。二元结构的存在造成尽管我国金融总体上发展较好，但其内部却存在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之间的巨大差异，带来城乡间金融资源的不平等，进而拉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研究结论的并不统一。已有的研究存在两个突出的特点是：一是多从一个国家或区域整体的角度来研究，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二元结构问题(Lewis，1954、Mckinnon，1973)；二是更多的研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而忽视了对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分析。具体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分析更是少之又少。这可能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在总体收入差距中占据重要地位(李实等，2008)有较大关系①。因此现有研究多关注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而对另外两种差距，尤其是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较少。事实上，农村金融体系或信贷市场不仅影响到城乡间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会影响到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基于此，本文将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检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是否有效的缩小了农村收入分配差距。
二、信贷市场不完善与收入分配：一个理论解释
借鉴泰勒尔(Tirole，2007)的分析，本文通过构造两个不同家庭由于受到信贷约束的不同，而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的理论解释。
假设存在两类不同的家庭，贫穷家庭和富有家庭。两类家庭的初始财富差异来自于从上一代继承的遗产，这里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只是说明两类家庭初始财富差距的来源。两类家庭的生存期限t为无限期，即两类家庭可以代代相传生存下去。家庭成员的每一代个体都想称为企业家，拥有外在禀赋A*和从上一代那里继承来的遗产Lt-1。每一代人都将其当期收入中一定比例遗留给下一代，设这一比例为a∈(0，1)。
每个家庭都面临两种相同的投资方案：(1)将财富用于利率为零的保值储蓄；(2)投资于投资规模为I，投资收益为R的固定项目，这里不考虑投资失败的可能性，假设每个家庭的初始资金都小于I，所以每个家庭若想进行投资必须进行借贷，借贷利率简化起见设为零。
这表明，随着时间推移，两类家庭的收入差距将逐渐拉开，这一过程可以用图1(见第40页)来表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而带来不同家庭的信贷约束，造成即使初始财富只有些许差异，就有可能使两个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巨大。当然，这一模型有过于严格的前提假设，同时用代际来表示时期的变迁也显得过长。在现实中，可以把代际改为不同类型农户每一期生产的时间，初始财富的使得贫困农户在每一期的生产中都由于无法得到贷款而扩大生产，从而导致其收入在一个低水平循环，甚至恶化，而富有者则由于得到信贷得以不断扩大生产，使财富不断得以积累，两类农户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被逐渐拉大。
图1 信贷不完善与收入差距
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或区域的金融体系比较发达，信贷供给充分，配给程度较低，使贫穷家庭也能借到所需的资金进行投资，那么经过一段时期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贫穷家庭和富有家庭的收入分配差距便会逐渐缩小。在极端的情况下，两类家庭的收入分配差距甚至为零。同时，由于贫穷家庭的边际投资收益较高，对整个社会而言经济效益也较好。当然，本文这里假定每一期遗产在当期收入的占比是固定的，从理论上而言，如果当期贫穷家庭愿意牺牲更多自身的消费给下一代留更多的遗产，也许经过多期遗产积累，某一代的初始财富会越过信贷门槛，从而使家庭财富收益曲线转变为图中虚线所示，逐步趋同于富有家庭，减少收入分配差距。
因此，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可以看出，信贷市场的不完善显然会加大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对于当前农村金融市场来说，其相比城市金融市场的显著差距以及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信贷配给严重都是不完善的表现。从理论上而言，这种现状会加大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但这种关系是否成立，有待于下面的实证检验。
三、模型设定、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实证模型设定
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中，以Clark，Xu和Zou(2003)的研究较为出色，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开拓性的思路。本文沿用这一框架，同时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以及数据可得性，建立了以下的实证模型⑤
其中，Cj为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f(fina)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Cov为影响收入分配的其他控制变量，e是误差项。
计量指标选取
1.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由农村金融发展规模(FD)和农村金融中介效率(FE)两个指标来描述。农村金融发展规模(FD)的指标设置采取Arestis、Demetriades & Luintel(2001)在研究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时的做法，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研究类似问题时采用了这一做法，如李广众、陈平(2002)、姚耀军(2005)、陈志刚(2009)等。本文亦遵循这一设定，用农村信贷规模与农村GDP之比来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程度。
农村金融中介效率(FE)采用农村贷款与农村存款之比来衡量。采用这一指标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这一指标可以衡量出农村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这一比值越大，越能显示出其在农村的服务水平，因为对当前农村来说，获得贷款显然比存款更重要；二是这一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前农村资金外流的状况，比值越小，表明资金外流越严重。
2.农村收入分配差距指标。在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所有指标中，基尼系数应用的最多。本文沿袭这一做法，采用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NJN)来衡量农村收入分配差距。
3.影响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其他控制变量。(1)农村经济增长指标。农村经济发展程度在本文中用农村人均GDP来衡量。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一般都用GDP的增长或人均GDP的增长来衡量经济增长程度。(2)农村教育水平指标(EDU)。在Tilak(1989)的研究中，选取小学、中学升学率作为反映一国教育水平的变量。但陈志刚(2009)认为，在中国多年应试教育的体制下，以升学率来衡量我国的教育水平似乎存在高估的嫌疑。相比之下，陆铭(2005)的做法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使用者也较多，其给出了一个衡量人均教育年限的公式：人均教育年限=(大专及以上人口×16+高中人口×12+初中人口×9+小学人口×6)/6岁及以上总人口。本文这里采用陆铭的做法，对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进行了测度，以反映农村教育水平。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78-2008年，所有数据均为年度数据。农村GDP的数据由农村在各年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乘以当年GDP得来，比重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年《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全国GDP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村贷款为乡镇企业贷款与农业贷款之和，农村存款为农户储蓄和农业存款之和，分别根据各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加工整理得来。农村基尼系数指标来自于各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则根据各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相关数据计算得来。部分数据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三)样本数据的统计性分析
四、实证分析过程
首先对所有数据取对数处理，这样做在一方面可以消除异方差，另一方面使得我们可以用线性趋势模型进行分析。本文所有计量分析在Eviews 6.0上完成。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研究将涉及到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ECM)，所以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要确定所有的变量是否都是单位根过程，以防出现虚假回归现象。本文采用标准的ADF检验来判断各变量的平稳性(见第42页表2)。
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存在单位根，不是平稳序列。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再检验，各个变量均在5％及其以上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假设。这说明各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具有平稳性，均为Ⅰ(1)序列。为了进一步保持结果的稳健性，避免因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对检验结果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同时利用PP检验法(Philips & Perron，1988)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与ADF检验一致，在此从略。
(二)协整关系检验
虽然原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但这些变量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以反映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这种关系是否存在。
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是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因此在检验之间需要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各个变量生成的特征，本文选择有截距项而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首先需要对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进行确定。考虑到本文所用数据并不多，因此在保证合理的自由度同时又能消除误差项自相关的前提下，依据AIC(赤池信息准则)和SC(施瓦茨准则)同时达到最小时为准，选取滞后阶数为二。其次，对VAR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所有特征值都落在单位圆以内，模型稳定。在上述步骤完成后，本文进行了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括号内值为标准误差
从协整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FD)、农村金融发展效率(FE)、农村受教育水平(EDU)、农村经济增长(RGDP)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NJN)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负相关关系，有利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而农村金融中介效率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反而加大了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对当前农村而言，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带来农村投资的增多，从长期来看有助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但在农村金融规模扩大的同时，农村金融供给不足，信贷配给严重依然是农村金融市场上突出的问题。穷人，尤其是农村最贫穷的那一部分人几乎接触不到正规金融服务，大量的信贷资源被农村中的富有者(大户)所获取，农村金融市场上“垒大户”现象严重，即大量的信贷主要集中于一些资产规模较大的客户，依次类推，信贷资产将逐步依据借贷客户的资产规模进行配给。因此，随着金融中介效率的提升，更多的储蓄被转化为贷款，但也意味着更多的金融资源被富人所使用，获取直接收益，从而加大农村收入分配差距。
在两个控制变量中，农村教育水平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农村教育水平作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代表，它的提升有助于农民企业家才能的增加，从外界获取更多的投资机会，有利于增加收入，进而缩小农村收入分配差距，这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农村经济增长并没有缩小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反而加大了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农村经济尚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更多注重的是效率，不同农户由于获取机会不同、生产效率不同，势必在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进而带来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会逐渐缩小⑥。
(三)短期动态关系考察：误差修正模型(ECM)
在上面分析中，本文已经得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的短期调整过程如何我们并不知道，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根据Granger定理(1987)，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则能对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进行描述。
从方程中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为-0.0658，小于零，表明误差修正项对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有向下修正的作用，使增长率变缓，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使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收敛。滞后一、二期的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为负，有向下修正的作用，这表明在短期内农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短期内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通常受到政策的影响所致。如政府的一些政策性信贷，指令性信贷等，在短期内会直接增加贫困农户的收入。但这类贷款普遍存在效率缺失，相当大一部分被农村中有关系的农户所获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因此滞后一、二期的农村金融中介效率的提升反而会加大农村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来看，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短期关系与长期关系保持了一致，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影响效果有限。此外，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在短期内也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反而在短期内加大了农村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因为人均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农村收入增加的影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体现出来，短期内部分低收入农户可能会由于增加教育投资而造成收入下降，从而进一步拉大农村收入分配差距⑦。
(四)Granger因果检验
确定了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关系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如何。从ADF检验可知五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目的是明确反映农村人均收入分配差距与影响其程度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Granger因果关系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有本质的区别。
从表5中可以看出，农村金融中介效率是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Granger原因(10％的显著水平下)，反过来，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也是农村金融中介效率的Granger原因(5％的显著水平下)，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农村金融中介效率的提升在短期内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当然，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使不同农户的信息更容易被信贷机构辨别，从而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农村金融中介效率。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是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Granger原因(5％的显著水平下)，但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不是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Granger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农村教育水平是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Granger原因(1％的显著水平下)，但反之不立，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显然不利于农村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二者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似乎与理论有悖(至少在本文的样本区间内)，值得进一步关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具体而言，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而农村金融中介效率的提升在长期内反而加大了农村收入分配差距。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供给不足、信贷配给严重)导致农村金融市场“门槛效应”的存在，穷人在短期内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从而导致其收入增长缓慢，甚至落入贫困陷阱，造成农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农村金融资源存在配置效率缺失，如国家支农贷款的名副其实，农村资金利用非农化等，造成由农村存款转化而来的贷款并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从当前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显然并未起到缩减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与长期均衡关系的分析保持一致。短期内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金融效率的提升扩大了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但二者的影响皆不显著，并表现出了一定的滞后性。因果性检验表明，农村金融中介效率与农村收入分配呈双向因果关系，中介效率的提升扩大了农村收入分配差距，而这反过来使得农村金融市场信息更加透明，穷人与富人更容易分清，金融机构更容易发放贷款，提升中介效率；农村金融规模与农村收入分配呈单向因果关系，这些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确实是影响农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村收入分配也会反过来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某些方面。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促进农村金融发展，从长期来看有助于农村收入分配改善。
3、对于改善当前的农村收入分配而言，农村金融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升在长期内似乎更有助于农村收入分配的改善。验证了舒尔茨所言的“人力资本提升对于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性”，但在短期内人均教育年限的增多反而加大农村收入分配差距，这与当前农村中“教育返贫”现象是一致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农村公共财政建设以及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完善会影响到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扩大农村金融规模，减少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加快传统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的改造，使其能真正适应农村金融需求。加大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的相关激励政策供给，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的“高风险，低回报”使得单靠正规金融的供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国家应进一步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允许更多供给主体进入，尤其是民间金融的合法化，以扩大农村金融的规模。其次，针对当前农村金融市场中信贷配给严重，穷人难以获得贷款的现状。一方面应加快农村金融配套体系建设，如征信体系、互助担保体系等，减弱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信贷配给门槛，使农村金融服务能渗透到低收入人群。另一方面应积极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小额信贷机制灵活，并且能够有效利用农村各种社会资本，缓解农村信息不对称和抵押困难等问题，有利于低收入农户获取贷款。同时小额信贷也可以作为政府政策性扶贫贷款发放的载体，解决扶贫贷款瞄准偏差，防止此类贷款被农村富裕农户获取。最后，政府应加大农村公共财政建设力度。农村公共财政建设有利于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推动农村经济增长，进而加快农村金融成长。农村公共财政建设有利于城乡教育均等化，同时减少贫困农户因教育投资负担过重的现象，提升农村受教育水平，降低农村收入分配差距。
注释：
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包含三种：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和农村收入分配差距。
②关于这一门槛值的详细阐述参见：Holmstorm & Tirole.Financial Intermediation,Loanable Funds,and the Real Sector,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ume(112),1997:663-691。本文这里只是引入了这一思想，不做进一步的展开。
③门槛范围值的设定来自于后面分析中不同家庭在何种条件下会受到信贷约束。
⑤国内有不少学者采用这一模型来衡量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差距的关系，如陈志刚(2009)等。
⑥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应该会呈现出一种倒“U”型的关系。本文在检验时尝试加入了农村经济增长的二次项，但并不支持这一结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样本时间过短。
⑦在当前农村，因教育致贫、返贫的现象依然很突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村公共财政建设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