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改革论文,历程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本文分析和探讨了邓小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事业的巨大指导作用,深刻揭示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邓小平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科学社会主义之新发展
70年找末、80年代初,当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刚刚在中国大地上兴起,长期在“左”倾思想禁锢下的人们对这一新生事物还心存各种疑虑。本人也正是带着这种“左”的思想疑虑向老祖宗列宁、特别是其晚期著作学习请教,令我十分欣喜地发现:我国改革开放的各种现实问题,大都可在列宁1921年以后的著作中找到其思想理论源头,从而坚定了对邓小平所开创和引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信念与信心,并以极大的理论兴趣写出了《列宁是伟大的开创性的社会主义实践家和改革家》(发表于《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该文指出:“列宁亲自领导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国际共运史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次伟大改革。……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开始了这种伟大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已成功地实践了列宁当年提出的一系列科学理论。”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光辉思想。”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公开发表后,本人又以更大的政治热情与穷本探源的研究精神,写出了40多万字的《从列宁到邓小平的伟大探索》一书,认为邓小平是继列宁之后又一位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家和思想理论家。现将该书中关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思想部分,概括整理出来,以飨读者,并就教于国内学术理论界。
中国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武器,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国初期,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主要是以苏联为榜样,但也开始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和创造,在1956年胜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举世瞻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在1958年发起的“三面红旗”运动中,我国在农村建立了比苏联集体农庄还要“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城市同样建立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工业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与苏俄的“军事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及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很多相似之处,其根本缺陷都是:忽视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的作用,排斥、限制市场的调节作用;在生产管理上没有城市企业与农村基层单位的经营自主权,缺乏生产者个人的积极性;在分配上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忽视生产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在消费上是普遍贫穷的低消费生活,因而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机和活力,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改革这种僵化的经济模式,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978年12月23日,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纲领性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提出了我国即将开始的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他指出:
“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发挥主动创造精神。”〔1〕
正是在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设计和指引下,中国揭开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壮丽篇章。
一、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邓小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早在60年代初,一些地区的农民为了摆脱“共产风”、“大呼隆”所造成的贫困、饥饿,而创造了“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等生产形式。邓小平当时就敏锐看到:“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对此, 他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出了大胆的回答:“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3 〕这就是在“文革”中曾遭到猛烈批判并广为流传的“白猫黑猫”论。然而,作为与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不管它受到怎样的批判、压制和摧残,却仍然表现了不可扼杀的生命力,一有适当的阳光雨露,它就要按照自身的逻辑,冲破坚土岩石,蓬勃生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壮丽史剧,正是以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为突破口,首先在农村拉开了序幕。
(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推广。
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体上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从1978年底开始至1984年;第二步是从1985年开始至今仍在进行。第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从发展农村生产力出发,放宽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一时期,党中央作出了两项重大决策。第一项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另一项更重大的决策是放开农民的手脚,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
与邓小平的命运一道几起几落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获得了新生。它经历了实行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推广“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和稳定完善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三个演进过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4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开始是由农民冒风险自发搞起来的。实践证明,凡是搞了“包产到户”、“大包干”等责任制的地方,粮食都增了产,农民的收入都得到了提高。邓小平对这种生产责任制试验给予了及时肯定和大力支持,把它作为党的农村政策向全国推广。他在1980年5 月《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5〕。 他认真总结了我国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运动“速度太快”、“规模搞得过大”〔6 〕等历史经验教训,认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机械化、管理水平、多种经营、集体收入的普遍提高。“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7〕很显然, 这与列宁当年关于合作制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号召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因地制宜,一切“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8〕“关键是发展生产力, 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9〕
正是在邓小平的正确决策指导下,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村政策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废除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使农业生产责任制更加完善和巩固。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我国农民获得了财产权力与身份自由的双重解放,使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发生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放开了农民手脚,空前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这是我国农村十多年大发展大变化的最根本最原始的动力。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从1985年开始,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开始第二步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主要内容包括:
1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邓小平早在1983年就已指出:“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10〕这就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这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调整种植业结构,建立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合理比例;二是调整大农业结构,使当时处于“短腿”的林、牧、副、渔业得到充分发展,形成大农业各业的良性循环;三是调整整个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农村的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使农村经济全面发展。这就是党中央制定的“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
2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通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我国农村走上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新道路。1984年,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废止,农村的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根据邓小平关于“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11〕的决策,党中央、国务院于1985年5月委托国家科委在农村实施“星火计划”, 更广泛地把现代科学技术的火花引向农村,引向乡镇企业,促进了乡镇企业更迅猛地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12〕从发展前景看,乡镇企业很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新路子。
3 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给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了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新决定,将粮食、棉花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棉花,以及生猪、蔬菜、水产品都“可以自由上市”。并严格规定“任何单位都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13〕这样,农村生产就转入了“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轨道。1987年的中央5 号文件进一步指出:“逐步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建立并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是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中心任务”。〔14〕党的十四大更全面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我国农村经济正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更迅速地发展。
4 改革农村商业体制,疏通商品流通环节。这主要是改革农村供销社体制,实行多种经营方式,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发挥供销社主渠道流通作用的同时,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商品流通不畅的局面。
5 建立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体系。通过改革,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局面已经形成,这是农村历史性变革最显著的标志。1987年中央5号文件, 即《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对农村出现的“多样化的专业性的经济联合”,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指出:“经济联合的多样化,反映了现阶段地区之间和个体之间经济条件的差别,产业之间生产经营和交换特点的差别,也反映了农民的经验和意愿的差别,因而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绝不可违背客观规律和群众意愿去妄加干涉,重复过去那种强制推行某种单一模式的做法”。〔15〕中央大力提倡农户之间、农工商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愿组成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鼓励在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推行股份制经济,以广泛聚集资金,引导资金向高效益的方向流动。通过改革,在国营、集体、个体等不同的经济形式之间展开了多层次、甚至跨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农村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对于合理组合生产要素,提高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开拓商品市场,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6 扶助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邓小平一贯主张:“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1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一系列扶助少(少数民族)、老(老革命根据地)、边(边疆)、穷地区的决定,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给这些地区以重点帮助,并指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根本途径是依靠当地人民自己的力量,按照本地的特点,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本地区内部经济的活力”。〔17〕并给予了一系列政策优惠,使这些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既是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过程,也是农民自主意识日益觉醒的社会过程。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亿万农民自觉参与其中的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形成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迅速改变了我国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奇观。第一次“ 农村包围城市”, 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走出了一条富民强国、经济腾飞的新路子。
二、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于1984年6月23 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讲话中,及时向全党提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总之,我们的内部要继续改革”。〔18〕
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在进行农村经济改革的同时,城市也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探索和试验,这一阶段主要是进行放权让利的小改小革。第二阶段以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进入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的局面”。〔19〕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提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围绕这一中心,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这个《决定》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竞争机制、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政企分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突破了旧的传统理论的束缚,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为我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式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更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作出了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新决策,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目标,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更全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更新的科学认识。这是对列宁关于“掌握商业,引导商业”〔21〕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重大新发展,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上升到更加成熟、系统的理论认识。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高度评价与全面总结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这一理论作为全党新时期的指导思想。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上,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向一个全面展开的新高潮。回顾10多年的改革历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企业经营制度的改革。
改革企业经营制度,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始终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围绕这一中心,主要采取以下的改革措施:
1 扩大企业自主权。从1979年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改革,到1984年开始全面铺开,到1992年7月23 日国务院公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明确提出:“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全面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即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出口权;投资决策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这是全面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一次革命性突破。
2 突破条块分割,加强横向经济联系。首先是从宏观上突破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的界限,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以促进科研和生产的联合为重点,积极发展企业群体或企业集团,以适应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要求。
3 建立经济责任制。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工业经济责任制逐步建立与健全起来。它主要包括两个环节:一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责任制,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二是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到1988年,全国有93%的大中型企业实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1992年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更明确地规定了“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即“厂长对企业盈亏负直接经营责任;职工按照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对企业盈亏也负有相应责任。”“企业必须坚持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经济效益(依据实现税利计算)增长幅度、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依据净产值计算)增长幅度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详细规定了对厂长与职工的奖罚细则,把企业经营的好坏与企业领导人及企业全体职工的利益紧密挂勾,充分体现了责、权、利的统一。
4 实行利改税。即把国营企业向国家上交利润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交纳税金。这一改革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从1983年开始,实行“以税代利,税利并存”;第二步从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1994年又开始实行“分税制”。
5 建立厂长责任制。1984年5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决定, 开始试行厂长负责制。1986年9月15日, 国务院颂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决定在工业企业中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于当年10月1日起执行。 这三个条例规定:企业的生产指挥、经营管理由国家委托给厂长全权负责;企业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发挥保证监督作用;职工代表大会作为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厂长应定期向企业的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厂长实行任期制,任期内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1992年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更明确地规定了厂长的法人地位和对企业应负的法律责任。
6 实行两权分离,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随着经济责任制的普遍推广,一种更灵活的以“两权分离”(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特征的租赁经营和资产经营责任制也开始试行。同时,股份制也开始试行。承包、租赁、股份、资产经营责任制,以各自不同的切点进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探索我国所有制形式的变革。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与个体经济大量涌现,进一步引进了市场机制,激励国营企业不断改善经营,提高效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7 试行企业破产法。1986年12月2日,六届人大第18 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凡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该法规定宣告破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对“企业的变更和终止”又作了更明确的规定:“企业可以通过转产、停产整顿、合并、分立、解散、破产等方式,进行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企业的优胜劣汰”。并对破产企业的职工和合并后富余职工的安置,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作了明确规定,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职工利益的关心和保护。
(二)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随着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入发展,市场调节的作用越来越大,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主要进行了以下重大改革。
1 价格体制的改革。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10多来的价格体制改革主要是朝着缩小国家统一定价、扩大市场调节价格的取向发展,充分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使价格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2 商业体制的改革。通过改革,恢复和发展集体、个体商业、以及改革批发体制,初步形成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多种经营渠道和流通环节减少的商品流通格局,改变了过去按行政区划、行政层次统购和供应商品的流通体制。
3 外贸体制的改革。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大政策下,改革了过去由国家统制的、以国营外贸公司为主体的外贸管理体制,实行出口商品分级管理,扩大商品经营范围;扩大地方办外贸的权限;实行出口商品外汇留成制度,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逐渐形成了沿海、沿边、沿长江流域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4 物资体制的改革。改革了按国家计划分配和供应物资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物资贸易中心,大力发展生产资料市场。
5 金融体制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有:建立一个以中央银行为主,多种金融机构相配合的金融体系,由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建立各种形式的金融市场,变资金的行政分配为市场分配,使资金成为商品进入市场;运用经济手段增加存款,吸取资金,扩大贷款范围,使银行成为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改变了信贷资金供给制状况,建设资金由财政渠道为主转为信用渠道为主;由封闭型的金融系统向国际化的开放型金融系统转化。协同企业积极引进外资;培育包括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等等,更好地发挥金融总枢纽的作用。
6 劳动体制的改革。在国营企业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改变过去用行政手段分配和录用职工的办法,培育劳务市场与技术市场。
7 住房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实行住宅商品化,大力发展房地产市场。
(三)建立和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管理体系。
宏观调节与搞活企业、搞活市场三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必须从有利于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优化产业结构出发,加快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的改革。这些措施主要有:
1 计划体制的改革。主要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下放计划管理权限,有步骤地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加强各种经济杠杆的综合利用与经济信息工作,搞好国民经济预测。
2 投资体制的改革。下放了投资审批权限,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权限;在资金来源方面不再由中央财政一手包办,实现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级管理,投资主体由一元(国家)变成了中央、地方、企业、民间以及外资等多元化结构;在管理体制方面,广泛推行了各种形式的投资包干责任制,招标、投标制也已普遍推行。
3 财政体制的改革。根据公平税负、促进竞争和体现产业政策的原则,合理设置税种、确定税率;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前提下,实行利税分流和分税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关系。
4 分配制度的改革。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改革工资制度,逐步建立起符合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各自特点的工资制度与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积极建立待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入,除了按劳分配的工资收入和个体劳动所得外,还出现了凭债权取得的利息收入、股份分红,企业经营者的风险补偿,私营企业主的部分非劳动收入等等。同时,国家也通过开征个人所得税、工资调节税及奖金税等措施,加强对消费基金的调控与管理。
5 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转变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政府管理企业的方式从过去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同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经济法律、法规,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强化审计、统计、经济监察、工商行政和税收管理工作。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为了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更加系统化、 具体化, 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加明确了90年代的改革任务,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原则,方针和内容作出了新的决定。它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到宏观管理,从城市改革到农村发展,从经济运行机制到科技教育体制,从经济手段运用到法律制度建设,从生产、分配到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和领域,构筑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中最重要的支点就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说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从总的思路上还是从具体措施上,都更加成熟,更加完善,已进入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新阶段。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就。从1980年到199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8.7%,比同期世界经济发展速度高出5.7个百分点。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500亿元增至1994年的43800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到317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20元。无论是综合国力与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成倍成倍的提高。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22〕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与意愿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列宁在1921年5 月制定的《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草案》中提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23〕,即把发展商品经济作为巩固工农联盟的主要纽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中心环节,作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动力源泉,作为指导整个农村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
邓小平指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同样是以发展商品经济为主要杠杆,贯穿于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的改革,都是朝着放开搞活,扩大生产者、经营者自主权的方向发展,把改革和建设同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经济利益紧密挂勾,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新构思,指引着中国朝着四个现代化的壮丽目标阔步前进。
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曾指出:“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深刻。”〔24〕从十月革命到今天,社会主义实践已有70多年历史,70多年漫长道路所积累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济教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比列宁时代更深刻更全面了。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无论在理论的深度上,在实践规模的广泛与实际成果的巨大上,都远远超过了列宁时代。在这一篇文章中,列宁还指出,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道路走不通,于是“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25〕,并满怀豪情地指出:“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26〕这就是列宁所指明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唯一通道”与我们党所深刻阐明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过去,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左”的方面来引用列宁的这句话,为“左”的空想目标鼓舞信心。今天,我们应该从列宁的本意上,来认识列宁为我们开通的航路,指明的道路,坚定不移地高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把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收稿日期:1995—01—15
注释:
〔4〕〔10〕〔11〕〔12〕〔16〕〔18〕〔19〕〔20〕〔2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23、17、238、110—111、65、78、373、136页。
〔23〕《列宁全集》第41卷,中文第2版,第327页。
〔21〕〔24〕〔25〕〔26〕《列宁全集》第42卷,中文第2版,第426、 169 、176、175页。
〔1〕〔5〕〔6〕〔7〕〔8〕〔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5—146、315、316、316、316、315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323页。
〔13 〕〔14〕〔15〕〔17 〕引自《十年来:政策·理论·实践》第二册,第77—78、95—96、100—101、 6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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