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的《论语》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03)05-0072-03
《论语》学是研究《论语》的专门学问，它发轫于孔子逝世后不久，形成于西汉，在古代隶属于“经学”。作为一个学术术语，《论语》学始见于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三章。其文曰：“《论语》学在汉有《齐》、《鲁》、《古》三家，自张禹和《齐》于《鲁》，郑康成复合《齐》、《鲁》于《古》，师法不可复辨。”[1](P199)但梁氏在这里只是提及而已，并未加深论。后来周予同也曾就此问题在其文章中设专节进行过讨论，但实质性内容不多。实际上，《论语》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宽泛，涉及的面也比较广。其内容包括《论语》名称的由来及含义、编纂者、结集年代、版本变迁、真伪考辨、篇章结构、名物考释、文字训诂、学派风气、学术价值、注译传播等，并涉及哲学史、经学史、经济史、伦理史、教育史、法制史、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历史学、文字学、版本学、校雠学等多门学科[2](P318)。
《论语》学在中国古代史上大体经历了五个时期，兹分述如下：
一、《论语》学的形成期
第一个时期是《论语》学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战国秦汉时期。孔子生前，弟子从而游，各记所闻，这可以从《论语》中“子张书诸绅”的记载得知。孔子逝世后，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在给孔子守丧期间，他们便将自己所记所闻汇集在一起，编成了一个类似孔子文集之类的东西。“由于诸人出生地点、年龄、受业年限、思维能力、境遇等条件各有不同，将他们共同或单独地从孔子那里听到又经过互相讨论的问题，按各人的理解程度记述下来，这其间存在若干歧异及省略之处在所难免。”[3](P122)及至子思，他又在此基础上，广搜博采，将孔子弟子之弟子或再传弟子口耳相传的孔子话语收集起来，经过选择、分类、校勘、加工、整理，最后裁定而成《论语》、《孝经》、《礼记》等文献。这些文献为孔氏家族世代相传。并通过不同方式程度不同地流传到各地。“由于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加之“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音异字，同字异音，于兹生矣”[4](P5)，于是出现了不同的文本。这些不同的文本形成了各自的传授系统。历经战国交争，秦皇灭学，到西汉时，据《汉志》记载仅剩下了三种，即《古论》、《齐论》、《鲁论》，版本有别，文字、章句自然也有差异。这不仅不利于《论语》的研习与传授，而且也于汉代大一统的文化政策相左。于是，《论语》一书的整理与定型便成为汉儒努力的方向，此一工作的开始也标志着《论语》学作为一门学问的诞生。
《论语》版本的第一次整合是三十篇《论语》修订本的出现。据《论衡·正说篇》记载，这个修订本包括《古论》二十一篇、《齐论》、《鲁论》、《河间论》九篇，是可以考见的《论语》最早的合定本。也许是由于它的影响太小或其他原因，所以各种传世史书均未著录[5](P352)。
《论语》版本的第二次整合是安昌侯张禹所为。张禹受《齐论》于庸生、王吉，后又改从《鲁论》，“遂合而考之”，“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此书一出立即得到了士子们的认可，“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6](P939)。《张侯论》的问世为后来的《论语》学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及至汉末，硕儒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古论》、《齐论》撰成《论语注》，这是《论语》演化史上又一次重大的不同版本的大融合，该书的面世，标志着《论语》一书整理与定稿工作的完成。《论语郑氏注》为后世所重，至唐代一直是人们修习《论语》的主要文本。
与此同时，《论语》一书的诠释工作也全面展开。《论语》作为先秦文献，由于时间距离和历史环境造成的词义变化以及对孔子个性心理的不了解而形成的隔膜，使人们很难释读，更不用说广泛传播了。而对于文献来说，其意义、价值、主旨和本质必须在传播活动中，通过解读者对文本的阐释过程而生发出来。没有阐释实践，也就实现不了它的社会效用。这就要求后人利用当代话语对其进行释读，于是《论语》一书的文字训解工作也就应运而生了。而且无代无之，乃至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但由于时代精神、历史背景以及解释者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地理文化、师说渊源、游学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对同一《论语》文本所作的诠释和注疏，也是特色迥异，流派纷呈。揆诸两汉时期，西汉以释讲《论语》大义为主，故多称为“说”，如《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等。而东汉以对《论语》中的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为主，故多称为“注”，如何休《论语注训》、郑玄《论语注》、麻达《论语注》等。这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风格，西汉重今文经学，所以以疏通文义为主；而东汉重古文经学，所以以名物训诂为主。
二、《论语》学的发展期
第二个时期是《论语》学的发展期。这一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这一时期佛教东传，道教发端，玄学兴盛，儒家经学受到严峻挑战，但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政治原则、伦理规范、社会教育上的宗主地位并没有动摇，所以《论语》学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衰落。相反，由于儒家学者构建儒学新体系的努力、文字学的兴盛以及援佛解经、援道解经的兴起，《论语》学却取得了相当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1.注解《论语》的专著大增。据反映这一时期的史书及朱彝尊《经义考》记载共有84部，比形成时期的18部，在部数上多4倍多。这一时期出现了两本对后世《论语》研究有重大影响的专著：一本是何晏的《论语集解》，该书不专一说，兼采众家，吸收并发挥了汉末采会同异、以简驭繁、力求博通的解经优点，从而大量保留了汉人解经的痕迹和特色，对于后人在汉代经师《论语》注释史料基本亡佚的情况下，了解和研究汉时《论语》学乃至经学特色是极为珍贵的；一本是皇侃的《论语义疏》，该书以何晏《论语集解》为底本，兼采东晋江熙《论语集解》所录郭象、李充、范宁等十三家之说以及其他“通儒解释”，会通儒玄，出入儒佛，引证广博，穷明原委，是一部集六朝《论语》学之大成的著作，对于研究义疏体著作有重要意义。
2.《论语》的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不仅出现了专门给《论语》注音的《论语音》、专门疏解《论语》文句的《论语君子无所争》，而且出现了专门向郑玄发难的《论语难郑》、修正郑玄错误的《王氏修郑错》；不仅援道解《论》，如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和《论语隐》，而且援佛解《论》，如释僧智的《论语略解》、应琛的《论语藏集解》。
3.《论语》注解体例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上文，我们可知两汉时期人们对《论语》的疏解体例主要以“说”、“注”为主。及至魏晋时期，人们对《论语》的疏解体例发生了变化，主要以“集解”为主，如何晏《集解论语》十卷，卫瓘《集注论语》八卷，崔豹《论语集义》八卷，孙绰《集解论语》十卷，江熙《集解论语》十卷等，这种体例的特点是：征引旧说，择善而从，间下己说。而到了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论语》的疏解体例又前进了一步，主要以“义疏”为主，如褚仲都《论语义疏》十卷，皇侃《论语义疏》十卷，刘炫《论语述义》十卷，徐孝克《论语讲疏文句义》五卷，张冲《论语义疏》二卷等，这种体例的特点是：会通经典义理，加以阐释发挥；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穷明原委；逐字逐句讲解古书，根据一家之注，从不违反，即“疏不破注”。
三、《论语》学的衰落期
第三个时期是《论语》学的衰落期。这一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隋唐时期，统治者不仅希望拥有政治上的统一，而且希望统一学术，遂炮制出了《五经正义》，用集体的话语代替了个人的解释，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在学术上为学者们划定了边界。并且借助于科考建立了世俗利益与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经典知识话语的联系，士子们为求仕途通达，惟有以喑诵《五经正义》而自足，不再务求新说。因此，隋唐时期虽然在文治武功方面位列中国传统社会之首，但在经学研究尤其是在《论语》学研究方面却建树了了，相对其他时期来说要衰落得多。这表现在：
1.注解《论语》的专著数量少。据朱彝尊《经义考》计有12部，比形成期还要少6部，更不用说魏晋南北朝了。
2.《论语》研究乏善可陈。值得称道的仅有陆德明的《论语音义》和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前者虽然在音义方面为唐初经学的统一奏出了先声，但在研究方法上仍未有跳出汉儒的窠臼；后者虽然开宋儒疑经改经之先河，但其臆改经文的作法却多为后人诟病。
四、《论语》学的复盛期
第四个时期是《论语》学的复盛期。这一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由鼎盛走向衰落，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的儒学也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新形势呼唤新理论的诞生，而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这必须通过创造性解释来完成。因此，许多硕儒名士纷纷著书立说，希冀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解释，来重建儒学的合法性依据之地位。于是有“四书”及其注释书的出笼，有《论语》及其注释书的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1.注解《论语》的专著数量激增。据朱彝尊《经义考》计有251部，比发展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部数上多3倍多。这一时期还产生了《论语》学史上两部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一部是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该书是在刊定皇侃《论语义疏》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其中增加了一些对《论语》内容的义理性论说和解释。这便开了宋代儒者以义理解经特别是以义理解《论语》的先河，此后，许多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便走上了义理化的道路；一部是朱熹的《论语集注》，该书在吸取汉魏古注的基础上，又集宋人释《论》之说，兼下己意，并存疑说，融注音、训诂、考据、义理于一体，而以义理见长，是继何晏《论语集解》、邢昺《论语注疏》之后《论语》学发展史上的又一座丰碑。此书一出，备受后世统治者青睐，甚至被定为科考的基本内容，成为各级学校的必学教材。
2.《论语》注解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论语》的注解方式，一方面注重文字的解释，另一方面更加强调义理的解读和阐发，《论语》学由此而进入宋学（理学）时期。这是因为宋明学者对于经书的注释不仅仅是为了以今释古、扫除阅读理解上的障碍，他们欲以注释经书为手段，借以阐发新儒学，即由训诂以通义理。因此，尽管其注释中也重视文字训诂，但其目的不是为了释读而作，而是为了通经明道而作，为重建政治的合法性依据而作。
五、《论语》学的总结期
第五个时期是《论语》学的总结期。这一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清朝。有清一代特别是清中前期，由于实学的兴起和文字狱的兴盛，考据学大兴，重考证成为清代《论语》学的重要特点。由此产生了不少以辑佚、考异、辨伪、注释为主的《论语》研究的新成果。
1.与《论语》有关的辑佚之作大量涌现。有清一代，《论语》古本、古注的辑佚之作层出不穷，惠栋、丁杰、王谟、袁钧、孔广林、宋翔凤、马国翰、黄奭、王仁俊等人先后来做这项工作，其中以《论语郑氏注》的辑本最多，以马国翰的功劳最大，他一人就辑了40种66卷。这些古本、古注以汉魏六朝为主，为后人研究那段《论语》学史乃至经学史提供了方便。
2.有关《论语》的校勘考异之作不断出现。如翟颢的《四书考异》（其中《论语考异》二十卷）、冯登府的《论语异文考证》、阮元的《论语校勘记》、叶德辉的《日本天文本论语校勘记》等。这些校勘考异之作，多为作者多年研究之结晶，创获颇多。
3.辨伪之作陆续问世。辨伪之作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个是孔安国《古文论语注》。陈鳣在其《论语古训》中认为，孔注《古论》据何晏叙“世既不传”，《集解》所采多不类，且与《说文解字》所称《论语》古文不合，反不如包氏章句之古，疑为后人假托。接着沈涛又在此基础上从《汉志》、《史记》、《释文》有关记载等五个方面力证其为伪书，断言孔注出于何晏之伪托；而丁晏《论语孔注证伪》则从汉儒无人提及、不讳汉高祖名、安国早卒及《孔注》与《书传》、《家语》、《孔丛》说多相似，而断言为王肃所伪托；崔适《论语足征记》从《鲁》《古》异读，率《鲁》用假字，而《古》用本字为据，断言《古论》显然后出于《鲁论》，实为刘歆伪造，托之安国所传，并为作注以证之。一个是今本《论语》的真伪问题。清代乾嘉年间，袁枚、赵翼、崔东壁三人，相继对《论语》的真实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其中前两人只是提及而已，而后者则着力于此，写下了《洙泗考信录》、《论语余说》等专著，认为《论语》后五篇中，除《子张》篇外，《季氏》《阳货》《微子》《尧曰》四篇中，可疑者甚多。而前十五篇中亦间有一二章不类者。
4.《论语正义》面世。入清之后，虽然清政府大力提倡理学，但由于汉族知识分子深深地体会到了王学之空谈误国，所以对其很反感，继而引发了对整个宋明时期学术风尚的反感，他们遥承两汉学术旨趣，遂成乾嘉汉学，由此也引发了学界的汉宋之争，此争论主要围绕朱熹的《论语集注》展开。汉学家批评、驳正朱熹的《论语集注》，产生了诸如毛奇龄《论语稽求篇》、李塨《论语传注》等著作，而尊宋学者则维护《论语集注》，产生了诸如王肇晋《论语经正录》等辅翼补证之作。刘宝楠抛弃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集前人及清代各派整理研究成果之大成，撰成《论语正义》。该书训诂、考据、校勘、义理并重，网罗众家，引证博赡，堪称清人注经新疏中之翘楚。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其一，《论语》学的发展与中国古代史的发展并不是亦步亦趋的关系，它有它自己的学术发展规律。其二，重社会功用，与时俱进，是历代《论语》研究者所遵循的基本准则。
［收稿日期］200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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