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皇家学会的兴起--基于媒介传播理论与东华新报定量分析_新南威尔士论文

保皇会在澳洲的兴起——基于《东华新报》的媒体传播理论与量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洲论文,会在论文,东华论文,新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4.3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5)02-0067-11

      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海外，开始了海外的流亡生活。纵观学界现有康梁研究，有关其政治及学术思想尤其是有关戊戌维新的著作及文章，浩如烟海，蔚为大观，相形下，二人十几年海外流亡经历的研究却极其有限。①流亡期间，二人以保救光绪皇帝为名，倾力动员散落世界各地的华侨，继续其变革中国的政治活动。《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载，1899年农历6月，康有为于加拿大最先成立保皇会，其后“遣门人徐勤、梁启超、陈继征、欧榘甲分赴南北美洲、澳洲二百余埠成立(保皇)分会。会员至百余万人，为中国未有之大政党。”[1]目前，海内外研究者有关保皇会分会总数的说法依然不一，但林林总总的康梁研究显示，保皇会曾经是一个遍布世界各地的超级跨国组织。②本文重点关注保皇会在澳洲的发展情况。

      关于澳洲保皇会的研究，较早见于杨进发(Ching Fatt Yong)1966年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完成的有关澳大利亚华侨史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于1977年正式出版成书。[2]其后，数位澳大利亚学者有关澳洲保皇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梁启超的澳洲之旅。③《梁启超年谱长编》载，1900年，梁氏“应澳洲保皇会之邀，始于八月自印度槵伽岛乘英国轮船，为澳洲之游。”[3]1900年10月25日，梁氏抵达西澳弗雷蒙特(Fremantle)，到访西澳后，又赴南澳新南威尔士及维多利亚。所到之处，梁氏与华洋各界纵谈国事，大力宣扬保皇会，以募集捐款。1901年5月，梁氏宣布自悉尼告别澳洲。尽管梁启超的澳洲之旅学界已有较多了解，但保皇会运动何以在澳洲兴起，现有研究仍缺乏深入的探讨分析。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弥补学界研究这一缺憾。

      现有涉及澳洲保皇会的研究，主要依赖征引《东华新报》相关内容。《东华新报》1898年6月创刊于悉尼，1902年8月更名为《东华报》。直至1936年倒闭期间，该报一直是澳洲华侨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④早期《东华报》为澳洲保皇会机关报，其内容不但忠实记录下保皇会在当地的发展情况，而且还频繁报道康梁的海外行踪及保皇会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不同于以往学者零星引用《东华新报》相关内容的研究途径，本文力图运用媒体传播学的理论与量化分析方法，全面解读该报自1898年6月始发至1901年5月梁启超旅澳期间的新闻及评论。笔者旨在立足澳洲华人社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考察保皇会运动在海外的兴起。

      一、19世纪末的悉尼华人社会与《东华新报》简况

      据澳大利亚官方记载，这个国家最早的中国移民为1818年以自由民身份抵达悉尼的麦世英(Mak Sai Ying)。[4]尽管直至19世纪50年代，已有相当数量来自厦门及香港的中国劳工抵达澳洲，[5]但大规模的中国移民潮则是由1851年开始的。这一年，新南威尔士及维多利亚两地骤起的淘金热引发了中国移民潮。这些中国移民主要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他们与远赴加利福尼亚和英属哥伦比亚的广东淘金客十分相似，以务农与小手工业者居多，有着共同的血缘与族群关系。

      然而，自1855年起，持续的中国移民潮却被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政府不断系统完备的排华法律法规所中断。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最终确定了以种族歧视为核心的“白澳政策”。⑤除了澳洲官方实施排华政策的强制性因素以外，造成澳洲乃至海外其他地方华人人口无法递增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华侨不断地自觉性返乡。正如香港学者冼玉仪(Elizabeth Sinn)所特别强调的，华侨回归侨乡是一种习惯，或者是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6]对于侨乡众多的成年男子而言，在国外打拼有所积蓄，将劳动所得汇回留守家人，最后荣归故里，能经历此三个阶段，才算完成一个正常的圆满人生。

      19世纪末，大多数的澳洲华人已离开日益凋敝的采金矿区，向大城市或城郊地区移居。190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新南威尔士的华人人口过万(包括10，063名男子和159名女子)，几乎占澳洲华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悉尼的华人人口总数为3，474人。[7]研究悉尼城市历史的学者雪莉·菲茨杰拉德(Shirley Fitzgerald)提供了很多19世纪末华人在这个城市的生活情况。由于聚集着众多的华人商铺、旅店及寄居会所(Lodging Houses)，以乔治街(George Street)、高宾街(Goulburn Street)、皮特街(Pitt Street)为中心的禧市场(Haymarket)周围地区构成了唐人街。[8]1901年有关新南威尔士华人职业的人口普查数据，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华人社会的结构，其中最大的群体从事经济性园艺种植(3564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蔬果店经营(650人)。另一较大群体为矿工(1019人)，余下的主要为各类体力劳动者。此外，还有极少数的富商巨贾(72人)，⑥普通商铺店主(290人)以及商务文员(226人)。[9]

      《东华新报》于1898年6月29日由一批商界人士在乔治街166号集股创刊。据杨进发所述，该报“最初资本为一千镑，分为四千股”。[10]然而，郭美芬(Kuo Mei-fen)近年查阅到的新南威尔士州官方注册显示，《东华新报》最初股本为一千英镑，分为5000股，每股4先令。[11]大多数股份为悉尼华商所持有，最大的股东是安昌商行的刘汝兴，他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该报的经营。[12]

      《东华新报》创办宗旨明确，即“交通市场行情，服务商人获利”，因此，将其四页版面的大半用于刊登商业广告。广告多为华商刊发，但一些西人生意广告也时常出现，包括船运公司、蔬菜种子公司、车马服务代理公司、五金商店、面粉店、糖果店、饼干店、烟草店、保险公司、律师行，等等。这些华洋生意几乎全部位于新南威尔士境内，显示该报的发行范围主要在新州。

      《东华新报》以典雅工整的近似文言体书写内容，排版印刷的文字间，常附专业人士所绘插图甚至清晰照片，其编辑质量可谓上乘。该报每周三六两次出版，并用西历及中国皇帝年号纪年，订阅价格一直为全年14银圆，半年7.5圆，三个月4圆，别省另加邮费2圆。⑦比较1901年澳洲居民年平均收入为46英镑，⑧这个价格其实并不便宜。由此推断，《东华新报》应是一份服务小众的精英读物。1900年2月7日，该报宣布，经保皇会总会批准，《东华新报》正式成为澳洲保皇会机关报。

      二、《东华新报》关注内容的分析

      因本文重点分析澳洲保皇会的兴起背景，故此处对《东华新报》内容分析主要关注1898年6月29日该报创刊至1901年5月梁启超离澳这个特定阶段。笔者将这一时期近300期所刊登的新闻、评论及公告视作新闻内容，用以进行量化分析(见图1与图2)。

      

      图1 《东华新报》新闻概览量化分析

      

      图2 《东华新报》中国新闻分类统计分析

      图1与图2显示，中国新闻，尤其有关中国内政及外交类的，占据《东华新报》新闻最大版面。1900年前后，清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各类尖锐矛盾集中爆发的极其危难期。戊戌政变后，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集团进一步消解百日维新所遗留的政治影响，积极策划“己亥建储”以废弃光绪皇帝。然而，慈禧的这一构想却无法赢得欧洲列强支持。此时，正值外国势力纷至沓来，开始瓜分中国，情急间慈禧转向扶持宣称“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其后，就是八国联军侵华，北京沦陷，清政府不得不开始屈辱的议和。《东华新报》较直观且及时地记录了上述的种种乱象。图2还显示，《东华新报》在关注中国内政外交的同时，以相当大篇幅特别报道广东局势，而明显忽略大清帝国内的其他地区。除大量广东新闻，该报还频繁报道港澳以外的海外华人世界，包括日本、新加坡、槟城、爪哇、暹罗、加拿大、夏威夷⑨、美国、南非以及新西兰；这些地区皆为广东人在海外的主要聚居地。⑩

      图1显示，与大量中国新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华新报》对报道澳洲本地新闻并没有呈现出同样的热情，此时，正值澳洲联邦成立前后，可谓该国建国史上最关键的阶段。1901年1月2日，澳洲宪法实施，即澳洲联邦成立的第二天，《东华新报》仅在第三版以六行简短语句进行了相关报道。同一天，该报的焦点新闻为清政府与欧洲列强及日本的议和活动，加之续载梁启超生平介绍，中国政治新闻几乎占据一整版篇幅。尽管其后《东华新报》主笔郑禄曾撰文(分载于1901年1月9、12、16日)描述澳洲历史及联邦成立时的人口状况，但这篇以翻译为基础的长文重在表现郑氏的痛苦思考，如何将积弱的祖国与澳洲作为新兴现代国家相比较。换言之，郑氏以澳洲联邦成立为契机，借题发挥，其目的旨在点评中国时政，而非庆祝澳洲历史上的这个里程碑事件。有关澳洲联邦的报道再次出现在1901年3月7日，同样作为介绍性文章。而联邦成立之前，《东华新报》仅在1899年8月23、26日及9月20、23、27日提供了简短报道。例如，1898年8月26日，以“合洽事述”为题的一则新闻仅为寥寥数语，“本州府六省合洽之事将成，而设一京城尚未定议，盖各怀异见，莫衷一是。兹有人谓其事听候英皇指示云”。

      就报道澳洲当地而言，正如图3所显示，《东华新报》主要提供一般性社会新闻，诸如各类犯罪及诉讼官司、车船意外事故、极端反常天气等，其内容甚少触及或讨论澳洲华人所面临的当地日益严峻的排华局势。而该报有限的事关排华议题的简短新闻，通常则是以同情语气描述华人被禁止入境。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新闻在很大程度上同其他本地新闻相似，并非《东华新报》原创性报道，而是该报编辑转译澳洲主流英文报纸(例如Sydney Morning Herald《悉尼早报》)的有关内容。当时澳洲各地报纸时有新闻报道华人非法入境、遭致惩罚等细节。例如，1898年8月31日一则题为“禁止华人”的新闻如此写道，“吉大利船昨礼拜日由港抵本埠，闻有华人搭船十一名载往昆士栏省，经税关审口供准四人登埠，尚有七人用回头纸来，不识英文英语，与及口供不对，故不准上埠，已由文苗船载回香港云。今华人之受制令局外者亦为之太息矣。”在本文所关注的近三年时间里，就澳洲排华问题及华人所遭遇的种族歧视，《东华新报》仅刊登了两篇较长的原创性评论予以抨击。(11)

      图4显示了有关澳洲华人社会内部的政治新闻。此类新闻以报道华人各类社团活动为主，尤其涉及保皇会活跃人物。此外，我们应特别留意，伴随澳洲联邦的成立，联邦政府即将通过《1901年限制移民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尽管其影响将广泛波及华人社会，使大多数成员深受其害，但《东华新报》却将其关注重点放在极少数悉尼精英华商身上。该报尤其着力报道这些精英华人与新南威尔士殖民地上层白人社会的交往情况。例如，1898年3月4日，该报刊出三则关于华社知名人士的细闻，其中包括梅光达、(12)刘汝兴、李益徽等人向离任返英的新南威尔士总督道别的公开告示；1899年8月9日，该报以大篇幅报道华商向悉尼维多利亚女皇医院所做的捐助；1899年8月30日，该报又以大幅版面详细报道了著名的船运公司吉本斯·布莱特有限公司(Gibbs Bright & Co.)邀请知名华商参加一场特别为他们举办的茶会，以庆祝该公司驶离香港的新型客轮首次入港悉尼；1900年10月20日，该报又长篇报道4名新南威尔士州议员赴约《东华新报》主办的晚宴，并聆听席间所讨论的中国时局。

      

      图3 《东华新报》澳洲新闻分类

      

      图4 《东华新报》澳洲华人政治新闻

      图5显示了《东华新报》报道保皇会新闻不断变化的角度。该报密切追踪康有为及梁启超在日本、香港、澳门、新加坡、加拿大、夏威夷流亡期间的各种活动。这些报道内容大多转引自海外保皇会报系的其他报纸，例如横滨的《清议报》、澳门的《知新报》以及新加坡的《天南新报》等。(13)同时，《东华新报》还从这些报纸中大量转载康梁及其追随者撰写的文章。此类新闻内容对戊戌维新背景、推行过程及其终结(包括宫廷政变、六君子就义等)进行了较全面的说明，并竭力阐发保救光绪皇帝帝位的重大政治意义。与之相应，《东华新报》亦详细介绍保皇会在加拿大的成立及其在香港、澳门、横滨、新加坡、槟城、暹罗、檀香山以及旧金山等地的扩展情况。

      1899年10月11日，《东华新报》刊登出康有为及加拿大保皇会负责人叶恩分别致澳洲侨领梅光达的两封信，其核心内容为寻求梅氏支持，以扩展保皇会在澳洲的影响。(14)同日，该报详细报道了加拿大保皇会的成立盛况，并以整版的号外篇幅刊出加拿大保皇会会例。(15)此后，该报有关保皇会在澳洲活动的内容逐渐增多。

      1900年1月14日，保皇会在新南威尔士正式成立；(16)《东华新报》于1月17日、20日、24日连续报道了保皇会在悉尼的首次公开集会及募捐情况。2月7日及21日的新闻显示，数百人参加了保皇会在澳洲的首轮捐款，认股数超过3000，以每股4先令核算，总计超过600英镑。2月21日，《东华新报》更以半个版面的号外篇幅刊登悉尼保皇会成员名单。1900年初，海外保皇会新闻数量达到顶点，此趋势恰好与本地保皇会的成立相呼应。澳洲保皇会正式成立后，有关本地保皇会人士的聚会、公开讲演，本地与康梁、海外其他保皇会之间的通信逐渐增多，成为该报经常性的新闻。此新闻走势持续至1900年10月达到最多，从中可以看到梁启超访澳所引发的舆论影响。随着报道重心转移至梁启超及本地保皇会活动，《东华新报》中有关海外保皇会的新闻相应减少。

      为康有为所遣，梁启超此次澳洲之行主要为募集捐款。《东华新报》详尽记录下梁氏到访各地的种种活动，包括在西澳、南澳、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与当地华人会面，发表公开演说，以及接受总督与其他当地上层人士的正式接见，等等。然而，梁启超对其访澳结果甚为失望，因为他所预期的捐款总额远远高于其实际所得。《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有如下记述，“初来时，睹外貌情形，以为最少亦当得五万左右，不意美利伴自弟子行后，即以风流云散……雪梨已加捐至五六次，人心倦极矣……”[13]这或许可以说明，由于募款频繁，澳洲保皇会中有人日益失去热情，因此导致《东华新报》中有关保皇会的内容逐渐减少。然而，1901年5月开始，保皇会重新成为该报关注的焦点，这种趋势恰恰与梁启超离澳、本地保皇会分子有所反应相一致。

      

      图5 《东华新报》关于保皇会新闻情况的对比

      三、《东华新报》话语弦外之音的解构

      西方传播学研究理论习惯运用各种隐喻符号(metaphor)讨论媒体所扮演的社会调停角色(mediating roles)，例如，媒体被视作窗口、镜子、建筑物入口、指示牌等，以此告知受众(audience)现实中正在发生什么。然而，媒体中所呈现的世界也许并非受众所期望看到的。[14]就媒体影响力(media power)而言，一类主流理论倾向强调媒体服务于强权，代表其向社会施以影响，因此，媒体通常传递处于统治及支配地位阶层所把持的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观点。[15]

      尽管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异，上述媒体理论依然有助于我们解读19世纪末英属殖民地澳洲的《东华新报》；在此话语结构内，我们会产生如下疑问：在19世纪末排华言论甚嚣尘上的澳洲，作为一份服务华人社会的中文报纸，《东华新报》如何向其读者展示现实世界？该报代表哪个权力阶层或集团？该权力阶层或集团与保皇会在澳洲的兴起存在怎样的关系？

      上面的内容分析显示，1898-1901年，《东华新报》的新闻版面主要用于报道中国的内忧外患，尤其围绕戊戌变法及庚子之乱。正如该报所记录，自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列强纷至沓来，瓜分中国。在此情形下，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大声疾呼，国家濒于沦亡，“汝之地将被割，汝之乡将被炸，汝之身家将不保，汝之祖宗骸骨将被发掘，汝之妻子将被掠淫”[16]，欲拯救国家与民族危难，终极解决的途径是恢复光绪帝的权力，继续推行变法维新，使中国实现富强，从而才能自救。

      着重传播此类信息，《东华新报》直接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一个特定的主题——拯救大清帝国。不断报道中国危亡，一方面可激励澳洲华人尽快行动以救助祖国；另一方面，可启发读者严肃思考澳洲排华的根本原因。作为保皇会喉舌的《东华新报》畅言，只有大清帝国强大昌盛起来，与欧洲列强(包括脱亚入欧的日本)比肩于世界，才可能保护它的海外臣民免受种族主义的凌辱与压迫。由此，该报能有效宣传鼓动其读者——澳洲华人身体力行参与席卷世界的保皇会运动，其理念基于康有为的政治理想——一旦光绪帝解除幽禁，中国得以保存复兴，海外华人的尊严及生存权就可以得到保障。

      在讨论澳洲保皇会运动兴起与当地排华浪潮相呼应的同时，我们需谨慎辨析《东华新报》中有限的关于澳洲严控中国人移民以及与种族歧视相关的新闻及评论。如前所述，尽管澳洲排华政治几乎波及整个华人群体，然而该报似乎有意回避这个敏感的话题。

      在当代西方社会，少数族群媒体(ethnic media)同其他类别的非主流媒体(alternative media)十分相似；非主流媒体通常被视为“公开展示边缘、弱势社会群体的存在及其政治观点，代表其对处于统治地位群体的反对，提供亚文化性质的公众空间，以此挑战由统治阶级或集团所操控的公众空间(public sphere)”[17]。然而，《东华新报》置身于实施英式民主机制的澳洲殖民地却缺乏上述非主流媒体特征。作为服务华人社会的沟通平台，该报没有积极对抗当地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反而把关言论，分散读者对种族主义的注意力。由此我们或可说，《东华新报》在很大程度上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并非客观的澳洲华人社会。

      想深刻理解《东华新报》在华人社会的影响，我们需思考，一个由极少数人构成的华商集团，如何利用华文报纸巩固其在华社中的领导地位。前文已分析，该报侧重报道本地华人精英，尤其是他们与当地殖民社会上层人士间的互动。此类报道可解读为《东华新报》力图向读者传达一个特别信息——这些“不一样”的华人已拥有本地上层白人社会所赋予的特殊优待，同时他们亦已被接纳其中。从这个角度讲，作为精英华商集团权力的一种彰显，《东华新报》的发行有助于提升精英华人的社会声望，深化他们的权威，他们以此对华社内普通的甚至地位卑微的其他成员施加影响。

      19世纪末澳洲精英华人对华社的广泛影响力，已被当时的人们忠实地记录下来。例如，有关的一些重要文献均指向1897年间，华人积极参与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皇登基60周年的狂欢庆典，以及华人参与的另一场捐助悉尼维多利亚医院的大型庆祝活动。两次狂欢中，华人均以一只精工制作的中国龙为核心，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队伍，其间辅以乐队及各类杂技表演，异样的中国风情表演为悉尼主流媒体所惊叹。[18]郭美芬(Kuo Mei-fen)曾考查过，由于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有数百位志愿者参与，更为关键的是侨领们强有力的协调能力，领导组织这两次大游行的过程极其复杂。[19]1901年，墨尔本华人为欢迎到访的约克公爵及夫人暨庆祝澳洲联邦成立，奉献了另一场大型的中国式视觉盛宴。当地的新闻记者写道：“在场观众皆起身站立，对华人精湛的表演报以热烈掌声，而暂时忘却了这里是白人的澳洲。”[20]此外还应特别指出，在墨尔本庆典期间，华人在当地主要街道张灯结彩，并打出了一幅“华民欢迎”(Welcome by the Chinese Citizens)的英文标语。然而，正如澳洲学者蒂姆·肯德尔(Timothy Kendall)所质疑的，很多华人也许并不了解，“公民”(citizen)这一概念在当时专指大英帝国的臣民身份。尽管外国人可以通过入籍归化获此身份，但早在澳洲联邦成立之前，限制华人归化的一系列法规早已实施。[21]190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生活在新南威尔士的9887名出生在中国的华人中，仅106人归化为大英帝国臣民，不及1%，[22]这个比例应该与维多利亚的华人归化率相似。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由揣测，积极参与这些庆典的华人当中，到底有多少人其实为广大的白澳社会所排斥？

      然而，澳洲的排华政治，对于组织庆典活动的侨领们而言，也许并非其关注重点，因为这个由血缘族群关系、赊单制(credit-ticket system)以及秘密社团所共同构建的澳洲华人社会，被牢牢掌控在少数的精英华商手中。[23]对此，康有为显然是心知肚明，因而他选择致信澳洲首屈一指的华商领袖梅光达；而上文亦提到，另一位致信梅光达的加拿大保皇会要人叶恩，则是温哥华头面华商叶春田的侄子；据记载，叶氏曾引进超过7000名的广东劳工，为修建横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做出了重要贡献。(17)他们致信梅光达，旨在依靠梅光达广泛的社会影响，以争取澳洲华人对保皇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康有为及叶恩的两封信可谓重要依据，揭示保皇会运动何以在海外兴起的背后推动力量。

      以上对澳洲侨领社会影响力的分析，可以引领我们进一步解析《东华新报》尤为关注广东的内容倾向。对于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菜园工人、小商贩、矿工以及从事其他各种行业的普通劳动者而言，万里之外北京的血雨腥风或许太过遥远，超出他们的理解能力。在大清帝国内，什么是他们最为关心的？自然是他们共有的家园所在地——广东。那里的天气如何？收成怎样？当地米价贵贱如何影响留守家人的收入与生活？家人是否平安？邻里街坊是否又遭遇火灾？当地官府是否已将土匪绳之以法？诸如此类令普通澳洲华人所焦虑担忧的问题，也一一在《东华新报》频繁的广东新闻中得以解答。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此类新闻内容多为《东华新报》节取亲朋好友间的私人通信。该报专辟版面，定期(例如1899年4月15、19、22、29日，5月3日)刊登一些人的姓名及其侨乡籍贯，以此通知告示中人前来《东华新报》领取信件。刊登此种告示，使《东华新报》又增添了一项类似邮局的服务功能。

      通过发布传播各类侨乡信息，《东华新报》得以成为把持其发行权的精英华商集团对华社施加影响的又一权力工具，此工具可唤起并深化华社内普通成员的群体意识，使他们即使客居澳洲，依然感觉自身置于一个由强力家长所维系的庞大广东家庭中。特征鲜明的海外广东人社会，以侨乡已有的族群与血缘关系为基础，在澳洲得以更加巩固，因而才能使侨领更有效地在华社中推广其政治理念并实施行动，由此进一步拓展了保皇会运动的群众基础。

      在凝聚澳洲华人社会的同时，广东乡情还对联络澳洲及海外其他地区华人群体发挥重要作用。上文已提及，连续不断输出的广东劳工，通过锁链式移民，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19世纪末的海外华人社会。作为一个特殊的邮局，《东华新报》以新闻及转达私人信件的方式，帮助海外广东人与侨乡间及时沟通信息。在转引不具名私人信件以获取新闻的同时，《东华新报》还重新编辑大量转载上海、香港、澳门、北美、日本、东南亚等地发行的中文报纸内容，包括时事及评论。就此意义而言，该报的性质似乎又多了一项新闻通讯社的职能。通过经常性报道广东人在海外其他遥远地区的情况，《东华新报》将澳洲华人紧紧连接在一个更为广大的跨国华人群体中。此外，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中有关报刊功用的分析，[24]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东华新报》中大量海外华人新闻的历史意义。由于这些新闻不断公告保皇会已在其他地区兴起的总趋势，《东华新报》得以推动、激励澳洲华人，投身进这场世界各地华人所共同参与的政治活动中。

      从海外华人世界看中国，澳洲华侨史上的《东华新报》为我们了解晚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尤其是戊戌政变后风云变幻的混乱格局，开启了一扇别样的窗口。阅读其报道康梁于海外发起保皇会运动的相关内容，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审视19世纪末澳洲联邦成立前后，当地新兴民族主义催生之排华情境下，澳洲华人如何处理跨国境遇以及反思他们的民族认同感提供了新视角。

      这样的历史情境也许正促成一个特别的澳洲华人政治身份(Australian Chinese political identity)的出现。对此，笔者的解析是，一方面，置身新兴联邦民族国家的澳洲华人(包括侨居及入籍归化者)，对于自己过去的或正在拥有的每况愈下的大清帝国臣民身份，有着强烈的自觉；另一方面，脱胎于英式民主的澳洲殖民社会，启发精英华人去学习并有效运用当地所具备的民主机制及手段，以实现其政治理念，譬如自主办报、发动民众、公开集会、募集政治捐款等。把握澳洲华人政治身份的两重性，对我们尤为关键：据此，我们才能辨析澳洲华人与新旧两个国家之间的错综关系；进而明了他们特有的双重国家身份(dual state membership)何以在其跨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利用媒体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本文或可视为以旧报纸为核心史料进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新尝试。不同于大多数研究者在旧报纸中的零星找寻与征引史料，笔者更注重广泛通读报纸内容。通过大规模的数据量化分析，通过贯穿各个孤立的元素，集合成面，从而把握总体趋势，揭示并还原一个时代的风貌。

      ①康梁研究的总体状况综述，可参见侯杰、李钊：《大陆近百年梁启超研究综述》，《汉学研究通讯》(台湾出版)2005年8月号；马洪林：《康有为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究》2008年12期。

      ②有关保皇会的成立及运作情况分散在各类康梁及辛亥革命的研究中，但现有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专著不多，主要有汤志钧、汤仁则：《维新·保皇·知新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高伟浓：《二十世纪初康有为保皇会在美国华侨社会中的活动》，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论文主要有莫世祥：《康门在商海中破裂——对有关芝加哥琼彩楼债务纠纷的若干信函的述评》，《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蔡惠尧：《试论保皇会失败的内部原因》，《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王杰、陈学章：《徐勤与横滨大同学校》，方志钦、王杰主编：《康有为与近代文化》，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③如刘渭平：《梁启超的澳洲之行》，《传记文学》(台湾出版)1981年第1期及第4期；刘渭平：《清末保皇会在澳洲侨界的活动》，《传记文学》1991年第12期；John Fitzgerald,Big White Lie:Chinese Australians White Australia,Sydney: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2007; Gloria Davies,"Liang Qichao in Australia:a sojourn of no significance?",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27(September 2011),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27_liang.inc&issue=027(2014年2月1日检索); Mei-fen Kuo,Making Chinese Australia:Urban Elites,Newspap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Australian Identity,1892-1912,Clayton,Victoria:Monash University Press,2013.

      ④较完整的《东华报》(含《东华新报》)原件现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该报已多次在国内学者的澳洲华侨史研究成果中出现，如王孝洵：《澳洲华人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黄昆章：《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郭存孝：《中澳关系的流金岁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邱捷：《从华文报纸看清末的澳洲华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二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⑤澳洲各殖民地排华细则以及“白澳政策”形成的过程相当复杂，因本文篇幅所限，笔者仅提供相关有代表性的澳大利亚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Anthony C.Palfreeman,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67; Charles A.Price,The Great White Walls Are Built,Canberra: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74; Ching Yan Choi,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Sydney:Sydney University Press,1975; Ching Fatt Yong,The New Gold Mountain:the Chinese in Australia,1901-1921,Richmond,S.A.:Raphael Arts,1977; Kathryn Cronin,Colonial Casualties: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82。“白澳政策”相关内容的中文翻译已出现在海峡两岸出版的多种澳大利亚华侨史著作中，例如，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八、九、十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沈己尧：《海外排华百年史》，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1993年；黄昆章：《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

      ⑥一般指从事进出口的商人。

      ⑦当时澳洲尚无独立货币，而《东华新报》中时常使用“司令银”的表述，笔者认为此处的银圆应指大英帝国内流通的先令(与“司令”谐音)银币，1英镑相当于20先令。

      ⑧参见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数据：http://www.abs.gov.au/websitedbs/D3110124.nsf/24e5997b9bf2ef35ca2567fb00299c59/c4abd1fac53e3df5ca256bd8001883ec!OpenDocument(2014年9月18日检索)。

      ⑨夏威夷于1959年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⑩有关清末广东人移民海外的分布情况及较详尽相关数据，可参见Elizabeth Sinn,"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before 1941:General Trends," Ronald Skeldon(ed.),Emigration from Hong Kong,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1-34; Elizabeth Sinn,"Hong Kong as an In-between Place in the Chinese Diaspora,1849-1939," Donna R.Gabaccia,Dirk Hoerder(ed.),Connecting Seas and Connected Ocean Rims:Indian,Atlantic,and Pacific Oceans and China Seas Migrations from the 1830s to the 1930s,Leiden and Boston:Brill,2011,pp.225-250; Carl A.Trocki,"Singapore as a Nineteen Century Migration Node," Donna R.Gabaccia,Dirk Hoerder(ed.),Connecting Seas and Connected Ocean Rims:Indian,Atlantic,and Pacific Oceans and China Seas Migrations from the 1830s to the 1930s,,Leiden and Boston:Brill,2011,pp.198-224.

      (11)“忧时篇”分别载于1899年4月29日，并连载至5月3日、6日；另一篇“事有轇轕”载于1900年5月2日。

      (12)梅光达，澳洲著名华商，华洋公认侨领，其社交网络遍及新南威尔士及悉尼当地头面人物，包括总督、悉尼市长、大法官等。梅氏曾被清政府先后授予五品及四品顶戴花翎。1903年，清政府拟委任其为首位驻澳洲领事，不幸，梅已逝。有关梅光达的详细生平，可参见，Robert Travers,Australian Mandarin:the Life and Times of Quong Tart,Dural,N.S.W.:Rosenberg Pub Pty Limited,2004。

      (13)《天南新报》为新加坡富商邱菽园创办。康有为流亡新马期间，邱氏曾提供重要资助，并捐出巨款支持自力军汉口起事。有关《天南新报》、邱菽园与康有为的关系，可参见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暨八方文化企业公司出版，2001年；张克宏：《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出版，2006年。

      (14)因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将就两封信的内容另外撰文重点解析叶恩的背景以及梅光达与保皇会的关系。

      (15)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辑的《康有为与保皇会》(1982年版)一书所收集的保皇会会例与该版本有些许差异。

      (16)见《保光绪皇帝会总值理司理议事章程》，首次会议日期为“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即公历1900年1月14日。澳洲保皇会档案现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Noel Butlin Archives Centre档案中心。

      (17)关于叶春田生平，参见金山西北角—华裔研究中心及加拿大华人全国协会网页，http://www.cinarc.org/associations.html#anchor_357,http://ccncourstories.wordpress.com/our-stories-features/yip-sang/(2014年6月27日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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