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我国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0）01—0093—07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伟大设想，如果我们最终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真正建成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那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极大丰富和发展，传统的经济理论也将被重新改写。然而，从实践上来看，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必然要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因而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并不是任务的完结，而是提出了一个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完成的划时代的历史性课题。在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指导下不断地总结我国实践中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应广泛借鉴和汲取世界范围内一切有益的理论思想和实践经验，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对于我们思考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不少启益之处。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关于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它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运用市场机制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在经济学界颇有影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市场社会主义所作定义的要点是“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这个定义对于“市场社会主义”只讲到了所有制，而没有深入到利用生产资料公有制所要实现的诸如经济民主、分配公平、选择自由等等价值目标。但是总的说来，市场社会主义是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又区别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计划社会主义”的模式。
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话题过去已经争论了几十年，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过不同的模式。在9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约翰·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戴维·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詹姆斯·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戴维·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托马斯·韦斯科夫的“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亚历克·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阿克尔·罗宾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弗莱德·布洛克的“没有阶级权力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西方学者有的花样翻新，抓住公有制问题设计新模式；有的独辟蹊径，着眼于经济效率做文章；还有的高屋建瓴，突出经济民主、分配公正方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具体来说，在这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讨论较多的是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企业是公共所有的，实行民主管理。詹姆斯·扬克主张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大规模经营的私人所有制企业转为公共所有，公有的目的是消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息资本所有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这个经济改造过程也称作“社会化”过程。“社会化”的目的是使财产收入的流动反映各式各样的社会成员对经济生产所做的独自贡献。他认为，小型私人企业不在公有化改造之列，只要这种企业中不存在单靠资本所有权收入获得利润的资本家，无论它们发展到多大的规模，也都允许其存在。当然如果经营这些企业的人自愿让渡，将其卖给公有化的企业，社会也是乐于接受的。亚历克·诺夫主张，国家、社会和合作财产应起支配作用，消除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大规模私人所有制。约翰·罗默主张每一个企业都采取联合股份公司的形式，几个公司围绕一家主办银行形成一簇，由银行向本簇内的公司提供资金。这样每一个公司的股票在主办银行、本公司内的工人和同簇内其他公司之间分配。一些学者还就公有财产的管理机构、运作方式等进行了具体的设计。
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托马斯·韦斯科夫主张企业必须实行“民主自治”模式，在所有超过10人组成的企业中都要实行这种制度。他主张企业的所有成员按照“一人一票制”原则选举企业委员会，企业经理由委员会雇用并对其负责，工人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则自由加入某一自治企业，他们必须拥有企业的投票权。企业可以采取任何方式的收入分配政策，但这些政策一定要民主制定。戴维·施韦卡特指出，在民主管理的企业中，工人们完全负责生产资料的结合及运作，决定工厂组织形式、工厂纪律、生产技术、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纯收入如何分配等等。关于这些事项的决策是民主做出的，实行“一人一票”。在一些大型企业，选出一些代表机构也是必需的，但这些机构和代表将由工人选举产生，而不是由国家任命或由全社会公民选举产生。戴维·米勒倡导以合作社作为企业的组织形式，在内部实行广泛的经济民主，这种民主和国家指导协调起来，体现民主价值和自觉控制目标的统一。弗莱德·布洛克认为，资本主义企业是世界上专制制度的最后堡垒，而将企业由专制转向民主的可靠方法是重组企业的董事会，使其代表各部分选民。所有的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都以联合的方式组成，由一个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中应有35%的委员代表股东，35%的委员代表雇员，其余的委员代表其他选民（（证券持有人、信贷人、原材料供应人、消费者以及环境保护者。
（二）实行市场经济，企业完全在市场上竞争，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戴维·施韦卡特认为，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必然会造成生产无效率，如果缺乏一个对供求反映灵敏的市场机制，计划者根本无法制定出合理的计划，也很难把个人和社会利益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市场正是以非权威性、非官僚性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他的经济民主模式提倡市场经济，一个企业从其他企业购买原材料和机器设备，并把产品卖给其他企业和消费者，大部分价格都是不受干预的。但在这种模式下，劳动力根本不再是商品，因为工人参与企业生产和管理，已经变成具有投票权并分享红利的企业成员。
弗莱德·布洛克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的否定和怀疑根源于对商品化的批判和潜在的封建主义怀旧病。事实上，根据市场决定的价格进行买卖是没有任何实质错误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在市场上出售，人的尊严、医疗保健等等就是如此。结论当然不应是消除市场，而是要调整和规范在市场活动中产生的不合理的交易。市场参与者有时对其他人施加强制和约束力量，但是有效的规范可以限制这种市场力量。布洛克认为，与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他的新社会经济模式既不完全依靠市场也不完全依靠计划，而是把市场和各种各样的规范结合起来以实现理想的目标。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有明显不同的规划来保证和组织医疗保障、科学研究等事项。从这些经验中，新社会模式可以设计一种不以牺牲平等、民主和良好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具有广泛制度规划的市场经济制度。（三）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权。在约翰·罗默的模式中，他认为国家对经济活动应有极大的控制权，但这种控制与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控制截然不同，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决定投资方向和投资构成。但这种决定功能不是通过指令制度完成的，而是通过控制和调整利率这种间接手段。政府对不同工业领域的借贷资金规定不同的利率，必要时实行优惠利率或高额利率，这会引导市场价格趋向均衡状态，使商品的供求大体相当。
在戴维·米勒的模式中，国家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1 ）调节资金。这由国家设立的公共投资机构（银行）来完成。银行向现有的和新成立的合作社提供资金，但是投资决策不仅仅是从企业的商业可行性方面考虑，而且要考虑到广泛的因素，特别是保持经济竞争，避免市场权力集中，维持就业的区域间平衡。（2）负责确定收入的最低水平额，以保证每个企业至少在短期内做到保证提供这样的收入，使得新生产线的确立和发展或企业改组能够正常进行。（3 ）国家还要负责提供福利等公益事项。
托马斯·韦斯科夫认为，在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政府必须实行积极的经济政策。全国的、地区的以及地方的各级政府都要制订积极的经济政策，以期达到经济发展的社会合理目标。政府通过对资本构成的总体比率和形式进行控制的方法来影响企业的决策，而且，政府政策还发挥下述作用：保证公民免于承担个人力量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风险，诸如在总体需求和就业领域内的经济波动。
（四）效率问题。效率问题是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讨论较多的问题，也是最能引起批评家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发起诘难的地方。各式各样的批评家列举了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可能的种种缺陷和痼弊，如缺乏企业管理的约束机制，资本供应不足，资本投资低效率，缺乏工人约束机制，对需求反应迟缓以及缺乏企业创新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等等。对此，托马斯·韦斯科夫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具有其在生产效率方面的整体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资本所有权的分散带来的效率。在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设计中，收入权和控制权相对分离、企业内外有价证券持有者的结合、共同基金制度的设立等等，这些合起来能够防止资本主义社会里那种由于资本所有权力高度集中而左右整个社会经济的现象发生。经济权力的分散减少了强大的私人利益与政府权力相互勾结串通的可能性，从而也减少了与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追求私人利益相关的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经济权力的分散还能有效阻止生产市场上垄断力量的发展，使生产市场保持合理公平的竞争力量，从而促进各个企业良好运作。其二，较大程度的总体收入平等分配带来的效率。通过共同基金股票市场制度的确立达到的资本收入社会化，使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经济有更大程度的公平。较少的社会收入不平等也会降低政府在分配结果上的政策冲突，缓和政治性矛盾，促使政府更多地去努力提高整体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其三，工人自治制度化带来的效率。实际上，工人的自治有利于刺激工人努力工作和发明创新。虽然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也有工人参与管理，分得企业的利润，但是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在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工人对企业的民主控制权利以及对企业收入的平等要求权利的制度化，将带来效率方面的较资本主义企业的优势。
针对有人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没有效率，缺乏真正的财产所有者，亚历克·诺夫认为，这并不是公有制的内在缺陷，而是没有良好的体制来保证公有制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按照“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方案，这是可以解决的问题，私有化方案是无济于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拥有资本的人，或是不关心生产只关心赢利的股票持有者，或是商业投机者，根本无益于经济的发展，只能使社会财富更多地落入少数人的腰包。
戴维·米勒指出，市场社会主义所设计的企业模式能够适用于现代化生产，因而是有效率的。对于市场社会主义有没有比当代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效率，米勒则没有明确肯定。他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优越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地方首先在于民主、平等和自由，而不一定是效率。
（五）公平问题。公平是所有市场社会主义者追求的共同目标之一，因而也是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戴维·米勒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追求的平等目标是“社会平等”，而不仅仅囿于经济上的平等。平等不是用诸如基尼系数那样的量的关系来衡量的，“社会平等”等同于地位的平等，即人们在社会中拥有一个平等的起点和机会，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划分的社会（这里的“阶级”概念不同于马克思所讲的阶级，而是指阶层）。在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中，合作社内部成员之间、合作社与合作社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收入不平等，但这体现和反映了人们对经济活动所做贡献的大小，这种收入不平等是合理的。当然这种不平等不能发展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差异程度，不能危及社会平等。市场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私人所有制，消灭了资本所有权收入，同时工人在合作社内对收入分配民主决定，不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人们会追求更大范围内的平等，即“复合平等”：接近资本的平等，竞争起点的平等，社会地位和权力平等，受教育的平等等等。总之，在真正实现平等方面，市场社会主义具有较资本主义和官僚“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约翰·罗默认为，任何市场经济，无论有无资本家，都不会带来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人们所得的工资有差别，这会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不同经济价值。因为每一个人的天生素质不同，家庭和社会环境不同，结果便会造成收入分配的相对不公平。在某种意义上，罗默同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讲的“资产阶级法权”之说。他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级差工资如果是合理的话，那原因不仅在于级差工资仅仅是利用市场配置劳动的副产品，而目前还没有比利用劳动市场更为有效的配置劳动的手段。综上所述，各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模式的空想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与我党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种思潮在社会主义思想史或经济思想史上也应该占有一定的位置，我们在思考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示：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实现形式，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必须自觉地减少西方市场经济中已显示出弊端的东西，减少那些对解决效率和社会公平具有消极作用的东西。
9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对苏东剧变的困惑和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的双重反思中建构起来的。一方面，随着苏联模式的瓦解，似乎连同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也一起被埋葬了，这不免令人伤心与困惑。另一方面，被当作胜利者讴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安定、贫富差距、压迫和剥削、环境的破坏、劳动人民的过度疲劳等问题。正是在这种双重困惑与反思过程中，一批左翼理论家再次掀起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辩论。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的体现，是超越现行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生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种种矛盾和弊端有着深刻的了解，希望通过市场社会主义的途径来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矛盾和弊病；而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则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矛盾与弊端有着切肤之痛，以致一些人在寻求解决矛盾途径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盲目崇拜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倾向。当然，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借鉴西方市场经济机制中那些有效的东西，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现的是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因此，不加分析直接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必须坚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促进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共同发展。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财产的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弊端、影响效率和公平目标实现的重要根源。因此，在他们的各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都是以企业财产的公有为基本前提的。这种思想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批判态度。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财产的个人私有制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相适应的，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正越来越要求冲破私有制的桎梏。我国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发展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要搞古典的市场经济，因此没有必要倒退到私有制阶段中去。如果我们放弃了公有制的优势，我们与发达国家缩小差距的目标就没有希望实现，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就根本无法实现。因此，我们当前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克服的是传统公有制僵化的体制和模式，寻找更好、更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而不是放弃公有制本身。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 而不是让市场盲目调节，放任自流。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妨碍了各方面积极性的发挥，限制了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导致了经济活动的低效率，这种状况必须彻底转变。但是，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来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重蹈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的周期震荡中缓慢发展的覆辙。商品生产者在个人利益驱动下的短期化行为选择，会导致社会资源的盲目流动，从而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和比例结构的严重失调，特别是不能保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对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源配置，从而严重阻滞国民经济的平衡和发展。而在当今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比较中，资源配置效率的比较、国家协调和组织经济活动能力的比较，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计划协调经济运行的优势不能丧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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