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业的新变化与鄂港工业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论文,香港论文,新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工业正处于世纪之交的新变化过程，香港工业的新变化，为鄂港工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加强鄂港工业合作，对于香港工业转型升级和湖北工业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一、香港工业的新变化
（一）香港工业地位的新变化
香港自本世纪50年代走上工业化道路以后，直到80年代初，工业在香港经济中一直处于基础性地位。“以外贸为主导，以工业为基础”，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但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因制造业大量向中国内地转移，工业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服务业则迅速扩张，发展成为香港经济的主体。工业在香港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开始动摇。
1984—1995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只增长4.3%，服务业平均每年却增长17.2%。由于服务业的增幅远远超过工业的增幅，工业产值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从24.3%下降到9.3%，服务业的比重则从67.3%上升到83%；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制造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从37%下降到19.6%，服务业则从53%上升到71.4%。工业地位已从1984年的第一大产业变为1995年的第五大产业。
（二）香港工业地位变化引发的新问题
香港工业的衰落，服务业的过度膨胀，违反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一般规律，服务业的发展以工业的发展为基础，为工业生产提供贸易、金融、信息等服务；工业发展决定着服务业的发展，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就业机会和服务对象。港英政府多年忽视制造业转型升级，引发一系列新问题：
1、香港本地出现“技术空心化”，削弱了香港整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香港工业的大量北移，使香港境内工业日趋萎缩，企业规模过小，工业整体规模趋降，无力采用高新技术，必然使香港整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日趋弱化。而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世界各国均在运用高新技术手段，使自己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世界各工业国一致认为，21世纪的工业支柱，必定是微电子、通讯网络和生物工程，各国围绕这些支柱产业，正进行着竞争性发展。如日本在美国之后，开拓了半导体芯片的世界市场，美国老牌跨国公司摩托罗拉、英特尔等受到威胁，不得不由美国政府出面，对日本施加压力，大量增收反倾销税，并对日本实行贸易制裁，才达成妥协，重新分配市场。韩国由政府出面举债高达500亿美元，以支持钢铁、汽车和大宇、三星等跨国性集团公司的微电子科研和工业，使韩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新加坡政府大力支持高新技术工业，到现在为止，工业产值占本地生产总值27%，维护了工业的支柱产业地位。而港英政府则长期不重视技术进步，工业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失去了强化国际竞争的技术基础，导致香港本地出口与转口的增长缺乏后劲，出口呆滞，转口增幅放慢，从而经济增长放缓，预计本世纪最后几年，只有3%—5%的增长率，大大低于70年代9.1%和80年代7.3%的速度。
2、香港境内呈现“雇佣空心化”，失业率上升。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香港工业蓬勃发展，带动了整体经济的高涨和繁荣，引发了劳工短缺，工资上涨，成本攀升的问题，并因此推动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北移中国内地；由于内地劳动力便宜，土地、仓租等支出节省，利润颇丰，加大了对香港工业北移的拉力，引发了九十年代香港工业的滑坡，对劳动力需求减少的新问题，出现了“雇佣空心化”，失业率已达3.6%，虽还没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但已不得不引起决策者的重视了。
3、输入性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影响经济正常运转。一方面，由于香港工业的弱化，工业品供给不足；另一方面，香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不得不从境外进口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港币与美元保持7.8∶1的联系汇率，美元又在贬值，从而使香港产生输入性通货膨胀。香港的通货膨胀率已于1983—1986年的平均2.8%，上升到1987—1994年的平均8.8%。持续高通胀率引起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发展艰难，社会稳定受损。
4、香港经济的基础变得脆弱。香港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过低，导致产业结构过度倾斜，高新技术产业滞后，生产性行业减少。而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离开生产的发展，服务业（包括贸易、金融、保险、运输、信息、仓储等）的发展就失去基础，失去服务的对象，结果，必然使整体经济泡沫化。香港工业的退化，使香港经济患上“缺钙病”。近年来香港消费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增幅降低，失业率和通胀率上升，就是这一病症的表征。
（三）香港工业发展的新优势
香港工业地位的新变化，给香港带来了上述新问题，但同时也带来新的优势。
1、工业发展的新的空间优势。随着香港以传统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的北移，使人多地少的香港获得了高新技术发展的空间，从而吸引着高技术含量的外资流入香港，为新工业的建立创造了新条件。据香港工业署公布的资料，1995年，投资香港制造业的外资为439.69亿港元，比1994年增长7.5%。其中日本居首位，为147.4亿港元，占总数的34%；其次为美国，为117.99亿港元，占总数的27%，列第三位的是中国，为42.34亿港元，占总数的10%。特别突出的是日本，在香港直接投资累计逾127亿美元，1995年的累计投资额相当于1985年的3.5倍，10年中增加250%，而且有超过50%的日资企业表示在今后三年将继续在香港增加投资。可以预言，香港工业地位的下降，是产业结构升级中出现的暂时现象，一个高技术的新型工业将在下世纪初叶使东方之珠大放异彩。
2、工业发展的新的市场优势。新型工业的产生需要新市场。香港的购买力目前在世界排第六位，消费倾向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类似，已从大量消费型转向高质消费型，低技术、低信息含量的商品销路不畅，高技术、高信息含量的商品需求猛增，由此推动着高新技术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3、工业发展的新的信息服务优势。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信息服务越来越显示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新型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信息服务。自80年代以来，香港在世界上的新的信息服务优势日益显现出来，香港国际信息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香港信息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水平更高，已达到世界级水平，可以为厂商提供世界一流的信息服务，使厂商能及时掌握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的各种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同时，还可以凭借信息服务优势，全力发展与通讯网络有关的高科技工业，以及电讯、电脑软件及系统，多媒体及网络系统等工业。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信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信息也是生产力。香港最大的优势是信息服务的优势，对高科技工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4、工业发展的新的管理优势。工业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管理，高新技术工业离不开新型的科学管理。香港目前的新型的科学管理优势已十分明显。在制造业40多年的发展中，香港已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和正在崛起的科技创新企业，成长起来了一批掌握先进管理经验和管理技术的、敢于和善于竞争的企业家，使香港已具备了管理高新技术工业的优势，为新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香港工业发展的新措施
为促进工业转型升级，香港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
1、把发展高科技和高增值工业作为工业发展的方针。香港将继续把低技能、低增值的生产工序迁往华南地区。香港制造商将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在高新技术的应用和研究上，把更多资本投在产品设计、原型制造、品质控制和寻求原料及组件来源工作上（这些正是高技术和高增值工序）。同时，逐步建立和发展香港境内的高技术工业行业，如电子、电脑、电脑软件、通讯及通讯网络、印刷、服装、食品等行业。
2、发展同中国内地的工业合作。香港方面为推动新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大力推进同内地工业合作，港府已于1995年建立了合作运用研究发展基金，用于发展与内地的科技合作。还决定每年从内地引进国家教委直属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以充实香港的科技和教育队伍。
3、资助厂商参与科技和工业发展研究。香港应用研究局现已推行两项资助计划，动用创业资本金的一部分，向个别公司提供贷款作股本投资，支持十多个研究和发展项目。
4、努力建立先进的技术基础。香港方面为推动新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正努力建立先进技术基础，为此，政府决定：
第一，建立一个科学工业园。
第二，发展第二间工业科技中心（第一间科技中心于1993年建立）。
第三，发展第四个工业村。
第四，政府向私营机构提出建议，资助它们研究香港长远工业发展前景。
5、政府用宏观政策引导工业转型升级。在工业转型升级上，香港政府努力加强宏观政策引导：
第一，保持香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水平，创造条件，吸引本地和海外资本投入高科技、高增值制造业。
第二，对高科技、高增值制造业在批地、税收、劳动力资源安排等有关方面给予优惠，刺激高新技术产业生长和发展。
第三，增加科技投入。首先是政府要有适量的投入，而后可考虑利用政府的投入，推动私人机构在制造业应用科技方面作相应的投资。
第四，继续加强成人技术教育和培训，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使香港人力资源结构与经济发展结构相适应。
第五，尽快制定必要的产业政策，引导各行业的投资，而不干预具体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后，特区政府必定会采纳、完善和发展推进工业升级的上述措施。
二、鄂港工业合作的新机遇
香港工业的一系列新变化，为鄂港工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一）香港工业的继续北移，为鄂港在湖北境内的企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香港工业的结构调整，是一个持续的渐进过程。北移的高峰期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移的初始重点区域在华南。90年代以后，直至下世纪初叶，香港工业北移的步伐不会停止，北移的重点区域将是中西部地区。湖北是香港工业北移的第二站，在90年代后半期会成为重点地区。其主要原因是：第一，香港低技术作业程序和生产工序必须以低廉劳动力、土地、仓租、原材料为存在基础，而华南地区的这方面优势已基本丧失，湖北的优势明显；第二，香港北移工业要求提高技术层次和产品质量，湖北具有工业基础雄厚，技术力量充足的优势；第三，北移工业要求交通和通讯方便快捷，湖北的交通和通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可见，湖北对香港工业资本的吸引力是很大的。90年代以来，鄂港合资、合作企业、香港在鄂的独资企业不断增加，就是明证。湖北应抓住这个机遇，推进鄂港企业合作。
（二）香港高技术、高增值工业的萌生和发展，为鄂港在香港境内的新型工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香港低技术工业北移，腾出了高技术、高增值工业萌生和发展的空间。香港已经建立了产量为全球之冠的注塑机厂；世界第二大集成电路生产厂；全球首屈一指的益智电子玩具制造厂；世界市场排名第一的照相机与望远镜的生产厂以及一批以科技为本的制造厂；出现了“第三次工业浪潮”，进入了“创新带动”的工业发展阶段。香港高技术工业的主要部分是：第一，传统工业通过加强设计与创新，逐步走向高档化与高质化；第二，为下游工业提供零部件、配件以及机器设备的联系工业，不断成长，走向规模经济，被认为不可能在香港落户的钢铁厂已经建立，并提供了香港本地建造与基建工程的60%的钢铁量；第三，适应国际大都市的新兴工业正在崛起，如印刷、包装、食品、时装、多媒体、电子、通讯等工业发展迅速。在香港已出现了高技术、高增值工业建立和发展的极好条件，产生了对境外资本的强大吸引力。日、美、英等国争相投资香港高技术产业。湖北必须抓住机遇，力争在香港高技术工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香港工业转型升级对高技术的强烈需求，为鄂港科技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香港高科技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对高技术需求与日俱增。香港科技人才奇缺，科技研究基础落后，但资金充足，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强。湖北大型企业多，大专院校多，大型科研院所多，科技人才多，科技研究基础雄厚，但科研经费不足，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弱。可见，鄂港存在着明显的相互补充的因素，具有科技合作的良好条件和机遇。
（四）香港高科技工业的发展，对科技人才有旺盛需求，为鄂港人才培训的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香港工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掌握高新技术的劳动者，包括工程师、技师和工人以及管理人才。香港的人才供给，除了香港科技大学外，还有其他大专院校、工业学院、职业训练局、雇员再培训局等教育部门，但远远满足不了高技术工业发展的需要。湖北大专院校多，专业齐全，科技人才丰富，科技人才培养能力强。在科技人才培训方面，鄂港合作的机遇明显。
三、鄂港工业合作的对策
（一）湖北大型工业企业应扩大对港工业投资，抢占高科技工业有利的投资场所
湖北原来在香港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股票、房地产、贸易、旅游等行业，这些行业风险大，竞争激烈，投资总回报率并不一定高。应尽快改变投资方向，扩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对香港高技术工业发展以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高技术实现高增值，长期稳定地获得较高投资回报率。
（二）鄂港联合进行科研
为了在科技合作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应在资金投入、科技成果交易、人才流动以及政策配合等方面展开合作。在合作项目立项与科技成果的选择上，要根据香港信息发达，市场信息灵通的特点，选择有市场潜力的科技成果进行立项，然后在湖北利用科技人才与科研机构进行研究，研究成功以后，在香港作中试与商品化实践。湖北还可以选择有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出口香港，或采用合资、合作的方式与港商进行开发性生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三）鄂港联合进行人才交流与培训
鄂港联合培训人才大有可为。“九七”香港回归后，湖北省政府同香港特区政府可以签订合作培训人才计划，有计划地组织科技劳务输出，湖北为香港提供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香港为湖北提供合格的管理人才。为发挥湖北大专院校多的优势，湖北可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香港学生，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科技人才。香港企业可每年接受湖北的管理人员，进行挂职培训，为湖北培养合格的管理人才。
（四）为香港工业资本向湖北转移创造条件
湖北应抓住港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机遇，创造有利于港资在鄂落户的条件。首先，要增加宣传力度。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向香港宣传湖北发展工业的条件和政策，让香港工商人士了解湖北。其次，组织湖北工商企业人士到香港考察，主动寻找合作伙伴，为湖北企业改组、改造注入港资。再次，对港商在湖北的“三资企业”与湖北本地企业一视同仁，在税收、土地批租、产品销售市场等方面给予相同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