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183:莫里森对罗森传统的超越_文学论文

约翰·183:莫里森对罗森传统的超越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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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1)03-0017-04

谈起当代澳大利亚著名短篇小说家约翰·莫里森(John Morrison 1904- ),文学史家通常将他与艾伦·马歇尔、朱达·沃顿、弗兰克·哈代等并列为“现实主义作家”,并视其为澳大利亚文学中劳森传统的延续。(注:见Kramer,L.ed.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31;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第379页。)确实,从莫里森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画面及其使用的主要手法来看,他与劳森创立的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主客观环境的变化,莫里森的作品在主题和写作手法方面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标志着莫里森对劳森传统的超越。

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亨利·劳森(1867-1922)创立的现实主义传统,注重外部客观世界的描述,着力于描写澳大利亚本地风物,塑造典型的澳大利亚人形象。劳森笔下的澳大利亚人(特别是丛林人)粗犷乐观,坚韧顽强,语言朴实,摆脱了殖民化时期澳大利亚文学中的“澳洲形、英国心”的主人公形象。在结构上,劳森借鉴澳大利亚丛林故事的叙述方法,不事雕琢,娓娓道来,在貌似随意和平淡的叙述中流露出对生活的感喟,形成了一种简练朴实的艺术风格。

如果说重视客观描写、着眼于澳大利亚本土人物风貌是劳森传统的精髓的话,那么莫里森的确称得上是劳森的优秀继承人。他的锐利眼光、简练的文笔及其对澳大利亚的热爱使得他能够将澳大利亚、尤其是墨尔本的风土人情生动地形诸笔端:水区码头景象,经济危机袭击下的墨尔本,富足的上流社会,中产阶级的家庭纠葛,以及园艺工、丛林人、码头工人、教师等普通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劳森等人讴歌的“伙伴情谊”,在莫里森笔下常常表现为一种工人间团结互助、共同反抗资本家及工厂主剥削的合作精神。“一人开除,全体罢工”(《醉人》)便是这种精神在码头工人身上的具体体现。从写作的手法来看,莫里森也和劳森一样,用结构简单的故事表达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莫里森文笔洗练,语言朴实,具有散文诗般的动人品质。这些使得他的作品明白晓畅又优美动人,深受读者欢迎。著名学者黄源深就指出,莫里森的创作代表了50年代澳大利亚传统短篇小说的最高水平。(注: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第380页。)

然而,莫里森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毕竟与劳森大不相同。20世纪40年代初,莫里森开始文学创作时,现代派文学在欧美早已风起云涌,佳作纷呈。就是在闭塞的澳大利亚,它也已对劳森创立的现实主义传统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其实,现代派文学作为一股暗流,早在本世纪初现实主义统治澳洲文坛的时候就已在涌动。弗菲的《人生就是如此》(1903)中新的叙述技巧及诗人布伦南《诗集:1913》(1914)中的象征主义预示着澳大利亚现代派文学的来临。到了二三十年代,现代主义潮流日渐明显。小说方面有科布的《莫法特先生》(1925)里的意识流,理查森的《麦昂尼的命运》(1930)里的心理分析,诺曼·林塞在《雷得希布》(1930)里宣扬的“性解放”和“青春的放荡与叛逆”,达克的《克里斯托弗的序曲》(1934)、《返回库米拉》(1936)中的闪回、心理分析、内心独白,克里斯蒂娜·斯泰得的《悉尼七穷人》(1934)里的印象主义。诗歌方面,自1923年悉尼创办的《视野》介绍了不少西方文艺思潮后,一批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年轻诗人脱颖而出。其中佼佼者如斯莱塞和希金斯在创作时都大量采用了现代派手法,后者在其代表作《莫底凯序诗》(1933)里就使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而其展现新旧宗教间的冲突并在启示录和毁灭中寻找意义的主题也明显可以看出现代派诗歌巨匠艾略特和庞德的影响。随着现代派文学的发展壮大,它与统治澳大利亚文坛的现实主义传统间的冲突也日趋激烈,澳洲文坛30年代开展的旨在反对一切异域文化、主张彻底本土化的“津迪沃罗巴克”运动及40年代发起的现代派文学运动“愤怒的企鹅”就是明证。

对新思潮、新技巧的向往是文学发展的动力,而劳森传统进入20世纪后也逐渐暴露其局限性,如缺乏深刻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对社会现象大多只作了浅层次的刻画和揭露,缺乏对人性的本质和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作深层次的思考,其表现手法也显得过于简单。这一切使得以怀特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在50年代逐渐取代了劳森传统的统治地位,形成了著名作家朱达·沃顿所说的“怀特时代”。(注:唐正秋:《澳大利亚文学评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第253页。)莫里森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创作的。他的创作年代与澳大利亚现代派文学崛起与风行的年代大体相同,因此不难推测现代派文学对他的影响。尽管他说过自己不喜欢怀特的小说,(注:唐正秋:《澳大利亚文学评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第255页。)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的作品带上了许多现代主义的印记。正是这些现代主义色彩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劳森传统,变得更有深度和新意,在创作手法上也更丰富多彩。

莫里森对劳森传统的超越首先表现在主题上。与劳森不同的是,莫里森在许多作品里不再着眼于普通澳大利亚人、尤其是丛林人生活的艰难,讴歌他们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勇敢、顽强和“伙伴情谊”,而是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现代社会里人的处境上。英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曾经指出,现代文学的两个基本主题是“孤独感和在道德风尚日益衰败的情况下人的相互关系”。(注: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第21页。)莫里森的许多作品正是对现代物质社会里人们普遍的孤独感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探索。《孤独的人》中麦杜斯“我很孤独”的感喟、《烧香的人》中孑然一身、滞留英国无法回乡的澳大利亚老人,无不揭示着现代人的孤独处境。而《高亚》则对现代人的这种处境作了颇富象征意味的阐释。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山中的独居者,心爱的女人离他而去,他日日盼望她能回到自己身边。他在路边、山旁都竖起牌子,上面写道:“归来吧。”然而她却始终杳无音信。从普通层面上看,这只是个忧伤的爱情故事。但是,从更深的层次上来理解,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个象征,它体现了现代人普遍的尴尬处境:我们孤寂的心灵需要爱,然而爱与关怀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只能日日徒劳地盼望?

在莫里森看来,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很大程度上源于现代社会里人与人关系的改变。现代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破坏了人们彼此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使金钱成为一切的主宰,人人都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彼此之间有的只是冷漠和互不理解。《花之战》里尽心侍弄自己的花园、被称作“天骄姐妹”的两姐妹,却因小事而明争暗斗,终于两败俱伤。《致玛格丽特》中律师卡梅伦唯我独尊的淫威使妻子、女儿、管家、园丁都离他而去。《大开眼界》里科林和罗恩原为密友,却为了一张中奖彩票而唇枪舌剑,友谊荡然无存。所有这些都揭示了现代社会里人们的自我中心和迷恋物质财富对亲情、友情、同情等的戕害。这正如《这种自由》里乔所感叹的那样:“把人们送进坟墓的就是这些——东西。他们整天想着这些坛坛罐罐,根本没有时间去生活。他们总想着弄到更多的东西,而每弄到一样东西他们就多了一种担心。”(注:John Morrison,Selected Stories (Seal Books,1972),pp.112-113.)

莫里森作品里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彼此并不了解。”(《夜班》)(注:John Morrison,Selected Stories (Seal Books,1972),第61页。)这是对现代人际关系的一种总结。其名篇《北风》里,岳母里尔与女婿吉姆不和,故当丛林大火来临时不肯听从女婿的劝告而葬身火海。《烧香的人》中滞留英国的澳大利亚青年布莱尔与一老人同居一寓所,却只是在老人死后才发现他也是个滞留英国的澳大利亚同乡。《睡娃娃》里形容猥琐、总爱打瞌睡的牧场工人博伊德在故事结尾才扭转了自己懒惰、无能的形象。这些发人深省的故事给我们描画了一个个因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而造成的孤独形象,体现了现代人的普遍处境。

莫里森在主题方面对劳森传统的超越可能更好地表现在《夜班》里。这篇小说描写码头工人乔和迪克一起去上夜班。上岸时乔由于年老体弱,加上天气寒冷,手指僵硬,没能抓住扶手,结果失足摔死。莫里森写这篇小说的动机原本是为了抗议港口托拉斯在亚拉维尔码头不设趸船,社会批判意义较强,算得上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但在写作过程中,莫里森以艺术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这样的事实:现代人(即便是工友们)之间缺乏了解。故事结尾,莫里森借迪克之口,沉重地叹息道“我们彼此并不了解”,从而在主题方面进行了深化。

莫里森的有些作品还表现出一种道义上的模糊性。作者并不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将故事冷静客观地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与传统小说中善恶分明的道德倾向相比,这种模糊性更能体现现代生活的复杂与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例如《孩子们》中搬运工阿伦开车去救火,途中发现自家的房子也着了火,于是先搭救了自己的妻儿,以为还有时间去解救被大火围困的一所学校的孩子们。结果时间不够,孩子们全部被烧死。人们对阿伦大加挞伐,阿伦只好举家离开。故事中阿伦愤愤不平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若处在我的位置上会怎么办?”(注:John Morrison,Selected Stories (Seal Books,1972),第151页。)孰是孰非,令人难以判断。类似的模糊性在《北风》中岳母里尔之死一事也有体现。

除了在主题上的开拓外,莫里森在写作手法上也突破了劳森传统的局限性。为了表现其新的主题与现代生活的纷繁复杂,莫里森在创作时采用了许多现代主义技巧,譬如象征手法的运用。《花之战》里的Avalon和Elysia花园、《这种自由》里的乔·阿布斯夫妇的房子以及《致玛格丽特》中律师卡梅伦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都带有象征意味,而《高亚》则是这种手法的集中体现。如前所述,由于象征手法的运用,这篇普通的爱情故事获得了多层次的内涵,表现了现代人的孤独这一重大主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故事中那个山中的独居者可以视为所有现代人的代表:孤独而又渴望得到爱和正常的人际关系;他的路边坚起的一块块“归来吧”的牌子便是现代人对失去的往日美好事物的向往;甚至文中蟆口鸮的叫声也显示着现代人与外部世界的隔阂。

莫里森还常常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深化主题。例如,《烧香的人》结尾处布莱尔的心理活动充分体现了他的激动、懊悔和思乡之情;《北风》里女婿吉姆在大火将来、准备收拾东西逃生时的心理描写也准确地刻画出丛林人生活的艰难及其对家乡的留恋。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作品里的心理描写常常具有跳跃性和不确定性,呈现出很强的意识流色彩。请看下面的描写:

和一小时前没什么两样。雾,黑色的水,铁路边院子里的卡车声。但没有人。有个人踏上了自己从没梦想过的漫长旅途。几分钟后灯就会亮了,更多的灯。还有许多人的声音和面庞。谁也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王子桥。吵吵嚷嚷的人群。电车。圣·基尔达路。光秃秃的榆树下车来车往。另一个世界……紫罗兰……还有那白净的小手。

这是《夜班》(注:John Morrison,Selected Stories,pp.60-61.)中迪克在乔摔死后的一段心理活动。内心的孤寂悲痛与外界的喧嚣忙碌;工人生命的无足轻重与少爷小姐的寻欢作乐,都呈现在这段意识之流里。强烈的反差形成巨大的艺术张力,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而简短的句式、一个个快速变换的场景和意象,也充分体现了意识流的联想特征、跳跃性和不确定性。

莫里森惯用的另一种现代主义技巧是印象主义手法。这是英国现代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所擅长的技法。它通过声、光、色、影、形的综合运用唤起读者的感觉,创造出一种当时当地感情上与精神上的气氛。莫里森早年深受康拉德的影响,故在创作时经常加以运用。如在《夜班》中,乔和迪克在电车上遇见一群衣着光鲜、笑语盈盈的少爷小姐。其中一位小姐白净的小手、身上的紫罗兰花香给迪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白净的小手”、“紫罗兰花香”在文中不断出现,不仅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也愈加反映出两种生活的巨大差异,从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从《堵车》中也可以看出印象主义手法的出色运用。这篇故事舍弃了传统小说的结构,基本上没有什么情节,而是从“我”,一位乘客的角度,通过对话、白描和心理描写刻画出一个热天火车因故中途停车时旅客的众生相。小说也没有明确的主题,只是在结尾提到火车停车是因为有旅客轮下丧生,等医生来处理。通篇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个具体的印象:炎热的天气,无聊的乘客,焦急的小姐……。莫里森文笔细腻,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用精确的细节刻画生动的形象。如写天热则用“炎热的空气像毯子一样裹住了火车”,“衬衫粘在身上如洗土耳其浴”;写女士的焦急则有“双手不停地握紧、又松开”,“不时摸摸脖子上的金链,再摸摸耳坠”。这一切通过“我”的观察和心理阐释更加深了读者的印象。这篇小说无论在主题、结构还是在写作技巧的运用上都迥异于传统小说,称得上是一篇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品。

以上分析表明,莫里森在创作中不仅继承了劳森传统,而且在主题和写作技巧上都有所超越。这种超越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使其作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澳大利亚著名评论家S·默里·史密斯指出,四五十年代进行创作的澳大利亚作家,如今只有少数还享有众多读者,而约翰·莫里森无疑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注:Stephen Murray-Smith,"Introduction",in John Morrison,North Wind (Penguin Books,1982).)这个事实充分说明文学创作中创新的重要性。约翰·莫里森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和创新使他为澳大利亚文学史添上了闪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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