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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许多经济学人和官员都称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时期”，并称之为“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实际上政府各部门也正以扩张性财政行为去搞各类工程项目，再配之以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以拉动内需和提高GDP的份额。为此，财政大举增发国债；银行降低了准备金率，取消了贷款额度，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大幅增加货币供给（如1999年货币发行量M1和M2比上年分别增加14.7%和17.7%）。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否为通缩？在原本已经很大规模的政府财政项目和货币供给量上再行扩张，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奏效？本文想就此谈些看法。
1.通货紧缩及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与消退
通货紧缩，原本是从货币流通的角度描述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历史上曾出现的一种货币现象。意为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时，市场上货币流通下降，GDP增长下滑和市场物价持续降低，如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便是如此。
在那个时期，所谓的通缩是源于“市场失灵”，即经济系统里作为内生变量的众多企业和商业银行的投资行为，与社会需求无法维持原有的均衡（凯恩斯称之为“有效需求不足”）。据此，按照凯恩斯的办法，日后由政府介入自由市场，不惜实施赤字财政，大举投资各类公共工程。这一“外生变量”的介入，在短时期内的确起到了增大市场需求、增加就业机会的效果，金融领域中的货币流量亦逐步升高，通货紧缩随之消除，凯恩斯主义也因而声名大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赤字财政、政府过度介入和国有企业低效的弊端日益显现，西方经济转而陷入长期“滞胀”的困境。于是，20世纪60年代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再度兴起。西方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又开始纠正凯恩斯主义之偏差，放弃了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代之以“单一规则”为特征的货币政策，不断实施经济的私有化，减少经济中的政府财政项目……。
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的发展动力源仍为自由市场。今日之实绩业已表明，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内化的办法不断消除以往的“市场失灵”，凯恩斯主义的作用便日趋消退。美国经济在近一个时期内连续的高增长，亦可说明此理。
2.中国经济的供需失衡起因于“政府失灵”
今日中国经济的供需失衡不同于当年的西方社会。中国今日因价格下跌、产品滞销而处于困境的众多国企，并非自由市场体制下“市场准入规则”的产物。现体制下从企业是否组建、生产何类产品、多大规模，到选择经理人员、获得资金等，并非出自微观的分散的企业行为，而是集中的、政府审批决策行为。一个项目的审批决策，需经由地方政府层层申报，政府部门进行逐级论证，最后到中央政府各个部门审查后最终决策。从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到冶金、石化、纺织、汽车各行业，无不遵循如此的“制度安排”。
1992年以后，在当时新一轮赶超战略下，由上述的政府行为审批决策了大批项目，这些项目通过向政府各银行举债，间接或直接投入大量资金，的确曾获得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预算软约束下的投资行为从来就难以避免盲目和低效的病症。到1993、1994年时，病症以高通胀、高金融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为此，中央政府只得以行政手段（即所谓宏观调控、软着陆）对下属各级政府部门实施紧缩，这就是1995、1996年的双紧政策——命令银行收缩信贷规模，严格贷款条件，要求各地下马一些项目和开发区，等等。此举虽然取得了压下通胀的效果，但是，社会对各类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大量减少。由于国企普遍缺乏市场退出转轨机制，于是，当年建成投产的巨大生产能力很快表现为市场“供给过剩”，企业库存增加。银企关系陷入一个怪圈，一方面，企业高额负债，产品积压，急需资金；另一方面，不论是执行政府宏观调控命令，还是遵循基本的信用原理、放贷条件，银行都不能再给那些国企贷款，只能是“银行惜贷”。因此，整体宏观经济上表现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国企亏损加剧，大量国企人员失业、下岗。可见，中国经济近年来的供需失衡状况，产生于政府审批决策主导下的国有经济内部庞大而盲目、低效率而不能灵活应对市场变化的国企体系。这与当年西方大萧条时的通货紧缩的成因完全不同。
另外，与通货紧缩概念所表述的物价普遍持续下降不同，中国市场上物价有较多下降的是那些市场竞争强、供大于需的商品，或非适销对路的商品。而许多时髦、热销商品的价格并未下降。同时，在多数垄断产业中，如水运、铁路、航空、邮电、城市交通、医疗、教育、房租、水电、煤气等的物价却在上升，有些升幅还非常高。这些均在公众消费中占有很高的比重（它促使公众增加储蓄，亦成为银行体系连续8次降息后，却“轰”不出居民银行存款的原因之一）。
还有，并非所有行业都处于衰退状态。例如通信、邮政、旅游、城市交通、运输、教育等许多行业，从未有“内需不足”，那里的增长依然很快。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更快，如电脑业。这些均是中国经济在近年来依旧保持较高的增长率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是个国有经济仍占主要地位，民营、私营、合资、外资经济已占相当规模的综合体。后者具备活力与潜力，问题主要出在前者——国有经济改革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效绩。中国经济的现状与经济学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有着不同的内涵，称其进入了“通货紧缩时期”，其实际状况与理论概念不符。
3.双扩政策的效果及前景
1998年初，针对当时宏观上为压制高通胀和经济过热所采取的紧缩型财政和货币政策，国内许多官员、学者都在讲“宏观调控软着陆”如何成功；而后，随着国有经济的困境加剧，他们又改称经济“虽然着陆了，但不是降落在平地上，而是落在泥潭里，一下子起不来了，必须下猛药才行，必须用拖拉机把飞机拖出来才行。”于是，各级政府开始将投资方向转向基础设施。一些专家将其称为“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新政”，并以当年凯恩斯主义曾使美国经济走出困境为例，推断中国也可用此法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令人困惑之处在于，如果凡是由政府出面多发国债，以扩张性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就可以定义为凯恩斯主义的话，那么，中国经济50年来有很多时期都如此，该称什么？前苏联20世纪2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之前就这么做了，又算是什么？殊不知，不同经济体制在这里的实质区别不在于政府是否搞赤字财政和基础设施，而在于上述活动有着不同的推动机制和作用范围：一个是以无限的政府权力压制自由市场，叫作计划经济；另一个则是政府只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和调节自由市场，称作凯恩斯主义。两者貌似而神离。因此，中国经济实行双扩张政策的现实效果及前景如何值得讨论。
首先，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在刺激经济增长、拉动相关的产品需求和增加一些就业机会方面确有立竿见影之功效，但同时财政风险也随之增大。过去两年间，中央财政年发国债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基建支出增加了70%以上（未含地方政府的举债和支出），主要用于加固江河堤坝、新建粮库、改造电网、新建公路等。如此大的规模确能对许多商品扩大需求，吸纳成百上千万的劳动力，并保证了GDP增速超过7%。但是，同历来的政府基建项目一样，投资大、周期长、质量差、成本高、废品多的顽疾必然使其难有正常的投资回报。同以往一样，日后要还旧债，还要扩大新项目，只好靠更大数额的举债和赤字财政。80年代初，针对当时财政赤字达到几十亿元的状况，曾提出要使“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目标，然而20年来，目标不仅未能实现，问题反而日趋严重。1980年财政赤字仅达25.5亿元，到1999年已超过1000多亿元，增加了40倍以上。1981年国债发行量为48.66亿元，到1999年已超过4000亿元，增加80倍以上。今年估计赤字和国债还会提高。如此政府基建规模的扩大，将不断加剧国家财政上的恶性循环。
此外，如同海耶克所说，政府在制定游戏规则和参与游戏角色上是混淆的。这与自由市场体制下，央行主司调节职能，众多私人的金融机构从事商业融资和投资活动，金融风险也分散到各微观主体上不同。中国金融的风险，主要表现为金融体系内因投资贷款无法偿还所形成的巨额不良资产，这本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银行信贷的结果。实际上，央行及国有商业银行只是某级政府机关或其附属机构，整个银行体系不过是政府的“第二财政”。当前，在财政扩张的同时，银行也在奉命扩张信贷，投向各个工作项目，这同以往投向国企一般生产性项目，亏损后再贷款补贴亏损一样，许多贷款将是“壮士一去不复还”。其后果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引起财政上的增支减收。所以，金融体系的风险实际仍集中为财政风险，随基建项目扩张而增加的金融风险同赤字财政交织在一起，此等状况若不能遏止，最终到某个时期，财政就可能难以为继，财政风险将会转变为财政危机。
其次，加大政府工程项目的数量和规模，必然会同步增加当事官员的贪腐行为。经济学家何清涟曾指出：为扩大内需而大幅增加基础建设开支，结果却造成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平均每年虚耗1000亿元人民币。近年来，公开披露出的大批伪劣工程事件表明：官员的贪污渎职是造成伪劣工程的根子，而不是纯技术工艺原因。一些造成劣质工程的贪腐行为所以被揭露，是由于大工程出了质量事故，容易引起社会关注。实际上，在那些并未暴露出质量问题的国家工程中，同样滋生着大量贪腐行为。如：水利、电力工程是扩张性投资的重点方向，据1998年专项审计结果，查出19个省挤占挪用资金30多亿元，用于建房、购车、办公司等，约占审计资金总额的10%。另据近期对78个政府投资项目稽查披露：许多项目在招、投标中，没有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严重，搞自家人“一条龙”作业，层层分包十分普遍，资金浪费、损失严重，许多工程都需追加大量资金。
产权理论认为，大街上无主的李子树上的李子会被先到者乱摘从而受损，政府工程项目正是这样的“李子树”。倘若今后还要增加这样的“李子树”，“吃”工程项目生存、发展的制度性贪腐行为只会愈演愈烈。
再者，增加政府项目，不仅要增设机构，而且等于是在新建国企。我国政府机构庞大、官员数目过多是不争的事实。中央政府历史上多次下决心精简都不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这种政府主导经济的制度下，同精简机构的要求完全相悖，政府机构所管的事情必然同社会经济规模同步增加。当前，在政府基建规模原本已经很大的基础上，再行扩张，意味着从立项、层层审批、组织设计、融资、施工，到各类监督、检查、验收、查处的政府作业量亦随之扩张。而且，日后项目竣工后，还要招干招工、设立机构，投入运营，每个项目都相当于一个新国企的设立。已往竣工项目运营管理中的问题，同生产领域中国企的病症是一致的，即经营上垄断、僵化，产品质次价高，效率低，亏损大。如果说今日的国企包袱正是当年大力兴建国企造就的苦果的话，那么，今天大幅度地增加政府工程项目岂不将在日后给社会带来无穷的麻烦？
4.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低效而非规模不足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采取的变动政府收支和调节市场货币供给量的政策措施。如果社会上的众多企业行为都是有效率的话，这些政策措施便可对国民收入和社会投资活动产生乘数作用，进而实现调控整个经济的目标。这如同一座酒店，当经理发现很多房间水量不足、灯光昏暗时，他可以下令在总机房加大供水量，对电力增容。此举成功的前提条件是，供水管路及电路系统中没有水流、电力的泄漏损失。而如果第二个酒店中，房间水量不足、灯光昏暗的主要原因是供应系统泄漏，那么该店经理若只懂得学前一位，也来加大供水、供电，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代价很大，而收效甚微。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颇有点像第二个酒店的经理。他们把中国市场上表现出的供需失衡现象，简单地同国外对比，认定是“通货紧缩”，认定“现在正是发票子的好时机”，主张扩大货币发行量至通胀率2%～3%，并利用财政赤字多搞工程项目，忽视了中国庞大的政府经济体制的问题并非出自项目过少、资金供给不足，而是出自项目的低效和大量资金的滥用与流失。在1993～1996年实行“双紧”期间，货币投入量平均增长率为5.16%，远远低于当时的GDP增量。近年来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速已超过GDP增速的2倍以上，国内储蓄率高达40%～50%，银行体系内吸收的储蓄额已达6万亿元，存贷差超过1万多亿元。这么大的货币量却未形成通货膨胀，实际是因为大量资金被庞大的国企和国家项目“吃”掉了，资金流转速度减低了。这时的投资乘数作用是相反的，100亿元的低效投资成了负债后，形成的债务圈可达三四百亿元。这种资金运作效率低下、储蓄额虽很高但其运用效率却很低下的问题，靠扩张或收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解决不了的。
两年多来，中国经济又在搞各类政府机构层层动员，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力求经济增长8%的做法，以及马上要搞的“四部大开发”活动，都是令人忧虑的。一些做法仍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是想以转变投资方向去调节昔日同一行为产生的偏差。需要明确，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基本经济体制与运作机制的低效，并非规模不足。计划经济的做法只会加剧这种低效，而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是微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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