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宏观调控的得与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宏观调控论文,得与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宏观调控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是处理经济调节过程的国家力量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美国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但也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这就是说，在经济运转过程中，主要由自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使运转中的不平衡自发地得到调整和纠正。同时，单靠自由市场力量的自发调节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进行调控，以弥补市场力量的缺陷。宏观调控是促进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而绝不是代替市场机制。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后半期，美国经济出现“两高”（即高经济增长、高生产率增长）和“两低”（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并产生巨额财政盈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政府加强宏观政策调控相关。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的搭配，既消灭了长期困扰美国经济的结构性财政赤字，又抑制了过去难以驯服的通货膨胀，为美国经济持续扩张奠定了基础。当然，美国的经济政策也有其局限性，在解决一些经济矛盾的同时，却又产生新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
通过分析克林顿政府的紧缩财政政策、美联储的中性货币政策及当前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可以看到美国宏观调控的得失问题。
克林顿通过增收节支来扭转预算赤字
过去8年，克林顿政府始终把消灭财政赤字作为解决结构性问题的主攻方向，坚决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在1993年的《综合预算调整法案》和1997年实施，“平衡预算法”中，出台适当增税、削减补贴、减少军费、精简机构等开源节流措施，以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的目标。
广开财源增加收入。这主要是增加税收。
增税方案的实施使联邦政府税收增加2460亿美元，被认为是美国和平时期最大的增税。此外，政府通过其他渠道来增加收入，如1996年度预算计划拍卖联邦广播频道等，使政府增加收入几百亿美元；又如，通过加强税收管理和审计检查，堵塞税收漏洞，增收1000亿美元。
大刀阔斧削减开支。克林顿政府采取削减军费和压缩行政开支等手段减少联邦开支，使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度的22.2%降到2000年度的18.7%，创1967年度以来的新低。首先，削减国防开支。在1992-1999年度，美国国防开支从2984亿美元减至2767亿美元，即下降7.3%（近年来有所增加）；而1980-1989年度，国防开支从1340亿美元扩大到3036亿美元，增长了126.6%。其次，大力压缩政府行政开支。联邦政府主要通过精简政府机构并裁减联邦政府富余人员等举措来缩减行政开支。1993-1999年，联邦政府削减公务员近38万人，压缩近20%，如果按政府工作人员平均年薪4万美元计算，仅裁员就使联邦政府每年节省行政开支150亿多美元。
此外，克林顿还通过减少社会开支等措施来削减财政赤字。
削减财政赤字对经济的作用
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在与年俱增的财政赤字面前已缺乏灵活有效的解决办法，结构性赤字使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由于赤字使国债增多和利息负担加重，利率上升使投资不振和经济增长放慢，反过来又使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和赤字增大。而过去8年财政状况的好转则使经济处于一种良性循环之中：国债减少和国民储蓄提高，有助于利率的降低，导致投资扩大和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使财政收入增加从而使财政状况进一步改善，并继续支持经济的正常发展。克林顿的财政政策对美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抑制住国债猛增的势头，改变政府在货币市场发行公债并与私人企业争夺有限资金的不利局面，有利于企业扩大固定资本投资。国债规模缩小必然导致国债利息减少，从而使本来用于付息的资金被“释放”出来，用于企业投资。据2001年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93年以来，美国为国债付息累计减少3300亿美元。
其次，压缩国债规模也有利于降低长期利率（国债利率等），使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增强，鼓励企业筹资扩大经营业务，也刺激家庭借贷购买房屋和汽车及其他耐用消费品。据估计，由于削减赤字和国债政策的实施，长期利率比1993年以前平均低25%～3%，支付10万美元房屋抵押贷款的家庭每年少付2000多美元；同时，低利率使以分期付款购买汽车的家庭少付200美元。90年代美国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之一就是美国企业投资和消费开支旺盛。
再次，紧缩的财政政策，与美联储的中性货币政策相搭配，对于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对实现宏观调控至关重要。过去8年，克林顿政府始终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而美联储则根据经济运行的“冷”与“热”实况，实行“松”“紧”得当的中性货币政策。这样的搭配较合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减少相互制肘。
此外，其财政政策也有利于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在克林顿的多数预算方案中，削减政府许多项目的开支，却增加对科技、教育、培训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拨款，或至少使这些项目的开支增长不低于通货膨胀率的增长。
当然，克林顿的财政政策也存在不少问题。克林顿的增税措施对消费者开支和企业投资也产生一定的抑制效果；其财政政策没有真正解决社会贫富收入不公问题，广大群众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停滞或下降，而富裕家庭的收入大幅度增长，两极分化加剧；对大企业大规模的“缩编”和裁员浪潮，政府缺乏得力对策，使许多劳动者失去就业安全感。
美联储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
美联储货币政策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二是促进价格稳定。基于以上两个目标的平衡的考虑，美联储从1994年2月开始提出并实施一个的“中性”货币政策。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使货币政策不长期锁定在紧缩或放松方面，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热（增长率超过自身的潜在增长率）时，就实行紧缩的政策；反之，就实行放松的政策。由于美联储执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手段，已由过去控制货币供应量转向调整实际利率，特别是通过联邦基金利率（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对经济实行调控，美联储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调整利率，使经济增长年率稳定在2.5%或3%的目标上。具体来说，如果预期的年增长率低于这一标准，就调低利率；如果高于这一标准，就调高利率。
中性的货币政策具有3个主要特点（一）提前行动，防患于未然。当美国经济运行中出现过热或过冷的迹象时，及时采取相关措施，把问题控制在初发萌芽状态。格林斯潘认为，由于利率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有滞后性，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必须有预见性。（二）把握火候，微调为主。在1995～2000年，美联储每次上调或下调大多是25个基本点（即0.25%）。这种温和的行动，可防止利率调整对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突然性的振荡。在今年美国经济急速减速和股市暴跌不止情况下，美联储每次减息力度加大到50个基本点，但没有像市场预期的那样降75个基本点。（三）松紧结合，中性偏紧。尽管货币政策的做法是既反“过热”，又防止“过冷”，但在经济运行较正常情况下，美联储以预防通货膨胀为主。
迄今为止，中性货币政策实施过程经历了五个阶段：(1)为预防经济过热和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美联储从1994年2月到1995年2月一年中共7次提高利率，使联邦基金利率从3%上升到6%；(2)为防止经济“软着陆”演变为新的衰退，美联储在1995年7月、11月、1996年1月连续3次调低联邦基金利率，每次为25个基本点，从6%降到5.25%，并将这一利率水平保持1年多；(3)面对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美国股市产生冲击，美联储在1998年9月至11月连续三次降低利率，每次25个百分点，联邦基金利率从5.5%降到4.75%；(4)1999年6月到2000年5月6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从4.75%升至6.50%），为防止经济和股市过热，(5)由于2000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急剧减速和股市继续下跌，美联储在2001年1月和3月先后3次降息，每次降50个基本点，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5%。
中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美联储的“中性”或“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是较为奏效的。首先，它既反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又抗经济衰退或经济过冷，对90年代特别是1996年以来美国经济的持续、低通胀和快速增长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到2000年12月，美国经济已出现了持续117个月的持续增长，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张。其次，它较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的“脉搏”，掌握好干预的时机和度数，使经济运行较为平稳。由于美联储及时做调研和预测工作，较少受一些偶然因素或暂时现象干扰，美联储更多根据深层次的因素判断来决策，无论是上调、下降利率，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均较准确、到位和适时，较好地抑制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隐患，因而使经济运行尽可能避免大起大落。第三，中性政策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还有效地阻止金融危机向美国蔓延，并有助于美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如上所述，1998年9月到11月，美联储在美国经济增长仍强劲和通胀很低情况下，3次调低利率，这是中性货币政策在全球经济运行的成功的应用，如果只考虑国内经济运行因素，不改变政策，不仅使全球金融动荡加剧，最终也会使美国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第四，中性货币政策的实施还有助于对美国股市的调控。格林斯潘近几年来在决定是否调整利率时，也把股市运行情况作为考虑的因素，如果股市飙升过快，他就提高利率加以抑制，有时发出“口头警告”，也可促使股市进行一定幅度的纠正。这种对股市的间接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股市进行“阶段性”的调整，挤掉一些泡沫。
然而，中性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也有赖于其他因素的支持和配合。例如，它需要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搭配，否则，它的有效性就受到制约，在赤字和国债增大和长期利率上升条件下，中性货币政策难以奏效。又如，长期低通胀也是多种因素的结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生产率的提高、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疲软等，都导致通胀下降。没有这些因素的存在，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的作用就会削弱。
中性货币政策也有它的局限性和不足。它实施是主要凭经验进行操作的，还缺乏理论根据。由于传统的“菲利普曲线”原理（即失业率低于6%，通胀率就上升等）已无法解释当前经济扩张的新现象，因此美联储一直在寻找这条曲线的新的平衡点。正如格林斯潘2000年1月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点”就是消费者的需求与劳动力市场这两者间的关系究竟发展到什么“度”的时候，才能引发通货膨胀；迄今为止，美联储仍未确定“点”在何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近些年来十分谨慎，犹如“摸着石头过河”。尽管经济界对格林斯潘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肯定的，但对其批评最近在增加，特别是对美联储在1999年以来的措施持否定态度，有人称，美联储去年的过分紧缩做法是“矫枉过正”，从而酿成了当前美国经济急剧减速；还有人认为，美联储近来减息行动迟缓和力度不够，也是近来美国股市连连狂泻的重要原因。
布什减税可能产生的影响
布什入主白宫后立即提出了16200亿美元的10年（2002～2011财年）减税计划。布什减税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已经并将继续出现巨额预算盈余，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今后10年美国联邦预算盈余将高达56000亿美元。减税的目标是使纳税者可支配资金增加，从而刺激消费，拉动需求，从而使经济增长持续下去。
从长期看，包括减税在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减税将增加社会总需求，有利于经济增长。然而，从近期看，减税对促进复苏的作用可能比较有限。其一，减税额较小。据布什减税计划，2002年度和2003年度用于减税资金只有306亿美元和663亿美元，即每年减税占美国消费者开支额只有0.5%和1%，可谓“杯水车薪”。其二，减税不及时。布什计划要经过国会辩论和批准才能实施，尽管众院已通过部分减税方案（约9800亿美元），但由于参议院中两党实力旗鼓相当，对减税方案分歧仍大，即使能在7月前批准并实施，其对阻止上半年经济下滑也是“远水不解近渴”。
美国经济界对减税计划褒贬不一，但不少人对其近期作用持怀疑态度。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部主任罗伯特·利坦指出：如果减税建议的减税规模缩小，国会将较快批准，否则将在年底才通过，这样减税计划对美国经济近期增长积极影响不大，甚至有副作用。这是因为当减税计划在年底实施时，美国经济在放松的货币政策作用下已恢复增长，美联储将不得不以紧缩货币政策来抵消扩张的财政政策造成的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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