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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一个既有理论指导性,又有实际操作性的重要文献。认真学习《纲要》,认真贯彻和落实《纲要》,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爱国主义:时代的主旋律
正如《纲要》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这是因为,爱国主义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最广泛的人民群众都具有的热爱自己祖国的一种崇高的深厚感情,是为了祖国的独立、繁荣和富强贡献力量的强烈责任感,以及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有长期的历史传统,在社会舆论、社会心理上有深厚的根基,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
爱国主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形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也形成了一种具有约束力的特殊行为准则。作为社会意识,它既是一种政治标准,也是一种道德意识。作为行为准则,它既是政治规范,也是道德导向。因此,违反爱国主义原则,背叛爱国主义精神,不仅会损伤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因而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道德的约束,甚至还可能承担政治责任。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汪精卫为首的民族败类,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彻底背叛了祖国,而成了十足的卖国主义、卖国贼,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谴责。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批卖国贼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有不完全相同的内容,尽管在爱祖国、爱人民这个基本的方面是一致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①
在原始社会时期,国家还没有产生,当然也就谈不到爱国主义。不过,生活在一定氏族、部落中的群众,为了生存和发展,热爱自己的氏族,热爱自己的部落,也是可以理解的。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国家出现的条件下,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自身利益,于是产生了爱国主义。在我国古代社会,爱国主义的锋芒主要是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黑暗统治,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国家分裂,抵御外族侵略,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爱国主义直接表现为救亡图存,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而斗争;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相结合,赋予爱国主义以新的内容。
在今天,当我们的祖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毫无疑问,爱国主义应当体现为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为社会主义祖国而献身。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②这是对我国现阶段爱国主义特征的精辟概括。
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奋进了40多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40多年的光阴不过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饱经风霜、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来说,这40多年是一部天翻地覆、永远值得回顾的伟大史篇。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日益发展壮大。1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及其建设成就,更使祖国面貌日新月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已为40多年历史事实所证明。作为当代的爱国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就是必然的了。所以江泽民同志说:“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③因而爱国主义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二、中华民族富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
《纲要》指出:“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据已有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170万年前,祖国的土地上就有了人类的活动。中华民族的祖先,主要起源于祖国各地的古人类。云南的元谋人、陕西的兰田人、周口店的北京人、广东的马坝人、湖北的长阳人、山西的丁村人、北京的山顶洞人、广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资阻人等,是从本世纪20年代至今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早期人类。
中华各民族的祖先,从7000年前就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创造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西南的巴蜀文化等,为多民族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经过了长期的发展,黄河流域古代各族居民不断地吸收、融合,演变为华夏族,并与周围的少数民族加强了联系。商、周两期,周围各族以拥护“天下共主”的方式,和商代、周代结成密切的政治关系。秦统一六国后,置36郡,后发展为42郡,其版图包括了古代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部分,中原地区也有部分少数民族杂居,中国开始形成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汉代继承秦代的制度,并且扩大了疆域,北边击败了匈奴,南边平定了百越,西边开通了西域,经营了河湟地区,在西南边的西南夷地区设置了郡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我们有着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这个传统,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爱国主义的壮丽颂歌,铸造了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民族之魄”。对此,试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古文明的摇篮地区之一,而且是人类的起源之邦。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已有约4000年之久。中国是人类文明开创时期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人类文明都有自己不同程度的贡献。被称为“欧洲文化发源地”的古希腊、罗马,分别于公元前五、四世纪和公元一、二世纪进入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以及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时期;而中国自公元前八世纪即开始进入封建社会,随之出现了华夏民族的文化高潮、诸子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我国的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前340—前277年)比“俄罗斯诗人之父”的普希金(1799-1837年)要早2000多年。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莎士比亚(1564-1616年),却比我国元代伟大戏剧家关汉卿要晚300多年。中国的古代史学典籍,更是举世无双,仅24史即达2000多卷之巨。欧洲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前484—前425年)所著《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共9卷,是西方第一部主要历史著作。而在这之前一个世纪,我国的孔丘(前551—前479年)就修了《春秋》,同一时期左丘明著了《左传》。中国古代史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
公元七、八世纪,即中国唐朝时代,当西方人还住着茅屋、土堡的时候,中国的一部分居民已住着整齐华丽的居室。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就有了“千丈之域,万家之邑”的大都市,如洛阳、咸阳、邯郸、大梁(开封)、郢都(江陵)等。唐代城市的规模有了进一步发展,以长安为例,仅城内居民即达30余万户。根据考古发掘,长安城为规整的长方形,长8.6公里,宽9.7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全城有25条大街,将城内分为109坊和东西两个市。这在1000多年前的中世纪,为世界历史所罕见。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最早兴起的地区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起源中心。据统计,在全世界已知的666种主要栽培植物中,起源于中国的就有136种,占1/5强,居世界第一位。商代已有牛耕,战国时期已经广泛使用铁制农具,到魏、晋时期农业已经形成了耕、耙、磨等一整套先进的农耕方法。粮食的生产在汉代已相当丰富了,大豆、蔬菜、油料作物,以及茶叶、蚕丝的生产,在古代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农业方面逐步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的耕作理论。农业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基本条件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
第二,创造了优秀的科学技术成果。毛泽东曾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④又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⑤中华民族“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⑥在中华民族的开发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
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是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集中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对人类文明和进步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造纸术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产生了,到公元2世纪蔡伦在总结以往造纸工匠经验的基础上,改进了工艺,选择了原料,终于制成质地轻薄、价廉耐用的纸。东汉以后造纸术传入朝鲜、日本,后来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地区。印刷术萌发于战国时代,到公元7世纪发明了雕版印刷,公元11世纪便发明了活字印刷,此后几百年内传入欧洲,成为科学复兴的手段。火药的发明萌芽于西汉的炼丹术,到唐朝末年火药转入军事家手中,被制成火器,广泛用于战争,也在欧洲人之前。我国四大发明传入西方,对欧洲社会变革及其历史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成为欧洲冲破中世纪黑暗的曙光,近代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很难想象有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古代科学家张衡、沈括、郭守敬、宋应星、祖冲之、贾思勰、徐光启、李时珍以及劳动人民的发明家,木匠鲁班、石匠李春、水工高超、纺织工黄道婆,在世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的贡献。例如,东汉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比欧洲发明第一台地动仪早1700年。南朝祖冲之计算出圆周率的近似值,在世界上第一次算出圆周率准确到小数点后6位数,这比欧洲要早1100多年,北宋沈括所著《梦溪笔谈》,创造了“十二气历”,800年后英国才有类似的历法;他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欧洲早5世纪。明末清初宋应星所著总结明朝生产技术的《天工开物》,被外国人称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此外,在医学、天文历法、地学、化学、工程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雄伟的万里长城,就是历史的奇迹,伟大的工程。
到了近代,中国虽然落后了,然而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刻苦耐劳的精神并未消失;到了现代,又发扬光大。
第三,富于光荣的革命传统。毛泽东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国人民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与热爱祖国是不可分割的。爱国主义是经过千百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人们对祖国的这种神圣的感情是与他们的共同利益相联系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伟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使中华民族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一直保持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生机。中华各族人民富于革命传统的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或不完全相同的表现形式,在中华民族古代历史上,爱国主义是正义、进步的象征;在近代历史上,爱国主义是通向革命的桥梁;在现代历史上,爱国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当代,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为了反对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中华各民族掀起了大小数百次的起义。当外部敌人入侵和压迫来临的时候,中华各族人民联合起来进行了反抗和斗争。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产生了许多民族英雄,例如,戚继光抗击倭寇的斗争,名垂青史;郑成功抗击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的斗争,至今仍为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所纪念。爱国主义精神把我国古代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显示了不可侮的浩然正气,成为正义和革命的象征。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表现更为突出,更为鲜明。为救亡图存,为争取独立、自由、幸福和富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特点。近代中国人民的先躯者,从林则徐、洪秀全到孙中山,无数的爱国志士,怀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前仆后继,英勇斗争,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遭受了挫折,但是他们留下的爱国主义精神,却象丰碑一样矗立在我们心中。
从近代到现代,一批又一批爱国主义的先进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个伟大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然是一个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不首先成为爱国主义者,就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党的杰出领袖,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到千千万万的共产主义战士,差不多都经历了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程。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条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道路,同样也是一切爱国者正走或将要走下去的道路。中华各族人民酷爱自由、热爱祖国的革命传统,是催人上进,激人奋发的精神武器。
三、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
云南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组成部分,其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与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相吻合,而且还显示了自己的若干特点。
首先,多民族的云南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曾经多次发现各类灵长类动物化石,比较著名的有开远小龙潭古猿化石、禄丰古猿化石、丽江古人类骨胳化石、文山古人类牙齿化石、呈贡古人类牙齿化石、元谋古猿化石等。而且,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古人类牙齿化石,经多年研究和分析,已证明元谋人是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的早期类型直立人代表。与元谋人化石共存的,还有旧石器和火的痕迹,这是人类使用技术伟大成果和最早的记录之一。元谋人证明了云南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从“庄开滇”进入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云南历史,云南就纳入了祖国的版图。汉代“滇王之印”的发现,确证汉代云南地区已接受中央王朝的管理。唐、宋时期云南出现了南诏、大理政权,但它们仍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且成为中原王朝在西南的屏障,为保卫祖国边疆作出了贡献。元代在云南设置行省,云南遂成为行省一级区划的名称,延续至今。云南各族人民自古至今,都把自己看作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次,云南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科学技术成就,显示了云南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早在4000年前,云南已普遍栽种稻谷,“稻作文化”成为远古云南文化的重要特征铜器、铁器、茶叶、矿冶、医药、天文历法以至民居建筑等方面都有引人注目的科技成果。
就以云南各族人民创立的医药学来说,仅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77年版)的就有:白族的紫金龙,苗族的大黄药,纳西族的岩白菜,傈僳族的岩陀,佤族的块根木蓝,景颇族的胡蜂酒,傣族的亚乎奴、七味榼藤丸子、雅叫哈顿散,藏族的毛河子、余甘子、波棱瓜子、洪莲、榜嘎、五味麝香丸、十一味能消丸、十三味榜嘎散。这些药味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而且经多年的实践,效果良好。藏医、傣医、彝医已形成自己民族的医学体系,并出现了本民族文字的医药学著作。《玉龙本草》、《苍山本草》,分别是纳西族、白族人民的重要医学著述。
云南人兰茂所著《滇南本草》,成书于明初,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早100多年,是我国现存本草书籍中较早较完整的地方性本草书籍之一。它是经过30年的实地调查、博采众方、医疗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搜集考订云南丰富的中草药有独到之处,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代名医曲焕章,创制“百宝丹”,是医治创伤和消炎止血的良药,后发展为饮誉世界的“云南白药”。
云南农业发达较早,稻谷、棉花、玉蜀黍、茶叶栽种甚早。白、壮、傣、纳西、阿昌族的坝区水稻精耕细作;哈尼、景颇、彝族的山区梯田耕作技术;彝、苗、瑶、傈僳族的包谷、洋芋、荞子耕作技术在古代都处于领先地位,品种多样,各具特色。傣族长于糯稻,白族善于粳稻。傣族的软米、白族的硬米、德宏傣族的遮放米、文山壮族的八宝米,品质优良。阿昌族的“毫安公”良种,获得“水稻之王”的美称。
治理滇池、兴修水利、牛耕技术、药物栽培以至热带作物的栽培等,都有值得注意的科技成就。例如,元代以来,治理滇池的重要工程是清理水源、疏浚河道和海口,挖筑松花坝水库,广建提闸及人工渠道,达到了避水害、兴灌溉的目的,对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直到今天,松花坝水库以及海口的通道等,仍然是云南水利工程技术的佼佼者。
云南25种少数民族中,有12种民族,即藏、傣、彝、回、白、纳西、哈尼、傈僳、拉祜、佤、基诺、独龙等族,在历史上有过自己民族特色的历法,对天文也有特殊的认识。在这些历法中,彝族十月太阳历尤其值得重视,其精确程度,可与现代科学技术媲美。历法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尺度之一,精确的历法反映了云南各族人民所取得的重要科技成果。
再次,云南各族人民也有自己光荣的革命传统。自古以来,云南各族人民为保卫祖国的边疆、为反对封建暴政,曾经进行了多次的英勇斗争。进入近代以后,在外国列强和封建势力的侵略、压迫下,不仅从未屈服,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大的反抗侵略和压迫的革命斗争和爱国主义热情。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杜文秀起义,李文学起义,马嘉理事件,刘永福抗法斗争,反对英国侵占猛乌、乌得的斗争,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反对英法霸占七府矿产的斗争,昆明人民的抗法斗争,反对英国入侵片马的事件,周云祥领导的个旧矿工起义,同盟会领导的河口起义、永昌起义,辛亥腾越起义、昆明重九起义,云南护国起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昆明响应五四运动、中共地下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推翻唐继尧统治的“二六”政变,党领导下工农运动的开展,云南人民对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支持,反对英国入侵的班洪事件,抗日战争滇军的英勇出征和抗战,云南人民抗击日寇入侵的滇西抗战,基诺族人民反压迫的起义,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抗议国民党杀害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的斗争,反饥饿反迫害,反美扶日运动,“七·一五”运动,以及党领导下的云南人民反蒋游击战争,云南和平起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云南的胜利等,都一再表现了云南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革命斗争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
四、认真学习《纲要》有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需要认真学习《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关键是要坚持和落实。怎样才能有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呢?这要从各地区、各民族的实际出发,按照《纲要》精神,针对不同层次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措施和方式。
第一,《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因此,爱国主义教育要从少年儿童抓起,把教育的重点放在青少年身上。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加上他们的思想正在形成过程中,抓好青少年的教育就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重要的一环,就是要让青少年认真学习和了解祖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
第二,要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把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意志、信念,转化为爱国主义行为。爱国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这就是说,不仅要正确了解祖国的昨天和前天,更要正确认识祖国的今天,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生命,放出新的光彩;使一切爱国者,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作出更多的贡献。
第三,在爱国主义教育中,要抵制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和认识,不断消除一切消极的腐朽思想的影响。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各种“左”的右的错误思潮,都有可能置出来,干扰我们的事业。因此,只有不懈地同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想进行长期的斗争,消除其影响,才能保证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顺利进行,取得更有效的成就。
归根结底,坚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中,要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要自觉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学习,辛勤工作,促进安定团结,促进改革和建设,振兴中华,努力使中华民族早日跻于世界先进国家和民族之列。
注释:
①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0、623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③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第389页,红旗出版社1990年8月版。
④⑤《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1、5页。
⑦《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